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经学史小考（上）

作者：陈鸿森

来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九九五年、六十六本第四分

陈鸿森先生按：本文原载一九九五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六本第四分。惟此文发表时，“《尚书孔传》之北传”一节，因故删略，改题《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今据旧稿将此节补入，仍改回原题，特此说明。

摘要

南北朝时，南北学风异尚。惟因北朝经学著作，今多不传，故历来论述北学，大抵依据《北史‧儒林传序》相沿成说。本文特就《尚书孔传》之北传、北学并于南学之故、北朝之《公羊》学，以及《尚书正义》与二刘义疏之关系等四事，加以检讨：（一）《孔传》传行北朝年代，旧有二说，《北齐书》、《北史》以为在北齐武平末；孔颖达《正义》则谓隋初始传入河朔。此二说俱未确，本文列举《水经注》等证，论述《孔传》北魏时即已流播河北。（二）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北朝经学固守郑、服旧义，学最纯正；乃其后竟为南学所并，系因“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所致。本文则钩稽史实，认为北朝学术荒疏，实其终为南学所并之主因。（三）皮氏认为《北史‧儒林传》所言“何休《公羊》大行河北”之说，并非实录。实则《北史》此说系本之魏收《魏书》。兹据《魏书》传志参互考证，北魏时何休《注》风行河北，其说宜可信；特北朝学风多三传兼习，故学者鲜以《公羊》专门名家耳。（四）《尚书正义》一书，论者多言其书除唐人驳正刘炫诸处外，其余俱本刘炫旧疏。因刘炫《尚书述议》久亡，此一假说迄难断其然否。今证以日本所存刘炫《孝经述议》残本，更由本疏推勘，可决《尚书正义》实参用、截取刘炫、刘焯两家义疏而成，非如刘毓崧、潘重规等所言，专据刘炫一家也。

南北朝时，江左、河洛学风异尚，《北史‧儒林传‧序》固有明文记之：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1]

此南、北学分立异趣之大较也。顾北朝经学著述，今多不传，故历来对北学之发展及其经说得失，鲜有深论及之者。顷阅皮锡瑞《经学历史》，见其论述北朝经学，时有可议。本文拟就《尚书孔传》之北传、北学之并入南学、北朝《公羊》学，以及《尚书正义》与二刘《述议》之关系等四事，略加考论，以俟经学史研究者论定焉。

《尚书孔传》之北传

《尚书孔传》之北传，旧有二说。《北齐书‧儒林传》云：

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总，[2]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及李铉、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间刘光伯（炫）、信都刘士元（焯）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3]

《北史‧儒林传》文同。[4]历来学者多据《北齐书》及《北史》之文，以为北朝所传《尚书》，为郑玄《注》本；迄北齐武平末，刘炫、刘焯得费甝所着《尚书义疏》，由是古文孔《传》始见知于北方学者。按费甝诸史无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尚书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费甝撰”，[5]《经典释文‧序录》亦言“梁国子助教江夏费甝作《义疏》，行于世”。[6]知费氏《义疏》本属南学，其书疏释者为孔《传》古文本，故学者多谓北学孔《传》之传，始于二刘。近刘起釪《尚书学史》亦据此而言：“北魏、北齐皆不知有伪孔安国《古文尚书》，直到北齐之末，其学者刘炫、刘焯，得到南朝学者费甝撰的《尚书义疏》，才将伪《古文尚书》传到北朝。”[7]此以孔《传》北传在北齐武平末。

孔颖达《尚书正义‧序》则言：古文孔《传》“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8]皮锡瑞《经学历史》亦云：“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南方书籍如费甝《义疏》之类，亦流入北方。”[9]此则以孔《传》传于河朔，事在隋初。

今夷考之，二说俱非其实。按北魏郦道元着《水经注》，其书屡屡引述孔《传》之说以释地：

一、《河水篇》：“又南过蒲阪县西。”郦《注》：“《尚书》所谓‘厘降二女于妫汭’也，孔安国曰：‘居妫水之内。’”所引见《尧典》孔《传》。[10]

二、又“又东，过大阳县南。”郦《注》：“东南迳傅巖，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按《说命篇》：“说筑傅巖之野”，孔《传》：“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11]与郦《注》所引者文字微异，盖写本传钞源流不一耳。

