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人性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已无须多说。假如道德也可以成为“社会契约”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大家已经撕毁了契约。
    
    
    现在的情况，有让人感觉中国人要一起玩完的意思。
    
    
    灾难从“反传统”开始。根据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的说法，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需要消耗道德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迁的时候，要维护它的良性运转，就需要用更多的道德资源来埋单。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加速运动，本来就需要太多的道德资源来消耗。然而，从“五四”开始，这些道德资源都被视为“坏”的东西给砸烂了。到现在，某些人仍然没有停手。
    
    
    近代西方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当然也产生过道德沦丧、人性溃败的现象。但西方之所以没有发生崩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道德资源可以支付消耗，且其制度具有生产道德资源的能力。人们牟利的冲动，没有演变为整个社会对道德和人性的大规模、毁灭性践踏。
    
    
    中国就不一样了。没有传统的道德资源可以消耗，制度本身也没能生产道德的能力（倒不如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没有道德资源的消耗来支撑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就只能消耗人性。所以人性溃败的事例层出不穷。
    
    
    谁都看得见，在践踏道德的运动中，上层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起了“带头作用”。本来就饱受压榨的屁民们，当然也就不客气。
    
    
    到这种份上，儒家文化被忽略的可怕后果显示出来。
    
    
    按照儒家传统，社会上层精英的道德水准必须高于普通百姓，把自己在对一个社会的道德责任上视为“普通百姓”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
    
    
    一、上层精英和民众的区别是，前者因为从制度中受益，他们不需要践踏道德，都可以获得利益；而后者由于被制度侵害，只有通过践踏社会道德才能获取利益。获取利益上的这种区别，逻辑地要求上层精英具有很高的道德操守，以便换取民众对制度和道德秩序的认可。双方之间好像有一个契约。儒家文化对上层精英的道德操守的强调，是在筑起一个防御阵地，防止上层精英对民众的压榨加剧。


    二、要求上层精英有道德操守，基于“责任”的要求，他们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道德示范。
    
    
    这两个道理一旦被突破，上层精英只要践踏道德，即表现为他们对民众的压榨加剧，而且，等于撕毁了契约，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集体践踏道德的号召。
    
    
    本来就被制度压榨，发财既没权力，也没背景人脉这类资源可以依恃的民众，一看这阵势，哪还能情绪稳定？很明显，他们要发财，只有通过践踏道德。道德践踏得差不多，已经不够用的时候，只有践踏人性。于是，今天你造“毒大米”给我吃，明天我造“毒豆芽”给你吃。
    
    
    某些“知识精英”，往往都把账算到权力身上，却不反思，自己和权力、资本一起狼狈为奸，用各种动用的旗号表演和捞取利益，一再突破社会道德底线，才是问题的祸因之一。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