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彦】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下)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21-07-15 17: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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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彦

作者简介:袁彦,男,西元一九七二年生,湖南株洲人。多年从事儒学社会推广工作,原明伦书院广州分院院长,广州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全球私塾联谊会主负责人,现任广州桂第书院院长。

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下)

作者:袁彦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作者简介】袁彦,湖南株洲人,1972年出生,全球私塾联谊会发起人之一、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原广州明伦书院院长、广州纵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大学本科,经营企业23年,师从儒学大家蒋庆先生,积极从事社会推广工作,先后走访考察过全国200多家私塾,以及近100家企业,并领导参与部分企业的管理咨询和培训工作。

 

“儒商管理学”&“国学与企业管理解决之道”的研发与实践专家。

 

社会评价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摸索了接近四十年了。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人的企业经营之道的探索,却刚刚开始。袁会长有前瞻性的演讲有很强的指引作用。

 

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环境红利都已经释放的差不多的时候,要做有生命力的企业,个人认为必须要从文化入手。虽然中国最不缺的是文化,可是这些年我们一直是捧着金碗在要饭。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

 

——孙希龙广州花都鑫琦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老师提出耕读之家不仅仅是务农,而是通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了解节气,认识天道的意义。说的太好了!

 

中国的家族,祠堂,族谱是中国人的教会,教堂和圣经。历史上的私塾大多数都是设在各姓氏的祠堂里,私塾的最大支持者都是各姓的乡绅。家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几千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家族兴旺,家族企业也会兴旺。

 

儒家文明历来推崇的耕读文化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应付工商城市社会带来的变化和挑战,这是新的课题,需要好好研究实验。日本韩国和港澳台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圈的地区国家,他们有不少基业长青的家族企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韩国和台湾东南亚华侨社会对祠堂家族文化很重视。国内也有优秀的企业运用儒家文化管理企业并取得很不错的成绩。期待袁老师在此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和指引。

 

——洪秀平珠海平和国际教育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

 

袁彦先生在本次崇儒书院创办十周年校庆所讲述之主题,放眼全国绝无仅有,其因有二:一者有此学术修养者,多无企业实践经验;二者有企业实践经验者,又惜无此学术修养,而袁先生兼而有之,并公之于众,于国学教育与企业经营,皆有开辟之功。就私塾毕业之学子而言,对于儒学理解与实践之维度,又进一步。

 

——吴亚波曲阜崇儒书院院长

 

 

 

浅谈从“政治儒学”到“儒商管理学”

 

袁彦2021.5.15

 

【下篇】

 

政治儒学即我们所谈的庙堂之学,是对整个国家制度,对政治制度,对朝廷、社会制度的构建理念和历史实践。实际上来讲,政治儒学对以往的民间组织同样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和构建作用,其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一直是上下一体、家国同构的性质。社会组织从古以来有一个流变,最早三代有出现井田制,后来从汉代到魏晋变为门阀制度,宋以后出现了我们熟悉的宗族制。因为时间关系,前面两者我就不提,主要讲宋朝以后出现的宗族制。宗族制的产生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比如宋朝的经济和平民社会比较发达,印刷业与文化也得到大量普及。尤其经过武则天在唐代对门阀制度的打压甚至取消,故具备了一个平民社会的基础。在此过程当中,也受到当时众多儒士尤其是一些大儒的影响。比如朱子写了一本《朱子家礼》,就是在原来《仪礼》等“三礼”的基础上,把一些原属贵族的礼做了简化和下放,以便平民社会以及老百姓的执行。按照原来的周礼,中国的婚姻制度非常复杂,各种步骤过程特别繁琐。朱子经过损益调整,把它简化,以便民间可以操作执行,同时建立了一套宗祠制度。之前平民百姓是不能有家族的宗祠,所谓“士祭于寝”,一般人只能在家里的一个小房间来祭祖宗。经过朱子他们的损益改制,从宋以后老百姓可以有宗庙拜祭祖先。包括关学一派以横渠先生及他的学生吕大临为代表的先贤,同样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把宗祠、乡约民规等各种制度进行创新,落实到当时的社会,后一直大加流行。

