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新论

作者：张耀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刘璐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摘要：分析甲午以降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构建法、书写法，可清晰发现三款格式之存在：基于“汉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国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基于“华学”背景之构建法、书写法。学者们分别采用三套格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从“格式学”角度观察，此三款格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汉学”对应比较哲学之“西化比”格式，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采用之；“国学”对应比较哲学之“并置比”格式，张东荪、张岱年等采用之；“华学”对应比较哲学之“化西比”格式，目前正在构建中，所得必为“华学款中国哲学（史）”。对于“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构建与书写，文章给出三大展望。

关键词：汉学；国学；华学；西化比；并置比；化西比；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

作者简介：张耀南（1963—），男，湖南石门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比较哲学、知识学、自然国学与科技史；

在中国当下学术体系中，“汉学”“国学”“华学”是三门并列的学问。实际上它们之研究对象大致相同，都是以“中国”“中国学术”“中国学问”等为研究对象。差别主要在方法：“汉学”（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以“西化”为方法，固持“西化比”，力图以欧西学术框架解构中华学术框架、消化中华学术材料；“国学”以“并置”为方法，固持“并置比”，力图将欧西学术框架、学术材料与中华学术框架、学术材料分开论之，或共置于一“共名”下论之；“华学”则以“化西”为方法，固持“化西比”，力图以中华学术框架解构欧西学术框架、消化欧西学术材料【1】。

“汉学”“国学”“华学”作为研究同一对象的三款不同“比较研究”格式，落实到“中国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史”书写，就是三款不同的“比较哲学”格式。

分析晚清以降，尤其甲午以降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可清晰发现三款格式之存在：基于“汉学”背景的“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基于“国学”背景的“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基于“华学”背景的“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学者们分别采用三套格式，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这个对象。从“格式学”角度观察，此三款格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若能分析清楚，可避免许多无谓争论。

一、“汉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构建与书写

在欧西学术体系中，“汉学”（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一支，其起点当在晚明，当欧西“天学”与中华儒道释之学初次相遇之时。

张西平先生认为，“专业汉学”之前，还应有“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两个阶段。此三阶段说[1]———“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值得采纳。

“汉学”以“西化”为方法，固持“西化比”，力图以欧西学术框架解构中华学术框架、消化中华学术材料。换言之，化西宗以为“汉学”代表着一种学术格式———“以西化中”之“西化比”格式。准此则可知，以地域、时代、领域等，来区分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是不准确的；就研究格式而言，它们都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都是固持同一种格式：“以西化中”或“西化比”。

欧西“汉学”以“西化比”为格式，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例如，西班牙汉学家劳尔·鲁伊斯就明确承认，“欧洲汉学”之核心是“欧洲”“欧洲观念”“西方观念”，以欧西格式为普世格式，以“西方中心论”贯穿始终[2]。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亦直言，“东方学”或“东方主义”实际就是“欧西中心论”之产物，其中的“汉学”，同样如此，目标只在为欧西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背书，为其扩张行为构建学理依据。年轻一代欧洲汉学家，同样看穿此层[3]。张西平先生称为“受启于汉学家”的“范式转换”[4]，此种“范式转换”，最终使中国学者几乎“集体无意识”地倒向“西化比”格式，汇成一股时代思潮【2】。

回到“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可以发现欧西“汉学”之“西化比”格式，亦对中国学者之“中国哲学”构建，起到决定作用；对中国学者之“中国哲学史”书写，起到决定作用。

从格式学角度、从方法论上讲，这在意料之中；从学术发展、从合理性上讲，这在情理之外。因为这不应该是“中国哲学”之究竟构建法，不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之究竟书写法。换言之，“汉学款中国哲学”与“汉学款中国哲学史”，不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之正规形态。

可以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著述为例，简要说明“汉学款中国哲学”构建、“汉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之大概。

在中国人自己构建“中国哲学”、书写“中国哲学史”之前，晚明来华“汉学家”，已经为中国人设定了轨道。他们“企图以一种更彻底的经院哲学来代替中国原有的经院哲学”，也就是以欧西经院哲学对中华原有哲学进行“新的解释或改造”【3】。

天主教耶稣会（也有其他修会）会士们的格式，是不是真正合情、合理、合格之“范本”与“楷模”，正是文章现在要讨论的。但在未讨论之前，他们的“西化比”格式，已成为四百余年间“中国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史”书写之一条主线。

