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论秦国内政”再审视

作者：孙家洲 李重蓉

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6期

摘    要：《荀子》中的《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记载了荀子“游秦”时对秦国内政的判断。学术界此前的解读多视其为荀子对秦国内政的肯定和赞美。实际上，秦国统治集团的高层对荀子入秦特别重视，也就有了官方“作秀”的可能。荀子眼中所见的秦政之美，不见得符合全部真相，可能只是秦国愿意示人的“表象”；荀子所论秦内政之美，就某些判断标准而言，与孔孟之道确实有所不同；而且还有“主宾答对”的特定背景，荀子赞美秦政也可以从“应对之语”的人之常情得到理解；荀子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缺陷是“无儒”，体现出他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荀子·议兵》篇保留了荀子对秦国内政的另外一段论断，批判堪称犀利。这是荀子在赵国的议论，环境超脱，也就更能够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关键词：荀子； 入秦所见； 儒学大义； 应对之语；

作者简介： 孙家洲(1955—)，男，山东莱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李重蓉(1986—)，女，四川内江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荀子》中的《强国》和《儒效》【1】两篇文献，记载了荀子西行入秦的历史事件，荀子在实地考察秦国之后，应约对秦国内政作了即席评论。在荀子思想研究和秦国政治史研究两个领域，荀子“论秦国内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研究荀子思想的论著不胜枚举，但针对荀子“论秦国内政”的专论文章却为数不多。在笔者见闻所及的范围内，有两篇论文需要重视：一是韩德民《荀子的秦政得失观及其影响》，其研究结论是：“荀子的现实主义立场，使他有可能清醒地看到这种新型政治模式的特有长处，但儒家一以贯之的价值合理性追求，又使他对其片面依循工具合理性原则展开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怀有特殊的敏感。对秦政得失的判断从一个具体侧面展示了他‘兼综礼法’的学说特征，并对随后汉儒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1]二是臧知非《“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评析》，该文指出：“荀子深入秦国考察之后，对秦国的政风民情、政治得失作出了系统的评析。其上述评论是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并非对应侯的敷衍之辞，对秦国自然形势之美的赞赏是客观的；对秦国政风廉洁高效、民风淳朴的肯定，以及对秦政‘无儒’之失的批评，均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2]韩、臧两文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与笔者的研究思路和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将近20年之前就如此研判这个问题，确实有其独到的眼光。直至现在，他们的论断也是关注这个议题的学者应该借鉴和尊重的。

关于荀子及其思想研究和历史定位，历代学者多有论述【2】，结论也有诸多不同。笔者极为服膺韦政通的一个比喻之说：“如果要用一个观念来象征孔、孟、荀的人格，并且还能表现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笼统地说：孔子是仁者，孟子是义者，荀子是智者。”[3](P135)笔者认为，要解读上面所说的问题，同样不应忘记荀子是“智者”的人格定位。被认为荀子“肯定”秦国政治的某些说辞，笔者认为应该从学理诠释和“人之常情”两个方面对之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解及申述。

一、荀子入秦的象征意义与秦国的高规格礼遇

荀子，名况，又作“孙卿”，赵国人，战国后期的儒学宗师，曾在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稷下学宫的学术主持人)，是当时的学术领袖人物。由于稷下学宫是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3】，荀子多次担任“祭酒”【4】，无疑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记载很简略，对其入秦之事无片言只语相及。一部《荀子》，保留了他的著作及其门下弟子所记载的荀子言行，成为后世研究荀子生平与思想的第一手资料。除了长期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之外，荀子曾游走于燕、秦、赵、楚等国(具体时间多不可考，学术界诸说均为推论)。荀子所到之处，往往与各国的高层统治者有交接、对现实政局有所论列。各国统治者均对荀子优礼相待。就当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知名度而言，荀子似不在孟子之下。由于秦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比“山东六国”逊色很多，所以在荀子之前的两大儒学宗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却都未曾入秦。这对秦国统治者而言，难免有“脸面无光”的尴尬。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儒学宗师，到访秦国，打破了儒学宗师“周游天下不入秦”之惯例，对于秦国统治集团而言，必定视之为一件文化盛事。秦国君臣接待过的来访学者，可能以荀子的“名头”最为响亮。因此，秦国统治集团高层必定会提升礼遇规格来接待荀子。而且，恰好是在秦昭王孜孜求治、国势日强之时，荀子来到了秦国。这对急于扩大本国文化影响的秦国统治者而言，荀子的来访无疑是“天赐良机”。所以，他们给予荀子以最高规格的礼遇：当朝丞相范雎和秦昭王分别与荀子相见，以客礼相待，从容论事，起码在礼仪上，摆出了“虚心求教”的样子。正是由于范雎和秦昭王与荀子的面晤交谈，才有了《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保留在《荀子》一书中而流传至今。