三、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郦《注》：“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按此及以下各条所引，并出《禹贡》孔《传》。[12]

四、《济水篇》：“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沇水。”郦《注》：“孔安国曰：泉源为沇，流去为济。”孔《传》文见导沇水注。[13]

五、又“东出，过荥泽北。”郦《注》：“《尚书》曰：‘荥波既潴’，孔安国曰：荥泽波水已成遏潴。”[14]

六、《浊漳水篇》：“又东北过斥漳县南。”郦《注》：“《尚书》所谓‘覃怀厎绩，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国曰：衡，横也，言漳水横流也。”按《注疏》各本此《传》作“漳水横流入河”，无首“衡，横也”句。[15]《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孔《传》，与郦氏正同。[16]

七、《涧水篇》：“东南入于洛。”郦《注》：“孔安国曰：涧水出黾池山。”此引“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注。[17]

八、《谷水篇》：“谷水出弘农黾池县南墦冢林、谷阳谷。”郦《注》：“谷水又东，左会北溪，溪水北出黾池山，东南流，注于谷，疑即孔安国所谓涧水也。”此亦据“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注。[18]

九、《漆水篇》：“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郦《注》：“孔安国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也。”此见导渭“又东过漆沮入于河”注。[19]

十、《漾水篇》：“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郦《注》：“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此据“嶓冢导漾”注。[20]

十一、《沔水篇》：“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口。”郦《注》：“《尚书》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孔安国曰：漾水东流为沔。”[21]

十二、《禹贡山水泽地所在》：“鸟鼠同穴山，在陇西首阳县西南。”郦《注》：“孔安国曰：共为雌雄。”此见“导渭自鸟鼠同穴”注。[22]

十三、又“三澨地在南郡邔县北沱。”郦《注》：“《尚书》曰：‘导汉水，过三澨。’《地说》曰：‘沔水东行，过三澨合流，触大别山阪。’故马融、郑玄、王肃、孔安国等，咸以为三澨，水名也。”此见导漾“过三澨”注。[23]

考郦道元《水经注》引《尚书孔传》凡十三事。此外，亦有其文虽未明引孔《传》，然所据实出伪孔古文本。《济水篇》：“又东北过卢县北”，郦《注》云：

〔历城县故城〕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书》舜耕历山，亦云在此。[24]

按《尚书‧大禹谟》：“帝初耕于历山，[25]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孔《传》：“言舜初耕于历山之时，为父母所疾”云云，[26]郦《注》所言“《书》舜耕历山”者指此，所据《大禹谟》正伪孔古文本。又，《淇水篇》郦《注》云：

〔淇水〕又屈迳顿丘县故城西，《古文尚书》以为观地矣，盖太康弟五君之号曰五观者也。[27]

此则郦氏参合伪孔本《五子之歌》及《逸周书‧尝麦篇》等为说也。此外，又有郦《注》虽不引伪孔经、传，然实本孔《传》为说者。《泗水篇》郦《注》：“菏水，即泲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杨守敬《疏》云：

《禹贡》导川之“至于菏”，即豫州之菏泽。《汉志》：“菏泽在定陶东”，又云：“湖陵菏水在南。”《说文》：“菏泽水在湖陵。”以菏水为菏泽所出之水。傅寅《禹贡集解》谓在定陶者其泽，在湖陵者其流，是也。乃孔《传》释“至于菏”，曰：“菏泽之水”，谓菏泽在湖陵，误矣。郦氏《济水篇》以胡陵入泗为泽水所锺，此亦云“菏水即泲水所苞注以成湖泽”，殆惑于孔《传》泽在湖陵之说，如胡渭所讥也。[28]

郦《注》此虽未明引孔《传》，然如杨守敬所论者，其说盖因孔《传》而误也。

凡此，并郦《注》援据伪孔经传之可确考者。其引文散见《水经》全书各卷，寻绎上下文意，绝非后人所窜入者，是《尚书孔传》郦道元既已见之，且再三引之矣。按《水经注》成书年代，诸说不一，[29]然道元卒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则北魏时孔《传》固已传行河朔，初不待费氏《义疏》北传而后河洛学者始知《孔传》也。