延至晚清，中国人开始自己出面构建“中国哲学”、书写“中国哲学史”。例如，谢无量撰《中国哲学史》，1916年9月初版，至1928年9月已出至第九版，可知影响不小。其价值，即在锁定“本体优先”格式。其布局、坐标与思维方式，均是“西式”的，作为一部为以后“中国哲学史”书写奠定格式的“开山之作”，其所奠定的，就是“本体优先”格式，就是“西化比”格式。其整体布局，采用“西化比”格式；其品评“坐标”，采用“西化比”格式；其释读框架、思维方式，采用“西化比”格式【4】。

此种构建法与书写法，都是以欧西哲学之“本体”释读中华哲学之“道”，以欧西哲学之“现象”释读中华哲学之“万物”，以欧西哲学之“本体”释读中华哲学之“无”，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以欧西哲学“本体论式思维”、欧西汉学“西化比”格式释读老子哲学、释读中华哲学。此种构建法、书写法一锁定，后来者若无大才，几无可能出其轨道【5】。

例如，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老子哲学之释读，就未能出谢撰《中国哲学史》之轨道[5]。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对于老子哲学之释读，亦未能出谢撰《中国哲学史》之轨道[6]。稍后出版的冯友兰撰《新理学》，更是全盘采用“西化比”格式的典范之作，其对中华哲学“理—气”之释读，全盘落入欧西哲学“形式—质料”框架中，全盘落入谢著锁定之“西化比”格式中。

二、“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构建与书写

胡适以“国学”等同于“国故学”与“国粹学”[7]，只看到了研究对象上旧的一面。“国学”专指中华本土固有之全部学术。

汤一介先生《“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认为，针对“西学”的“国学”之名，应是晚清从日本进口，是当时西学东渐风潮下为区别“西学”而引进。

汤先生强调要注意儒、道、释三家长期处于互补态势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他赞成马一浮先生对“国学”概念之含义用“楷定”来讲的作法，认为还是“百家争鸣”为好，不要“定于一尊”[8]。

与“西学”并立之“国学”，代表一种学术格式———“中西并置”或“并置比”格式，方法是“以中释中，以西释西”，力图在“西化比”格式之强势包围中，打开一个缺口，确立“中华学术”“华学”“国学”之独立身份。“学有中西之别”，“国学”之作为“学”，根本上是指有别于欧西格式的“中华思维”“中华框架”“中华格式”[9]。

回到“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可以发现“国学”所持“并置比”格式，亦对中国学者之“中国哲学”构建，起到重大作用；对中国学者之“中国哲学史”书写，起到重大作用。从方法论上讲，这在意料之中；从合理性上讲，亦在情理之中。兹以张东荪以《中国哲学史讲义》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张岱年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书写等为例，简要说明“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之大概。

张东荪以《中国哲学史讲义》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包含《知识与文化·中国思想之特征》《公孙龙的辩学》《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本无与性空》等重要篇章。《知识与文化·中国思想之特征》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哲学无西式本体论（Substanc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无西式因果论（Causality Philosophy）”“中国哲学无西式形式论（Form Philosophy）”[10]等决定性观点。为“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孙龙的辩学》另行提出了一种对于公孙龙哲学的新释读[11]。《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力图勾勒出历史上中华哲学家“全盘化佛模板”之完整形态，以为将来中华哲学家“全盘化西”之参鉴[12]。《本无与性空》立于比较哲学视野，重点讨论中、西、印三大哲学系统对于“本体”（Substance）之不同态度，其“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法，表现得淋漓尽致[13]。此三文，张东荪明白标注是其《中国哲学史讲义》之一部分。可知20世纪40年代末，张东荪确是编有《中国哲学史讲义》，且其书写，以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相关著述为背景。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之最重要尝试、“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之最重要尝试。

张岱年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史”书写，包含《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谈中国哲学史的学习方法》《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中国哲学大纲·致知论》等篇章。其核心观点主要有：

第一，认为“中式本体”不同于“西式本体”。如《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说：“西方哲学传入以后，翻译名词中也有所谓本体。西方哲学中所谓本体的意义也是很复杂的，其主要意义之一是指所谓与现象对立的唯一实在。西方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本体乃是现象背后的唯一实在。这所谓本体是与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本体截然不同的。假如用西方哲学所谓本体的意义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本体，那就大错了。”[14]99