如果仔细审读《强国》，就可以发现：其结构很松散，作为本文拟重点论述的荀子与应侯的问答之辞，置于文章的最后，篇幅大致不足1/2；此前的文字，尽管都是“录存”荀子的论说，其逻辑关系也难以梳理清楚，其中有一段“荀卿子说齐相”的文字，以对齐国政治的谏言为主旨，很奇怪的是：以“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曰：秦之谓也”开始的一段文字，却是集中评论秦国军政事务之得失。这段话，究竟是荀子对齐相的论说，还是应“划归”其下，而作为与秦国执政大臣应侯范雎讨论的文字?应该加以斟酌。笔者对《强国》篇作文本的如上解读，目的在于说明：由于本篇文字的不完善，读者无法看出应侯范雎与荀子之间的问答是在何种背景之下发生的。当读者突然看到“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4](P296)之时，难免感觉有点突兀。两位的对话，是应侯范雎礼请荀子到府恳谈，还是范雎前往荀子驻地拜访?文本自身未提供答案。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叙事不明的遗憾，但文本还是向读者证明：范雎与荀子之间有过一次面谈；荀子评论秦国内政的文字，是为了回应范雎的设问而作出的答复。

我们再来研读《儒效》篇，就会发现：其文字布局要严谨得多，开篇是以讨论周初大政治家周公的历史功绩为切入点，而揭示出“大儒之效”的中心话题。其立论者，自然是荀子无疑。其下，出现了秦昭王对荀子提出的一个问题：“儒无益于人之国”，由此引发了荀子从容讨论儒学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并且荀子从儒士的等次区别入手，讲到君王选用不同层级的人才将直接影响到国势的强弱变化：“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4](P89—90)荀子的从容论说与秦昭王的个人立场本来有很大的差距，但作为东道主的秦昭王还要给来访的学界泰斗人物以尊重，一个“称善”的动作描述，表达了秦昭王对荀子的礼遇。即便这个动作带有某种客套，毕竟也是礼遇。仔细体悟这一段文字，可以感受到秦昭王和荀子曾对谈良久。而且从文本所呈现的讨论状态来分析，主宾之间是在认认真真地讨论问题，似乎秦昭王在接待荀子时要比范雎和荀子的对谈更为认真。我们姑且不讨论秦昭王是否接受了荀子的政治学说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秦国统治高层给予荀子以最高规格的礼遇。当国秉政的丞相和国君轮流出面，接待一位来访的学术界中人物，这样的礼遇，秦国统治集团唯独给了荀子，尚未见其他人享受到如此礼遇。

二、荀子“论秦国内政”内涵通解

从内政的角度来比较秦国与山东六国的不同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始于《荀子·强国》篇。荀子西行入秦(此行对于荀子弟子李斯后来的入秦必有相当的影响)之时，正是秦昭王重用范雎辅政，秦国处于鼎盛时期。当秉国辅政大臣应侯范雎当面询问：“入秦何见?”荀子就回答了如下一段名言：“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4](P185—186)显然，“秦四世有胜”是荀子对秦国历史与现实情况所作观察的基本结论，而何以导致这个优势局面出现，是荀子要追究的原因，也是他必须面对的问题。荀子给出的答案，分成几个层次：

