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脉一贯，经典永传——《四书通讲》尾声

作者：刘  强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一

在本书的“尾声”部分，我想顺带讲一讲“道脉”如何传递的问题。

《大学》开篇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然我们把“四书”看作一个整体，起首又是从《论语》“学而篇”首章开始讲起，那么，整部“四书”的最后一章当然不该轻易放过：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这段话不仅是《孟子》一书的尾声，也是整个“四书”的终章，曲终奏雅，余音袅袅，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仔细揣摩，孟子的这一段议论，不仅大有以道自任、“舍我其谁”之概，同时也回应了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著名预言：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

上引两章文字皆有一个对于“时间”的期许，那就是“五百年”！两相对比，不难发现，“以道自任”的孟子在全书的终卷处，还是对自己“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稍作裁剪，略有收敛。从文章学的谋篇布局来看，“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这么一种缠绵蕴藉甚至有点妩媚的表达，也的确最适合作为一本书的结尾。

前引朱熹对“孟子去齐”章的注释说：

自尧舜至汤，自汤至文、武，皆五百馀年而圣人出。名世，谓其人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者，为之辅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属。[1]

不用说，朱子是把这一章与《孟子》最后一章互为参照的，其中同出互见的两组人物，一是“圣王”系列，一是“名世者”系列——“圣王”确立法度，“名世者”执行法度——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名为“君臣”而实则“师徒”的“递相授受”的传承机制和“见闻”系统。

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埋藏着一把打开“道”之“窄门”的隐形钥匙！

那么，圣王之间到底传授了什么呢？《论语》最后一篇《尧曰》的开头给出了答案：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请注意，这段话是尧对舜所言，而舜又以此“命禹”——命者，令也，授也，传也——其中的承传方式及人物线索清晰可见！而“允执厥中”四字，在《尚书·大禹谟》中则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心传”[2]，实乃圣王治道之要诀，允称博厚高明，千古不刊！

更有意味的是，此章紧接着尧、舜、禹三圣传道之后，又有商汤、武王、孔子之言，其中显露的，正是一条“道统”授受、“道脉”流传的辗转接力之路线！柳宗元论此章说：“《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论语辨》）柳氏盖以孔门弟子推尊孔子，以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缀之于先王之后，大有以王者拟之之意。钱穆先生论此章与全书之关系云：“盖此章非孔子之言，又非其门弟子之语，而自尧、舜、禹、汤而至武王，终以孔子，其次序有条不紊，其为全书后序而出于编订者某一人或某几人之手，殆无可疑。”（《论语新解》）

然而，以上诸说均未能全部揭示出《孟子》、也即“四书”末章更深层的“话外音”。

二

孟子到底想说什么呢？以我个人愚见，盖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道”的下移，乃大势所趋。

在孔子以前，“道”的传递是由“圣王”递相授受的，正如古史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前，“天命”本来只能由“天子”或帝王感知与传递——后有所谓“汤武革命”，也不过是“革（改）其天命”——故王朝更替也好，道统传递也罢，皆与一般“政治素人”或平民无关。孔子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道统”传递的上位垄断格局。《论语·尧曰》篇也好，《孟子》末章也罢，都做了一个将孔子“植入”圣王传道系统的工作，此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在于，将本来高高在上的“天命”和“道统”，经由孔子这样一位平民圣哲，下移到了广土众民之中。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孟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孔孟原始儒学的这种对“我”与“君子”仁心善性延展之无限可能性的确信，打破了商周以来宗教神学和政治神学笼罩下的“天人之际”的现实壁垒，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确可谓是一次哲学上的“轴心突破”[3]。

在孟子看来，孔子一介布衣，对于尧、舜、禹、汤、文王前后承传之道，虽然未能“见而知之”，却终能“闻而知之”，并达到“集大成”[4]之境界，这一“圣道”由“王”而下移至“士”的文化事件，对于“道统”的确立及传递，意义重大，非同小可。正是孔子以一人之力，在“王道”缺失、“霸道”横行、“圣王不作”的春秋乱世，担荷起了本应由“圣王”履行的弘化使命和传道责任。——孔子之所以被后世尊为“素王”，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就此而言，《孟子》末章等于提出了一个“天问”——即如果真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离娄下》），那么“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已经“百有馀岁”，值此君子之泽“将斩未斩”之际，究竟该由谁来肩负这一弘道、传道之责任呢？孟子的回答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毫不讳言地以“道统传人”自命，这在当时或许无人理解和认可，甚至后世亦有指其为“晦圣学，祸人道”[5]者，但事实证明，孟子不仅真的担起了这一“天降大任”，而且的确“心想事成”了！