 

宗族实际上成了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主流社会基层组织。其核心思想叫“创业垂统”,就是通过这种始祖的艰辛奋斗,开创一片家业,然后把子子孙孙凝聚起来,传承不息!这同样也是具有“大一统”的精神,让每个个体生命和小家庭都有所依归,不是单打独斗的孤立于社会之上。今天我们逐渐被原子化,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面对社会,赤裸裸的面对政府,这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而且导致人情淡薄的高度竞争(内卷)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所谓抱团取暖,都需要生活在一个可信赖的群体当中,这叫敬宗收族!

 

宗族一样具有依据政治儒学所树立的王道政治特质---三重合法性:即天道、历史文化和民意的合法性。至今在我们中国各地,都还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对联:耕读和诗书,即“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开始说的王道政治,有一个阶段叫君主共士大夫经治。那通过什么经治啊?那不就是《诗》《书》《礼》《易》《春秋》嘛!宗族居然也是讲究耕读,讲究诗书。宗族的理念跟我们的传统政治,跟我们的社会是一样的,必须要符合天道。所谓耕读,头一个“耕”是实实在在的耕作。耕作并非好像只是一种品德、美德,或者只是要去劳动锻炼一下自己。其实最根本的是体悟天道!耕种是与天地自然接触最密切的一种体验。通过耕种,你才知道天道到底有什么表现形式。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施肥没有?拔草没有?水少了要浇灌,水多了要放掉…体验过这些,才能体悟到天道!今天为什么城市的孩子很难教育?很难所谓理解人事?因为不通天道。孩子不通天道,当然就很难教育了。你让他去吃粮食,他就只知道粮食是从超市买来的。所以说自古家族倡导耕读,实际上就是要体悟天道。包括诗书那更是如此,特指《诗经》《尚书》以及《易经》为代表的经书,也都是反映和代表天道!

 

宗族的特点总体讲一下。抛开很多的具体事物以及外在形式不说,其实宗族首先具备完整的信仰体系,是一个信仰机构。拿今天的话来讲,宗族是一个教会组织。通过所谓天道、祖先崇拜,也就是刚才说的要符合天道,所谓“敬天法祖”是传统宗族最核心的内容。通过天道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通过宗祠祠堂以及家训来体现核心价值。家训就代表历史合法性,是祖辈尤其是始祖开始,再经过后面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子子孙孙都有义务要去遵守的!不是说你凭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祖宗已经不在了,不管我事了。不是的!包括族谱,具有神圣性的意义,不是说简简单单把名字和时间登记上去。一旦登记族谱,都会受世世代代的供奉,而不管百年之后去了哪个世界。如果是有违家规,背叛家族,或者是做了有违大义的事情而被赶出家门,那名字就进不了族谱,以后就是所谓叫孤魂野鬼。当然包括这个祖坟,以及配套的礼乐包括婚丧嫁娶、祠堂祭祀等一系列的领域,就是传统宗族的最重要的特征。

 

 

 

宗族同时也是一个教育组织。今天我们谈传统的私塾教育,其实绝大部分历史上的私塾就是宗族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选择并建立的教育体系。宗族兴办私塾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宗族为什么办私塾,这是很明确的!他的办学需求是什么?很简单:培养家族继承人,也就是说培养孝子贤孙!如果一个私塾先生不能培养孝子贤孙,或者换人,或者就换内容。正是这一套经过两千年的选择,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可以非常好的培养孝子贤孙,培养出家族继承人,才得以留存下来。自古读私塾书院只有少部分人会去应举做官,大部分人都是要先做一个合格的家族继承人——孝子贤孙!