荀子首先说到的是“形胜”，探论的是秦国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优势，易守难攻，且物产丰富。这很接近于现代“地缘政治学”理念。但是，这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优势，并非秦国“四世有胜”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是长期存在的，同一个秦国，地理环境不变而国势却有强弱之别。在秦国衰微之时，这样的地理优势根本无从对秦国有所补益。所以，这个地缘政治的因素，也只能是“顺势而为”、锦上添花，并非根本性的因素。

荀子另外关注的是秦国的“风俗”之美。其着眼点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强调的是百姓质朴和“甚畏有司而顺”两个方面。仔细想来，其中的内涵很值得分析。民风质朴，尽管在传统文化的评价体系中往往是受推崇的，但又往往与“民智未开”有天然的联系；对官吏到了“甚畏”“而顺”的程度，这样的民风必定是在严刑峻法之下培育出的“愚民”状态。当然，这样的“顺民”，便于统治，便于驱使，将他们驱赶到“耕战”两途，一定是听命的奴仆和不辞捐躯的炮灰。个体生命的尊严，独立的人格，人生风骨的追求，这些“玄远”的道理，是此类顺民不会多想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执政者都把驯服民众，管制民众当作治国御民之道。统治者最想做的，就是要让被统治者成为对政府“有用”的耕战机器。就真正的“人的文化”而言，这些秦民是不曾享受的，也是不知道追求的。他们只是满足于做君王统治下的“顺民”。恰恰就是这样的“顺民”，却可以外化作农耕的楷模，可怕的战场利刃。这样的民风，以不开化为其基石，谈不到有文化的觉醒，但确实可以成为国家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荀子把秦国这样的“顺民”高调评价为“古之民”，其实体现的是他过于追求社会实用的思想倾向，也是荀子与孔子、孟子思想的不同点之一。秦国的“顺民”之态，与儒家憧憬中的“上古盛世”性情质朴、无拘无束的民风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考察荀子的以上评价，我们不得不对他与孔孟观点的不同保持敏感。但是，如果从国家政治利害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荀子对秦国民风的赞扬，我们同样不得不承认：秦国的持续强大，与这样的“顺民”风俗确实绝对有关。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荀子注重考察的第三个问题是秦国的官吏政风，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评价，也很有值得玩味之处。如果试图用一句现代术语来概括荀子眼中的秦国吏治政风，较为吻合的表述大概是“吏治清明，管理高效”。作为一位重视现实政治并且通晓实际政务的思想家，荀子的观察视角是从基层官吏开始的。他很注意考察秦国低级公务管理者的政治素质与精神面貌。这一考察视角，是很有价值的。荀子注意到，从地方到都城，秦国各级大小官员都显得严守规矩，谦逊有礼，从日常生活到经办政务都节约而不敢奢侈张扬。荀子特别褒奖官吏有敬畏戒惕之心，对国家怀有忠诚之心。在这个大的语言环境中，荀子对秦国官吏日常生活轨迹的描述，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的。“出于其门，入于公门”是指官吏从家门外出而直达官衙之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则是指官吏从官衙下班就直接回到家中。上下班的途径是固定的，游走在家庭和官衙之间，只能是两点一线，离家赴公所，下班归家中，不许在其他场合游荡，也就是排斥其他私人性安排。这是死板的硬性规定。在这个表面上看来很“程式化”也很无害的日常生活现象的背后，却潜伏着一个很大的政治奥妙：秦国的大小官吏必须遵守“无有私事”的原则。这是在强调官吏之间没有私人交往，均致力于为君王服务。还有被褒奖的官风“不比周，不朋党”，这原本是儒家强调的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如果被发展成为官场必须遵守的规矩，那就接近于法家学说“君王御下”的严苛禁令了。“无有私事”再加上“不比周，不朋党”，两条交互为用，实际上意味着，大小官吏必须遵守的仕宦规则是：国家至上，君王为尊，上下秩序森严。官吏不允许有自己的权益要求，甚至不允许有个人隐私和个人爱好。如此“政风吏治”，其实就是法家“君臣观”控御群臣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君尊臣卑”政治原则落实到官吏日常生活的表现。对于这样被硬性规范的生活，没有个体自由和生活情趣可言的日常约束，秦国官吏会心悦诚服地接受吗?只要承认人有享受清闲和闲趣的天性，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在荀子眼中看到的秦国官吏严守规矩的现象，应该如何理解?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秦国大小官吏被严峻的法律制约了手脚，甚至是钳制了思维，不敢稍有反抗之念。这种官风吏治的内涵，显然是法家学说落实为官场规则之后形成的政治文化，其中透露出来的上下秩序观念与孔子孟子所推崇的“君臣之道”，其实有天壤之别。但是，荀子却使用了一句高调的赞语“古之吏也”，四个字的赞语，给人的感觉是：秦国的官风吏治是符合荀子心目中的至善境界的。问题是：儒家所歌颂的上古时代的君臣关系，是建立在君臣理想一致的基础之上，双方的良好合作是发自自觉与自愿的。而秦国下级官吏对上级长官、全体臣子对于君王，其服从关系，是建立在严苛法律的威慑之下。与“古之吏也”的本意相比，实在有很大的差距。

