新冠时代黎明的阴阳、佛陀、和柏拉图的洞穴

作者：马克·安德鲁西奥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九日庚申

          耶稣2021年1月12日

新冠疫情时代的黎明，量子般跳跃进入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全球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其发展前景已经赶超几十亿人的设想。全球社会是什么？这是现代人的梦想，最早由数百年前的杰出思想家如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政治战略家设想勾画出来的梦想，他们为新世界奠定了蓝图，其基础建立在可量化的数据上，除了是在新世界的建造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意义之外，任何意义都被剥夺了。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的作品开辟了一个世界，其中自然---日常的生死---已经等待被征服，或者如果呼应意大利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的话，被“移植”到严格管理的技术场地。现在，只有依靠激进的抽象或者区分才能成为可能，在当今或许最好结合古代形象如阴阳以及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明亮和阴暗元素等背景下来了解这种抽象和区分。

现代世界应该是由光明的一面即阳面组成的，或者笛卡尔的说法只是由“清晰和明确的”东西组成。但是，从阴或女性那里抽象出阳或男性，现代性修改了阳，将其硬化，并遮蔽了它看到阴暗的对立面。阳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因而也就失去了流动性。我们不再能说人生的自然道路或生死相交或生者和死者的偶然切合。死亡被竭力回避，虽然仅仅承认是塑造新阳起因的燃料---一个支配所有他者和所有不屈服于其指令的新理由。

这个新阳是将所有多样性“全球化”为同质的普遍性的新世界元素：通过妖魔化古老的统一性（包括从前的政治身份和共同体）而赞美多样性，作为特洛伊木马来驱除所有多样性或将多样性彻底中立化，清除多样性的所有意义。这是打着进步多样性的幌子拒绝和消除差异性和他者而实现的。从阴中萃取阳使得阳切分一切，为了迫使所有东西都纳入其帝国之中。一旦阴或死亡被驱逐出新阳意识，所有被我们当作“世界”的东西就完全落入生产逻辑的支配下，似乎破坏不再是生产中天然存在的东西，似乎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组成部分。

这是阳的世界，最近几个月以来打着“新冠”病毒的幌子而得到巩固。新冠病毒（The covid-19）标志着所谓透明新时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言自明，以至于所有的相异性－－－包括对参照点的怀疑而非新阳的官方参照点－－－都已经被禁止，或许仅仅是通过排斥的方法。应该成为透明化身的生活的官方的、光明的一面是最大的口罩和最大骗局的标志，惹人注目地体现在官方世界有关新冠病毒的话语中，这个话语将所有替代性描述都妖魔化为“假新闻”。

官方全球话语的胜利不可避免地非常浅薄，因而只有一层皮那么厚。外表胜利并不能克服战胜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因为与阳格格不入而被断绝关系的阴的黑暗中冒出的替代选择起来造反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阳针对阴的立场，我们将这两个元素分别起个绰号---习俗（nomos）和自然（physis）或许有些帮助。在习俗取得胜利之地，成功假装已经消除了所有对立面，自然，就是对立面的阴暗摇篮通过换称/借代而变成了习俗的敌人。自然代表了所有自称习俗者的对立面。

就是在习俗取得胜利或者迫使所有异议者闭嘴的气候下，习俗成为最大错误，以至于很多知识分子乐于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习俗中寻求真理。正如亚里士多德批判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自然主义者”或佛教佛祖悉达多•乔达摩王子（Prince Siddhartha）质疑隐循者那样，发现真理不是可以从习俗幻觉之外寻找的东西而是在习俗的核心，作为产生习俗幻觉的诗意心灵。虽然有人忍不住要拒绝习俗生活，认为它不公平，或者以主人对无辜属下的欺骗为基础，已经顿悟的悉达多或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都看到大众上当欺骗是心甘情愿的。人们普遍需要谎言，尤其是高尚的或崇高的虚构，整个民族就建立在这个虚构之上。正如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Leopardi）在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教导之初所说，没有谎言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人们在伊甸园中或许能在没有虚构谎言的情况下过得很好，但自从他胆敢朝外张望以便寻找真理以后就不行了。在对无限性的恐惧中，他不得不被迫在天黑之前遮盖自己赤裸的身体。因此可以说，用来遮蔽隐私的无花果树叶就成为文明的基础元素。

