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朱子五讲之第五讲——朱子论羞恶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三月十四日癸卯

          耶稣2021年4月25日

2021年4月21日，中山大学南校区103讲学厅迎来了禾田哲学讲座“朱子五讲”系列的最后一讲，这也是陈来教授此番中大讲学活动的尾声。本场的主题是《朱子论羞恶》，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陈来教授介绍道，朱子论羞恶可以看作上一讲朱子论义的续章，但同时也打开新的问题面向。在儒学体系中，“羞恶”一词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羞恶既是义的发端，也是四端之一。羞恶的问题既与义相关，也关涉到四端的讨论。因此以羞恶为焦点来展开讨论，一可以厘清羞恶在历史上模糊的含义，二也可以通过对羞恶的讨论来加深对义的理解，三能进一步拓宽对朱子心性学的理解。

陈来教授的首个关注点，落在从性情体用、已发未发的角度阐述羞恶作为义的发端。统体而论，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恻隐、羞恶等为已发之情。就二者关系而言，四德之性是四端的根子，四端之情是四德的表现。也就是说性不可见，惟在情之已发时可见，因而人就可以从已发之情来内推未发之性，这属于认知本性的方法。

在讨论了羞恶的内在根源后，陈来教授从羞恶的外在原因出发，论述羞恶之心是由不善、可恶之事所引发。以仁义对言，仁体现为好善，义体现为恶恶。以羞恶对言，羞是耻己之不善，恶是憎人之不善，前者重在自己，是从修身的角度说，后者更重他人，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说。从四德整体看，专言之仁可以包四德，仁的生意贯穿于四端之间。因此在四端发见时，如果对事物首先没有表现出知痛痒、能恻隐，也就不会有羞恶。也就可以说，羞恶是生意的一种表现，是生意遇到可恶之事便表现出了羞恶的“面貌”。另外，陈来教授补充到，舍勒关注的羞恶问题与儒家讨论的羞恶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

在论述性情关系后，陈来教授引入了气禀的问题，从其对性理发见的影响而言，则有羞恶其不当羞恶者。朱子对四端的理解有广狭之别：性理直一而发、全然而善的情感属狭义；性理堕在气质中发见而有中节与否的情感属广义。这种区分是基于理学心性思想发展的需要。

从气质一面而言，虽然天命之性人人全具、未尝有偏，但气质所禀却有昏明厚薄之不齐。以义为例，义德与人所禀受的清俊刚烈的金气有关。人禀得此气多，就会更多地表现出断制，但也随之可能表现出羞恶其不当羞恶者，乃至于以一端遮蔽其他端绪的发见。陈来教授认为，在《孟子》和《中庸》之间，孟子重在论述四者人皆有之，但因初发时细微，所以要扩而充之；《中庸》却重在论述四端之发有中节与不中节的不同，而朱子的工作，是将四端观念抽离《孟子》的文本，扩展为广义的包含了善恶的四端观念，这与现实情形更加相符。在功夫上，朱子主张要“于其发处，体验扩充将去”。

从《孟子》四端说到《中庸》四情说，朱子思想前后期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性情体用转变为对心的讨论，这就将四端问题关联上了人心道心的问题。对此，陈来教授辨析道，道心是道德意识，人心是感性欲念，二者都是人的知觉之心。中节全善的四端是道心，广义的四端却不能说是道心。就心、性、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性是理，情是流行运用处，而心是具此理而行此情的。在性情关系中加入心的维度，凸显了心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主宰作用。但朱子前期所讲心主性情更重在心性情结构，只有心为主宰义与道心人心说结合之后，心的道德实践的意味才被显明，从而超越心统性情的结构意义，因此朱子在后期对心的主宰作用的强调，更具有功夫论层面的实践意味。最后，陈来教授总结到，孟子的性情说与《中庸》的中和说构成重要的互补，而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揭示出，对于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处理，只有性善论是不够的，必须有持中的实践范导和裁制，思想感情的活动才能中节而善。

演讲过后，陈立胜教授首先重新梳理、总结了陈来教授的讲座要点，又向陈来讲授提问，如果说仁是好善，义是恶恶，是非之心是否统摄了二者？陈来教授答道：是非之心强调对是非的辨析，不包含实际好恶的方面。但良知就不仅是对是非的明辨，也包含好善和恶恶。阳明在南赣时期也强调孟子所讲的是非之心，到晚期的使用范围则有所扩大，将良知主要落在真诚恻怛一面来说，其实体现得更多的是恻隐。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乔见教授提问道：“端”的含义在孟子处是萌芽、发端，即由羞恶之端可以发展出义，但在朱子说因羞恶而知其有义，方向却是反过来的。朱子和孟子的思路是否是完全颠倒的？陈来教授答道：朱子更强调从认知的角度由已发回推未发，孟子却没有这个面向，而是更强调如何从“端”这里推扩出去。朱子虽然也讲扩充，但不如孟子作为核心观念那么重视。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庞令强问道：四端之中，“羞恶”、“是非”、“辞让”每个词中的两个字都具有独立的含义，但是“恻隐”两字却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恻隐之心和其他三端就似乎是一和三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这会不会对伊川、朱子以专言和偏言看待四端（四德）的观点构成挑战？陈来教授回答道：这应该构不成挑战。专言说的是仁包四德，偏言说的是一个是一个。仁包四德有整个宇宙论的背景，但你所说人己、内外关系并不会影响宇宙论模式。而且一对三也不是绝对，有很多分类方式，如仁义、仁礼、仁智都可以分别对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罗慧琳，接着陈老师向外扩充和向内识仁的问题追问道：如果四端有中节与否的区别，那么一个不中节的端绪怎么向外扩充？由此向内识仁体又何以可能？陈来教授回答道：扩充也不仅仅是向外的，先体认发出来的情感，然后将发得对的这些情感进行扩充。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傅锡洪老师问道：在性情体用的关系上，理学和心学的区别在哪里？朱子思想前后期的分别，有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种转变？后期思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哪里？陈来教授回答道：朱子从已发来回溯未发并不能将此归结为即用见体，反而朱子更重视立体。而心学不重视分别已发未发。清人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比较粗疏，一般只落在功夫大旨，在他们看来朱子在四十岁以后思想就没有变化了。二十世纪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更细致，但仍有待于推进。我今天讲的大概可以概括为三阶段，心统性情是在四十岁到四十四之间，属中前期，朱子从四十八岁之后，对《四书》下了更多功夫，而人心道心问题是在五十九到六十岁，这个时期可以作为朱子晚期思想的代表阶段。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问道：朱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是否存在故意曲解的可能？如果朱子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为什么不单独论说，而是要附加在《太极图说》上？二程不提周子，反而朱子明确表彰，这其中有什么意味？陈来教授回答道：周子是否重在讲气，仍然是不明确的。在朱子以前，周程之学已经成为显学，二程的弟子比朱子更早表彰周子，这也表明二程思想有所传承。当朱子时，周子已经作为二程的先导者出现，这个形象引导了朱子的诠释。从周子思想本身看，他仍然是延续儒家《易》学传统，并非道家思想，从“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可以看出来，而他独特的贡献在于揭示出精妙、简明的宇宙论体系，为朱子所尤其重视。朱子当时的学者也并没有对《太极图说解》提出大的反对，即便是陆九渊也没有对整个体系发出质疑。而二程之所以不再往下传，在于没有可传之人。西方哲学在传承中，后人总是挑前人的毛病，中国哲学却不同，后人总要在前人的思想中汲取养分。

最后，陈来教授此次中大讲学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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