荀子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最后评论了秦国统治最高层的治国理政特色，同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的话语不多，所涉及的内容却很重要：朝廷的总体氛围接近于“无为而治”的状态，在游刃有余的节奏之下，收到了极为高效的管理效果，这就是重点褒奖的一句话：“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古之朝也”。

我们回顾荀子这段讨论秦国政治的论断，开篇是在讲述政治地缘的优势，随即分别讨论了民风、吏风、朝廷政风，形成了“古之民也”“古之吏也”和“古之朝也”的一组对应性的判断。由此完成了对秦国内政的三重礼赞。由于语句形式上的叠加和重复，给人以很强的印象。这段话，除了最后一句说秦国“无儒”为其所短之外，其余都在大力赞扬秦国之长。应该怎样看待荀子对秦政的赞扬?特别是其中某些显然是赞扬“过头”的问题?笔者的基本想法是：我们必须注意荀子答语的两个“语境”问题：

其一，荀子的身份，是到访秦国的“来客”，他此次到访的时间多长以及到过何处做过实地考察，均无具体的历史记载。荀子入秦之后的“考察路线”，是出于荀子的“自行安排”，还是由秦国官方出面接待而作出的“规定性”安排?我们其实并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一般常情来推测，秦国高层越是重视荀子的来访，就越会“周密”地作出官方的安排。不论是为了表达对来访大学者的款待善意，还是出于对他“随意游走”可能带来弊端的防范，秦人绝不会允许荀子一行“自行考察”。正因为如此，荀子在秦国所能看到的，一定是秦国统治者愿意让他看到的场景。荀子本人大概很难有完全自主的路线选择。一如现在“国际互访”中的官方安排。所以，荀子较多看到的是秦国“好”的一面，甚至不乏是官方安排的“作秀表演”的一面。

其二，荀子是在当面答复主人的对“入秦所见”时所说的话，甚至我们可以猜测是在应侯盛情款待的宴席上宾主之间的问答之语。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或者是可以理解的“客套”，荀子对秦国政治局面多说几句“捧场话”，实在是千古相通的人之常情。

如果以上谈及的“语境”两题大致不误，笔者认为对荀子的这段论述秦国内政的著名言论，就总体判断而言，当有如下认识：1．荀子眼中所见的秦政之美，不见得符合历史的全部真相；他所见到的很可能只是秦国愿意示人的“表象”。2．荀子的三层赞美，不能作为儒家学派对秦国内政的全面肯定，而只是荀子个人在主宾酬答时的应对之语。荀子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有几个层面都与孔孟儒学的“上古之美”有相当的差异(分析见上述)。其中除了可以理解的“人情之常”这个因素之外，或许还表现出荀子在政治理想设计方面，确实存在与孔孟之学有所不同的标准与内涵。3．在如此主宾酬对的场合，面对威势显赫的秦国执政应侯范雎，荀子依然直言秦国内政的根本性缺陷“无儒”，体现出的是荀子秉执儒家学说的坚定立场，不失其学术宗师的风范。此语也道出了秦国内政的实际状态。如果确立了对荀子论秦政的如上基本判断，他的分析，就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秦国内政的参考文献。

