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之言为何有价值？

作者：尼尔·列维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临终病床上的后悔真能让我们看透人生中真正重要之事吗？对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表示怀疑。

如何发现人生中真正重要之事？一种方法是询问濒临死亡的人。他们或许拥有一个视角使其更清楚地看到什么事其实无关紧要，什么事才真正重要。死亡即将来临的前景让他们不屑于追求金钱地位或在鸡毛蒜皮上纠缠，使他们看清楚真正令生活值得过的好东西。

结果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家庭、人际关系和真实性。至少，这是人们在临终病床上表述的愿望。在此问题上很少有系统性研究，不过的确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如果你在因特网上搜索“临终遗憾”，很可能很快就发现有网站或报纸文章报道澳大利亚作家、词曲创作者兼歌手邦妮·韦尔（Bronnie Ware）的著作《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讲述的是她在八年护理工作中收获的生命哲学。她在博客中记录的病床前对话成为畅销书的基础。在她看来，临终之人最常见的五件后悔之事是：

1.我希望当初有勇气按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不是按别人期待的方式生活

2.我希望当初没那么努力工作

3.我希望当初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感受

4.我希望当初和朋友保持联系

5.我希望当初让自己更幸福一点

笼统地说，人们似乎希望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希望活得更真实（1、3），希望将朋友和自己而不是工作放在更优先位置（2、4、5）。简而言之，他们希望停止奔波，去品尝玫瑰的花香。

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宝贵，它们是有意义人生的组成部分（远非仅有的东西），似乎很有道理。不过，我并不特别相信临终之人表达的后悔就能给我们理由去相信他们的想法有价值。首先，我对报告本身有些疑虑。人们表达这样的后悔时可能遭受了很多文化压力，无论是否真的感到后悔，他们可能都不得不这样说。这可能让我们将这些后悔归功于临终之人，无论他们是否真表达了后悔之情。其次和更重要的是，临终视角真能给他们更清晰的视野看透真正重要之事吗？我表示怀疑。我们有理由相信临终病床上的视角可能比人生中期的视角更糟糕而不是更好，因为他们缺乏正在进行中的工程的参与，这或许令他们降低对自身价值的评估。

我不是第一个对临终病床上的后悔是否具有认识论上的特权地位感到怀疑的人。在给予其显著的权重时，我们应该特别谨慎。美国哲学家艾瑞克·斯维茨戈贝尔（Eric Schwitzgebel）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临终之人或许受制于回顾历史的偏见，其表现形式是假设回顾过去的现有认识视角等同于他们当时本来应该采取的视角。人们应该优先看重愿望的实现而不是金钱，这是要接受的建议。该建议之所以很吸引人那是因为从经济上比较舒适的当今视角看的，而非过去自我那生活捉襟见肘，满腹忧虑的状况。即使提供建议者本人曾经很贫困，她也可能很容易将过去浪漫化，这部分是因为日常生活的记忆很容易被巅峰时刻的记忆挤到角落里去。或许我对相对贫困时期的回忆要比真实情况更好一些，因为我记得曾经在厨房跟着音乐跳舞，却不怎么记得想方设法支付各种帐单的窘迫。我的带有偏见的回忆能很容易导致我低估金钱对维持体面生活的重要性。

斯维茨戈贝尔对临终后悔感到警惕的第二个理由来自如下事实：临终之人逃脱了建议后果的责任追究。即便不能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他们也不需要冒险被人指控虚伪，因为人们不再期待他们尝试这样做。其建议缺乏利害关系的事实或许让他们可以自由幻想，而我们就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往往被期待要兑现承诺，言行如一。为此，斯维茨戈贝尔建议，我们去听听40多岁的人的智慧或许还更好些。因为他们拥有足够多的人生经历，对生活有了广泛的看法，同时还要继续在生活中打拼。

虽然这些担忧很明显，但它们似乎不足以消除临终病床视角的认识论特权地位。一方面，事后聪明偏差（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的地位受到挑战：正如澳大利亚哲学家布莱恩·海顿（Brian Hedden）指出的那样，回顾过去时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自己事先的判断比实际上更为精确，认为实际上支持过某些主张。我们怀疑临终之人无需遵从自己提出的建议，这种反对意见似乎有些过于笼统：其实，我们常常向那些明知未必遵循所提建议的人那里寻求建议，因为他们并不会面临我面临的问题（如我们可能向独身的牧师寻求婚姻问题的建议），这样做显然并无不妥。总体上说，这些担忧可能给我们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临终之人建议的重要性，但是认定其仍然拥有特殊的认识论权重并不是毫无道理可言。

