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多元思想与地域学统

作者：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摘要

为了应对唐宋变革引发的思想文化转型，宋代士大夫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重建，最终使新儒学发展成为宋元之后的学术主流与思想核心。尽管宋儒普遍地表达出“明体达用”的学术追求，但他们主要是通过非官方体制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途径，故而使得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转向了两宋时期一体多元的宋学形态。不同地域的儒学学者在对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了具有地域差别的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使得宋学的多元思想往往通过“学统四起”的地域化形态而传承与衍化。

关键词

宋学 多元思想 地域学统 学术旨趣

在唐宋变革历史背景下，宋儒通过儒学复兴而重新建构儒学，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学术形态——宋学。汉学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借助于朝廷的官学体制及博士制度，而宋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主要是非官方的途径。这使得宋学不仅可以开拓出丰富多元的思想，同时还能够形成“学统四起”的地域化学派。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宋学为什么会形成一体多元的学术形态？宋学为什么能够建构出思想不同、学术各异的地域学统？宋儒如何将一种普遍性精神衍化为旨趣各异的地域性学统？

一、宋学的一体与多元

在明清以来的学术史叙述中，“宋学”往往等同于程朱理学，这是由于宋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学统四起到理学独尊的学术衍化之后，特别是经过明清学术的剧烈变革，清代乾嘉学者标榜复兴汉学，竭力批判宋学，导致宋学简约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似乎成为宋学的典范和代表。但历史上的“宋学”恰恰不是单一的程朱理学（道学），而应该是一个具有多元思想与不同学派的整体。为了对宋学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认识，首先需要当代学者对宋学的多元性思想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同时还要梳理这一代表性学术类型（程朱理学）与整个宋儒之学的关系，包括程朱理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宋学的一般性特征和学术成就。

一讲到“多元化思想”，人们就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及其各自建立的学术体系。许多学者认为，经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一统天下的学术。正如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延续两千年一样，西汉确立的儒学一元化思想体制也一直延续到清末。从表面上看，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西汉到清末，一直以儒学为意识形态、主流学术。但是，我们如果检视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以发现，主导传统中国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儒家思想，多样化思想一直是从事知识生产的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源泉。儒、法、道、佛等流派既是不同士大夫的价值信仰、生活实践的思想之源，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是主导着国家层面的思想意识。同时，儒、道、佛的多元观念和信仰也一直影响并主导传统的民间社会。

这里重点探讨精英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两种多元化的思想形态与文化格局。其一，多元并存的格局，即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的多元并存。春秋战国就是一个诸子百家并存的时期。秦汉以后，尽管统一帝国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还保留了不同思想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包括汉代形成的儒法并用、霸王杂之，魏晋时期的儒道互补、名教本自然，唐朝的儒、佛、道三教并存，均可以看作一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其二，一体多元的格局，即以一体的儒学兼容多元思想。两宋时期的复兴儒学和重建儒学运动，推动儒学发展成为一种明体达用的学术形态，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广度、理论深度，使得儒学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文化与政治功能。宋代儒学重建原本是为了因应唐宋转型的多样化思想需求，而丰富多彩的宋学学派确实满足了政教形态转型多元需求。就像从西周政教文化中孕育了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一样，宋代士大夫通过复兴儒学而孕育了宋学“学统四起”的多元思想。如果说宋学最大的学术特点是以义理解经，那么其最大的思想特点是以一体化儒学表达士大夫的多元性思想。