《水经注》，明万历时期吴琯校刊本

复考《魏书‧房法寿传》，言房景先作《五经疑问》百余篇，“其言该典，今行于时”。史传载录其说之“切于世教者”若干事，其一云：

问《尚书‧胤征》：羲和诘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曰：衡纪不移，日月有度。……是以爰命羲和，升准徂节，使晷数应时，火流协运。……[30]

按此所谓“羲和诘其罪”云云，见于伪孔《胤征篇》。[31]史载房景先卒于北魏神龟元年（518），然则北魏时古文孔《传》既已流播河朔，此亦可为旁证。今绎史文云：“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盖北朝时北齐学术最为凋弊（详下），故民间鲜见孔氏注解，非谓北齐武平末孔《传》始传入河北也。至孔颖达称《孔传》“隋初始流河朔”，尤考之不审，斯其疏矣。

北学之并入南学

皮锡瑞《经学历史》曾论：“北学胜于南者，由于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玄）、服（虔），不为伪孔、王（弼）、杜（预）所惑，此北学所以纯正胜南也。”[32]皮氏因此深慨乎隋唐时北学竟为南学所并，盖由“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而“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故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所习而学焉。[33]

皮氏认为北人“俗尚纯朴，未染清言之风”，因举李业兴对梁武帝言“素不玄学，何敢仰酬”之语，作为“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34]惟今考之，其说实不尽然。按北朝学术以北魏为最盛，魏时虽似奖劝儒学，实则儒、释、道三教和合并行。如《魏书‧儒林传》载太祖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而《释老志》则言太祖“好黄老，颇览佛经”。[35]其后太宗拓跋嗣继位，“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然“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36]献文帝拓跋弘虽极力普及地方儒学教育，“诏立乡学，郡置博士、助教”；“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然亦“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37]而孝文帝则“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善谈庄老，尤精释义”。[38]可见北魏诸帝并雅好老庄，崇信佛法，上行下效，故《魏书》特立《释老志》，为诸史所未有，足觇一代风气矣。

另据《魏书‧程骏传》载骏语：“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着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献文帝因“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39]又《卢玄传》载卢元明“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论》数十篇”，[40]则北魏学者非不言老庄玄虚。另如《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表上之。……诏答云：‘卿才思优洽，业尚通远，息栖儒门，驰骋玄肆’云云”；“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41]而《周书‧儒林传》载：卢光“精于《三礼》，……又好玄言。……撰《道德经章句》，行于世”；又言沈重“学业该博，为当世儒宗，至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42]《北史‧儒林传》载何妥撰《周易讲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43]则北朝经学者未尝不杂染玄言，史籍固历历可考。特诸儒之书今皆不传，无法一一取征耳。皮氏但援李业兴一例为说，未免偏据。

至皮锡瑞认为：北学“笃守汉学”、“能专宗郑、服”，故“以纯正胜南学”。今夷考之，此说亦非其实。按北朝经学亦颇参用南学，非必如皮氏所言，专宗郑、服，笃守汉人旧义也。如《尚书》孔《传》，郦道元《水经注》颇引之以说地；[44]齐隋间大儒刘炫、刘焯更据孔《传》，各撰《述议》，发挥孔《传》，为唐人《正义》之所本（说详下），此北学《尚书》参用孔《传》之例也。

《周易》王弼《注》，则《北齐书‧儒林传》明言：“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45]是北朝儒生固多肄习王弼《注》者。

而北朝学者传习《左传》杜《注》者尤广，《魏书‧儒林传》言：“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梁越以下，传受讲说者甚众。”[46]另《贾思伯传》载：太保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为侍讲，“思伯遂入授肃宗杜氏《春秋》”；其弟思同，后亦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47]则杜《注》固由齐地而洛阳，更传诸帝室矣。《贾思同传》末记：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48]

此尤见北魏讲授《左传》杜《注》者实繁有徒，不其一人。又，张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49]郦道元《水经注》尤多引杜《注》以说地，[50]是北魏时服《注》原未专行。《北齐书‧儒林传》亦言“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注》”、“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元凯所注”。[51]凡此，可知《左传》杜《注》固久已流播河朔。

《三国志·魏书》，南宋刊本

综上所述，则皮锡瑞谓北学“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云云，此皮氏个人之信念耳，非史实也。《隋书‧经籍志》于《易》言：“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于《书》则言：“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言：“至隋，杜氏盛行。”[52]浸润之渐，北学之并于南学，有自然矣。