我们可以添加第三个担忧来增强斯维茨戈贝尔的怀疑。临终之人感到后悔是老生常谈，是想当然的民间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怀疑其真诚性及其代表性了。

临终之人很清楚，如果他们说后悔没有赚更多的钱，那就显得太浅薄了。

韦尔的《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2012）给我们了“逸闻趣事数据”，而非精心收集的证据。我们不知道她在“若干年”临终关怀场所看到的病人范围有多广，很可能不是特别广泛，因为她任职的单位是在病人家里为那些人提供帮助，这些病人有条件负担得起这种服务。另外，我们也不知道她报道的那些后悔的系统性如何，或许某些东西对她的触动更强烈一些，因而她更有可能记住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我们还有理由担忧，实际上对她说的话与她回顾的他人的话都可能是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压力和期待中塑造出来的。

临终之人首先感到的后悔熟悉得令人起疑心。结果，临终之人最看重的恰恰是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要珍视的东西：这样的主题铺天盖地，广告和报刊上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说法“没有人会在临终病床上说，我希望在办公室加班”以及谷歌上对此的接近４万条点击，这些都说明这种心态引起了多么深刻的回响。友谊、家庭和情感的价值当然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部分理由，不过，该建议的平庸性让我们有理由产生怀疑。

这样的建议无处不在其实暗示了发挥作用的是文化脚本：即一整套期待塑造了应该说什么和应该听到什么。或许我们的期待导致我们将临终者说的话与现成的文化脚本吻合起来；或许韦尔将更多模糊不清的或态度不明朗的命题转变成报道的样子，或许她只回顾和报道符合脚本的东西，不吻合的东西统统忽略（谁知道有多少？）另一方面，文化脚本塑造了实际说的话：或许她的汇报是准确的和有代表性的，但它们是在这种场合应该说出来的话而被表达出来。临终之人很清楚，如果他们说后悔没有赚更多的钱，那就显得太浅薄了。

如果文化脚本为报道的或被记住的东西负责，或许也可以说这些广泛传播和不断重复的只言片语智慧不是因为它们来自临终之人的口中，而很可能是硬塞到临终之人口中的陈词滥调。果真如此，因为这些后悔是临终之人说的，所以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权重。这样的想法其实说反了：因为我们给这些话特别的权重，所以我们将这些话塞到临终之人口中。

如果更多研究结果发现临终之人真的表达了这些后悔该如何？我们发现（以某种方式）他们真的表达了当时他们认定的真正重要之事？在那些条件下，我们应该给予特别权重吗？我仍然感到怀疑。

死亡视角在认识论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观点在哲学上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存在主义者与这个观点关系密切，因为他们心中想到我们都必然死亡的想法能帮助我们实现真实性。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死亡让我们变成个体，因为到了死亡关头，我们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停止，而逃避思考我自己的死亡（将其同化为人人都要死的经验性事实）让我们逃入非真实性之中。其他存在主义者（如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提出了类似想法，只不过方式稍微有些不同。

真实性多多少少包含了对自己真实，对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东西真实。这是很多人珍视的理想。如果海德格尔是正确的，思考死亡能给我们实现真实性的一条途径。当我沉浸在日常生活的担忧中，就不能瞥见真实自我和对我来说真正重要之事。如果我成功地让外部喧嚣安静下来，或许我就能更好地听见内心声音，或许思考死亡就能让我听得更清楚。临终之人不再受到尘世微小细节的干扰，或许处在更好的位置听到真实声音。

但是，求助于标准形式展现的真实性并不能证明临终之人能给我们特别深刻见解的想法的真理性。真实性是听到个人内心的声音。或许临终之人处于更好的位置看到对她来说真正重要之事，但没有理由认为她的智慧对我来说也最重要。或许，海德格尔式操作是要获得价值观而非真实性。对所有人－－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或许存在一系列的利益，临终病床视角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利益，正如它（应该）能让我们认识到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东西一样是出于同一个理由：因为我们不再受到日常生活问题的干扰。

我想建议，这个思想或许有不好的一面。临终病床视角因为处于日常关注的问题之外，或许变得贫瘠而不是更加丰富。

海德格尔宣称，当我们沉思个人的死亡时，我们可以摆脱沉浸在日常生活状态的束缚。他认为，处于日常生活之外的视角非常不同于日常生活视角。这似乎很有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之外的视角就更可靠。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更不可靠。