经过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宋代士大夫对儒学的重建，儒学在学术界、教育界的一统天下最终得以实现。此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儒学一直保持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地位而没有改变。纵观宋代前后，中国学术文化的演变和发展的特点明显不同。宋代以前，中国学术形态表现为儒、法、道、佛等不同思想流派的相互争胜和各领风骚，先秦诸子百家、秦朝法家、汉朝儒法、魏晋儒道、隋唐儒佛道并起，甚至不得不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看作中国重大学术思潮、重要思想形态的代表。宋代重新确立了儒学的主体地位，宋学成为一种能够兼容儒、法、道、佛等多元思想，同时又保留了儒学价值信仰、学术体系的“新儒学”。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变成了儒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明代心学、明清经世实学、清代考据学其实均是儒学内部的变革，并且与宋学有着密切的思想渊源和学术理路关联，甚至可以说，宋代以后儒学的发展是宋学的某一学派或某一特质的流变。譬如明代心学思潮与南宋象山学派的关系，明清经世实学与宋代功利儒学的关系，清代考据学派与宋代疑经思潮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宋代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发展主要是儒学史的发展，并且与宋学有着重要的学术关联。可见，两宋的儒学复兴运动推动宋学兴起之后，就确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格局：士大夫群体的多元性思想主要通过儒学内部的不同流派而呈现出来。本来，先秦诸子的不同流派，均源于西周的六艺之学，因传承人各有其不同历史经验、思想视角，决定了不同流派思想的形成及其有效性。而宋代士大夫以儒学为体，兼容佛、道、法诸家的不同思想，重新建构了一个能够“明体达用”的“新儒学”，既可以是思想境界、修身工夫各异的内圣之学，也可以是政治价值、治理方法不同的外王之学。

所以，宋儒虽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学术群体，但在这一个庞大群体中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纯儒”。越是有学术成就、思想影响的学者，其实也是越敢于和善于吸收其他不同思想的新型儒家。宋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经常相互论辩，批判其他学派的儒家学者是“禅学”“老学”“申韩之学”“墨学”等，以证明自己学派的纯正性。其实他们本人或学派往往受到后世儒者同样的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每一个学术流派需要回应和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他们均须在充分挖掘儒家传统资源的同时，大量学习和吸收其他非儒学的思想。这样就使得原本是依靠不同学术形态才能解决的问题，变为由宋代士大夫建构多元化的一体儒学来解决。

宋学学派兴起的北宋时期，既是全面复兴儒学的复古时代，也是积极吸收其他思想重建儒学的创新时代，这一时期产生了学术旨趣各异的不同儒学学派。其中包括范仲淹之学、胡瑗之学、孙复之学、石介之学、欧阳修之学、王安石之学、三苏之学、周敦颐之学、张载之学、司马光之学、二程之学等等。这些学术流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汉唐儒学不满，希望复兴先秦儒学，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重新建构义理，创造一种新的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以一种新儒学形态因应两宋时期的历史转型、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新的儒学形态必须能够满足新时期的不同需求，故而要吸收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

以王安石之学为例，这个学派就全面包含着宋学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明体达用之学。为了满足时代对多元思想的现实需要，王安石大量吸收不同来源的学术思想，既包括“五经”学和“四书”学，也包括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王安石说：“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1]具体而言，王安石的学术体系包括道之本与道之用两个方面，它们依据的经典不同，并分别吸收了佛老之学与申韩之学。王安石前期关注内圣之道的建构，热衷于“性命之理”问题，主要通过《周易》《论语》《孟子》《礼记》而探究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这时他建构的“道之本”，就大量吸收佛道两教的思想学说，他描述的“万物之所以生”的“道之本”的特征，包括“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的说法，明显传承自老子、王弼的思想。熙宁以后，王安石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必须将外王之道、新政改革放在首位。这时，王安石的学术重点是《三经新义》，他关注的“道之末”就吸收法家的政治治理、富国强兵的思想。故有人指出：“安石平居之间，则口必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2]可见，王安石的法家思想并不是直接以管商之学的学术形态表达出来，而是通过他对《周礼》等儒家经典的诠释而呈现出来。所以南宋张九成说：“介甫所学者申、韩，文之以六经”[3]，应该是道出了部分事实。

程朱理学同样是大量吸收了佛学、老学、申韩之学等内容。由于理学更为关注内圣之学，即关注“道之本”的问题，所以理学对佛老的吸收更为明显。清儒戴震曾经说:“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唯袭老释之言以解之。”[4]这一说法有些夸大，但是宋代以来的理学家在诠释孔孟之书时，确实融入了大量佛老之学的思想，这既包括哲学思辨的形式，也包括精神境界、身心工夫。另外，宋代兴起了儒家功利主义思潮，事功学派陈亮、叶适高度赞扬和倡导汉唐君主及其政治事功，明显体现出法家政治功利主义的色彩。

由此可见，宋学之所以会形成一体多元的学术形态，与宋代儒学一统天下的学术地位分不开。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特别是新儒学的思想建构，使得儒学的思想兼容性大大增强，传播辐射力大大拓展，儒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如果说在唐代儒家、道家、佛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还可以活跃于思想界的话，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常常只能以儒家身份表达其不同的思想。宋以前儒、法、道、佛多元并存的思想文化局面，变成了两宋时期以一体儒学兼容多元思想的文化格局。

