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传统定位是法家，我以为不确。如果认定《管子》一书为管子所著或者代表了他的思想，那么，应该称之为杂家，因为《管子》中“杂烩”着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等各种因素，其中儒家因素也很重。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言，就很儒家。
    
    
    但有些似儒非儒、似是而非的话，不可不辨。例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就很不儒家，很不正确，却被各级领导广泛引用，可谓误人匪浅。（此言出于《管子—牧民》，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的引文改动了一个字，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差不多。）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把经济问题和道德问题机械地、僵化地连接起来，得出物质生活决定道德水平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等等观点不谋而合。其实仓廪实衣食足，不一定知礼节知荣辱，也不一定不知。物质对意识、经济对道德、肉体对精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当然有影响，但都不是决定性的。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要成立，有两个前提：一、民众得到较好的教化---文化教育和道德启蒙；二、法律比较完善健全，不正当、不合理的、非法的手段致不了富。没有这两个前提，只怕经济越发达，民众越富有，民风越败坏，道德越沦丧。
    
    
    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对于君子言，仓廪不实照样知礼节，衣食不足照样知荣辱，贫富贵贱外在条件，不影响心灵的美善和道德的坚定。故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仓廪不实衣食不足就不知礼节不知荣辱者，小人也。所以说“小人穷斯滥矣”。其实小人穷斯滥，富贵有可能更滥。那些贪官污吏及暴发户就是明显的例子。
    
    
    顺便指出，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和所谓的唯心主义“意识决定物质”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物质和意识都属于现象，都不是本质的、第一性的“东西”。良知才是第一性、决定性的，它才有资格决定一切，包括物质和意识。
    
    
    这里的良知，指的是人之本心，亦即天地之心，于生命为本性，于宇宙为本体---即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乾元道体，万物一体，此之谓也。分而言之，良知是人的本质，人的肉体身和意识心都是良知的产物；乾元是宇宙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乾元的产物。
    
    
    说管子这句话似是似儒，是与孔子“先富后教”之说相仿佛。“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先富之，“制田里，薄赋敛”，让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再教之，“立学校，明礼义”。
    
    
    但两者实质不同。孔子重视民生，知道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不认为经济是决定性的，不会认为：仓库里的粮食充足了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人们丰衣足食了就会懂得荣辱。
    
    
    注意：先富后教，次第两个阶段，政治重点不同，但不能割裂开来，不是说在“富之”阶段就不予教育不讲教化，更不允许某些人违反法律道德规范“先富起来”。所以，“在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三者之中，孔子去兵去食，唯特别强调“民无信不立”。
    
    
    对管子这句话，清王夫之有过多次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在《诗广传-卷三-小雅》中说：
    
    
    “曰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是执末以求其本也。执末以求其本，非即忘本也，而遗本趋末者托焉，故曰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管商之托辞也。夫末者，以资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后有本也。待其足而后有廉耻，待其阜而后有礼乐，则先乎此者无有矣。无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无不为也，于是廉耻刓而礼乐之实丧，迨乎财利荡其心，慆淫骄辟，乃欲反之于道，犹解巨舰之维于三峡，资一楫以持之而使上，末繇得已。
    
    
    且夫廉耻刓而欲知足，礼乐之实丧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厌鞠人之欲者矣。故有余不足，无一成之准，而其数亦因之，见为余，未有余也，然而用之而果有余矣。见其不足，则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为家者，固异于持赢之贾、积粟之农，愈见不足而后足者也。
    
    
    通四海以为计，一公私以为藏，彻彼此以为会。消息之者道也，劝天下以丰者知也，养衣食之源者义也，司财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义不立，知不浃，道不备，操足之心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从知其然也？竞天下以渔猎之情，而物无以长也。由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以调国之财用，必以礼乐之情调之。其异于管商之末说，亦辩矣。
    
    
    故舜之歌曰：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暄豫舂容而节之以其候，人相天以动而不自知，斯南风之所以阜也。故鱼丽之多也嘉焉耳，其旨也偕焉耳，其有也时焉耳。呜呼，此先王之以廉耻礼乐之情为生物理财之本也，奚待物之盛多而后有备礼之心哉。”
    