意识到人类社会是因为一种必要性而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人们不仅需要虚构而且牢牢抓住它不放，这种虚构的基础是对一种观念的前现代拒绝，即把人们从所有幻觉中解脱出来或者指导他们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客观性”的“去神化的”新世界。科学主义梦想认定单一逻辑能够从非个人角度支配我们的整个生活，或者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核查。这个梦想并没有被前现代的人认真严肃地对待，因为它们缺乏任何技术手段来赋予它大众眼中的可靠性。今天，技术为独裁者提供了空前的手段来说服全体国民相信，我们都能生活在单一话语中，这个话语构成某种堡垒用以防御超验性生活和话语的任何开放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已经实现了绝对内在性的梦想，似乎后现代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超越迷信的世界，一个我们只统计主要有现实性的东西。正好相反，后现代人生活在几乎完全追求最虚空的东西中，也就是说为其提供燃料所需要的干扰和劳动。今天已经实现的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即历史已经进入原始客观性或赤裸的现实主义的时代，我们可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但并不相信任何东西，只要我们与世界同在。现在，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个世界只有光秃秃的数据，是构成宇宙的最终“积木”的“信息”。人本身及其生活被认为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息，丧失的人口“数量”与我们的彻底死亡碰巧吻合。我们的身份应该是保存在档案室的物质材料，依据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而被新闻机构循环利用。

我们的自由意志论者时代已经成为将德国纳粹把人看作纯粹数据的令人憎恶的强制性冲动的化身，没有人从这种轻松随意的方式中辨认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反讽味道。在历史的终结－－－我们认定的历史终结－－－之地，站着众多被遗弃的人，对他们来说，“超人类主义”似乎就是快乐无比的圣城麦加。

难怪在我们看来经典古代完全无法理解[1]。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必须这样，而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阻止我们听见任何与我们时代和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逻辑不一致的声音。

我们现在站在现代早期改变世界梦想的末端或者最后阶段和巩固过程中。改变世界不仅被假设为我们最自由的“责任”和“道德律令”而且也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可以说，我们命中注定要改变世界。我们更进一步相信，改变世界是人们一直在做之事，即使只有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能改变世界，该如何呢？我们不能改变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经典古代是正确的，我们并没有改变世界，我们不过是将世界的组成进行部分排序或重新排序，整体上看世界没有任何变化，又该如何？让我们设想，世界的组成部分在类型和整体性上是固定不变的，但我们通常转移了某些成分作为我们排序、人性化或从世界内部将某些领域文明化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比如，我们能聚集诚实的人进入单一共同体，而不是任凭他们被困在不诚实的人群中束手无策。我们能围绕文明社区建造防御性围墙，只邀请诚实的人进入，将所有不诚实者排除在外。

这并不是经典古代推崇的温和版本，但仍然是我们的经典所欣赏的版本，无论是心照不宣的还是公然宣布出来的认识，即绝对诚实的人往往很罕见，他们仅仅构成群体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人通常被认为是诚实的，也就是说纳入到城里，那里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得到遵守，无需将其错误地当作真理本身。

我们的经典看到政治生活中有天生的或必要的局限性：人类秩序或文明秩序没有能将人性中产生的准人性的（无意识的或物质的）运动减少到最低，物质的很多“旋转”在政治生活中继续存在，好像必然如此，正如激情从来不能完全被征服控制一样。大众的激情或许偶尔能够被驯服，但肯定不能长久如此。其实，只要文明的影响长期存在，能够用自己的抒情诗感动石头哭泣的古希腊诗人俄耳甫斯（Orpheus）的出现就是很罕见的例外。期待政治生活能够不仅仅是模仿神圣生活或者民法和秩序能够不仅仅是拙劣地模仿对真理，这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充满诗意的模仿，依据其对自我批评的神圣模式的开放性程度高低，我们的政治处境可能更好或更坏。将政治封闭在神学或宗教世界中的诱惑就等同于误将模仿当作本身的诱惑---误将生成过程当作存在本身。