 

宗族同时也承担了经济功能,这跟现在的企业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现在绝大数人因先入为主,受西方管理学的影响,狭隘地认为企业就只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传统的宗族实际上都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最典型的就是农耕。所谓地主、佃农和长工,按现代政治经济学定义是阶级划分,是剥削关系。其实这不过是来自西方的理念,在传统中国社会实际上就是分工的不同。地主往往具备较好的文化素养,一定的长远眼光,以及理财能力,相当于今天一个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负责整个生产资料的大体分配和调用,有长久的打算;佃农(包括自耕农)没有地主这么强的能力,也没有太长远的眼光,那他负责自己一家数口的生产生活,耕种十亩八亩地,相当于现代企业的所谓车间主任、班组组长,或部门经理,在小范围内安排一年种多少地,下什么种,买多少肥料等;长工就有点像现在企业的普通员工,他干完今天的活,就不用想明天的事,即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然传统社会还有其他家族从事不同的行业,比如钱庄、绸缎庄、米铺,泥瓦木匠铺等等,同样都属于包括经济功能的基层组织。所以宗族不是一个简单的血缘关系!

 

当然宗族也要解决一个生活问题。族里各家各户的家长里短,以及日常来往。包括过年过节,或请个戏班子给大家表演。就像今天我们的企业要搞点文化和娱乐活动一样;同时族也需要承担社保功能。往往那些和谐兴旺,发展比较好的宗族,一定是在此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安顿和解决。家族大多是通过祠堂和族田,相当一个基金(祠堂是有钱、有财政的),解决了鳏寡孤独,以及天灾水患这些保障问题。这里要指出来并澄清一个事实,以前被妖魔化了的事情,即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受到压迫。比如妇女的丈夫过世了,因为贞洁观念也不能改嫁,控诉所谓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现在回过头来研究这些史料,可以知道完全跟事实不符!确实有少部分妇女是出于贞洁观念,甚至没嫁人丈夫死了就守节。但绝大部分妇女之所以不改嫁,是因为经济问题。原因很简单,虽然你嫁到王家,丈夫过世了。如果不改嫁,尤其是生有子嗣,那王家是要负责你到底,无论日常生活和养老送终都是要管的。如果寡妇改嫁到李家,那王家就可以不负责她的生活了。她改嫁到李家,也许会有经济上的风险。由此可见,比较好的家族一定是解决了最基本的社保需求!

 

宗族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司法和军事功能。以前所谓民间自治,皇权不下县,一个县也没有多少官员。老百姓不可能出了什么事情,像今天一样就到政府部门,或到法院到去调解,去打官司。相反,如果这些普通的民事案件,像生意扯皮打架什么,一些偷鸡摸狗的纠纷,本身就是宗族以及乡绅要管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跑到政府或者官员那里扯皮,是要受到训斥。你这个家族太不称职,管的太差。以后实在搞得不好,停止科举三年,就是家族所有子弟都不能参加科考,看你着不着急。前几天我去了成都,参观一个陈家大院,是座明清的大宅子,非常气派。祖先牌位都摆在后面的祭台,其台阶下面其实是一个小房间,可以关起来的黑屋子,叫做家法室。子弟犯了错,又不听劝解的就把他关在那里,让其反省。想想列祖列宗就在头上,还不改过自新!如有子弟犯了大的错误,把其关起来饿几天,甚至鞭打一顿,带有司法功能。正统王朝当然也有规定,家族可以执行一些自己的家法,但是有些情况必须除外,比如说人命官司,家族不能由自己处理,而是要报官的。或者说家族的子弟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要把他处死,比如吊死或者浸猪笼,按照规定是不允许的。还有就是家族有人谋反,必须也要报官府;另外很多家族也具有一定的军事功能。传统社会天高皇帝远,各地经常会有如乱兵土匪等情况,这也是个现实问题,所以很多家族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像湖南的湘军,并不是一天之内平地而起。也是因为之前很多家族,或者家族之间有自己的庄丁。把他们集中起来再进行正规训练,那才成为了湘军。今天来讲,司法和军事功能就必须淡化了。但家族的其他功能,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去参考效法,并逐渐地去尝试和恢复。