其二，是“道”由“人”传，人在道就在。

孟子敢于“以道自任”，是因为他发现了“道脉流传”的历史信息和生命真相。盖“道”之传递，正赖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学缘师法”之外，还有“心法心印”。用孟子的话说，“见而知之”就是嫡传亲炙，“闻而知之”则是“私淑尚友”——从孔子到曾子，曾子到子思，子思再到孟子，其间流贯的正是一条未曾中断的“现身说法”、“口传心授”的伟大“道脉”！因为“目击道存”，故能“心心相印”，并最终确保了“道”的传递真实无妄，浑然天成！

也就是说，“道”虽然需要“经”和“文”来承载，但对于“道”之微言大义的把握和传递，则必须要超越“文字”和“名相”，才能“体贴”、“遥契”、“觉悟”和“印证”！这也正是为什么孔子会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老子会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首章），庄子会说“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庄子·天道》），三国时玄学家荀粲会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6]的深层原因！

换言之，孔子之所以反复提醒弟子们，在言行之间要更重视“行”，原因正在于“言”无从“尽意”，而包含着出处行止、待人接物、音容笑貌的“行”，却可以于无声处彰显“道”的博大、高明和精微！

要将此点说明，还须回到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为什么人一死丧，微言大义就会绝灭舛错呢？班固没有直说。但在介绍《论语》成书时，他的下面这句话大可注意：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以往对班固此言，不过转引复述，未曾深思，现在带着问题再来看，感觉大不相同！我发现，这里的“孔子应答”与“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正是对孔门师徒“口耳相传”“默识心通”的“传道”过程的精准描述！这也恰好印证了孔子反复阐明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所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第十三章），盖亦此意。

也就是说，因为“天道远，人道迩”，故要想上达“天道”，就必须下学“人道”！既然是“人道”，当然只能由“人传”！一句话，人在，道就在；人亡，道就可能衰！

程子在论及孟子为何“以道自任”时，非常敏锐地提到了“识时”的问题：

“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7]

其实，这里的“识时”，也可以理解为“识人”——颜子所以能安贫乐道，正因为他沐浴在“夫子之道”的阳光中——孔子是生逢其时，颜子是幸逢其人！当然，这里的“人”，不是一般人，而只能是像孟子那样“以道自任”的“传道人”。

那么，“道”究竟靠什么传递呢？

第一，要靠耳闻目见，所谓“相与言而接闻”也。只有这种面对面的口传心授，才能确保信息不会散失和篡改，“道体”才能完好无损。所以，对于不能得聆圣王及孔子亲炙的后世学者而言，就只能如孟子所说的，通过“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了。更重要的是，还要能在“尚友古人”和“私淑诸人”的过程中，摆脱名相，破掉执着，以自己的生命热力和慧命活力，去“联想”圣贤传道之“场境”、“语境”和“情境”，进而契入其“心境”、“意境”和“道境”，并最终“还原”其“道场”，“激活”其“道体”，“疏通”其“道气”，“承传”其“道脉”！佛家所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禅宗所谓“但参活句，莫参死句”，说的正是此意。

王阳明的“悟道”经历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其所撰《五经臆说》序云：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8]

阳明认为，五经之于“道”，也不过是“筌与糟粕”，是“载道”之工具，而非“道体”之本身。正因当时“居夷处困”，“书卷不可携”，阳明才能“得鱼而忘筌”，“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写其胸臆之见。这是非常富有“仪式感”和象征性的一个画面，阳明从此得以摆脱经典之“书卷”和“文章”，由“理境”而跃入“道境”，完成了求道之旅的一次华丽“蝶变”。[9]

第二，要靠“以心传心”，实现“心体”与“道体”的一线贯通。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放”者，“失”也。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到哪里去找那颗已经“放失”已久的“心”呢？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

原来，我们“放失”掉的“赤子之心”，在圣人那里早已“先得”着了，无时无刻不在正等着我们去“求”！圣心与我心，原本无二，千古一体，此即“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也。”[10]

一句话，没有“心”的神交冥会，所谓“传道”，恐怕也只是镜花水月。

——以上两点，正是我们所说的打开道之“窄门”的那把金钥匙。

三

然而，吊诡的是，这把本来由孟子发现的“金钥匙”，却竟在孟子手里失落了！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是韩愈。在《原道》一文中，他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1]

显然，韩愈是接着《孟子》最后一章往下说。他发现，孟子之后，“道”的传递便出现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传译”困境，以至于造成了“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藉藉相乱，六经与百家之说错杂”（《读荀子》）的混乱局面，佛、老二氏于是乎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其实，不是孟子丢失了“道”，而不过是在他之后，“道”因为不得其人而不幸“失传”罢了。因为失传，反倒更显孟子之可贵！在《读荀子》一文中，韩愈对孟子大加赞叹：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12]

可以说，韩愈已经隐然看见孟子手里的那把闪闪发光的钥匙了！就捍卫孔子之道而言，孟子最大的贡献就是“距杨、墨”。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汉代儒者扬雄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卷》）