第二，反对用“欧西本体论”释读中国哲学。如《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所说[14]607。

第三，认定中国哲学无欧西本体“很健全”。如《中国哲学大纲·致知论》之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15]，所讲是中国哲学中六项“活的”观念之第一项，可知张岱年是以“无欧西本体”为中国哲学之“第一原理”。

以上就是张东荪、张岱年“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之大概。他们之书写，保护了中华哲学之“原生态”，凸显了中华哲学之独特性【6】。

总体来看，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等“汉学款中国哲学”构建、“汉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是以欧西哲学之“长”为中华哲学特征，是基于“中西哲学同质论”之一种构建与书写【7】；张东荪、张岱年等“国学款中国哲学”构建、“国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则是以欧西哲学之“短”为中华哲学特征，或以中华哲学之“长”为中华哲学特征，是基于“中西哲学异质论”之一种构建与书写。

三、“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构建与书写之尝试与展望

“华学”一名，由饶宗颐先生（1917—2018，字伯濂，又字选堂，号固庵）最先提出。饶先生认为，欧西汉学家往往带着“西洋观点”看中华文化，所以使用“汉学”一名要相当谨慎。

饶先生“华学”设想，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2月，学术集刊《华学》之《发刊辞》云：“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尽管历尽沧桑，经过无数纷扰、割据、分与合相寻的历史波折，却始终保持她的连续性，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滚滚奔流。至于今日，和早已沉淀在历史断层中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样。中国何以能够维持七八千年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文化，光这一点，已是耐人寻味而不容易解答的课题。”或云：“近期，国内涌起追求炎黄文化的热潮，在北京出现不少新刊物朝着这一路向，企图找回自己的文献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的真义。亡羊补牢，似乎尚未为晚。”[16]

饶先生《发刊辞》强调“华学”研究之三大坐标：一是纵的时间方面，二是横的空间方面，三是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在此三方面找寻出它们之因果关系，就是“华学”研究。他说：“我们所欲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因果关系。我一向所采用的史学方法，是重视“三点”，即掌握焦点、抓紧重点、发挥特点，尤其特别用力于关联性一层。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说明问题而取得较深入的理解。Assyrian文法上的关系名词（Relative Pronoun）有一个‘Sa’字，具有Whom、What等意义，我在史学是主张关联主义的，我所采用的，可说是一种‘Sa’字观，有如佛家的阿字观。”[16]

饶先生实际已意识到，“华学”代表着另一种学术格式。他以为“华学研究法”约有如下数端：（1）语言文字为根基，如通过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研治文字之学，通过悉昙文字研治声韵之学，通过出土文献及域外文献研治训诂之学等；（2）目录学为津梁，认为“我的很多学问的开展，第一把钥匙正是目录学”；（3）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认为应将王国维“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证之“二重证据法”扩展为“三重证据法”与“五重证据法”；（4）史学上之关联主义，认为“上下古今、万界万物，都是互相牵连的”，故学术应上下勾连，而不限于一时一地一物。

饶先生之缺点，是没有将“华学研究法”置于“比较哲学”大框架下来展开论述。故他虽明确反对“西化比”格式，但却没有针锋相对地提出“化西比”格式；其初衷很好，但却尚未揭示“华学”一名更为深刻之“格式与格式学”内涵。

化西宗以为，在“比较哲学”大框架下来观察，“华学”代表的，正是“以中化西”之“化西比”格式。饶先生不主张用“比较方法”，认为采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容易受他人影响，理路不正；实际上，“比较哲学”本有三大格式———“西化比”“并置比”“化西比”，他可能只看到前两种———“西化比”与“并置比”，故不愿使用“比较方法”。若看不到“化西比”格式，则饶先生之“华学”观，很容易退回到“国学”及其所代表的“并置比”格式，导致不能实现新的突破。

“华学”之作为“学”，最为根本的，在于它是“比较哲学”、比较研究之一款格式———“以中化西”格式、“化西比”格式，目标是用中华祖先固有之格式，消化欧西之学。

中华哲学家已构建出一整套“格式系统”，足可吃掉并消化西学，最终把“欧西哲学”变成“中华哲学”之一部或一环，产出“新中华哲学”。中华哲学家全盘“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之伟大历史实践，已经昭示落实“化西比”、用中华哲学“格式系统”消化“欧西哲学”、最终完成“全盘化西”、开启中华文明新时代之可能前景。