 

传统家族的特点整体来说是“士绅代治”。就有点像王道政治在儒教宪政当中的儒士代理一样。士绅代治并没有国家的俸禄或官职,就是靠读书人---这些掌握了四书五经义理学问的士绅,来代理民间的管理。其特点就是以儒家的伦理,实现了包括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其实儒家也有讲,但给一般人印象是道家讲得更多一些。那道家讲无为而治,包括《老子》(道德经)只是有一些理念,而没有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反而是通过儒家的伦理和宗法制度才得以实现!这种“无为而治”的社会形态跟今天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前者的治理成本特别低,整个朝廷来讲,真真正正的官员数量和支出非常少。其次是人情味也比较浓,不像今天社会的高度原子化,即每个个体,每个小家庭直接赤裸裸的面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冷冰冰的一个工业及竞争社会。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人情味的,归属感更强,更容易获得内心的安稳与幸福。

 

当然凡事都是有利有弊,中国的传统家族,以及由宗族制度带来的“无为而治”社会也有弊端!在整个国家或社会面临一些重大外部危机时,也许会出现应对不利。最明显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所谓的落后挨打,即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平心而论,实际上中国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经济并不落后,甚至当时的GDP占全球比例还高过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在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变革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快的,尤其在亚洲国家。我们没有那么保守,很快地就去学习西方了。包括军事实力以及武器,其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之后,就突飞猛进,甚至有些方面还不逊于西方列强。但为什么还是一败涂地?实际上跟我们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军事方面在拿破仑之后,实现了一种全民动员模式。政府对整个社会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掌控,以及动员能力极强。可以最大程度的征用社会财富,应付一场危机或战争。包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学了这一套体制。而当时中国仍然是传统的宗族制度,即民间自治的无为状态,朝廷对社会资源的调集能力非常有限。老百姓只听从宗族和乡绅,政府让我去当兵我也不去;让我出粮我也不出;宗族和民间完全可以自成体系,所以就很难应对重大危机。

 

我们的执政党当时就是看到了这点,为了要让民族站立起来,为了救亡图存,不惜打破上千年的民间自治传统,即宗族制度。大家都知道,从土改以后,几乎把中国的宗族制度全盘摧毁。祠堂大多被废除甚至拆毁,族谱被烧毁,士绅统统被打到,并定性这些都是封建糟粕与残余。取而代之,执政党采用了苏俄式的举国体制,政权直接控制社会的一切生产、生活和各种资源。即便是在六七十年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仍然能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办大事,还能打几场战争以及两弹一星。这在传统社会是根本无法想像的!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生产力、科技水平以及基础建设等各方面的进步,都是在摧毁了传统的民间自治和宗族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成果。当然代价也是非常大,甚至感到失落和迷茫。我们是物质丰富了,国家强盛了,但好像老百姓并没有那种幸福感,没有人情味,反而更焦虑了。现在其实从上到下也在反思:我们既然已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那现在应该要回归王道政治的理念,让老百姓真真正正能感受到幸福,找回自己的归属和安全感。所以需要参照传统社会的无为而治精神,去重新调整和优化我们的社会制度。

 