现代人通过用无限进步的术语重新设想生成过程已经成为最大诱惑的猎物，似乎作为整体的生成能够聚集成为存在统一体。在论述经典对生成的另外一种替代性理解时，我们攀登上存在的阶梯，从更小的存在模式升上更高的模式，更高贵更文明的模式，但从来没有让阶梯的低级台阶悬空。我们上升不是从物质变成神圣，而是从物质走向对神圣开放的人性。在这个世界，经典设想的人性或者文明生活和秩序就是我们的适当目标－－－对神圣统一体开放而不是成为神圣统一体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维持对神圣统一体的开放性，我们唤醒了我们自己的开放性中内在的神圣性，最终认识到人是神圣性的，通过这种认识发现或者设想自己是目的本身。充分文明的人属于一个共同体，他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产生不是依靠偶然性或盲目的必要性或通过天缘巧合：我们的出生源于夸克和银河系的“旋转”以便实现其在不再朝外的运动中本来倒霉的旋转，但是反射性的---同心的---腾空物质的惺惺作态，腾空把权力当作其来源的幻觉。这个适当的人类向心运动充当了窗户，透过它神能够发现自我，透过人的尊重看清自我，看清神的面目。思想、反思本身和最终的所有运动都属于神，因此，用反思性的传统主题（topos）辨认出人是说得通的，其中神向自己展示自我：最终是人在思考，作为神的存在属于神本身。

我们文明的经典讲授的东西不是人性升级到神性，不是人类将准人性和超人性－－－兽性和神性综合起来的“历史”而是人性本身的神秘提升，人性时代的到来，作为神性的神圣授权的镜像。不多不少。因此，我们的经典再次拒绝改变世界。我们的有政治意识的或已经苏醒的经典代表的东西是承认人类世界符合天意地对神性具有开放性。除了这个认识之外，将世界的本质解释为碰巧与承认一致，我们不能提升，事实上我们丧失了自我。除了经典古代讲授的文明模式，我们只是变得不文明或者野蛮了，即使我们或许相信已经进化到更加自由和先进的社会，比我们的经典能够梦想的还要好得多。

那么，对我们的经典来说，世界不可能被改变，这是因为它应该如此，也就是说是神性的镜像，其中我们或许能或许不能扮演证人的角色，作为唤醒神性的场所。前现代性的经典代表拒绝控制世界的任何社会性尝试以便世界能够映射其中一种族群或意志，更不要说凌驾于其他是非标准的法则或规定体系了。要显示世界是什么---阐明它是什么---同时有助于适当人道的或文明社会的繁荣，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之事。做更好事的尝试可能做得更坏，或者更加青睐一种幻觉而放弃我们的人性，幻觉更多地呼吁我们牺牲对神性的开放性转而更喜欢世俗成功；就好像除了其他世俗目标之外，我们的成功能够被衡量一样。

总之，在最好的情况下，当今社会能兑现经典古代社会的最好社会理想，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通过在充斥着自己的普遍赋权的环境中成长，通过追求建立一种关闭神圣超验性机会的社会，背叛经典代表的东西。

经典古代的最好社会存在严重缺陷，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时代遗忘的是，虽然存在严重缺陷，但它允许经典产生对我们知道的神性的最伟大证明。经典教育者关注的焦点不是完美社会的构建而是高度不完美社会的培育，同时维持对神圣完美性的开放性，它通过经典古代的伟大纪念建筑尤其重要的是道德英雄和思想英雄的生活体现出来。我们的社会称赞他们，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是奇迹，但他们与经典相比就显得渺小多了，不是站在经典巨人肩上的侏儒而是自己独自站立的侏儒。相信自己是巨人的侏儒投射给世界上他们庞大的身影。