抑北学之并入南学，亦自有故。按《魏书‧儒林传》言：“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诸生疑滞，咸决于献之；而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然所标宗旨，颇异旧义”。[53]据此，则刘献之说经多自标新义，固非“专宗郑、服”汉学者。而《张吾贵传》则言：“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祐粗为开发，而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其生徒私下窃语张生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即诣刘兰问之，“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例无穷，皆多新异。……辩能饰非，好为诡说”。[54]《刘兰传》亦言：“张吾贵以聪辨过人，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55]按刘、张当时推为一代儒宗者，而献之经说“颇异旧义”，吾贵“其所解说，不本先儒之旨”，观此，则北学虽号“宗尚郑、服”，亦奚以为？抑吾贵于《礼》、《易》，“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读《左传》一月，即自创义例，敷说无穷，其空疏亦云甚矣。

北朝学者徐遵明最称名儒，《魏书》本传云：“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北齐诸经之传，除《诗经》传自刘献之外，自余多出徐遵明门下。[56]而遵明本传载渠受学情形云：

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乃私谓其友人曰：“张生名高而义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遵明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千里负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师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于此。”[57]

而《北齐书‧儒林传‧序》则言：“诸儒如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粗习也。”[60]此诸家者，皆北齐名儒，乃于专门之业，“亦皆粗习”而已。又《周书‧儒林传》载：樊深为博士，“经学通赡，每解书，尝多引汉、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故后生听其言者，不能晓悟，皆背而讥之曰：‘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61]皮锡瑞谓“北人笃守汉学”，乃北周儒生于汉、魏以来诸家旧义，多未能晓悟，仅能拘守一先生之言。

绎此诸事例，知北朝经学所以并入南学者，北学本身之荒疏实其主因。此义前人未经道及，今特表出之。

北朝《公羊》学

《北史‧儒林传》言：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62]

皮锡瑞《经学历史》非其说云：

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谷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63]

皮氏《经学通论》亦持此说，[64]按此说实非，此皮氏疏于考证耳。今味史文“大行河北”之语，本合郑、服两家言之，犹言河北所行群经注解，郑玄、服虔、何休三家所注，视他家尤盛耳。《北史‧儒林传》“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之语，当本诸魏收《魏书‧儒林传‧序》，[65]魏收（506－572）身历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其说必非无据。今以《魏书》考之，何休《公羊》行于河北，尚有迹可寻也：

一、房景先撰《五经疑问》百余篇，史传录其说十四事，中有论《公羊传》“王者之后郊天”云云一条。[66]

二、《高允传》载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着有《公羊释》、《议何郑膏肓事》诸书。[67]

三、《刘芳传》载芳着《何休所注公羊音》一卷，[68]是必其时河朔所传《公羊》多何休《注》本，故刘芳特为其书作音也。

四、《良吏‧窦瑗传》载瑗上表论事，引《公羊》为说：“《公羊传》：‘君杀，子不言即位，隐之也。’期而中练，父忧少衰，始念于母，略书‘夫人逊于齐’。是内讳出奔，犹为罪文”云云，[69]此处引文，见《公羊》庄公元年《传》。

五、《礼志二》载景明二年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言，引“《春秋公羊》鲁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传》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陈者，就陈列太祖前。太祖东乡，昭南乡，穆北乡，其余孙从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犹合也；禘，犹谛也，审谛无所遗失’云云。”[70]此朝廷议大礼，孙惠蔚依据何休《公羊》，论禘祫之义也。

六、又神龟初，侍中、太傅王怿上议，讨论庙制，引“《公羊传》：‘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今以为摄主者，摄神敛主而已，不暇待彻祭也。何休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也。’……”，[71]此据《公羊》昭十五年《传》及何休《注》，以驳太学博士王延业、博士卢观据许慎、郑玄之说，谓天子、诸侯作主，大夫及士则无也。

七、郦道元《水经注》亦多引《公羊》为说，《河水四》注云：“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晋败之大阳者也。”又《河水五》注云：“又东北，迳元城县故城西北，……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袭邑也。说曰：袭，陷矣。”又《济水二》注云：“菏水又东迳武棠亭北，《公羊》以为济上邑也。”又《淄水注》引“《春秋》鲁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齐’，《公羊传》曰：‘季者何？纪侯弟也。贤其服罪，请酅以奉五祀。’”并其例也。证以《谷水注》引“《公羊》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72]知郦氏所据亦何休《公羊注》也。

