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和哲学生活

作者：约瑟夫·爱波斯坦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超脱是他的标志性特征。

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其随笔“死了之后才能说生活幸福”中说，“在评判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时，我总是看他的结局而不是出生。”在另一篇文章“哲学研究就是学习如何死亡”中，蒙田认为，我们必须在思想上为死亡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和训练它们遭遇逆境、死亡；因为灵魂在仍然害怕时是找不到安息之所的。”蒙田自己希望在菜地干活时死去，但死神这个巧妙的战略高手却让他死于扁桃体周炎，那是让他的舌头和本人瘫痪的喉咙和扁桃体炎症，这个口口声声宣称“最有成效和最天然的心智活动是对话”的家伙偏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如果评判哲学家的标准是他的死亡方式，那么，大卫·休谟或许可以称得上哲学家中的哲学家。他在临终几日见到的亚当·斯密、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和其他人都证明了他在死神面前的沉着冷静。65岁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日期越来越近---可能起因是肝癌---休谟指示医生告诉他的朋友，“我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最好的朋友希望我很容易、很愉快地死亡一样，如果我有敌人的话，我的敌人可能希望如此。”临终之时照顾休谟的另一个医生在将他死亡的消息告诉朋友亚当·斯密时写到，“他以这样幸福的、心平气和的方式死去，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当鲍斯韦尔向萨缪尔·约翰逊报告休谟已经告诉他“对于他不应该追求来生，他已经不再觉得为难了，就像他不会痴迷于设想他出生之前的那段时间一样。”作为基督徒的约翰逊对自己死后的命运也一直感到很苦恼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说法。斯密在最后一次看望休谟时告诉他“因为两年多令人疲惫不堪的疾病的困扰，你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现在看看这个途径，或者至少你相信的走向死亡的途径，你能这样保持坚定不移的开朗，就算是身体完全健康的人哪怕保持几个小时都可能很少的啊。”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描述休谟之死是真正的“哲学家之死。”

如果大卫·休谟的死亡是真正的哲学家之死，他的一生似乎同样是哲学家的一生。他拥有思考的天赋，进行深入哲学思考的天赋。他渴望获得世界的认可，但不愿意千方百计特意去获得，用当今我们可能用的词就是“超脱”，这是其标志性特征。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弗里德里希·尼采说过，结了婚的哲学家就是个笑话，是喜剧人物。）休谟没有获得格拉斯哥大学或爱丁堡大学的教授职位，原因是他持有异端观点，尤其是宗教观点。这或许是好事，因为被排斥在学界之外，休谟被迫进入大众世界。因为缺钱，他只好担任家庭教师或英国政客的秘书，在出版了最后一卷《英国史》（1761）获得经济独立和政府发放的退休金之后，他写到“当个哲学家；但在你的所有哲学之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

休谟也感受到最幸运的人是那些天生拥有他所说的“人生中间站”的人：

这些是数量最多的人，他们应该能受到哲学的影响；因此，所有关于道德的话语主要就是对他们这些人说的。上层大人物大多沉溺于快乐中，下层可怜人则大多忙于为生计奔波，根本没有心思去倾听平静的理性声音。在很多方面中间站的人可以说是最幸福的人，尤其是出生于这一阶层的人，拥有最多的闲暇，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幸福，能在和高于自己和低于自己的人进行对比之后获得新的快乐。

他自己处于人生中间站的位置，这或许给休谟强有力的众多常识，拥有这些常识的哲学家太少了。斯多葛派教导学生“他们详细分析的那些问题实际上对世界是有好处的，如果将能理解自然的整个体系的观点进一步延伸，每个事件都可以成为快乐的对象，”休谟攻击这些人，他建议将这些话说给“因为痛风而躺在床上痛苦不堪的人”或“身上仅有的钱被抢劫一空的人”，他们不大可能“发现对所遭受损失感到的苦恼会因为思考宏大问题而有所减轻。”

怀疑论者

1711年出生于拥有土地的苏格兰贵族家庭，休谟从来并不真的了解父亲，因为大卫在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后来这样描述他的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在爱丁堡大学顺利毕业之后，法律职业似乎是他这个重生的孩子的下一个合理选择。休谟在“我自己的生活”（休谟自传）中写到“我因为好学、沈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我的适当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屋埃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在暗中是贪读西塞罗（Cicero）和维琪尔（Virgil）诸位作家。”（斜体部分借用：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注）23岁时，他去商业城市布里斯托尔，但发现自己不喜欢经商，因此动身前往法国，在那里“他制定了我稳定投入和和成功追求的人生规划。”