从此方面讲一下西方基层组织的特点。西方的基层组织跟传统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的功能是比较单一化的。刚才所述中国的传统宗族有信仰,有教育,有经济,有生活,有社保等功能。但近代以来,中国也在一路学习西方。比如说国家也不再具有神圣性,就是人民选举出来,投票出来的,即圣俗分离;比如我们的现行教育,也不再由家族或哪个社会组织自办自用。而是统一由一个教育部门来统管,这也是功能分离的,学校都成了脱离社会的单独机构;包括企业就是纯粹搞经济的组织,也不再涉及教育;社保也是,整体搞了一个全社会的社保局,不具有经济功能,更不具有信仰功能,也不具有教育功能,这完全是脱胎于西方的运作模式。即教会就负责神圣性的信仰功能;而企业就不具备神圣性,而是利益最大化,纯粹赚钱的组织机构;教育也是脱离社会的独立组织。从实质上来讲,西方的民间组织跟其政治组织一样,是一种三重合法性的分裂或失衡。要不就是像教会,神圣性过大;要不就是像企业,过于注重经济功能;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逐渐成了个人私欲的竞技场。所以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他们的三重合法性都处于分裂或失衡。

 

那今天中国的企业,跟传统的民间宗族有何关联?实际上他们的本质一致,都是不同时代的主流社会基层组织。家族是传统农耕时代的主流社会组织,而企业是今天所谓都市工商业文明的主流社会组织。当然现在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如学校、机关、社会团体等等,不过是以企业作为典型的代表。但是不难发现,传统的宗族跟现在的企业,比如在持续时间即寿命上可说差距极大。在传统社会来讲,几百上千年兴旺不断的家族,可以说是遍地多如牛毛。但今天我们的企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风风火火,起起落落,为什么大多时间这么短呢?非常需要反思!抛开其他的很多层面不讲,最重要的根本之处是必须把现代企业的单一经济功能,向传统家族具备的多种功能去发展,去践行,去完善。当然有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

 

那接下来讲儒商企业,同时也是儒商管理学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最终的目标。第一点来讲是儒商企业,也是儒商管理学要去研究攻克的,就是基于政治儒学的理念,去思考、完善并构建企业的信仰体系、道德人格、礼乐制度。尤其礼乐制度,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婚丧嫁娶,过年过节等事宜,包括企业的各种各样如开业、嘉奖、授职、产品发布等礼乐制度要建立起来;接着就是股权制度,肯定不同于西方的,即现在所谓公司法里面的股权制度;还有就是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教化制度、选拔考核制度,包括儒商企业的生活方式跟家庭,以及继承制度。重点提一下继承制度。今天大家都在讲“百年老店”,民营企业家正面临着接班人的继承问题,但是绝大部分找不到方向和希望。甚至很多企业家说我做完就算了,孩子不想接班,也接不了班,就算了。那从中国传统家族的理念来看,继承制度没有其他更好选择,其实就是我们的企业自己要办学!

 

就像民间宗族都要办私塾一样,企业一定要建立和企业有同样文化精神的教育体系,必须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企业员工尤其是中高层的孩子,在自办的企业私塾当中接受教育若干年,当然长大后也可以另外去接受一些专业化的学习训练。但他们必须从小接受这么一套修身治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价值,那将来才会有意愿接班。而他们接班的意愿,绝对不是仅仅为了企业再增加一点财富,而是需要通过企业作为一个平台,去实现这种文化价值。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实现对历史、对文化,以及对民族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另外,正因为他们从小接受这种价值观的洗礼和教育,是在企业自办的教育机构当中,故此跟企业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情链接。之所以能接受到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因为这些前辈,叔叔伯伯为我们创造的条件,才让我们接受到这种文化价值,让我们成人。那现在企业有困难,需要我们去接班也好,奉献也好,付出也好,当然义不容辞!甚至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是看着企业的发展变化,看着这些叔叔伯伯的辛勤工作。他们还到过课堂,来参与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我们也去他们的工作岗位,亲眼去目睹长辈的工作及奋斗,以此建立高度的亲情。将来再从企业的这些下一代当中,选拨优秀的接班人团队去继承事业!这就解决了现在的惯性思维,说一定是老板的儿子接班,可能性太低。或者是所谓外聘职业经理人来接班,风险性同样太高。那只有通过企业办学,并择优选拨,继承制度才可能得到完美解决!

