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叛逆者

——《与勒内·吉拉尔对话》和《欲望的演化》简评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勒内·吉拉尔（RenéGirard）(Agence Opale/Alamy Stock Photo)

勒内·吉拉尔最著名的书《暴力与神圣》和《替罪羊》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是在孤独中产生和形成的智慧工程。严肃战略似乎在此发挥了作用：思想内容深刻，文笔流畅，论证严谨，表述优雅得体。人们可以想象到每本书背后长时间辛苦的思考和孤独的探索。但是，吉拉尔（1923–2015）喜欢社交，是迷人和健谈的对话者，他需要孤独也需要与人一起交流。熟悉吉拉尔的人注意到他“锲而不舍地对话”，喜欢“和别人一起干活”。事实上有一整套书籍---具有开创意义的系列著作《自世界创立以来一直被隐藏起来的东西》（1987）---是他协调一群学者共同完成的。吉拉尔知道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太新鲜和太不同寻常（有时候太乖僻怪异），很难不受到挑战。但他擅长战略，在发表之前常常邀请人们挑战这些观点。除了单纯与人共存的需要之外，吉拉尔还需要会话伙伴的反对意见和反面论证来检验自己的观点，并将其推向临界点。

不仅仅如此。对话本身可能成为单纯的创造过程：在面向眼前的人说话时，头脑中常常产生某些新东西。直到你开口说话，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它的到来，连你自己也会像对话伙伴一样感到吃惊。作为对话者的吉拉尔肯定知道这个过程的点点滴滴。

除了和他人合著的书籍之外，吉拉尔还有数不清的采访记，他频繁接受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杂志、期刊和报纸的访问。在他看来，这不是虚荣心的问题，从这些访谈中你能了解到吉拉尔这个人的宝贵信息。在《当这些事发生时：与米歇尔·特雷格尔（Michel Treguer）的对话》中，吉拉尔告诉特雷格尔，“我并不隐瞒我的生活经历，但我不想落入我们都容易陷入的自恋主义陷阱。”在吉拉尔看来，访谈发挥了和“对话书”一样的作用：挑战和检验他的观点，同时在他人陪伴下发现一些新东西。辛西娅·海文（Cynthia L.Haven）曾经写了发人深省的吉拉尔传记《欲望的演化：勒内吉拉尔生平》，现在她从这些访谈中精选出来若干收录在一起。这些给我们一幅很好的画面，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吉拉尔观点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且也认识到年轻的法国文学教授是如何从最初比较狭隘的领域逐渐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既受到尊敬也受到挑战。正如海文在绪论中说，“在过去几十年的采访中，吉拉尔逐渐成长为吉拉尔，正如人的形象在从前暗室胶片显影剂上慢慢清晰起来。”

海文这本文集的核心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吉拉尔的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y）；有些采访可以当作“吉拉尔体系”的精彩绪论。如果你没有时间阅读吉拉尔的全部著作，仅举两个例子如丽贝卡·亚当斯（Rebecca Adams）的和罗伯特·伯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的访谈，或许让你对其模仿理论有不少的了解。无论如何，你应该获得足够多的内容来决定是喜欢吉拉尔的思想还是讨厌它－－－这是对吉拉尔主义最常见的两种反应。他的读者中很少有人对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很少有哪个领域或生活空间或场景是吉拉尔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采访者往往请求吉拉尔解释他的理论如何能被应用在真实生活中，他很乐意做出答复。理论进入世界的旅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故事。他的论证刚一到达某个“优雅”阶段，吉拉尔就开始意识到越来越大的适用性：“你突然看到单一解释可以对付上千种不同现象。”他自己的理论首次成型是在一本文学史的书中，接着被应用在神话和宗教研究中，接着被应用在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接着被应用在社会和经济学中以及时尚和饮食障碍等任何东西上。随便翻开一份报纸，任意选出某些东西或任何东西，甚至股票市场？吉拉尔回答说，特别是股票市场。那是“最具模仿性的机构”－－－实际上是模仿理论发挥作用的典型说明。“你渴望股票不是因为它在客观上有值得渴望的东西，你对股票一点儿也不了解，但你偏偏就只喜欢它，原因不过是其他人渴望拥有它。如果别人渴望拥有它，它的价值就不断上涨上涨上涨。”很少有哪个领域或生活空间或场景是吉拉尔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他觉得这奇妙无比。有些读者认为这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它是真的，其他人则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丑闻。