那个大计意味着“我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符了所望。我那时决意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并且决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鄙弃的。”（斜体部分借用：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注）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在18世纪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可见。在法国，狄德罗、孟德斯鸠和其他哲学家很容易相互转换。对哲学的兴趣和高超才能是18世纪文人思想配备的必要组成部分。最好的传记作家毛斯纳（E.C. Mossner）在《大卫·休谟生平》（1954）中写到“休谟总是认为哲学是文学的组成部分。”

从外表看是最亲切和蔼甚至非常迷人的人，但休谟早年生活中遭遇抑郁和身心失调等心理疾病的折磨。18岁时，他因为学习太过用功而心理崩溃。年轻时，他的抑郁因为野心勃勃而进一步加重，难怪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1739）中将野心纳入间接情感之一“骄傲、谦卑、野心、虚荣、爱、恨、妒忌、怜悯同情、恶意、慷慨和它们的附属情感等”。（他提及的直接情感包括“欲望与厌恶、悲伤与喜悦、希望与恐惧、绝望与安心。”）休谟21岁开始《人性论》的写作，并在25岁时完成。他后来声称，这本书“出版后就死掉了，除了激起狂热者的嘟囔之外，并没有脱颖而出引起多大反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但这本书的确没有带给他以及每个年轻作者幻想的那种声望。

在《人性论》出版一年后发表的摘要中，休谟宣称，写这本书是要“解释推理能力的原则和操作以及信念的性质。”他也允许其人性论背后的哲学“是怀疑性的，往往给我们一种非完美的观念和人类理解的狭隘边界。”后来，在其《人类理解研究》 (1748)中，他写到“总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谨慎、和谦虚，这在所有种类的仔细审查和决策中都是理性推理者应有的品质。”喜欢怀疑的大卫·休谟一辈子都是如此，甚至对怀疑主义的教义本身也产生怀疑。他认为，虽然怀疑主义或许不能增加知识总量，仍然是防止虚假信念的最好保障。怀疑主义也适合休谟对哲学体系构建者的不信任，并对很多形而上学专家炮制出的模糊迷雾厌恶透顶。

休谟对批判和贬低人性没有任何兴趣---只是要解释它是如何工作的。他认为自己与其说是人性的画家倒不如说是解剖学家。在《人性论》中，他认为人性不是在美德和罪恶这两个球门柱之间表现出来，理性与大多数人愿意承认的人类行为关系不大。相反，很多人类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对立的激情和多多少少受到修正的同情。

《人性论》并不总是很容易阅读，休谟本人逐渐承认了。这本书似乎有些缠绕、矛盾，表现出过分喜爱悖论和抽象的趋势，偶尔已经滑入晦涩难解的地步。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的编辑尼蒂奇（P.H. Nidditch）在写到《人性论》时说，篇幅里“充斥着事物，他用不同方式说了这么多不同东西和不同联系，很少对之前说过的东西有多大兴趣，所以很难积极地说他讲授或没讲授这个或那个教义。”但是，尼蒂奇接着注意到“人性论上卷毫无疑问是一流的重要哲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英语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在其精彩的《休谟思想传记》（2015）中，詹姆斯·哈里斯（James A. Harris）注意到在《人性论》中休谟不外乎是想通过确立标准推理的局限性和经验的不可靠性来展示“人类错误无所不在”背后的东西。在《人性论》中，休谟认为观点不过是组织起来的印象。他认为，不是所有后果都是有起因的。《人性论》的主旨很激进，质疑了有关时间、空间、存在以及自我的标准认识。他认为，很多人类思想建立在“一种论证上，它在本身和出现在动物身上的那种东西并无不同，也不是建立在不同的原则上。”《人性论》的副标题‘将理性的实验方法引入道德主体的尝试’”也是对传统推理的攻击，不仅仅是宗教推理。传记作家毛斯纳汇报说，休谟“缓慢地不情愿地”丧失了他的宗教信仰，在面对他认为的无可逃避的逻辑面前，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了他的意愿。”正如毛斯纳所说，基于他对伊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的解读，“他通过论证将自己从宗教中排挤出去了。”

休谟从来不是强烈的无神论者，正如反对派宣称的那样，认定无神论者有太多“信心在人类理性上”，而他的信心却太少。但是，他后来写到，反对相信奇迹，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赞同自杀或自我毁灭，否认灵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曾经告诉朋友说，灵魂观念“是如此漂亮和令人感到舒服的理论，我希望我能被说服去相信其真理---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怀疑。”他也不会抗拒偶尔对所有宗教神职员发起尖刻的攻击，对天主教则往往专门留下一两次猛烈的刺戳。在“论灵魂的不朽”一文中，他认为，有关来世的担忧引诱恐惧进入人们的生活