 

接下谈儒商企业以及儒商管理学的第二个目标。之前第一条是把上述各个制度建立起来,所谓叫正确的做事。就是我们找到了一套效率更高、凝聚力更强、更有团队精神,更持久的一套机制,去把企业经营好,在现有的大环境下经营好。但是将来我们其实是要去做正确的事!一个是正确的做事,一个是做正确的事,这两个理念实际上有本质上的不同。从做正确的事来说,因为现代的整个商业模式、消费观念,都是由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引进来的一套体系。西方人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去跟着去学。西方人认为美的东西,我们跟着去模仿。但下一步来讲,我们是要从中国文化的信仰、价值观、审美,包括人常日用,去重新构建人类的消费理念,包括有形无形的产品,以及商业模式、游戏规则。新世纪以来,大家愈发意识到西方的生产消费理念带来了严重危机,包括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其实证明了西方这一套极度讲究物质和消费,以及不断的外在追求,对自然和地球的无止境索取---这种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更加对人类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那我们需要回归这种中国传统的,回归到内心追求的,回归到以文化为核心的消费理念和价值观,以及有形无形的产品与商业模式当中。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今天谈到中国的企业现状,很多互联网企业其实并没有高科技,都是利用了一些人性弱点,比如贪便宜、物质享受,像马云,还鼓励年轻人透支,所谓要打造他的商业帝国、金融帝国。通过刺激人的物欲,包括马化腾搞游戏产业,靠牺牲青少年来支撑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而真正高科技有价值的东西没做过,包括现在对抖音的评论,可说是把人类一些及时行乐的东西放大形成大产业,令人不齿!那大家对于华为公司,对任正非就有比较好的评价。认为华为才是真正从事高科技,为了民族国家强盛的优秀企业。确实那种致力于游戏,娱乐至死的产业,是我们绝对要摒弃的商业模式和价值观。像华为公司当然我们也非常赞叹,肯定其现实价值。然而华为公司致力于的高科技,还不是所谓王道政治下的儒商目标,并非儒商管理学的终极目标。他解决我们当下要应对西方在高科技领域的潜在压迫和威胁,我们肯定要抗争。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人类,以及中国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们还是追求与自然和谐,追求符合内心幸福的,尤其在文化上的商业模式。所以可见,之前提到政治儒学当中的“实与文不与”理念就可以对应到此方面。

 

第三点,儒商管理学要解决包括怎样实现百年老店的问题。今天大量的人在谈百年老店,但现实上鲜有能企及者!尤其是各个行业的变化非常快,很多行业风光十年二十年,甚至转瞬即逝,像我之前所在的IT行业就早已天翻地覆,很多公司原来做得如日中天,现在或者都不存在了。故此可见:由单一行业发展出来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成跨行业的财团,才可能真正成为百年老店!而成为财团的核心条件是三个:一个是资金,即任何一个行业起家的企业积累有一定资金;然后有一个核心团队;再者有强势的文化,尤其是刚才所说的,解决了传承人的强势文化。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能形成一个财团,才可能成长为百年老店。这正是儒商管理学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再一个就是百年老店如何长青不倒。中国人自古追求社会组织的目标,像传统宗族,并不是规模多大,或是要不断扩张,像西方的企业,要成为世界五百强、行业老大。其实中国的社会组织追求的不是规模,而是时间持久,要香火不断!规模一大,很可能会像恐龙一样容易崩断,这就麻烦了,绝对是中国人很难接受的。那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符合大一统,即天道精神的创业垂统模式。

 

我们把第一代的家族创始人尊为家族之神,或者是企业创始之神。那垂范下来的子子孙孙,都按照其开创的“天道圣贤精神”去继承和践行。当该家族,或企业尤其是财团做到一定程度时,应该要将自身化整为零,把事业分散,而不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些能干的后人就要到其他地方和领域去开枝散叶,重新开创一片天地,所谓建立了一个分祠堂或新财团。然后重新从第一代开始,建立分祠堂(财团),完全独立开来。只与总祠堂(财团)保持一个精神上的归依,即饮水溯源,有点像今天所说的连锁模式。我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人的这种睿智,就是要香火不断!