我们就是侏儒，放弃了经典那样对道德和思想卓越的追求，这与现代的卓越骗局形成对比，也就是说排斥任何和所有评断标准自我归因的卓越。这在大学圈子里尤其明显，那里的卓越范式往往成为掩盖平庸的面具。

首先，我们时代早就放弃的东西就是经典对观念的现象学探索---不仅仅是服务于未来世界观的“冒险”（怀特海（Whitehead）的用语）而是对展现在整体性的纯粹可理解性或对秩序的纯粹认识等领域的永久人性形式的审视。

虽然并不尝试改变世界，我们的经典教育者的确将世界人性化，在帮助人们回归人性，回归他们本身，回归他们所处状态的理由。经典如何帮助这个世界呢？依靠英雄般地代表或体现构成世界本身的可理解性观点或形式。改变于是就总是功能性的，甚至在阐释方面具有偶然性。被纳入进来的是对世界真实内容（非虚幻的）的探索，而尝试改变它们意味着荒谬透顶。对表演的探索（永久形式）与现代性邀请未来世界占支配地位的形式格格不入，这种形式解决对立的世界观之间的冲突。

将经典与现代性区别开来的东西首先是他们的英雄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反映在对宇宙（普遍秩序）的代表或物质运动在超验性照耀下展开。因此，比如我们的前现代经典并不尝试建立起一种对物质运动的泛神论解释，这种解释恢复到物质力量（如地球引力）作为终极理由。在他们看来，提出对超验性持开放态度的解释，这样一来，天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模仿术语而不是看不见的物质力量来思考。在两种情况下，解释依赖于类比，但是在前者，我们拥有诗歌类比，而在后者，我们拥有机械（抽象）类比。对我们前现代的经典来说，试图仅仅用物理学术语来理解物理是个错误。可以给出的更喜欢的替代选择是将物理解读为对心灵的模仿---这种模仿显然是通灵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或许说行星围绕恒星转，它“模仿”更高级的存在，即使它倾向于保留自我。

对物理运动的诗意解读注定与诗意地理解作为独立存在的时空密切联系在一起。这里，时间是决定意识的不同差异。如果用其他方式表述，时间是一种标准，用以测量物品相对于其完美状态或思想中的存在（being-in-thought）的两方面的分割。

我们需要放慢速度来思考时间，思考我们说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来到静止点，我们需要把自我从时间中的存在的幻觉中解放出来。我们并没有最终迷失在时间中，时间并没有过去，是我们过去了或事情过去了，因为它们依据自己的方式显示了自我，它们见证自己的思想存在的方式。我们或许说到一棵树的“时间”，这棵树反思自己纯粹的可理解性的方式。在这个方面，正如柏拉图所说，时间是永恒性的形象。只要我们不能实现我们存在的无限完美性，可以说，我们就是“移动”，我们以一种适合我们物种的方式重新出现或重新生产。我们重新出现的过程就是我们的人生，是某种舞蹈，反射、模仿或见证我们的完美舞蹈，人最终能变成的东西。因此，作为人，我们有自己的时间，我们以自己的方式长大。要理解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将其作为我们永恒性的“算法”或无限的完美性来解读，作为一幅需要阐释的图画。因此，人有自己的时间，而树有自己的时间，有反思其思想中的存在或其自己的纯粹可理解性的方式。正是障碍的存在迫使我们前进，正如历史学家维柯（Vico）在《论意大利的古老智慧》（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1710)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因此，我们看到进入模仿我们纯粹存在的过程中。我们的经典对人生的呈现是充满诗意的事业。至于空间问题，正如亚里士多德强调的那样，除了某种揭露它之外没有其它空间。空间是心灵确定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不在空间中移动，相反，空间依靠我们的运动而产生，这个运动被诗意地理解为完全依赖形而上的完美性或静止点的活动。

总之，经典对我们生活在空间中的现代教导的别样解读是教导我们认识到，我们是通过诗意地回应我们的永恒性而创造空间的。我们对永恒性的回应方式与我们的物种相适应，确定了作为人天生应该有的样子。因此，必然结论是伦理学是通向形而上学的大门。