二、宋学的地域化学统

宋学是在复兴师道的思想激励下发展起来的学术思潮，由于宋代士大夫对“师道”抱有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因此，他们不像汉儒依赖于朝廷学术体制的“师法”从事学术与教育，宋儒凭借自己个人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同道的相互砥砺，就可以相对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追求学术创新的士人或在自己人脉通达的家乡，或在自己宦游、客居的地方，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以实现自己的“师道”理想。这样，宋代儒学的学术教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大量地域化学派的出现，形成“学统四起”的局面。

儒学本来就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学术，儒家经学与朝廷政制更是密不可分。汉以后的儒学传承与发展，都要借助于帝国政治的支持。当然宋代也同样如此，宋初儒家士大夫就承担着一个重要使命，即积极倡导崇儒重教的政策，鼓励朝廷重用儒臣，推动强化儒学地位与影响的科举改革、教育改革。宋学的兴起离不开宋儒面向朝廷的上行路线，他们积极影响朝廷而推动儒学复兴和发展。在宋初的系列“祖宗家法”中，宋太祖有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与“道理最大”的记载，其实儒家士大夫参与了这一类“祖宗家法”的筛选、解释和建构，客观上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发展。同时，宋代还专门设立了由儒臣给帝王讲学的经筵讲席，儒家士大夫利用经筵的机会积极推广儒学，以经典义理引导君主，鼓励他们从经典中寻求治理国家、修养品德的依据，这对两宋时期的崇儒重教风气的形成与宋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从朝廷的太学到地方的州县之学，均成为宋儒推广、传播义理之学的地方。最为成功的是王安石的“新学”，成为读书人“无敢不传习”的官学。《宋史本传》记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5]

但是另一方面，宋学的多元发展更加依赖于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能够有机会担任朝廷权臣通过上行路线推动自己认可的学术的士大夫毕竟是极少数。宋学是以复兴师道为旗帜的，此“师道”就是强调儒家士大夫的主体性，他们的学术创新主要源于个人生命体认与社会政治思考。宋儒的明体达用思想往往是通过经典诠释而表达出来的，所以宋学的重要学术特征是以义理解经，其不同学派的思想差别往往体现为不同“义理”的差异，而这种思想差异与汉儒官学身份的“师法”无关，只有依赖于民间讲学的“师道”精神才可能呈现出来。坚持师道精神的宋代士大夫往往各有自己认可的“明体达用”之道，他们通过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使宋学的多元思想得到传播和发展。既然宋儒主要靠民间讲学的下行路线来研究和推广学术，这就使得宋学的主要学术基地、培养人才的学校不在官学体系，而是遍布全国各地民间书院或地方学校。宋代儒家学者的家乡或任何旅居地，均可能成为他们讲学著书的地方。宋儒聚集讲学的地方性书院、讲舍、书堂、精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有没有正式的办学机构名称，重要的是均有讲学传道的实质，由此大量地域性学派、学统由此产生。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描述了北宋庆历“学统四起”的盛况：“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6]。这是宋仁宗庆历时期宋学初兴的时代，除了范仲淹在朝廷推动庆历学术变革之外，在各个地域的儒家士大夫们纷纷开展讲学活动，致力于学术研究以开创学统，其影响遍及齐鲁、浙东、浙西、闽、蜀、关中等地。全祖望“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论断描述了宋代学统的地域化形态初起的状况，这也是宋学学派为什么会以地域命名的缘由。

到了宋神宗熙宁新政时期，为了“一道德”“义理归一”而重新统一思想，王安石将自撰的《周礼义》和其子王雱撰写的《诗经义》《尚书义》，合为《三经新义》并作序，经御批颁行全国，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与标准，完成了王安石之学的官学化。王安石虽然完成了官学化转型，但是其他学者仍然依赖于民间讲学，这些宋学学者在不同地域讲学，推动地域性学派学统的发展。学术史上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均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讲学和创建学派的活动。他们不是直接为朝廷服务的文化官僚，而是凭借一种“师道”精神从事民间学术。尽管他们的学术追求是普遍意义的性命之理、王道政治，但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家乡、寓所从事学术交流与著述。故而人们将他们创建的学派称为濂学、关学、洛学、百源学等。其实最初王安石之学也是地域学派，学术史上称之为“临川之学”或“金陵之学”，只是《三经新义》的官学地位确立后，王安石之学才被称为“荆公新学”，此“新学”就是取代“旧官学”的“新官学”。