据上所引，则《魏书》、《北史》两《儒林传》言何休《公羊传》，与服虔、郑玄诸注“大行于河北”，说宜可据。现传徐彦《公羊传疏》，近今学者考定其书实为北朝旧疏，[73]此《疏》专为何休《注》疏通证释，此亦北朝专行何《注》之一证也。洎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儒林传序》，始言“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74]《北史‧儒林传》沿仍其说耳。[75]盖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俶扰”，[76]学术最为凋弊，史载当时“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其州郡虽亦立学，“学生俱差逼充员，……坟籍固不关怀”。[77]然则北齐时《公》、《谷》二传，“儒者多不措怀”，原不足为异。此时移世变，学术有隆降耳，故《魏书》言郑玄《尚书》大行于河北，而《北齐书》则言“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78]其例正同。皮氏未考时势变迁，未免读史疏略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元刻明修本

至皮氏谓“《北史‧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梁祚一人”，此亦不然。按《魏书‧儒林传》言梁祚“尤善《公羊春秋》、郑氏《易》，常以教授”，既常以《公羊》教授，当必有从学者，一也。《刘兰传》载兰治《左传》，“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79]则当时固有明习三传不尚墨守者，故刘兰排毁《公羊》，反为世所讥，二也。更考北朝诸史，梁祚而外，《魏书‧辛绍先传》载辛子馥“以《三传》经同说异，遂总为一部，传注并出，校比短长”；[80]又《儒林传》载刘献之着《三传略例》；孙惠蔚“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81]《逸士传》载李谧“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82]《北齐书‧儒林传》载李铉撰《三传异同》；张雕虎“徧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孙灵晖“《三礼》及《三传》皆通宗旨”。[83]又刁柔上议，论五等爵邑承袭，据“《春秋公羊》之义，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论承袭者无嫡子，则立嫡孙；无嫡孙者，当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刁氏所引“嫡子有孙而死”三句，正何休《公羊》隐公元年注语。[84]又《周书‧儒林传》载熊安生“从陈达受《三传》”；[85]《北史‧儒林传》载张奉礼“善《三传》”；房晖远“明《三礼》、《春秋三传》”；刘炫能讲授何氏《公羊》。[86]又《隋书‧郎茂传》：“就国子助教张率礼受《三传》群言”。[87]据此，则北朝明习《公羊》者实繁有徒；既讲《公羊》，则必用何休之书。盖两晋以后，诸家《公羊》义日寖衰微，河朔流传，惟何休一家，故《北史‧儒林传》言“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自非虚语。特河北学风不尚墨守，学者多三传兼习，鲜以《公羊》单经专门名家耳。

陈鸿森先生按：本文原载一九九五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六本第四分。惟此文发表时，“《尚书孔传》之北传”一节，因故删略，改题《北朝经学的二三问题》。今据旧稿将此节补入，仍改回原题，特此说明。

注释：
 
[1]《北史》，1974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709。
 
[2]按《魏书》、《北史》徐遵明本传并云受业于“王聪”，《北史‧儒林传序》同，此作“总”者，疑误。
 
[3]《北齐书》，1972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83。
 
[4]《北史》，页2708。
 
[5]《隋书》，1973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14。
 
[6]陆德明《经典释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宋刊宋元递修本，卷一，页17。
 
[7]刘起釪《尚书学史》，1989年，北京：中华书局，页205。
 
[8]《尚书注疏》，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首，页2。
 
[9]皮锡瑞《经学历史》，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周予同注本，页196。
 
[10]郦道元《水经注》，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重刊王先谦校本，卷四，页10；又《尚书注疏》，卷二，页24。按今《注疏》本此注“内”字作“汭”，疑误，孔《传》盖以“妫水之内”解经文“妫汭”也。
 
[11]《水经注》，卷四，页27；《尚书注疏》，卷十，页2。
 
[12]《水经注》，卷五，页6；《尚书注疏》，卷六，页25。
 
[13]《水经注》，卷七，页1；《尚书注疏》，卷六，页27。
 
[14]《水经注》，卷七，页7；《尚书注疏》，卷六，页17。
 
[15]《水经注》，卷十，页14；《尚书注疏》，卷六，页4。
 
[16]《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宫内厅图书寮、东京静嘉堂文库等藏宋蜀刻本，卷六十四，页3。
 