如果你知道，你只有24小时的寿命，你就不大可能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了。

从进行中的工程或事业的角度看，利害关系不仅看起来不同于外部视角看到的样子，而且两者的确不同。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在一篇很有影响的论述荒谬性的文章中注意到，当我们从沉浸的生活中退出几步动用独特的人类潜能考察生活和我们自己时，“带着某种超脱的眼光，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就像一群蚂蚁在挣扎着爬上一个沙堆。”我们所有的奋斗和打拼一下子都显得荒谬可笑，为其辩护的理由烟消云散。因为向后倒退的关键一步，意义就消失了，这意味着从构成我们理由的担忧中退后了一步。只有从我们的生命工程内部才能回答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了赋予我们奋斗以意义的承诺，一切努力都没有了合理性。临终病床视角或许是最接近我们能从外部看待生活及其担忧之地。从外部看我们不能理解那些担忧的意义，不是因为它们不真实而是因为只能从内部才能搞明白。

很多计划和工程只是对那相信自己还能再活一段时间的人才有意义。金钱储蓄常常只是因为将来我可能需要花时才有意义。只有在看到访问巴黎的可能性时，学习法语或许才说得通。只有在我可能看到它们绽放的时候，种植玫瑰花才能说得通（当然，人们也能为子孙后代或陌生人种树－－－树是讲故事的例子－－－但是，即使这种种植也常常依靠拥有个人的未来，因为小树苗需要精心照顾才能存活）。即使开始写一本书或制作一个箱子也需要你对个人未来有充分的信心才说得通。如果你知道你只有24小时的寿命，你就不大可能开始阅读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长达1,392页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7）了。你甚至不会开始观看电视剧《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了。

一旦你知道死亡即将来临，漫长的计划和工程就不再是你的重要活动，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了。在临终病床上，只有狭隘的、更直接的承诺才有意义。当我们知道没有个人未来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处在支持长期工程的辩护体系之外。我们仍然能理解它们，但我们现在能从外部观看它们。来到支持这些工程的辩护框架之外，我们发现他人对这些工程充满激情的承诺似乎荒谬之极，就像纳格尔说的蚂蚁的忙碌，而临终病床视角就是去除意义重要源头的视角。

如果这是正确的，临终病床视角从认识论角度看就很独特了。这是被嵌入在一套更简单承诺中的视角：从这个视角看，他能紧紧抓住更简单的快乐－－－那些能够即刻实现的快乐或相对快速出成果的东西，但更广泛的承诺都显得荒谬之极。临终病床视角最接近人类放弃赋予长期工程意义的整套承诺的可能性（即便是没有被忧郁症困扰之人）。这不是因为临终病床从认识论角度看有特权，历时性工程毫无意义，而是因为这个视角缺乏让它们说得通的时间地平线。这些工程之所以缺乏意义就是因为其意义只能从工程内部视界才能领会。它们仍然有意义，即使难以得到看不到未来的人的同情。

在最近有关中年危机的书中，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家基兰·塞蒂亚（Kieran Setiya）认为，这些危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在我们完成了工程之后，它们对我们来说丧失了意义。这些工程是有目的的：它们有目标，我们对此目标的承诺让它们在我们看来有了意义。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它们看起来就似乎很荒谬了。塞蒂亚建议，我们通过发现无目的活动的价值而摆脱中年危机：指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目的的活动（如为散步而散步而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而走路）。无论解决他看到的中年危机问题的办法有什么好处，塞蒂亚的区分仍然非常有帮助。目的追求是历时性的；无目的追求不是，或未必是。从中年看，我们这些有幸实现目标的人觉得这些目标追求似乎没有意义和荒谬。但我们仍然处在生命的中间阶段，还必须找到重新承诺于进行中的工程的方法（塞蒂亚推荐的是找到特定时刻的价值，在我们目标活动的无目的方面找到价值。）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面临目标追求和无目标追求的不同混合体。这些活动为我们赋予意义，它们构成有价值的东西。临终病床视角或许真正反映了对被迫从进行中的活动退出的人认定真正重要之事，预先看到来日无多后确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他们的智慧并没有说明，对那些有幸还要继续参与值得进行的目标活动的人来说什么最重要。从目标追求之外看，只有无目标的活动（或短期目标追求）才有意义。亲人的陪伴、沉思、美对临终之人来说仍然是可以获得的，因而拥有额外的力量。但他们的视角是有些偏颇的。或许从临终病床视角看，特别强有力地抓住了某些利益，但其它东西则完全溜走了。有些承诺和努力被视为苍白乏味毫无意义不是因为缺乏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只能从生活内部视角才能充分领会。

作者简介：

尼尔·列维（Neil Levy），悉尼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哲学教授，牛津大学上广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the Uehiro Centre for Practical Ethics）高级研究员。他生活在澳洲和英国之间，著有《糟糕信仰：为何发生在好人身上》。

译自：Final thoughts byNeil Levy

https://aeon.co/essays/why-is-the-deathbed-perspective-considered-so-valuable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