具体到“中国哲学”之新构建、“中国哲学史”之新书写，目标就是“华学款中国哲学”与“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成立。此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马一浮先生（1883—1967，单名浮，字一浮，号湛翁、蠲翁、蠲叟、蠲戏老人）之努力。换言之，马先生曾有“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构建与书写之尝试。

马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华六艺可统摄西来一切学术”之典范性的“化西比”观点。此观点先认定儒、墨、名、法、道等实皆出于“六艺”，“国学”即“六艺之学”[17]8-9。此观点又认定“六艺之学”为中华最古老学术文化之源头，且有着“普世价值”的意义[17]17-20。此观点最后认定六艺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17]17-20。马先生明确提出“中华六艺可统摄西来一切学术”之观点，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之新构建、“中国哲学史”之新书写，就是提出“华学款中国哲学”之构建法、“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书写法，只是没有以“哲学”命名而已。

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汤一介先生，分析马一浮先生《泰和宜山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一节，认为“道”对任何民族说都是“本然之善”“性德之真”，所以是一致的，认为“六艺”乃“人类之心灵”之体现，故能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17]17-20，一切学术文化不外是追求真、善、美【8】。

“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构建与书写之展望一。马一浮先生试图采用“化西比”格式，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书写“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是不是很成功，还有待观察。但踵事增华，不能停止。接续马先生，还有事情可作。比如，中华哲学固有格式———“始于正的方法，中经负的方法，上达绕的方法”———能否用来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书写“华学款中国哲学史”，就可以讨论。运用此格式，实际上是接着饶宗颐先生讲，同时也接着冯友兰先生讲。冯先生《中国哲学简史》讲“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认为“负的方法”为哲学之“最后顶点”[18]，这是一个不错的框架，其构想是以欧西“正的方法”为环节、特例，而以中华“负的方法”为高阶框架、高阶格式。他说中华哲学是“负的方法”，欧西哲学是“正的方法”，同时又说哲学“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结论只能是：哲学从欧西哲学开始，到中华哲学结束，即哲学发展之归宿在中华哲学。用这个框架来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书写“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是可以有新的收获的。

冯氏框架很好，但有局限性：说欧西哲学是“正的方法”，问题不大，因欧西“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只是柏拉图“绝对直答”之延伸，它只讲中华哲学三款六式中之“直款”（A=A），少讲“不款”（A≠A），几乎不讲“绕款”（A≈A）；但说中华哲学“只有负的方法”，似有问题。化西宗的研究表明，中华哲学中有“正的方法”（A=A），也有“负的方法”（A≠A），更有“绕的方法”（A≈A）。如此则冯先生说哲学要从“正的方法”发展到“负的方法”，以“负的方法”为终点、最后顶点，是有些问题的；以“负的方法”为顶点，似是半途而废。冯先生已见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两途，然未能真正讲透中华禅宗之“绕的方法”，是“半途而废”之典型案例。

“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构建与书写之展望二。“中华格式”，就是中华文明之“操作系统”，此“操作系统”，含直—不—绕三款。如五行之关系，就含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相化、相制六式，分三组：相生与相乘为一组，一活一死；相克与相侮为一组，一活一死；相化与相制为一组，前者通过第三者而生，为活，后者通过第三者而克，为死。第一组为直款之两式，第二组为不款之两式，第三组为绕款之两式。周易哲学亦然，易一名而含三义，即变易、不易、简易三款。变易为易之肯定义，为直款；不易为易之否定义，为不款；简易为易之肯定兼否定义，为绕款。同样，《墨辩》“负而不挠说在胜”一段中亦含三款：“权胜重也”，为直款；“权不胜重也”，为不款；“权重相若也”，为绕款。《庄子·则阳》“言而足”一段中亦含三款：“言而足”，为直款；“言而不足”，为不款；“言默”与“非言非默”，为绕款。

此种“直款—不款—绕款”格式，乃是中华历代哲学家共同构建而成的“公共哲学框架”。此框架不偏执于直款，不偏执于不款，同样不偏执于绕款，而是三款并重，强调“合且离”之思维，如“合本体论与现象论、同时离本体论与现象论”之思维、“合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同时离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思维、“合进化论与循环论、同时离进化论与循环论”之思维、“合主谓式句辞与相关律名学、同时离主谓式句辞与相关律名学”之思维、“合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同时离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之思维、“合实在论与符号论、同时离实在论与符号论”之思维等。整体主义、全息主义、机体主义、情义主义等，诸多描绘“中华思维”“中华格式”之词，均是此种不偏执于直款，不偏执于不款，同样不偏执于绕款之思维，均是此种三款并重之“大某主义”。此种“大某主义”，到今天，正愈益焕发出其“化铸梵欧”之强大生命力。运用此框架，可修正中华哲学中若干重大问题，亦可破解欧西哲学中若干重大问题。