人作为人生活应该有一种合适的方式，这并不碰巧与树的适当生存方式一致，但可以相容，因为人和树两者都扎根于可理解性。

没有人比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更系统地批判现代性拒绝经典诗歌了。他严厉批评笛卡尔式的颠覆经典教育是培育赤裸裸的独裁专制。现代人抛弃经典自由教育将开启空前暴力的时代，部分受到古代占有宇宙的愚蠢追求的刺激。致力于修改无限性或对我们的存在的无限完美追求的生活必然充满暴力，而不是在诗意的、政治的模仿的低基础上反映它。改变世界的工程必然充满暴力，也就是说要将其移植到全新技术和机械的基础上。因此，维柯批评斯宾诺莎将政治简化为重商主义。在维柯看来，现代进步是走向将伦理学变为形而上学的蒙昧主义者的一种退步，似乎政治生活是最高形式的生活，好像我们最崇高的渴望能够仅仅被局限在当下，好像我们能够在不用回顾过去的情况下飞跃进入未来。

维柯特别小心地警告人们对诗歌的错误看法可能导致诗歌模仿因为无限进步的幻觉而黯然失色，意味着跳跃进入真正消除虚假和超越任何怀疑的确定性之中。我们在这里处在现代性的数学式“新科学”（伽利略的nuova scienza）的黎明，维柯用他自己的诗歌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或者科学的复兴或挖掘来反驳，它并没有将任何老科学留在后面。

在现代性的新科学看来，现代人有责任甚至若用康德的说法就是道德律令来将过去（必要性王国）改造为不可能跌落到过去的将来（自由王国），对维柯来说，我们的虔诚与我们对体现着人的诗歌本性的共和国机构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维柯对古典虔诚的辩护说明了人类事物的诗歌循环（cose umane），未来必然通过现在而进入过去。我们不是在从过去中走出来，昨天不是变成了今天，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在迈步进入新世界。如果我们说什么新世界的话，那个世界必然是一直存在的世界，也就是新世界或现在世界。“新世界”不是在未来而是在现在，作为诗歌形象和小说，虽然即将死去成为过去却同时指向了所有时间框架的永恒前提。

只要我们仍然受限于或者被现代性的进步时间概念盲目折叠，那就几乎不可能设想维柯对时间的经典理解。现在难道不是过去的产品吗？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踏入未来吗？维柯的经典暗示的替代选择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远不是踏入未来，我们是在踏入过去，如果没有经过未来的话，它们永远不可能转变为现在。如果有了现在，那是因为现在的死亡---现在已经跌落成为过去---为了现在的复兴或重新再现。另一方面，现代性的现在打着积极增长的幌子回避自我否定。通过自我否定，已经抛弃了针对纯粹的超验性进步的开放性，确认了更偏爱进步派对超验性的直接阴影。这里，现代性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经典时代过去的基督教的世俗替代品。因为如果使用基督教术语，如果没有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复活。现代性发现的唯一具有吸引力的“复活”是那种预先假设拒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或者心理疾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拒绝自我牺牲。现代性提出的“象征性的”自我牺牲是没有彻底做到自我否认的阴影或者自我否定噩梦。自我否定现在不过是一种走向进步派的自我确认道路上的战略性的或方法性的形式步骤。自我否定代表了相对来说没有风险的经济投资。因此，我们不冒风险损害我们的世俗身份认同或者确定性意识，而不过是它的一个或多个资产，总是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历史”档案。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进化论者，让世俗身份认同面临风险将意味着等同于冒险让一切都处于风险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鉴于现代性的内在论或者鉴于现代性的现在对于永恒性是封闭的，正如莱布尼茨的“单子”（monad）没有窗户一样。对超越我们自由的“理性”的开放性让我们能够完全冒着牺牲自由的风险却不用丧失自由。如果这样的理由被局限在我们的发展理由或黑格尔所说的“历史”自由，我们将永远不能真正冒着牺牲自由的风险，我们的行为将不过是装着在冒风险丧失自由的样子。我们的自我牺牲将是虚拟的或自我牟利的，正如所有现代“意识形态解放者”那样，我们的自我牺牲将陶醉在建造新世界的前景中，最后创造一个新世界社会。