这里的“塞路”，正与我们所谓“窄门”若合符节。因为“塞路者有矣”，故“入道之门”越发“窄小”——“初极狭，才通人”。扬雄窃比于孟子，正因其能斥百家、崇儒道，故而敢以“圣人之徒”自期。

对于韩愈来说，当时的“塞路者”便是佛、老二氏之学。所以，他才要学孟子辟杨、墨，做一番艰苦卓绝的“清道夫”的工作，以廓清通向“道之窄门”的“塞路”之物。从“大醇而小疵”的扬雄与荀子，上溯至“醇乎醇者也”的孟子，再追溯至“集大成”的孔子——这不正是韩愈“处处志之”的一个个“道”之路标吗？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简直是嘘枯吹生的“道”的守夜人！陈寅恪先生谓其“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诚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13]，良有以也！

宋代文豪苏轼曾这样盛赞韩愈：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14]

东坡此论，以“文统”论“道统”，真可谓洞幽烛微、巨眼卓识！至此，“道”之“窄门”终于被打开，“道”之境界为之一变！正如陶渊明所写：“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

韩愈死后三百年，宋儒沿着其大刀阔斧开出的“道统”之路，终于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北宋五子”之首的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15]说，使中断千年的“道脉”得以“疏通”，以孔孟为旨归的原始儒学借助理学的转型，终于冲破佛、老二氏的义理纠缠而得以破茧而出，大放光明。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所撰的“墓表”中说：

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16]

这段话依旧是在孟子、韩愈的基础上立论，只不过他撇开韩愈，直接把孟子之后的传道者算在其兄程颢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和孔、曾、思、孟这“四子”前后接力一样，“北宋五子”，生当同时，互有交游，可谓“见而知之”；而生于南宋的朱子，又系程子后学，其于“五子”，又可谓“闻而知之”——这一条理学之“道脉”也是线索宛然，有迹可循。

程颐在总结《论语》《孟子》的“读法”时说：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这里，“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真可谓“当机立断”的“求道”之“不二法门”！后世学者若能得其三昧，又何愁“道之不传”焉？事实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三家、三学之传承，无不赖此师徒授受之“心传”而得以实现，此即韩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说》）之义也。

此又可知，后人得不到圣贤亲自传授“心法”，固然是一大遗憾；然道之不传，更大的原因不在不能“接闻”或“亲炙”，而在后人常常蔽于私心和成见，不愿“尚友古人”，甚至根本不信有“道”之存在，更不信“道”之可知可传，即使他们阅读经典，亦不过纠缠于章句名相、义理逻辑，而未能“以心印心”，“以法证法”，故大道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一般凡夫俗子甚至文人学者，终不能“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也。

四

以上，我们对“道脉”传递之内在理路与历史进程做了大致梳理，其要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道”之为物，虽有形上精微之特点，也并非不可“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故我们绝不认同“道”的不可知论，也不赞同关于“道”之解说的神秘主义倾向。

其次，因为“道”是可以“闻见与知”的，那么，就一定可以通过“人”来“传”。尽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道脉”偶或一时中衰，但绝不至断绝消亡，一旦逢其时，得其人，必有“一阳来复”的一天！故所谓“道之不传”，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不是“无解”的难题。

第三，也是本书最想证明的一点，就是道不仅可得而“传”，而且可得而“行”！

今之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者，时常要面临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严峻质问，即儒家所标举的道德理想主义，不过是高悬于天上的乌托邦梦想，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美好憧憬，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他们还会搬出儒家内部的声音来为此说张目，如作为程颐四传弟子的朱熹就曾不无悲观地说：

（唐）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假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

此一段议论对于我们了解中华“道统”之存续大有裨益。这里，朱子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过是“假借仁义”以“行其私”，这正是历代圣人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的深层原因！当后世得天下的帝王标举孔子仁义之道时，其所行者早已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正是在这里，“道统”与“势统”（或曰“政统”）开始各行其是，分道扬镳了。朱子的意思是，千万不要以成败和结果来论道统，假借仁义而行的“霸道”，其实与尧、舜、禹、汤诸圣王践行的“王道”，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道！

换言之，“王道”之不行，并不意味着“人道”之沦丧。孟子说：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上》）

就此而言，孔子作《春秋》，既是规范“王道”，也是存续“人道”。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明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为何竟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无他，盖因“道之不行”也。当在位者皆私心自用、不行正道之时，孔子乃以一人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以《春秋》之义为天下立道、为后世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以布衣身行王者事，从此，孔子开创的“道统”与“学统”，便与君主代表的“势统”或“政统”，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并最终形成了“道尊于势”的价值理念。只不过，对于以道自任的士大夫而言，到底是“得君行道”，抑或是“觉民行道”[17]，常常会因应时代之大势而有所取舍损益，如此而已。