 

今天的财团在全世界也是个普遍现象。在欧美日韩,其实不是那些大家看得到的企业在起起落落,其实背后操控这些企业的都是财团。尤其像以欧美为主的,所谓华尔街背后,尤其是以犹太民族为核心的财团,他们都几百年以上。但他们没有中国人的智慧,一直通过不断的巧取豪夺而积累财富。所谓华尔街对整个美国,对全球的掠夺,负作用非常大。说不定哪天又会重新掀起毁灭性的反对。在西方来讲,华尔街的名声以及形象非常恶劣,包括犹太民族为什么在历史上总是受到非议,受到攻击,甚至遭遇屠杀,都是有很大的自身原因。可说罔顾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民生,无比贪婪以致没有底线的掠夺财富。而由中国的宗族理念并符合天道建立起来的财团,一定要避免这种前车之覆,要通过创业垂统,开枝散叶,符合天道的方式去追求香火不断。决不能把自己名声搞臭,最后面被人家反戈一击,甚至荡然无存。

 

最后还需解决一个容易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然上述的企业通过财团逐步往上发展,实现创业垂统、开枝散叶、香火不断。那还有更多企业不可能做到那个层次。那怎么办?一些企业也许只做了三五年,十个二十个人就没有了,但可能和儒商企业或财团存在同样的精神和文化价值。所谓中国人讲名垂青史,企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规模有限。但一旦践行了这套符合天道,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经营管理模式,曾经也对自己的员工,对家属起到了教化作用。让他们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受益,包括对社会有了一定的影响和正面价值。即便企业不在了,将来由国家或整个社会效法忠烈祠、乡贤祠等制度,设立“实业报国祠”。把上述企业创办人的神位和企业的神位,包括接班人的神位,供奉在“实业报国祠”,接受后人乃至世世代代的顶礼膜拜,让其名垂青史。相信有很多的企业家会有这种诉求:我搞一个企业,哪怕是三年五年,也就是那么几杆枪,十几个人。但是我一旦践行了这一套由孔子开创的符合天道,以及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企业,那将来可以受到永世怀念,所谓千古和万世不朽。那相信他一样会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动力与责任感!

 

最后一点同样是关键所在,儒商企业需要什么样最核心的条件。所谓中国人讲“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为政在人”---最重要是靠人去执行。在微观来讲,这些儒商企业和财团,要靠大量的企业儒士儒商去协助,去参与,去执行,去操作;宏观来讲,儒商管理学更需要有一批学理和实践功夫都深厚的儒商儒士去推进完善。企业儒士将来在学理方面不断积淀,再通过实践,共同去深入的探讨研究,把整个体系建立起来,还要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损益变通。这个责任非常重大!个人感觉才疏学浅,在此方面只能抛砖引玉,给大家先做一个起头工作。这么多年来,确实几乎还没有第二个人涉及到此领域的学问。我希望:今天通过民间私塾书院的国学教育,将来出现一批从小受过系统训练,有童子功基础的青年才俊,将来能出到社会,包括在企业实践之后若干年,必然会更好的传承这方面学问,能解决中国甚至全人类的现实问题。

 

那企业儒士儒商的成长养成,需要具备什么样特质和条件?第一个当然是治经,即对经典的治学,深入的解经、行经、用经,包括明理、修身、讲学。我们私塾书院的孩子将来能讲经讲学。不是说一出来就一鸣惊人,有高超专业的水平。至少在小范围,讲不了《论语》,至少可以讲《弟子规》,也非常不错!时代总是相对的。二个是要具备礼乐实践能力,能把义理学问通过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包括我们日常的拜孔子等圣人,婚丧嫁娶以及企业的各种仪式,比如过年过节祭祀等。我们还有企业之神,还有儒商像子贡、关公等都是要祭祀的;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忠诚义士也都是要祭祀。将来还有企业的墓地。通过祭祀形成一套教化体系,这更能深入人心。往往对普通老百姓讲道理,讲“四书五经”,往往勉为其难,没有太大效果。但是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礼乐教化,往往更加有效果。甚至于对员工的父母、家庭而言,这种教化更可说是刻骨铭心!

