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贬为江宁知府？易中天说错了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八月廿六日癸未

          耶稣2021年10月2日

前段时间买了一本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华史之王安石变法》，略略一翻，发现“硬伤”还真不少，比如正文第一页便有一个错误：“郑侠在奏折中说”。殊不知，奏折是清代才出现的文书，宋代是没有奏折之说的。又如第8页，易先生写道：“王安石也离开了相位，被贬为江宁知府”。“被贬”应该不是作者的一时笔误，因为本书附录的“大事年表”也称“1074年（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贬”。

熙宁七年，王安石确实罢相，出知江宁府。但从宰相到知府，就是被贬吗？

未必。因为宋代的官制非常特别，宰相与知府都是差遣，无关品秩。

从理论上说，一品大员与九品芝麻官都可以成为宋朝的州郡行政长官。事实上也是如此。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名单：

熙宁六年（1073），韩琦以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的身份判相州，为正一品官；咸平四年（1001），张齐贤以尚书右仆射判永兴军，为从二品官；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为正三品官；嘉祐五年（1060），韩绛以右谏议大夫知蔡州，为正四品下；元丰六年（1083），蒲宗孟以中大夫知汝州，中大夫为元丰改制后的寄禄官，正五品；崇宁元年（1102），朝奉大夫、知蔡州欧阳棐管勾崇道观，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元丰八年（1085），朝奉郎吴安持权知滑州，朝奉郎为正七品；嘉定十年（1217），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事，奉议郎为正八品。

你看，宋朝知州的品秩，从正八品到正一品，都有。这是宋朝知州与明清知府的一大不同之处。

作为政府领袖的宋朝宰相，也很难说是几品官。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唐朝差遣制度时说：“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宋代在元丰改制之前，宰相制度亦延续中唐以降之差遣制：自尚书左右丞、六部侍郎（正四品）以上，皆可通过获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权发遣枢密院公事”等差遣的方式上台执政，比如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的王安石以谏议大夫的本官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而谏议大夫仅仅是正四品官；同年，宋神宗升授三朝元老富弼为司空兼侍中（正一品），但富弼辞谢不受，改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正宰相，而左仆射则是从二品官。

按宋朝任官惯例，凡寄禄官（本官）高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行”；高于二品及以上者，叫做“判”；凡寄禄官（本官）低于职事官（差遣）一品者，叫做“守”；低于二品者叫做“试”；再低者叫做“权发遣”。举个例子说，一品大员转任节度州长官，一般称为“判某州（府）”；八品官担任知州，通常就是“权发遣某州（府）事”。

行、判、守、试、权发遣的制度安排，可以让一名资历极浅的七八品小官也有机会担任州郡的行政长官，亦可以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宰相转任知府或知州。

这两类情况在宋朝都可谓是家常便饭：张奎、范祥、吴安持、岳珂、傅崧卿等宋史留名的才俊，都曾以七八品小官的身份当上知州；吕蒙正、张齐贤、冯拯、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章惇、韩缜等名臣，都有过从宰相、副宰相位子退下来出知外郡的经历——请注意，他们并不是被贬官，而是换了一份差遣（职事官），品秩没有降低。

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宰相（包括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调离相位后转任地方官，除非是因为犯下过错被贬了职。可以说，其他王朝的文官系统是线性的，官员循资从低层向高层晋升；宋王朝的文官系统则是环形的，州郡长官可以转任宰相，宰相也可以转任州郡长官。

在现代议会制度国家，倒是偶尔可以见到有些职业政客先当上政府首脑，后出任内阁部长，比如以色列的西蒙·佩雷斯1984年任总理，1986年任副总理兼外长，1988年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1992年任外交部长；澳大利亚的陆克文2007年当选总理，2010年任外交部长；还有日本的麻生太郎，2008年成为首相，其后又出任内阁财务大臣。

这是因为，现代议会制下，政务官系统与公务员体系是分离的，行政首长与内阁部长由选举与任命制产生，不受公务员体系排资论辈规则的约束。

宋朝对官员的任命也能够突破排资论辈的成规，极具灵活性，则是因为宋人建立了一套寄禄官（本官）与职事官（差遣）相分离的机制。

康有为对这套制度很推崇：“事权轻重视其差，恩荣轻重视其位，两不相蒙，各有所得。才贤争效其职，大臣不怨遗佚，权贵不至尸位。善哉，复古之制，未有如宋祖者也。”今日我们说起宋代官制，总是习惯地认为其繁复多变、杂乱无章——这当然也没有说错，但康有为却能够从宋朝官制之杂乱中发现其“不拘品位以任事”的制度优势，并敢断言“宋官制最善”，这便是独具慧眼了。

再来看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的事实。

当时王安石确实因为郑侠的上疏、部分士大夫对新法的抨击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向神宗请辞。神宗也因为压力而不得不同意王安石辞职，不过又以手诏谕王安石，“欲处以师傅之官，留京师”。王安石没有答应，坚持离朝。最后神宗只好让王安石出知江宁府：“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也。”

神宗之所以批准王安石辞呈，还有一个原因：王安石向他承诺：“苟异时陛下未赐弃绝，而臣犬马之力尚足以效，则岂宜背负恩德，长自绝于圣时哉？”这是君臣的一个约定，因此神宗才会在手诏上说：“手札具存，无或食言。”

于是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罢平章事，知江宁府，出入如二府仪。这怎么是“被贬”呢？易中天称王安石“被贬为江宁知府”，大概是因为不太理解宋朝官制，也对王安石罢相的过程缺乏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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