在海文的这本文集中，吉拉尔模仿理论连同其越来越扩大的应用范围令人印象深刻。他有一种叙述观点的罕见天赋，但这本书还揭示了一些别的东西，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值得同样多地关注。作为主要公共知识分子和我们时代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勒内·吉拉尔拥有毫不妥协的非正统思想，在美国学界非同寻常的地位，可以说，他是吸引人的典范，无论在学术方法还是个人生活方式上，他都似乎逆潮流而行，根本不考虑后果如何。

法国著名神经心理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让·米歇尔·奥格瓦利安（Jean-Michel Oughourlian）是《自世界建立以来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中和吉拉尔对话的人之一。对奥格瓦利安来说，发现吉拉尔理论（以及有机会与其合作）成为改变人生的经历。奥格瓦利安回忆说，他从吉拉尔那里收到的第一个礼物是“在遭遇棘手问题时的开朗、幽默、和笑声。在为《自世界建立以来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做准备时，我笑得最多，从中学到的东西也最多。”这恰恰是海文的这本文集揭示的东西。吉拉尔对自己的观点极其严肃认真，但他似乎从来没有严肃对待自己。这位模仿欲望理论家回顾他在美国的最初几年，“我的主要欲望就是搞一辆轿车。”他的对话记录中充满对他本人的嘲讽，有自我贬损也有自我嘲讽。如此伟大的人物却如此谦逊，这正是阅读海文之书如此清爽宜人的原因所在。

典型的情况是，吉拉尔本人藏在冷静和专业的面具背后，这也是令其幽默格外忍俊不禁的因素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宣称，“只要看看学界，满眼都是大群绵羊般的个人主义者。”他在另一次访谈中，他说尼采“在有些方面错得如此离谱，竟然说对了。”说到他是如何提出模仿理论的，吉拉尔开玩笑地承认，“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理论令我感到吃惊，就像其他人一样我真的感到吃惊。”吉拉尔举止优雅，这或许正是他的挖苦一击致命的原因：“深入地看，萨特是热衷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热爱旅游，追求稳定幸福，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天才。”

奥格瓦利安记得，从吉拉尔那里收到的另一个礼物是：“对经典作家的大不敬，也就是思想自由。”在美国学界，吉拉尔是怪异动物。即使他成功地爬上系统顶层（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从来不太在乎法则和规范。学界游戏中的等级体系和神圣人物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切地位也并不十分清晰，他肯定觉得这非常好玩儿。很多人认为他是文学学者，但他说“在学术意义上，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是我的领域，我在研究人类学、心理学和宗教学。”他对这些领域感兴趣，而且研究成果显著，但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在他接受严格训练的领域，成果反而最少。他说，“如果我们的真正领域是不依靠自学的东西，那么我的真正领域是历史。”他明明在名牌大学教书，却称赞自我启蒙的美德：“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任何领域都是靠自学的。”

吉拉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就需要信仰，他注意到，“皈依宗教是一种智慧形式。”