很快将消失，如果他们没有被成见和教育人为塑造出来。那些塑造这些的人，其动机是什么？仅仅获得一种生活，获得这世上的权力和财富。因此，他们的热情和勤奋是反对它们的论证。

激进的话语不受欢迎，尤其是在加尔文教派的苏格兰并没有得到立刻的接受。不仅仅是这个地方。在1761年之后，休谟的著作被列入天主教的禁书目录。

文体家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休谟越来越意识到风格的重要性。他知道他的《人性论》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文体风格的失败。到了晚年，他在其《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中重新撰写和大幅削减书的内容。他的著作中遍布有趣的格言警句“自然是原则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它强过一切原则。”“一般来说，宗教错误是危险的，哲学错误只是荒谬可笑。”“真理是可辩论的，口味不可。”作为挑剔的文体家，他成为太稀薄的一派哲学家行列的一员---柏拉图、奥古斯丁、亚瑟·叔本华、亚当·斯密、威廉·詹姆斯、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乔治·桑塔亚娜George Santayana、布拉德利（F.H. Bradley）---他们在精致写作方面都不遗余力。

作为散文文体家的休谟的最好展示是其随笔和六卷本《英国史》。在“论随笔写作”中，休谟看到了他作为随笔作家的作用：

作为学术领域跨界到大众对话的居民或大使；我应该想到推动两国的良好交流是我经常性的义务，它们各自都非常依赖这种交流。我要将智慧带给有学问的人，无论伙伴们之间传播了什么；我也要努力为伙伴进口无论什么商品，只有我发现它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合适使用和娱乐。

他认为自己随笔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严肃地说，在成为破旧褴褛衣衫之前放弃幻想，我支持这样的观点，女性尤其是有思想的、受过教育的女性（我自己也是只对这些读者写作）是所有风雅文学的比同等理解程度的男性更好的评判者。”

休谟不是伟大的英国随笔作家，他的很多随笔过于简短。他的话题没有经过精心挑选，有些过于狭隘或过于专业，有的则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作为随笔作家，他缺少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柔和殷勤，没有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热情，没有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迷人的奇思妙想，没有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Macaulay）的滔滔不绝，没有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道德真诚，也没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入木三分。人们没法挑出休谟的任何一篇随笔可展现他随笔作家的最好才华。相反，他的作品整体确立了他跻身于英国伟大随笔作家之列的地位。如果用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话说，这个事实说明，他作为随笔作家试图缩短“哲学论证和风雅文学之间的差距”算得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功。

在《英国史》出版之后，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赫特福德伯爵（the earl of Hertford）的秘书，后来成为临时代办（chargé d’affaires）。在法国，他成为很多沙龙女主人的座上宾，这些人的家成了18世纪中期哲人的社交司令部。法国人对他的推崇胜于英格兰人或者苏格兰人。哲学家爱尔维修（Helvétius）、政治家米拉波(Mirabeau)、数学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等其他哲人都是休谟的崇拜者。孟德斯鸠是当时伟大思想家中第一个认识到“好人大卫”天才的人，这种认可也被休谟回赠过去了。狄德罗写信给他“受到广泛爱戴的极其荣耀的大卫”。伏尔泰从来没有当面见过休谟，仍称他“我的圣大卫”，虽然这种感觉未必完全是双向的。休谟虽然发现在巴黎的生活随和，有时候他认为“一辈子就定居在那里”---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哲人们的观念---进步不可避免，更不要说人类完美的可能性了。

或许因为他是外国人，在那个时期的思想界人物中，休谟是唯一被允许出入当时各样沙龙的人，并没有因为他忠诚于特定的个人而受到限制。杜‧德芳侯爵夫人（Madame du Deffand）宣称他是“可爱的、单纯的、善良的人”，莱斯皮纳斯（Madame de Lespinasse）和他结交，吉奥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称他是“我的胖饶舌者”和“我的胖恶棍”。他和布夫勒伯爵夫人（the Comtesse de Boufflers）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关系，毛斯纳则含蓄地说“这种关系要比友谊更加亲密。”休谟有六英尺高，但是在他30多岁时变得有些发福。他块头很大，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经济型版本。（休谟绝非随便说说，他劝告年轻的吉本放弃用法语写作，相反用英语写作，单单这个行为本身就让他赢得了历史地位）。在苏格兰肖像画家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的著名肖像画中，休谟显得平静和体格魁伟。在传记中，毛斯纳引用了查理蒙特伯爵詹姆斯·考尔菲尔德（James Caulfield）的描述，暗示比绘画中描述的庞大体格和休谟身体和思想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差别：