所以，当我们读到朱子“道之不行”的感叹时，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要知道，“行道”与“传道”究竟并非一事，“道之不行”绝不意味着“道之不传”。王夫之在论及“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之关系时就说：

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也，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已。[18]

譬如，孔子也多次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微子》），但孔子同样坚信，“人能弘道”，“道不远人”，故其在困厄危难之时，常能守死善道，用行舍藏，矢志不渝。

一句话，就算“道”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得“行”，也绝不减损“道”的价值！为了彰显“道”的这一近乎西方宗教之神的绝对价值，朱子才要用“天理”为说，以便“激活”原始儒学中本来就蕴藏着的终极关怀和信仰精神。当朱子说出“道之不行”之时，正说明他已从前人手中接过了“道”的火炬。当他终于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子书”，合为一编，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之时，正是“道脉”得以“归正”并重放光明之日！

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经典再造”的世俗传奇，但仔细寻绎和还原其生命肌理与精神轨迹，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文化创造，归根结底，不仅是其“私淑诸人”、“尚友古人”的伟大结晶，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宗教心灵的古老民族，在人文价值和理性精神上的义理释放和哲学突破。

一个人，若不能将“师道”“友道”之效用，从有限的个体生命时空中奋力扩充，无限延展，上追古圣先贤，中交仁人义士，下俟后人来者，是绝不可能创造出文化生命与道德生命的奇迹来的！“四书”正是在此一意义上，才堪称中国文化之“圣经”与“道书”。

本书所梳理的十三个道，皆从“四书”之教义中提炼出来，无不是可知、可传、可行的日用常行之“人道”。只要“人道”不失，“天道”便会常伴常行，“王道”即使终不可期，亦可作为一终极理想和绝对信念，如日月高悬，照亮尘世间阡陌纵横的“道路”。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良有以也。

在本书的结尾，我想说的是——在这广袤无边的天文世界和人文世界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跨越时空的纽带和系统：

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血统”；以学缘为纽带，形成了“学统”；以“斯文”“慧命”和“道”的传递为纽带，则形成了“道统”。这三统，远比通过强权建立且随时变易的“政统”或“势统”更强大，更持久，更深厚。

中华文化正是一个由“血统”“学统”和“道统”交织而成的独特的文化生命体，在长达数千年的演化和发展中，她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她也许不够完美，但她足够智慧，足够坚韧，也足够温暖。

作为此一文化所孕育、发荣、成就的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来去匆匆，但文化的总体生命却可绵延不绝，至少将与人类的总体命运同在。

在这个如长河一般悠远的文化生命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河边逆旅中的一个行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饮水思源，不能不心怀感恩。正如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所唱：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道脉”如水，逝者如斯，来者亦如斯。

“窄门”洞开，惊鸿一瞥，刹那即是永恒。

2020年10月4日

《四书通讲》，刘强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注释：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0页。
 
[2] 朱熹《中庸章句序》：“《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这里，“道”“心”“传”“授”四字，皆两见，正将“道以心传”之义委婉揭示出来。
 
[3] 关于“天人之际”及“轴心突破”的相关论述，可参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4]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
 
[5] 今见民国学者翁中和（1900-1946）所著《人天书》，宗荀斥孟，竟云：“以孔子性道之说为标准，孟轲之所得为零，程、朱、陆、王与戴震之俦，均附会孟轲，而不能不全失其旨，均不能不得其反，故其所得与孟轲同为零。故程、朱、陆、王与戴震亦何优劣相去之足云。由整个人类之学术界立言，则孔子人道之学之所以长晦而不明至于今，皆性善之说有以致之。故欲论晦圣学、祸人道之责任，以孟轲为首，韩愈、程颐辈为从，皆孔子之罪人。”见该书，民国三十年（1941）出版，2006年重印本，第147页。今按：翁氏为康有为弟子，宗经重道，对新文化运动多有掊击，唯论学则尊孔诋孟，虽意气风发，文辞可观，而难免失之一偏。余所藏是书，盖在温州讲学时蒙其哲嗣翁广慈先生所赠，归而拜读大半，虽不敢苟同其说，而于其人，则未尝不肃然增敬。
 
[6] 《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
 
[7]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页。
 
[8] 《王阳明全集》卷二二，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65-966页。
 
[9] 详参刘强：《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载《孔子研究》2020年第3期。
 
[10] [明]王阳明：《重修山阴县学记》，《王阳明全集》卷七，前揭书，第286页。
 
[11] [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
 
[12] [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11-112页。“扬雄”，该书作“杨雄”，今据通常用法改之。
 
[13] 陈寅恪：《论韩愈》，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2页。
 
[14]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508页。
 
[15] [宋]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1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
 
[17] 关于“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分判，可参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1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