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大多数议论很正确精到，但也有不够中正之处，比如对阳明心学及佛道两家的批评就有些过火，对夷狄的态度更是过于偏激。其《卷四》：
 

“楼兰王陽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何惜于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于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于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简单介绍一下“傅介子诱斩楼兰王”事件。楼兰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背靠匈奴，地处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傅介子，西汉人，读张骞通西域事，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
 

元封二年（前109），赵破奴率军进攻车师、楼兰，副将王恢率精兵七百俘虏楼兰王。楼兰王归顺汉朝，又怕匈奴报复，遂分别送王子到汉匈为人质。征和元年，楼兰王病死，匈奴抢先送归楼兰王子继承王位。楼兰又倒向匈奴。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奉命向楼兰问责。楼兰王“谢服”。但傅介子认为，必须把楼兰王杀了才能震住西域，经霍光同意，带着金币去成功诱捕楼兰王，将他杀死。

 
对此，王夫之持称赞态度，司马光则针锋相对。认为以欺诈的手段对付蛮夷，是只图一时之利而不见长远之弊。司马光所说：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资治通鉴》。
 

二


我赞同司马光的意见。“王者临御四夷，当叛则威之，服则怀之，使信义之明皎如日月。”（司马光）傅介子代表国家施欺诈于远人，失大信于夷狄，不义，也不智。“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这一观点是违反儒家义理的。
 

信义属于儒家五常道，是基本原则和普适价值，对任何人都必须讲----夷狄无论怎么野蛮“非人”不讲仁义，本质上仍属人类。我们不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他们，但对他们同样要讲信义，如欧阳修所说：“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
 

清末郭嵩焘指出，古代帝王对待“夷狄”都是从不轻开战局，而首重信与义，以怀柔示之。他说：“古人控御夷狄之大略，必由信义。” （《陶凤楼藏名贤手礼》）


“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其次以略，其次以威，其次以恩，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郭嵩焘诗文集》）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忠信笃敬。到了蛮貊之邦、遇到夷狄之人同样要讲信义（只有夷狄才背信弃义），这是道德的必然要求和儒家的一贯主张，有大量经典为证。例如：
 

《易经》：信及豚鱼。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仁者爱人！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上德呀，仁呀，道呀，都涵盖信义、离不开信义。
 

三


王夫之由于亲身经过了明末天崩地裂的残酷现实，充满故国之痛，“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一有激而发的观点有失正常，我们应该予以理解，但不能“无条件”接受。
 

王夫之之言必须有前提和条件，不能施于和平年代和非军事行动，也不能在夷狄已经服罪的情况下歼之夺之诱之，更不能胡乱引申，把一般异族异国的人民视为夷狄。华夷之辨，辨的不是血统和种族，而是文明与野蛮、仁义与邪恶、信义与反信义。
 

注意：以诚相待不是任人欺诈而不防范，有信有义还须有智慧有武备，“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司马光）做到信威并用。“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夷狄有罪则明致其罚。至于在战争状态（义战）下和军事行动中歼敌诱敌，那是权道，不属于背弃信义。
 

另外，有一句名言叫“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很为某些民族主义者津津乐道，其实此言也是很不儒家的。如果是武力来犯之敌，当然要奋起战斗格杀勿论，对于一般的冒犯，过度报复尚且不许，岂能动不动就大开杀戒？古今中外的邪恶政权也未必这么霸道疯狂吧。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才是中华之正道、王道啊。
 

 
四


司马光在《通鉴》中还对“唐太宗悔薛延陀之婚”一事发表了评论。
 

唐太宗原本决定与薛延陀和亲,后来借故取消婚约。对此褚遂良等朝臣都表示反对,认为既然答应了薛延陀的求婚,又接受了他的聘礼,就不应该失信于人,以免招致不必要的边患。
 

唐太宗解释说,这是知古而不知今。汉初匈奴强而中国弱，和亲是权宜之计，现在中国强戎狄弱，薛延陀卑辞求婚是要借中国之势以自立，中国绝其婚,就表示不再支持它,它将很快被同罗、回纥等部族瓜分。从功利层面看,唐太宗的分析得很有道理，司马光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唐太宗对待戎狄恃强弃信是大错。他评道: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资治通鉴》）”
 

这与前面对“傅介子诱斩楼兰王”的批判异曲同工，都是强调对待夷狄也要讲信义。2011-5-4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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