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诠释的多元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

作者：朱汉民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 第8期

前言

王船山创造了一个既有深厚文化传统、又有超前意义的思想体系。清咸、同时期湖湘士大夫们推崇船山思想，希望重振湖湘地域理学传统，船山思想成为正在建构的近代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辛亥以后，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均推崇船山学，他们通过对船山思想的不同诠释而实现湖湘文化的重新建构。

为全面展现“船山诠释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本公众号将从“船山理学思想的诠释与湖湘理学文化的建构”、“船山启蒙思想的诠释与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船山诠释的多元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通过诠释船山而建构湖湘文化的必要性”等四个部分，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大作以飨读者。

船山诠释与湖湘文化近代转型之三：船山诠释的多元化与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古老的中华文明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仍然要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主义势力的强大，同时还要面临新的官僚资本所带来的危害。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出现了各种各样希望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文化思潮。在诸多不同文化思潮中，有三大主流的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

自晚清道光以来，湖湘地区一直是中国新的文化思潮衍化发展的重镇。辛亥以后，这一地域文化格局仍然得以延续。自由主义、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主流文化思潮在湖湘文化转型中虽有轻重之分，但是均得到完整的体现。尤有特点的是，这三大思潮均与船山学的诠释有关。可以说，船山思想已经成为湖湘文化近代化建构的重要资源。

首先，湖湘地域的自由主义思潮与船山学诠释的关系密切。其实，从戊戍维新以来到民国时期，湖湘地域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脉相承，而且，这些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大多引船山先生为同道，同时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权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对船山学作出新的诠释。前面已经论述到的谭嗣同、章士钊、杨毓麟等均是追求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民权等理念的民主主义人士。同时，他们所理解的王船山，就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民权的思想家。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时期。如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司长、总统府政治咨议，后又任代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刘人熙先生，就是一生服膺船山学。他于民国三年创船山学社并任社长，民国四年创办船山学刊。刘人熙所理解与诠释的船山思想，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的自由主义理念，即所谓“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2]这一“独立之精神”，是所谓“独立之国”、“独立之教育”、“独立之学术”的根本。这显然是以独立、自由、民主的近代西方观念对船山思想作出的创造性诠释。

杨昌济也是深受维新、辛亥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他留学日本、英国多年，广泛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细看民国初年杨昌济先生的思想言论，就可以发现他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倾向，这也影响了他对船山思想的诠释。杨昌济经常以他所接受的西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伦理观念来重新诠释船山思想。譬如，他这样说：“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3]船山所说的“自践其身心之则”，其实就是儒家对道德主体性的重视，杨昌济对船山伦理学的特点以近代“个人之独立”作出诠释，并认为“吾国伦理学说，最重个人之独立”。杨昌济先生还将王船山的“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的观点理解为“船山亦主张人本主义者也”[4]这一切，均体现出民主主义者杨昌济对船山学诠释的近代化特点。

民国初年兴起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本文不称其为“文化保守主义”，是因为考虑到这一思潮的先趋人物的思想并不保守，而是维新、革命运动中激进人物，如其早期代表人物梁启超、熊十力等人均接受、倡导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但是，由于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依然要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转型为辛亥革命后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而民族文化本位论就是从这种民族主义中发展、衍生出来的。与船山思想有密切联系的熊十力先生就是这种状况。熊十力是湖北人，从上古的楚地到近古的两湖，均体现出地域文化背景的密切关联，他能够从年轻时就深入研习船山著作、终生服膺船山之学，与这种地缘上的联系有着密切关系。熊十力参加革命十余年，很早就接受了近代的民族、民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受湖湘学人谭嗣同所诠释的船山思想的影响，而且他接受船山学说与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同时发生的，他自己说：“时国事日非，余稍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5]但是，辛亥革命后，列强威逼下的民族国家仍是灾难深重，熊十力认为只有重振民族文化、继承绝学、讲明人道，才有可能“扶翌国运”。他这种通过复兴民族文化而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思想，也是来之于王船山。熊十力一直认为船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是“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而以蛮族暴力与印度佛教思想视为有一致排斥之必要”。[6]由此可见，熊十力作为民国时期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创始人，与船山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对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诠释，其实正是他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观念的投射。而且，他所理解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要将儒家的圣贤之学来解决当时存在的士习民风问题，即所谓的“反身克己工夫”。所以，熊十力成为现代新儒家或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我们要充分注意到船山思想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资本主义、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湖南地区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毛泽东还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体现出的“中国化”，就包含着船山思想在内。青年毛泽东求学期间就接受了船山学说，他常常星期天去船山学社听船山学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也是王船山的崇拜者，他在课堂上常常讲到船山的思想，所以，毛泽东的《讲堂录》中还留有关于船山思想的课堂记录。船山思想不仅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还用船山学说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李锐所说的：“曾国藩刊行《船山遗书》之后，研究船山学术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毛更不例外。一九三七年他在抗大讲哲学，以认识论为重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7]事实上，毛泽东的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即《实践论》与《矛盾论》，与王船山先生的知行观、阴阳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8]当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广泛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但船山哲学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新的高峰，而由于地域文化传统的原因，青年毛泽东很早就接受了这个“在湖南尤成为一时风尚”的船山学，所以他在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自觉地将船山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所以，后来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包括嵇文甫、候外庐、张岱年等，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对船山思想的诠释，并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船山哲学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注释：
 
[1] 关于“民族文化本位主义思潮”，学界一般称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等，本文以为称“民族文化本位思潮”更合适一些。
[2] 《船山学报叙意》，《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74页。
[3] 《论语类钞》，《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13页。
[4] 《论语类钞》，《船山全书》第16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14页。
[5]  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
[6] 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7] 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8]  参阅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该书对船山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深刻影响有系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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