[17]《水经注》，卷十五，页26；《尚书注疏》，卷六，页17。按《注疏》本此注“黾”字作“沔”，杨守敬《水经注疏》云：“今本《禹贡传》作‘沔’，误。”（1989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页1357）《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此注作“渑”。
 
[18]《水经注》，卷十六，页2；《尚书注疏》，卷六，页17。
 
[19]《水经注》，卷十六，页29；《尚书注疏》，卷六，页28。按孔《传》“漆沮，一水名”，《水经注》旧本作“二水名”，戴东原校本改作“一”。《尚书注疏》各本亦作“二水名”，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引孙志祖说，谓当作“一水”。余考《史记‧夏本纪》雍州“漆沮既从”下，《索隐》明云：“漆沮，二水。……《说文》亦以漆、沮各是一水名；孔安国独以为一，又云是洛水。”此孔《传》作“一水”之确证也。日本古钞《尚书孔传》九条本，此作“漆沮一名亦曰洛水”，虽“一”下脱“水”字，然亦可证此传不作“二水”也。盖孔以“漆沮”即洛，故特着其为“一水名”也。
 
[20]《水经注》，卷二十，页2；《尚书注疏》，卷六，页26。
 
[21]《水经注》，卷二十七，页1；《尚书注疏》，卷六，页26。按孔《传》“东流”，今《注疏》本作“东南流”。
 
[22]《水经注》，卷四十，页28；《尚书注疏》，卷六，页28。
 
[23]《水经注》，卷四十，页37；《尚书注疏》，卷六，页26。
 
[24]《水经注》，卷八，页14。
 
[25]按今本《尚书》无“耕”字，唐石经初刻有之，后磨去（据严可均《唐石经校文》）。检日本古钞《尚书孔传》神田本、内野本俱有“耕”字，今据补。
 
[26]《尚书注疏》，卷四，页14。
 
[27]《水经注》，卷九，页25。
 
[28]杨守敬《水经注疏》，页2124。
 
[29]郦《注》着成年代，其说不一，然大抵成于延昌四年至正光五年之间（515－524），参吴天任《郦学研究史》，1991年，台北：艺文印书馆，页21－22。
 
[30]《魏书》，1974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981。
 
[31]《尚书注疏》，卷七，页10。
 
[32]皮锡瑞《经学历史》，页182。
 
[33]同上注，页194－196。
 
[34]同上注，页170。
 
[35]《魏书》，页1841，又页3030。
 
[36]同上注，页1842，又页3030。
 
[37]同上注，页1842，又页3037。
 
[38]同上注，页187。
 
[39]同上注，页1345。
 
[40]同上注，页1061。
 
[41]《北齐书》，页348－353。
 
[42]《周书》，1971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807、808，又页810。
 
[43]《北史》，页2759。
 
[44]参本文上节“《尚书孔传》之北传”。
 
[45]《北齐书》，页583。
 
[46]《魏书》，页1843。
 
[47]同上注，页1615。
 
[48]同上注，页1616。
 
[49]同上注，页1851。
 
[50]按郦氏《水经注》引用杜《注》凡六、七十见，如卷二十二《洧水注》引“杜预曰：阴坂，洧津也。”（见襄九年《注》）又“杜预云：苑陵县西有黄水者也。”（见襄二十八年《注》）又“杜预曰：长平县东南有辰亭。”（见宣十一年《注》）并其例也。郦《注》另引杜预《释地》（《春秋释例》之一篇）亦不下三、四十见，兹不具引。
 
[51]《北齐书》，页584。
 
[52]《隋书》，页913、915，又页933。
 
[53]《魏书》，页1850。
 
[54]同上注，页1851。
 
[55]同上注。
 
[56]《北齐书‧儒林传》言：“凡是经学诸生，多出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及李铉、权会。……《三礼》并出遵明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
 