三、《荀子·议兵》篇的“补证”价值

犹有余意未尽，补述如下：荀子是有着强烈的“用世”意识的。荀子此次“游秦”的大体背景是：他在齐国遭到冷遇，是“失意”之中带着“无奈”之意而入秦的。而在“游秦”之后不久，荀子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赵国，《荀子·议兵》篇有“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的记载。细读《议兵》篇，其结构明显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临武君、赵孝成王与荀子的对谈，人物关系是主人对宾友，是地位对等的讨论问题。特别是赵孝成王的发问，三次都以“请问”开始(其中有两次是与临武君共同发问)，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尊重。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在临武君与荀子之间展开的，赵孝成王对荀子没有半句质疑之语。而且临武君在经过两轮的观点交锋之后，也转而赞同荀子之说。从三人同场讨论的总体氛围来推测，临武君与赵孝成王的关系更为密切，应为君臣关系；由临武君对荀子的观点展开争论，似乎也是与赵孝成王之间的配合默契，该做的观点交锋正常展开，又给赵孝成王留出了礼遇荀子的足够平台。在人物关系上与荀子在秦国时和应侯范雎、秦昭王的对谈一致。秦昭王还有“儒无益于人之国”的唐突冒犯之语，而赵孝成王则隐身于临武君之后，由此表现对荀子的礼数周备。可见，赵孝成王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有足够的周旋余地，比秦昭王更为高明。后半部分是陈嚣、李斯向荀子讨教请益，人物关系是师长与弟子。在问答之间，尊卑之分很为明显。荀子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首句都是“非汝所知也!”[4](P185—186)师长训诫弟子的气势甚盛。两部分的内容确实是以“议兵”为其核心，但前半部分为主、后半部分为辅的感觉很明显。本篇的编订者，显然更为重视荀子与临武君、赵孝成王之间的对谈。

这篇文献，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三点：

其一，荀子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就“兵事”展开了一场争论。临武君所要表达的是标准的“兵家”立场，而荀子则是表达了儒家的“兵论”思想。“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4](P176)从文本来看，是荀子的立场和论证，赢得了起初以“论敌”面目出现的临武君的信服，所以，临武君转而与赵孝成王一道继续向荀子请教求益。

其二，荀子在赵国讨论秦国军事制度的优势，这是在脱离秦国的背景之下，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以“他人”的身份来议论秦政，没有顾忌，也就更为客观。在回答临武君、赵孝成王“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的问题时，荀子比较了齐国、魏国、秦国军事制度不同所造成的军队战斗力的差异，并进而与更早的齐桓晋文(霸道)、商汤周武(王道)兵制作了比较。请注意荀子在比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当代学者引用和分析这段史料时，往往只到齐国、魏国、秦国的比较为止，实在是有断章取义之嫌。从总体判断而言，荀子这段论兵之言，与孔子、孟子的历史观是一致的，也就是：就制度而言，战国列强之间可以有高低，但不及春秋霸政；而春秋霸政又不及三代王政。荀子非常明确地指出：战国时期的三个军事强国的兵制，尽管是以秦国最优，但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在这里，确实表现出荀子作为儒学宗师的根本学术立场。只要我们通读这段史料，真正理解了荀子的评价体系和终极结论，治史者就不该得出荀子欣赏秦国兵制的结论来。在这个基本认识的框架之下，我们再来看荀子纵论秦国内政与兵势关系的一段话，才可以得其要义：“秦人，其生民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4](P185—186)真正用心体悟荀子在这里表达的感情是：厌恶秦国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民众的高压手段，也痛恨秦国驱民于战场为利而战的政策，同时荀子又以近乎无奈的心态承认：秦国的这套政策，尽管在儒学所推崇的道义上、或者说在政治文化上不足取，但在现实的军事斗争中却有很强的战胜攻取之力，是其他各国所无法抵御的。面对着秦军表现出来的战场攻伐优势，荀子根本不是欣赏，而是发自内心的痛惜。“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语含无奈，其实是以推及“天数”来表达无法抵御秦军的现实危机感!当我们把这段文字与荀子在范雎、秦昭王面前讨论秦国内政的话对比来审读，并分析其中的异同，就可以看出哪一种说法才是荀子的真实判断。