宋学的地域形态，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开始，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是宋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其中尤其是二程洛学一派，尽管一度受到朝廷的冷落和打击，但是仍然活跃于民间社会并成为南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南宋也是以地域命名学派，包括湖湘学、闽学、江西学、浙学等。湖湘学派就是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包括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以及张浚、张栻父子及其弟子们。闽学学派也是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程门弟子杨时从洛阳学成而归，经罗从彦、李侗而至朱熹，朱熹还将二程理学推向集大成的阶段。另外，陆氏兄弟发展起来的江西之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发展起来的浙学，均是南宋的重要地域学派。

宋学之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学派，还与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民间性学术和教育机构——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宋学的地域性学派之所以能够在各个地区从事民间讲学，在于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最有利于从事民间讲学的书院。书院制度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到了宋代，很快就成为宋儒复兴师道、从事讲学的教育机构。宋代复兴儒学的各个学术流派、著名学者，往往都有创建或者主持书院的经历，如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孙复与泰山书院、石介与徂徕书院、李觏与盱江书院、周敦颐与濂溪书堂、二程与嵩阳书院、胡宏与碧泉书院、张栻与岳麓书院、朱熹与武夷精舍及白鹿洞书院、陆九渊与象山精舍、吕祖谦与丽泽书院等等。书院完全是一种因“士大夫留意斯文”而主导的教育机构，能够表达和实现宋代士大夫“师道”精神之追求。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儒者相与讲习，有志于斯，以养其心，立其身，而宏大其器业，斯馆（指东湖书院）之作，固有望于斯也，岂非急务哉！”[7]他强调宋儒主持的书院，“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因为它们体现了儒者应该有的师道精神。此外，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两宋时期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在两宋的文化地理中，书院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所以，宋儒在各个不同地区书院形成的学派，就成为一种地域性的学派。

三、多元思想呈现于地域学统

在讨论了宋学的一体多元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后，就会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宋学多元化思想与地域化学统之间的关联。宋学发展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宋学的多元化思想演变为传承各异的地域化学统。所以，许多从事学术史编撰的学者不得不以地域来命名不同的宋学地域学派。譬如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即以地域来命名不同学派。当然，有学者曾指出，地域命名主要是出于历史编撰者的方便，即这一类地域命名的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不同学派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但不能理解为这些学派就是地域性的学派[8]。但作为普遍性精神追求的儒家学派，他们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地域意义呢？

毫无问题，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民俗文化往往表现为有地域差异的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而精英文化则是体现为追求普遍性的知识、道德、艺术、宗教，尤其是儒家学术的精英文化，更是以人类、天下、宇宙的普遍性价值为目标。所以，对儒学或儒学史的研究，需要这种普遍主义的态度，不能够让地域性限制其学术视界。我们认为，任何研究对象均应该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可能有一些区别：对方言俚语、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的研究往往是从特殊性出发，进而达到对民俗文化具有普遍性特质的思考；而对儒家哲学、伦理、政治的研究，则往往是从其普遍性研究中发现其地域、时代方面的特殊性。我们肯定宋学之所以存在大量地域性学派，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派是以地域性命名，还因为这些学派衍化为一种地域性学术旨趣、学术风尚，故而形成了一种有实质地域意义的学派、学统。