 

还需要制定完善各种企业制度的能力,包括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的能力。不可能全都是正而八经的讲学或者礼乐等严肃的形式。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的方式,可以比较随心,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书法,学习古琴、书画?包括吟诵、中医,汉服,以及体育锻炼如足球、篮球等。这些就是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目的是让企业等社会基层组织的不同个体,找到他们喜闻乐见的兴趣爱好,然后引进到这种价值观以及文化精神当中。从此意义上来讲,本人有一个观点:我们私塾书院的孩子,琴棋书画等要学到什么水平?是不是要学到比如成为名家,书法一副字卖多少钱,可以以此谋生;还是要去参加竞赛拿奖项,或是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书法大赛之类?这些不排斥,但其实不是我们最主要目的。学这些琴棋书画目的,就是能将来在社会当中,在自己所属的社会组织当中,能通过礼乐,通过各方面的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的方式让大众去接受!只要身边人觉得,你的书法很好。正好我家的孩子要结婚了,请你来写对联,写请帖,那就够用了,就很欢喜了。达到如此水平是最重要的!能拿出来用,所谓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学中医也不是一定去行医,悬壶济世,而是给身边人日常的关怀,以及身体的保障,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参照!

 

强调一点,儒士儒商不但从小要有国学相关的童子功,还必须要在一定的时候进行社会和基层的锻炼实践。不可能你一去企业就马上能当管理者,或担当教化工作,而是要在基层和社会当中去历练。别人做什么你一样可以做,所谓叫士魂商才,一手《论语》一手算盘,也就是义利之学。还有君子不器,不是光有儒家的道理,或一些才艺技能。社会或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常规工作,你一样可以去做,没有那么难。当然最好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做生产也可以,做研发也可以,做销售业务也可以,做后勤也可以,做设计也可以,做财务也可以,甚至做高科技也没问题。很多人以为高科技特别难,其实本人之前就是从事高科技,可以跟大家负责人的说:私塾书院的孩子学成后一样可以去从事高科技。今天的高科技分工非常细,其实跟学校里的数理化成绩,跟大学的专业没有关系,或者关系非常小。因为分工非常细,分到个人和团队的东西很细。只要假以时日,有一定的耐心,甚至是有一些爱好,其实都不会差。反而更多的是讲究团队配合,特别是人心和凝聚力,这就是我们所擅长的人文这一块。

 

所以今天来讲,学国学的孩子,从私塾书院走出来的孩子,将来经过社会的历练,经过一定的专业选择,其实是大有可为!正是时代最需要的人才。这也恰恰实现了孔子当年教三千弟子最主要的目标——去出仕。孔子教弟子主要的目标是出仕,也就是说去做官,去管理社会,教化百姓。近代以来,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甚至比当年的诸侯国还要有影响力。那学习圣贤之道的年轻后俊其实应有十足自信:我们比其他人更加有能力和责任,有使命进入到社会的各个组织,像企业去服务。不光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前景,自己的人生发展。更是旨在实现孔子对学生的期许,对后世的期许,我们一样去出仕!“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则是尽力学习圣贤之道,然后要去勇于实践,不能空坐书斋,甚至变得迂腐;另外在出仕和做事的同时,不断重温圣贤之道,以免忘记初心,甚至迷失方向。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才能承担起从企业入手,去管理社会,教化百姓,终至天下归仁的伟大历史使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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