其三，李斯与荀子的一段往复讨论之语，值得郑重对待，仔细分析。“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孙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4](P186)由此可见，两人虽是师生，但此处表达的政见明显不同。李斯的判断带有法家重视现实利益的色彩，而荀子所坚持的则是儒家的道义观念；而且“四世有胜”的提法，荀子不仅在本篇说过，在《强国》篇对应侯范雎也说过。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荀子回归赵国，应该是离开秦国之后不久。他对秦国内政的论说带有延续性，更为真实的内心判断，不在《强国》篇而在于《议兵》篇。

四、结语

如前所述，荀子是一位急于用世的学者，因为不得志而离齐游秦，其后又返赵论兵，最后到了楚国，在春申君黄歇秉国当政的背景之下任兰陵令。史称：“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5](P2348)兰陵，只是楚国的一个县，以荀子的鼎鼎大名而使其主一县之政，无疑是大材小用。但荀子却欣然赴任。其用世之心何等急迫，不难想见。荀子入楚，不得不依附于春申君黄歇，与他游秦之时不得不倚重应侯范雎，其中情势如出一辙。由此及彼地推论，急于用世的荀子，游秦之后而入赵，说明他“游秦”的本愿未能达成；出赵而入楚，也可以理解为他在赵国也没有如愿受到重用。如此看来，秦昭王与应侯，赵孝成王与临武君，不论表面上对荀子如何敬重和礼遇，然都不曾准备给他提供一个高级官位，使他可以施展所学。荀子不获重用的原因，除了已经高居政枢者的嫉贤妒能之外，最大的可能性是：荀子所提供的政治理念，其实不为当时的统治者真心欣赏。由此可以推断：荀子入秦之时，很可能是希望在秦国得到重用；他在秦昭王和应侯范雎面前的答问之辞，也是展示胸中学识、希望得到赏识和重用的一种努力；所以其中有“美誉”秦政的部分，读者如能设身处地，当可理解其中情由。尽管如此“俯就”，荀子却依然无法得志于秦国，只能黯然离境。这可以说明，荀子的政治设计、论政模式，与秦国统治集团的需求，并不投契。当我们以如此思路来回看《强国》和《儒效》两篇文献时，就容易理解荀子讨论秦政的个中原委和初衷所在，也就应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本意——不应再简单地以“赞赏秦政”来概括荀子之说，更不能以此作为时人歌颂秦政的依据。

参考文献
 
[1]韩德民．荀子的秦政得失观及其影响[J]．中国文化研究，2001(4).
 
[2]臧知非．“驳而霸”探微──荀子眼中的秦国政治评析[J]．苏州大学学报，2002(2).
 
[3]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
 
注释
 
【1】《强国》和《儒效》(以及本文附论的《议兵》)，根据有关研究，应该属于荀子弟子记述荀子言行的作品。参见廖名春《〈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略举其要：[清]汪中《荀卿子通论》，收入《诸子集成》第二卷；梁启超《荀卿及〈荀子〉》、游国恩《荀卿考》，收入《古史辨》第四册；[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蔚华《荀况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9年第4期；梁涛《荀子行年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3】彪炳史册的“百家争鸣”运动，在战国中后期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而展开的。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及兵、农等各家各派的学者皆曾在此研究和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最鼎盛时期的稷下学宫汇集天下贤士多达数百人。孟子、荀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子、环渊、彭蒙、尹文等著名学者都在这里留下了参与百家争鸣的踪迹。钱穆论断为：“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参见钱穆《稷下通考》，收入氏著《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今习见版本是《钱穆先生全集·先秦诸子系年》，第242页，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也可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4】“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详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8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