对我们那些仍然能够怀疑现代性的进步叙述的人，包括其维持存在本身的进化论本质的概念框架来说，现在既对不变的存在持开放态度，也积极参与到一种生活中，这种生活逃避一直被称为“开放社会”的进步的不断变化的指令。现在一直有双重的效忠，但从道德上说它已经依靠形而上学复兴而死掉了。重申一下，伦理学就是我们打开形而上学大门的钥匙。我们现在条件的构成承袭了西方的柏拉图和东方的佛陀最栩栩如生地体现出的古代条件。

在柏拉图描写的苏格拉底看来，这个英雄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内容，以免这个世界被视为与纯粹的可理解性天堂或者与人类世界本身切断联系的洞穴。求助于超验性，求助于前苏格拉底的“科学”偏离或对公共舆论的否定产生了后挫力，转向在人类幻觉的心灵中探索形而上学真理，这些幻觉如今被解读为诗意的反应，以免它们被暴君或者暴君心态遮蔽在其最初的期望值中，这种心态修改和操纵公共舆论作为创造新世界的工具，这是一个从以前的“洞穴”换位到前苏格拉底的、自然的“科学”的天堂。我们在那里将建造一个超越共同偏见或诗歌的新社会；一个超人类客观性的纯技术和科学的社会，也许仅仅是人们要求古老的政治边界（即稳定不变的法律）被不断变化的商业法则和管理规范所取而代之。苏格拉底主义批判性地位于前苏格拉底科学或诡辩术后期激发起来的这种现代渴望的路中央，由于宗教虔诚的帮助挫败了理性的锐气，最终显示自然科学家是骗子，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比农民或鞋匠更接近真理。实际上，在苏格拉底看来，诡辩者的“科学”代表技艺高超的骗术，因为它假装站在所有虔诚或共和国义务之上。自然科学对普遍责任的呼吁－－在康德看来得是我们的“道德律令”---提升进入超越政治的社会，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不过是偏离真正虔诚的捕野禽娱乐活动。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西方讲授的东西，佛教的悉达多在远东讲授，邀请人们回归人类社会作为唤醒见证终极现实的场所。悉达多对人性或政治早期“科学”否定，转而倾向于“自然”不过是其后来批判古代信念的初步探究。如果呼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说法，上升之道就是下降之道，也就是说我们冒险返回源头的道路碰巧和我们从源头下降的道路一致。像苏格拉底一样，悉达多教导我们说，我们可能称呼的“自然科学家”在假设他能够返回到形而上学的统一性时是错误的。我们能够取得的成果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诗歌镜像，是对应我们生活或伦理学的映像，因为人类就生活在与他人之间的对话中。

当年轻的悉达多离开他奢华的王室生活前往寻找真正的觉醒或真理时，他看到同胞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分都迷失在道德和认识的睡眠中。可以说他们是活着的死人，像鬼魂一样在幻觉世界到处游荡。悉达多返回到民众之中传递出深刻的认识信号，他的民众不是最初迷失在白日梦中，这样的人处于觉醒的开放性中，即使他们的生活无知愚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他们游荡进入他们条件的遗忘是一种堕落，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来克服。因此，悉达多变成了佛陀，唤醒人们心灵的教育者，讲授我们所珍视的东西的人，字面意思是“虚空”。我们的所有确定性都是梦想，尤其是我们处于自由状态的确定性是梦。