以直—不—绕三款、正—负—绕三款为格式，以中华文明之“操作系统”为格式，来构建一种“中国哲学”，来书写一种“中国哲学史”，也许就是“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此种哲学要求将实体—属性、本质—现象、一般—个别等，同等看待，说重要，都重要，说不重要，都不重要，一碗水端平；而不是像欧西哲学那样，重实体而轻属性、重本质而轻现象、重一般而轻个别。比如中华阴阳哲学，就认为阴与阳同等重要，阴阳互动，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正偏关系、主宾关系、上下关系、左右关系等，同其道理。比如中华美学，不仅讲“实”，还讲“虚”，更讲“虚实相涵”；讲“实”是“直款”，是“直答”；讲“虚”是“不款”，是“不答”；讲“虚实相涵”是“绕款”，是“绕答”。以此种美学为框架、格式，是完全有可能消化执着于讲“实”、少讲“虚”、不讲“涵”之欧西美学的。这样构建出来的“中国哲学”，也许就是“华学款中国哲学”；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也许就是“华学款中国哲学史”。

“华学款中国哲学（史）”构建与书写之展望三。“华学款中国哲学”构建法、“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书写法，还可以接着“易经”讲。因为“系辞格式”实乃一套“全值逻辑系统”，即穷尽全部可能性之逻辑系统，其根元框架为三款八式。“系辞格式”作为“公共哲学框架”，可用来分析所有关系，如中华哲学中阴阳、彼此、有无、上下、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好坏、一多、空假、空中、假中以及欧西哲学中本体—现象、实体—属性、唯物—唯心、主体—客体、唯理论—经验论等之关系。

“系辞格式”源于《周易·系辞》中“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段话。根据南宋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梳理“系辞格式”之理路【9】，在阴、阳二元框架下，两仪只能生成四象；四象再生阴、生阳，只能生成八卦；八卦再生阴、生阳，只能生成十六卦；十六卦再生阴、生阳，只能生成三十二卦；三十二卦再生阴、生阳，只能生成六十四卦。八卦框架下，太阳两式为直款，太阴两式为不款，少阳、少阴四式为绕款。此套“全值逻辑”，即为“公共哲学框架”之模板，即为吾人构建三款八式“公共哲学框架”之根元理论。

以上八句中，第（1）、（2）句为直款两句，第（7）、（8）句为不款两句；第（3）、（4）句为亦阴亦阳两句（第（3）句阴先死双亦句，第（4）句为阴先活双亦句），第（5）、（6）句为亦阳亦阴两句（第（5）句为阳先活双亦句，第（6）句为阳先死双亦句），此四句合为绕款四句。凡三款八句，为根元八句。因八句中之任一句均蕴涵八句，故阳辞之逻辑全值为六十四句。此为基础六十四句。与“阳辞”（肯定判断）六十四句同时存在的，还有“阴辞”（否定判断）六十四句与“兼辞”（模态判断）四个六十四句。合计六个六十四句，共三百八十四句。二元关系下，合并计算阳辞、阴辞、兼辞，其逻辑全值为三百八十四句。换言之，以“系辞格式”讲任一二元关系———如阴阳、彼此、有无、上下、是非、善恶、美丑、真假、好坏等———必穷尽于此八根元句、六十四基础句、三百八十四全值句。

若将“系辞格式”与中华哲学“最完满的平衡态”思想联系起来，则可知汤一介先生所论“最完满的平衡态”[19]，在逻辑上，就是指任一二元关系必穷尽于八根元句、六十四基础句、三百八十四全值句，任一三元关系必穷尽于十六根元句、二百五十六基础句，两千五百十六全值句，任一四元关系必穷尽于三十二根元句、千二十四基础句、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全值句，任一五元关系必穷尽于六十四根元句、四千九十六基础句、十三万九千二百六十四全值句，六元关系、七元关系等类推。只有把这些关系全部揭示出来，才是“最完满的平衡态”。