应该如何解释宋学学派的地域性？首先需要阐明宋学学派的多元化思想的表现。一般来说，儒学具有三个基本的精神面向，宋代学者胡瑗概括得很全面，儒学是“有体、有用、有文”；清代学者魏源也将儒者一分为三，即所谓明道之儒、政事之儒、治经之儒，他们二人所表述的思想内涵其实非常接近。现代新儒家牟宗三、杜维明等也将儒学看作道、学、政三个维度，他们经常讲到的道统、学统、政统也是由此而来。可见，儒学的道（体）、学（文）、政（用）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儒者的普遍性精神追求。可以说，宋学的任何一个学者、学派均具有道（体）、学（文）、政（用）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他们还同时有共享的儒家学术经典、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但是，宋学为什么又会形成思想差异的不同学派呢？其实同样与儒学的三个面向相关。不同学者、学派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又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其一，他们对儒学中的道、学、政三个基本精神面向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更为关注价值信仰的“道”，有的更为关注经世致用的“政”，而有的更为关注知识领域的“学”。其二，每一个面向的价值取向、精神目标不同，“道”既可以是性命道德的人之道，也可以是阴阳五行的天之道；“政”既可以是以君为本的王权之术，也可以是以民为本的王者之道；“学”既可以偏重于知识积累，也可以偏重于生活实践。其三，每一个精神面向吸收的学术资源不同，“道”既可以是《周易》《中庸》《孟子》等不同的儒家经典资源，还可以是佛、道的学术资源；同样“政”的经典资源既有“五经”与“四书”的明显差异，更包括对管、商、申、韩思想的吸收。这是宋学统合道学政、兼融儒道释，呈现出一体多元思想的原因。

所以，尽管宋代儒学均具有共同的普世性精神追求和共享的学术资源，但是宋代学者在各个不同地域、不同书院从事儒学建构时，会形成一个个既有普遍性精神追求又有思想差别的地域性学派。如宋学之中的临川学、关学、洛学、蜀学、闽学、浙学、赣学、湖湘学等。尽管这些学派的学术宗旨、知识旨趣均是儒家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追求，并努力进入到学术思想前沿，建构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但宋学学者群体仍然会体现出地域性思想观念、学术旨趣的差别。这些差别会通过学术师承、家学渊源、书院学风、乡贤祠堂等不同途径的影响，最终形成地域性学术传统。可见，宋学既可以成为一种追求普遍精神的儒学思潮，表现出对天地之道、本原之性、王道之治、圣人之学的普遍化追求，也能够形成特殊性的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地域性学派。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地域为什么会在道、学、政的普遍性精神追求中，形成特殊性学术旨趣、思想传统、精神气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地域性”对儒家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偏好起到什么作用？这就涉及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理路与外在历史条件、学术传承谱系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宋学思想的多元化普遍性与地域化特殊性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学术谱系、师承关系是理解宋学内部不同学派的重要原则。儒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价值信仰，是在对普遍性法则、原理、价值、理想的追求中建构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这一套学术体系不仅有其独立自足的完整性，同时还有因为学术师承、思想谱系而体现出传承性，并且在师生传承中体现出知识谱系与学术理路。在宋学的研究领域，有关学术师承关系的厘清十分重要，学术师承不仅仅是理解其思想渊源的依据，同时更是思想归属、学派划分的依据。师承关系体现出不同儒家学者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师道尊严的传统学术脉络中，尊师重道是后学的基本准则。所以在宋代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宋元学案》中，作者总是要首先确立学者之间的学术师承关系。而且，许多著名的学者的生徒往往是跨越地域的，如程颢、程颐的弟子来源就十分广泛，除了洛阳附近几个地区外，还有南方的学者。其著名弟子杨时来自福建，杨时学成回归，程颢曾有“吾道南矣”的欣慰之叹。另一方面，“地域性”对宋代儒学的普遍性精神会形成不同选择、偏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同地域的特殊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偏好，是可能产生影响的。如南宋浙东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所以洛学流传到浙东地区时，产生出事功倾向的浙学。其二，不同地域的特殊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及历史和现实中保存下来的佛道宗教文化等，也会对该区域儒学普遍性精神的不同选择产生影响。其三，本地域的大儒名家的学术思想，会受到后来学者的推崇，这些人物的学术旨趣、思想观点，往往会成为后学模仿、追随的学术典范。所以，地方上的大儒名家个人的学术旨趣，会对以后的思想选择产生影响，衍化成为一种“地域性”学术传统。

注释
 
[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老子》，载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第6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0页。
 
[2]王明清：《挥尘录》之《后录余话》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3]张九成：《尽言集序》，载庄仲方编《中华传世文选·南宋文范》卷48，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4]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载《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1页。
 
[5]《宋史·王安石传》卷三二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6]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252页。
 
[7]袁燮：《东湖书院记》，载《絮斋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陈来：《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项目号：19ZDA02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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