[57]《魏书》，页1855。
 
[58]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公羊传疏”条，以今本《公羊疏》为徐遵明撰（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本，卷七，页11），阮元《公羊注疏校勘记‧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十并从其说。然此说绝无征验，按徐彦《疏》，隋、唐《志》不载，宋《崇文总目》始着于录，云：“不着撰人名氏，援证浅局，出于近世。或云徐彦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俱言不详撰人及出自何代，王鸣盛但以其徐姓，因臆推为徐遵明撰耳。然《魏书》遵明本传云：“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本，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是遵明所传乃服氏《左传》，本传不言渠传《公羊》之学；且遵明字子判，不得以遵明为徐彦表字也。近人吴承仕《公羊徐疏考》（1930年，《师大国学丛刊》1卷第1期，页1－8）、日本重泽俊郎《公羊传疏作者时代考》（1932年，《支那学》6卷第4号，页7－51）、潘重规《春秋公羊疏作者考》（1955年，《学术季刊》4卷第1期，页11－18），并以今本《公羊疏》为北朝人著作，撰人不详，俱不取王说以为徐遵明着也。
 
[59]《北史》，页2720。
 
[60]《北齐书》，页584。
 
[61]《周书》，页811。
 
[62]《北史》，页2708。
 
[63]皮锡瑞《经学历史》，页173。
 
[64]皮锡瑞《经学通论》“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条，亦言：“《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谷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光绪三十三年，思贤书局刊本，卷五，页54）
 
[65]《魏书》，页1843。按《魏书》宋初已残缺，宋仁宗嘉祐时校勘诸史，刘恕、范祖禹等奉敕校定《魏书》，《序录》称“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其残阙之文，后人以《北史》补亡。盖《北史》记魏事，原即以魏收为本。赵翼《廿二史札记》云：《北史》纪传，“多本魏收书，但删繁就简耳。推原其故，盖魏收修史在北齐时，凡魏朝记载，如邓渊、崔浩、高允所作编年书，李彪、崔光所作纪传表志，邢峦、崔鸿、王遵业所作《高祖起居注》，温子升所作《庄帝纪》，元晖业所作《辨宗室录》，卷帙具在，足资采辑，故其书较为详备。及书成，则尽焚崔、李等旧书，于是收书独存。而魏澹续修，亦仅能改其义例之不当者，而年月件系事实，则固不能舍收书而别有所取也。是知澹书已悉本收书，延寿又在澹后，自不得不以收书为本，故叙事大略相同也”。（嘉庆五年湛贻堂本，卷十三，页9）故《魏书》残阙，后人因据《北史》补之，理固宜然。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所考，今本《儒林传》除常爽、刁冲、卢景裕三传及传末史论外，其余“似皆《魏书》原文”，此说近是。今考《北史‧儒林传序》述北齐学术，皆袭《北齐书》；其述北魏学术，当亦本之《魏书》，可推知也。今比核《北史》、《魏书》两《儒林传序》，《魏书》文字往往较《北史》为增，知为魏收原文，非以《北史》补之也。
 
[66]《魏书》，页981。
 
[67]同上注，页1067，又页1090。
 
[68]同上注，页1227。
 
[69]同上注，页1911。
 
[70]同上注，页2760。
 
[71]同上注，页2771。
 
[72]《水经注》，卷四，页24；又卷五，页18；又卷八，页25；又卷二十六，页19；又卷十六，页6。
 
[73]参前举吴承仕、重泽俊郎、潘重规三家之文。
 
[74]《北齐书》，页584。
 
[75]按《北齐书》于廿四史中残缺最甚，《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故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阙不完。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帙矣。”（武英殿刊本，卷四十五，页49）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一所考，今书仅十八篇为李百药原本，惟《儒林传》则在钱氏所称原本十八篇之列。《北史‧儒林传‧序》述北齐经学，悉与之同，盖其书叙北齐时事原多据百药之书也。
 
[76]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页50。
 
[77]《北齐书》，页582－583。
 
[78]同上注，页583。
 
[79]《魏书》，页1851。
 
[80]同上注，页1029。
 
[81]同上注，页1850，又页1852。
 
[82]同上注，页1938。
 
[83]《北齐书》，页584，又页594，页596。
 
[84]同上注，页586。按《公羊》隐公元年《传》：“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有“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之语（《公羊注疏》，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卷一，页12），即刁柔所本。
 
[85]《周书》，页812。
 
[86]《北史》，页2734，又页2760，页2764。
 
[87]《隋书》，页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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