“系辞格式”八根元句、十六根元句、三十二根元句、六十四根元句之框架，也许就是到目前为止，所能找到的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书写“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最优框架。有了框架、有了方法，“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史”就有可能在当代人手中完成。

这就是化西宗对于用“化西比”格式构建“华学款中国哲学”、书写“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之几种展望。落实起来有难度，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比较哲学”至少有“西化比”“并置比”“化西比”三大格式，分别对应“汉学”“国学”“华学”。用其中任何一款，都可以构建出一种“中国哲学”、书写出一种“中国哲学史”。

总之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史”书写，有采用“西化比”格式者，如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所得为“汉学款中国哲学”“汉学款中国哲学史”；有采用“并置比”格式者，如张东荪、张岱年等，所得为“国学款中国哲学”“国学款中国哲学史”；有试图采用“化西比”格式者，所得将为“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史”。但“华学款中国哲学”“华学款中国哲学史”迄今并未真正成立，完成其事尚任重道远。有之，请从吾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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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19：54—65.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1：218—222.
 
[7]胡适．胡适文存（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
 
[8]汤一介．汤一介集（第六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00—106.
 
[9]张耀南．论“国学”之作为“学”[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1）：5—9.
 
[10]张东荪．知识与文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99—105.
 
[11]张东荪．公孙龙的辩学[J]．燕京学报，1949（2）：29—42.
 
[12]张东荪．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J]．燕京学报，1950（1）：147—178.
 
[13]张东荪．本无与性空[J]．现代佛学，1950（1）：13—15.
 
[14]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1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615.
 
[16]饶宗颐．华学（第一辑）[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17]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94—395.
 
[19]汤一介．汤一介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55—259.
 
注释
 
【1】文章思路，酝酿已久。草稿曾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2015年11月21日—22日，清华大学）上宣读，题为《“中国哲学史”之四度书写：从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到张东荪》（张耀南），后收入论文集《现代中国哲学与新儒学》（陈来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333—346页）中。调整思路之后，第二稿又在“中国哲学的原创、诠释与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史学会2017年年会（2017年9月9日—10日，首都师范大学）上宣读，题为《汉学—国学—华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四论汉学—国学—华学》（张耀南，钱爽）。与此相关的、只讨论“格式与格式学”之专文《以华学为究竟格式论———五论汉学国学华学》（钱爽，张耀南）亦曾在北京欧洲汉学会“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生成国际论坛”（2017年11月24日—25日，北京师范大学）上宣读。今再引入张岱年、马一浮等大家之构想，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之研究，而成此文。
 
【2】钱爽，张耀南《格式与格式学：“汉学—国学—华学”与“西化—并置—化西”———五论汉学、国学、华学》分析认为：实际上，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是“汉学”这一款“以西化中”之“西化”格式的两种表现形式，Sinology涉及的领域较狭窄，而Chinese Studies涉及的领域较宽泛，但均属“以西化中”之“西化”格式。Sinology可以说是局部的“以西化中”，而Chinese Studies可以说是全盘的“以西化中”。参见：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第三极文化”论丛（2018）》，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9—140页。
 
【3】南案：何兆武以“经院哲学”指称中华固有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连类”，是“把上等的茅台变成劣质的XO”“把上好的龙袍变成三流的西装”之举。参见：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4】参见：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绪论》第1—3页。又可参见：该书第一编下，中华书局，1916年，第6—10页。
 
【5】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谢著《中国哲学史》“大抵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古史观的藩篱”（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此说在“中国哲学史”范围之内，也许是对的；但若放到“中国哲学构建法”“中国哲学史书写法”中去观察，就有些不妥。因为该书批评各家学说，很多地方甚至主体上，的确是采用了欧西哲学中所谓“新”的“格式”。
 
【6】参见：张东荪《公孙龙的辩学》，《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1949年；《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燕京学报》第三十八期，1950年；《本无与性空》，《现代佛学》第一卷第一期，1950年。
 
【7】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陈坚《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8】参见：《马一浮的国学观———为〈马一浮全集〉所写的序》，《汤一介集》（第六卷）《思考中国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7—116页，2014年4月第1版。2012年4月30日完稿，5月4日修改第一稿，5月5日修改第二稿。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07-25。
 
【9】参见：《朱熹集》卷37《与郭冲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54—1655页。又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