他的学界同事中很多人不能原谅吉拉尔的事就是他的宗教信仰。虽然最初他是纯粹世俗的立场（“我扎根于先锋派和革命派传统”），但吉拉尔因为哲学的原因接受了基督教。他的理论导致他认为基督的激情（在福音书中记录的）是历史转折点，因为它通过揭露其中的替罪羊机制终结了疯狂寻找替罪羊的长期线索。正如海文在《欲望的演化》中显示的那样，吉拉尔的欲望主要是“思想”转化。吉拉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就需要信仰，他注意到，“皈依宗教是一种智慧形式。”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样一个卓越和智慧的人（而且是法国人）会变得如此带有中世纪色彩。皈依宗教在美国学界并不是思想时髦。当最新的法国进口品---“理论”是人文学科福音书真理之时，吉拉尔从来没有停止过其辛辣的调侃。他在1993年说，“如果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弗朗索瓦·拉伯雷（Rabelais）在适合的时候出现，他会用我们现有的经院哲学尤其是我们使用的理论做极其滑稽的事。”吉拉尔在法国长大和接受教育，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心里一清二楚。在美国，“理论”就像时尚潮流一样，是昙花一现的时髦。

下一代将会好奇，是什么冲动能让这么多人动起来，不间断地写最错综复杂的文章，里面却没有任何自己创造的东西，不仅与他们的世界现实脱离关系而且与伟大文学作品无关，最近的理论一直在被毫无羞耻地用做寄生虫。

在其他方面，吉拉尔具有先见之明，但他在这里完全错了。下一代文学学者或许已经抛弃了理论，只是冒险进入新的空虚之中。

学界最令吉拉尔沮丧的是（即使这是对他理论的另一种确认）他在同事身上注意到凶猛和虚无主义的结合体。他们是最特别的狂热分子－－－什么都不相信的狂热分子代表。他们能发起最肮脏的思想战争，以完全莫须有的名义伤害和羞辱他人，甚至摧毁人家的职业生涯。

每当人们真正相信某些比学界更大的真理时，他们并没有十分凶猛地投身于追求学界的成功，因为他们绝对不相信任何东西。现有的虚无主义远非让人变得更休闲和慷慨，反而让学界生活变得比从前更加残酷也缺少温情。

这让吉拉尔在美国学界落入越来越孤单无助的境地。这样的状态，他并不讨厌，甚至可以说，他发现这还很激动人心。他的同事们越回避他，他就越频繁地戳破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他们越是沉默，他的批评就越尖锐。叛逆者的角色似乎非常适合他。虽然他的大部分同事大肆宣扬他们对宗教的不屑，吉拉尔却称赞真正信仰的美德，“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宗教，我们的暴力将大为减少。”当然，这里有太多令人尴尬的丑闻。不过，就在这句话之后，他又补充说：“这是很多普通人仍然相信的事。当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发生分歧时，站在普通人一边往往更保险一些。这是规律。”在当今大学，人们可能说很多话都没有问题，但不是这句话。研究替罪羊的理论家可真是在自找麻烦。

海文在其传记的结尾处不经意间做出的评判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当吉拉尔的“另外一本对话书”2007年在法国出版后，一下子成为畅销书，那是和贝诺特·尚特（Benoît Chantre）的对话《阿契夫·克劳塞维茨》（Achever Clausewitz“战斗到结束”）。它引起很多讨论和激烈辩论，甚至法国总统也有话要说：吉拉尔成了很受欢迎的明星，记者拥挤在他在巴黎的寓所门前。海文尖刻地评论说，那是在法国，“与此同时，一旦吉拉尔返回美国他呆了六年的家，就算走在斯坦福的校园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也没有人认出他来。”这个对比再尖锐不过了，但他可能更喜欢这样的方式。

作者简介：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文科教授，澳大利亚昆斯兰大学哲学荣誉教授。著有《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

本文评论的书：

Conversations With RenéGirard

Prophet of Envy

RenéGirard

Edited by Cynthia L.Haven

Bloomsbury Academic

$26.96|232 pp.

Evolution of Desire

A Life of RenéGirard

Cynthia L.Have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9.95|346 pp.

译自：A Happy Contrarian by Costica Bradatan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happy-cont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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