大卫·休谟像，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作于1754年

我相信，天性从来没有像大卫·休谟那样在任何人身上形成如此不可思议的性格特征。他的面孔宽阔和肥胖，嘴唇宽阔，没有表现出弱智低能之外的任何特征。他的眼睛茫然、呆滞、无神，整个人的臃肿似乎更适合与吃乌龟的市政议员而不是和精致高雅的哲学家交流观点。他说的英语因为其最广泛的苏格兰口音而变得荒谬可笑，他的法语如果能说出来的话，仍然更加可笑，以至于智慧最大可能是从来没有隐藏在粗鲁无教养的奇装异服下面。

休谟也不是不会对自己肥胖的体重开玩笑，在给一位女性朋友马修·代萨特（Mrs. Matthew Dysart）的信中，他写到“我只能祈求保佑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记忆，因为他表达了对胖子的尊敬和他对瘦子的厌恶。整个世界都承认，那个皇帝是曾经人类拥有的最伟大天才，人类最伟大的评判者。”有关胖子和瘦子哲学家，可以写一篇非常好玩儿的文章，我猜想胖子更安静，而瘦子---头脑中首先想到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则更阴沉，更容易发怒生气。

历史学家

吉本自称“喜欢哲学的历史学家，”大卫·休谟或许可以说是唯一撰写过长篇历史著作的专业哲学家。他的《英国史》是在他1752年担任爱丁堡出庭律师协会图书馆员的工作后不久开始的，在1754年到1761年期间出版。这个著作事实上是倒着写的，先从有关斯图亚特王朝历史的两卷开始，此后是都铎王朝的两卷，最后是从裘力斯·凯撒入侵英国的两卷。他写到“历史学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实和不偏不倚，其次是有趣。”休谟的历史不仅为他赢得了相当丰厚的金钱，而且总体上扩展了他的名望。

在他的法国崇拜者中，休谟被认为是“英国的塔西佗。”但是，公平地说，这本著作处处追求平衡，无论在口吻还是写作内容都与塔西佗相距甚远。休谟试图超越定义当时政治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之争。他更早时期写过，哲学家要求在政治上持有不带党派偏见的立场，试图压制自己的党派偏见，期望这将“成为两党温和派都能接受的主张，与此同时，可能让双方的偏狭之徒感到不快。”

用詹姆斯·哈里斯的话说，休谟的历史著作，就像他的随笔一样“是沟通学术界和大众对话之间鸿沟的尝试。”显然，很大一部分是在没有仔细审核文件的情况下写成的。他的目的是给历史研究带来哲学视角。哈里斯说，“开始寻找政治辩论表面背后的解释，为什么英国政治采取那样的形式。”这本著作超越了国王或朝廷众臣的作为，考察了当时的生活方式，他写到贸易和学习状况、宗教利益和政治纠纷，都是用休谟优雅和通俗的文笔风格写成。哈里斯注意到，为了显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场，他在篇幅中描述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国人丧失了所有自由，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是个只痴迷于政治权力的伪君子，苏格兰女王玛丽是有责任的，就像对手谴责她的情况那样。

在完成了《英国史》之后，休谟又写了一些东西（虽然从来没有停止修改他的作品）。他又活了13年，主要时间用来阅读经典和朋友交流，练习他嘲讽地描述的“做饭手艺，这个科学我打算添加到自己剩余的日子里。”（他后来声称“我不是美食家，只是贪吃而已。”）当有人提议他继续写英国历史时，他拒绝了，并给出了理由，“因为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惰了，太有钱了。”不是他要与世隔绝了或不愿意卷入当时的纷争。他认为，英国发起和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是错误的。休谟写到，“按照我的原则，我是美国人，希望我们让他们按适当的方式管理自己，管理坏了活该他们倒霉。”

尼蒂奇写到“甚至在休谟的哲学作品中，作者的个人性格特征也继续激起我们的兴趣。”的确如此，因为在休谟的著作背后，人们能感受到一位按照本性生活的人，其生活和思想尽可能没有隔阂话冲突，安静和开朗是其本性。与我们时代的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让·保罗·萨特不同，他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的狂热。也不像叔本华，他从来没有变得心理阴暗，也不像尼采那样疯狂。在“我的生活”中，休谟声称自己不是“脾气很暴躁的人”，虽然常常受到攻击，但他很少回应评判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宣称“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遭遇过几度挫折。”（斜体部分借用：休谟著关文运译《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译注）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称自己是哲学家是一回事，生活和死亡也都像个哲学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卫·休谟则两者都做到了。

作者简介：

约瑟夫·爱波斯坦（Joseph Epstein），随笔作家，短篇小说家，最新著作是《杂凑、随笔、书评和散片》(Axios Press)。

译自：David Hume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by Joseph Ep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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