就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一样，佛陀并没有写作，他的学生纪录下他讲述的有关无知和人类所有确定性的虚空的讲授。这个课程并没有像后现代自诩的佛教徒可能认为的那样，打算作为邀请人们来拒绝超验性或最终觉醒；而更可能是旨在引导我们走向它，充分认识到我们没有能力占有神性或过远离幻觉的生活。用佛教的术语涅槃（nirvana），超脱一切烦恼的境界就发生在“轮回转世”（samsara）之内或幻觉的重演。因此，佛陀并没有让我们放弃常识，而是将其视为空荡荡的超验性真理的镜子，以防我们错误地将我们想象的世界当作家园地盘。我们可能说我们属于另一个世界。如果求助于古老的佛教日文译本《竹取物语》（Tale of Princess Kaguya或一般以其主角名字,称作辉夜姬(かぐや姫)又译赫夜姬,是日本的一个故事。创作于十世纪初,是日本最早的一部物语文学－－－译注）的术语，我们最终属于纯粹可理解性的“月亮”。但必须在这里发现这个“它者”世界：必须在伦理学中发现形而上学。悉达多返回到他的民众和他建造的僧伽中，致力于追求无知镜子中的真理共同体，以免我们将无知伪装成隔绝真理的海市蜃楼的地基，把虚幻的东西错当成真理。

现代性颠覆了苏格拉底－佛教的转向，动身开始建造新的超人世界，通过使用苏格拉底来摧毁他曾经推崇的宗教虔诚来获得“技术科学的”确定性。苏格拉底被用来反对他本人，或者他的著作被用来攻击其传统成果---不仅如此，还塑造了针对神圣超验性的崇敬。剥夺了它对神圣超验性的开放性，苏格拉底的对话将适合于作为对隔绝神圣超验性的新世界的批判基础。现代性是这样一个世界，居住着的不是在神圣超验性的天堂面前虔诚地承认其无知的人，而是完全不虔诚的虔诚者，正如维柯所说，是虔诚地拜倒在自己偶像面前的人。

返回到我们身边之后，苏格拉底或佛陀并没有遭遇虔诚的无知，而是不虔诚的弄虚作假；人们散步，不再反思而是在睡梦中反思，那些相信在关键问题上已经顿悟的人们和那些诅咒任何怀疑其确定性或所谓知识的人都是敌人。我们的“科学”或进步必须不能受到任何质疑，以免美丽的现代性的整个新世界就像纸牌屋一样分崩离析。而且，为了确保现代技术科学确定性的堡垒能够不受严肃怀疑的冲击而幸存下来，我们的“科学专家”已经搭建可敬的舞台，其中他们能控制所有公共话语。这个舞台就是因特网，一个推动现代性事业前进的远程信息处理网络，同时令所有反对它的东西都掉入“陷阱”，最著名的是将话语碎片化（变成零星信息）窒息真正的苏格拉底式批评，将其压在频繁出现的娱乐大山下，诱惑人们一劳永逸地放弃、厌恶和谴责经典古代的虔诚。

总之，回到我们身边之后，苏格拉底和悉达多已经不再面对保持对哲学的可能性的开放态度的前哲学无知，但面对用科学术语假装成为哲学成就化身的后哲学无知，确认自己的前进方向，拒绝所有对科学基础的所有严肃怀疑。

回到我们身边之后，柏拉图式的经典遭遇民众的敌意，这些人相信出于开明的责任一定要改造世界。面对我们这个后哲学超人部队，苏格拉底和悉达多可能不原意尝试改变我们的世界，而是要阐明其虚无和我们的无知。他们将引导我们逃离现代性的或后现代性的后哲学偶像崇拜产生的娱乐或者作为化身的娱乐，把我们从任何形式的灌输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为了知识的利益而且为了传统的宗教虔诚。

注释：

（1）在这之前，本文使用“经典古代”和“经典”大致用来指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的希腊文化的代表。

作者简介：

马克·安德鲁西奥（Marco Andreacchio），因为阐释中日哲学经典与西方对应哲学的异同而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并因为对但丁的宗教权威的柏拉图式阐释而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若干高校教书，发表了系统阐述政治哲学议题的论文。

译自：Yin-Yang,Buddha and Plato’s Cave at the Dawn of the Covid Age by Marco Andreacchio

https://voegelinview.com/ying-yang-buddha-and-platos-cave-at-the-dawn-of-the-covid-age/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