    
    《船山经义》关于“子贡问政章”中写道：
    
    
    “治以渐而有成，道有本而先立。盖信民而民信，本也；食且次之，而况于兵。 
    
    
    若其效，则食足兵足而民信，抑可以见信之未易也矣。且君有与立国，民有与立命，天有与立人。政者，修此者也。帝王奉此以治天下，后世虽多阙略，而亦莫能违焉。故斟酌以定经理之规，非能损也，非能益也，审其序而已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乎上足乎下，无所别而统之曰足，是上下之交足也。次曰足兵。勇足用，方足知，无所别而统之曰足，是勇方之俱足也。次曰民信之矣。君信乎民，民信乎君，不复有施受感应之别，而言其已信，是无不足者，无不信也。于是而政成矣。 
    
    
    虽然，诚以其身体政，而固必有疑。子贡之疑，允也。处庶富之资，无所去，不必谋所先，精意行于法度之中。当草昧之初，有所先，必姑有所去，立本因乎趣时之变。则有谓疆圉固而后井牧安、耕桑睦者，而子曰不然，兵其尤后者也，且与其民合耦劝耕以讲亲逊之谊，使民有以立命也。于此而犹未遑焉，则有谓衣食足而后礼义兴、敬爱行者，而子曰不然，食犹其后者也，且与其民推诚同患于贫寡之中，奉天之立人以立国也。
    
    
    奚以明其然也？食之未先也，岂必民靡孑遗而君孤立，以待亡哉？过计者所忧唯死耳。即极而至于死，民之死者死矣，收其存者，与敦绝少分甘之好，则生养渐以复天地之和；君即志未就而死乎，俟之子孙，以垂积德累仁之统，则元气留以迓天心之复。不然，皇皇求利，即幸有成，亦成乎贪戾之国，摇荡狂争而不保其旦夕，况乎其必不能遂也哉！是道也，非但必不得已者为然也。王者体国经野于极盛之日，先信后食，而余乃及兵，亦必然矣。 
    
    
    若夫言足食，次足兵，终之以信，序其成绩而推本言之也。三年余九，而食足矣。七年即戎，而兵足矣。必世之仁，立本于始，渐渍于久而后化成于终，至于民信，则何有不得已之去乎！修之有本，成之有渐，王道然也。 
    
    
    管商之术，君子恶之。岂谓兵食之可不务哉，无序故尔。去字只是除下一项不先。先，先足也。崇祯间诸人无端将不得已作晋怀帝在洛时说，悲夫，其谶也夫！”
    
    
    《读通鉴论》中指出：
    
    
    “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之时，非也。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伤者何以必恤？此敬爱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顺，爱焉而和有必浃，动之于无形声之微，而发起其庄肃乐易之情，则民知非苟于得生者之可以生，苟于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亲，不相背弃，而后生养以遂。故晏子曰：唯礼可以已乱。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驾甫脱而息贯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乐。受命已未，制作未备，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 
    　 
    
    秦之苛严，汉初之简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举其大纲，以风起于崩坏之余，亦何遽不可？而非直无不可也；非是，则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颓靡而之于泯亡矣。唯叔孙通之事十主而面谀者，未可语此耳。则苟且以背于礼乐之大原，遂终古而不与于三王之盛。使两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精意，举大纲以与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后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听目前之灭裂。将百年以内，人心不靖，风化未起，汲汲于生养死葬之图；则德色父而谇语姑，亦谁与震动容与其天良，而使无背死不葬、捐伤不恤也哉？ 
    　 
    
    卫辄之立，乱已极矣。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务本教也。汉初乱虽始定，高帝非辄比也。辄可兴而谓高帝不可，两生者，非圣人之徒与？何其与孔子之言相剌谬也！于是而两生之所谓礼乐者可知矣，谓其文也，非其实也。大序至和之实，不可一日绝于天壤。而天地之产，中和之应，以瑞相佑答者，则有待以备乎文章声容之盛。未之逮耳。然草创者不爽其大纲，而后起者可藉，又奚必人之嫺于习而物之给于用邪！故两生者，非不知权也，不知本也。 ”
    
    
    以上王夫之的言论，批判管子之言很深刻，对儒家义理的阐述也很到位，特录此共赏，特别值得各级领导一读。（另外，王夫之《读通鉴论》是一本精彩难得的好书，领导必读哦。）注意，非正即邪，上面王夫之称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言为邪说，意为其说不正，不符合儒家正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邪说（邪恶之说）之意。
    
    
    管子名言的全句是：“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国颂》）四维，指礼义廉耻。可见管子对道德的重视，只是“执末以求其本”，虽本末倒置，但并未“忘本”，与商鞅韩非子李斯等“不知荣辱”、颠倒荣辱的法家性质不同----他们的言论是真正的歪理邪说。
    
    
    2011-4-20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