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

作者：朱汉民

来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提要

“血性”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融合的人格特质。湖湘士人因为其德性与血气的结合，故而能够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湖湘地区血气与德性结合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积淀与主观的文化心理建设的共同作用完成的过程。

本公众号将从"独特人格类型：血气与德性结合""乡贤典范的血气与德性""血性人格的文化心理建设""血性人格的近代光彩”四个篇章依次推出朱汉民教授的《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论文，以飨读者。

1854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以抗击烽火燎原的太平天国军队，他在《讨粤匪檄》一文中，号召湖湘的“血性男人”加入湘军队伍，为保卫中华文化一战。1915年，蔡锷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起兵云南，其誓师中强调为人格而战。曾国藩、蔡锷均凸显了湖湘士人“血性”、“人格”的特别价值与意义。

所谓“血性”，其实就是指人的血气与德性的渗透融合，湖湘士人精神气质包括德性与血气的二重构造。正是这种德性与血气的结合，使得湖湘士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宏大事业来。梁启超曾经谈到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血性人格与政治事功的关系：“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功，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1]湖湘士人所以能够在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焕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血性”是其重要的条件。

本来，在人们的日常经验或成见中，书生与血性往往是不相关联的，甚至是相克的，似乎读书愈多者血性愈少。但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恰恰是湖湘地区书生的血性。梁启超所赞赏曾国藩、胡林翼、蔡锷的，正是这些书生的血性。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所赞扬的“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也正是湖湘地区学者书生的血性。

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正是湖湘士人的血性人格。

[1]曾业英编：《蔡锷集·曾胡治兵语录·梁序》，岳麓书社，2008年，第314页。

1、《湖湘士人人格的组合：血气与德性》之《独特人格类型：血气与德性结合》

什么是“血性”？尽管人们广泛地使用“血性”来描述人的人格特质，但是他们关于“血性”的涵义是不同的，其主要涵义有两种。一种是从人的生理特质来定义“血性”，将血性视为血气之性。中国传统观念中人的生理机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的机能、特质、决定人气质的刚柔、强弱、急慢的状态。这种生理、气质的特质或功能被称之为“血性”。如古代医书中有大量“血性”的用语，就是从人的生理机能、特质来定义血性。同时，这种“血性”涵义的用语也大量出现在经史典籍或日常生活之中，也是从生理气质的涵义。现引“四书文”中一段话：“只体味尽已以洗发忠字，便亲切入理，无血性粗浮语矣。”[1]这显然是将“血性”视为一种自然生理的“血气之性”，并强调它与文化理念的义理是相矛盾的。这种看法列入“钦定”的“四书文”中，可见这是一种有一定影响的观念。

另一种观念是从道德理念与自然血气的结合来定义“血性”，将“血性”看作是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即是一种具有刚强血气的德性。在古代的经史典籍和日常用语中，人们亦大量从血气与德性结合使用“血性”的用语。如：“独管子生周中叶，为血性丈夫，痛心蒿目，奋然以匡救为已任。”[2]“岂武人不读圣贤书，忠义血性独少欤？”[3]这里所运用的“血性”，就既不仅仅是自然的血气，也不仅仅是道德的理念，而是“血气”与“德性”的渗透，即让文化的道德理念渗透在自然的生理血气中。

将“血性”概念作一分疏，恰恰是因为这一概念的差异中潜藏着一个思想文化的倾向。在中国传统的主导观念中，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的道德义理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德性”、“本然之性”、“天命之性”，并认为这种德性总是与人们自然血气相对立的。由自然血气产生的情感欲望，会使人迷失自己的德性，故而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一个抑制、化解自己的自然血气的过程。一般儒生并无将义理之性与自然血气相结合的“血性”理念，他们所推崇的“圣贤”人格，变成一种“默坐澄心”而全无“血性”的谦谦君子。譬如，明代儒生刘宗周说道：“颜子深潜纯粹，是无血性男子，然其克已处直恁刚，刚字不在气魄上论。”[4]读书人所向往的圣贤人格，竟成了一种“深潜纯粹”的“无血性男子”。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由于德性与血气的紧张对立，而读书人在读书明理之后，被引向克制、化解自己的血气之性，故而在实际社会中鼓励、引导养成一种强忍、克已的无血性人格。人们的普遍意识、日常经验中，将书生与血性对立起来的印象，确是有着历史的原因。

饶有趣味的是，湖湘地区的学界虽然一直从理学为学术正统，湖湘士人亦普遍推崇性理之学，但是，湖湘士人却并不是一批无血性的书生，相反，他们成就为为全国知识界所景仰、推崇的血性之士，成就为“艰苦奋斗的学者”、“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成就自己的血性人格，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实践中一直是将文化理念的德性渗透到生理自然的血气中去，建构出一种有着强悍血气的德性生命，或者说有崇高道德理念的血气生命。即形成自己的血性人格。

“血性”所包含的“血气”与“德性”是一种既具有内在紧张、又可以完美渗透的人格因素。应该说，对于湖湘士人而言，他们的先天条件中，有着这两个因素的丰厚资源。

一方面，湖湘士人有着强盛、刚直的，作为自然生理的血气稟赋。“血气”作为人自然生命的生理依据，具有强弱、刚柔、盛衰、曲直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血气、气质的差别，即有个体的，又有地域的。在大量的史书、方志及文人学者的文集中，均有关于湘人“血气”或“气质”特征的记载。这些历史文献、诗文论说中，比较一致地从“血气之性”的角度肯定湘人的特质是“尚气”“劲直”“刚劲”、“慓悍”、“好勇”、“劲悍”、“气盛”等等。这些描述均肯定湘人的“血性”、“气质”在刚柔、强弱、盛衰、曲直的两极性质中，偏于刚、强、盛、直的一面。湖南人的“血气”，为什么会有这种刚、强、盛、直的特性和倾向？“血气”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所以学者们亦往往从自然环境与生理遗传两个方面作出解释。从自然环境解释的有钱基博，他认为“湖南水少可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劲，而民性多流于倔强。”[5]他强调湖南民性倔强与“顽石赭土、地质刚劲”有密切关联。谭其骧则认为湖湘士人之所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与他们遗传的蛮族血统有关系，他说：“且清季以来，湖南人材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6]

另一方面，湖湘士人又有深厚的重德性的思想文化传统，理学成为湖湘士人的学术传统与德性资源。汉唐时期的湖湘之地因远离中原人文，故被视为南蛮之地。但是在两宋理学思潮兴起后，又演变成为“潇湘洙泗”、“理学之邦”。北宋时期理学开山祖是湖南人，南宋时又形成“当时为最盛”的湖湘学派，以至于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慨叹“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7]。明清时期，推崇理学已经成为湖湘士人普遍性思潮。理学作为湖湘地区的主导学统，其最大影响就是湖湘士人特别重视德性修养。晚清以来湖湘地区士人群体崛起，在中国政治史、文化上均占重要地位。然而，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学术观念是什么，但是他们均将理学的德性修养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譬如，汉学家王九溪将“变化气质”作为“力学”的根本目的，而今文学家魏源仍然推崇理学的德性修养之学，至于崇宋学的曾国藩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但他强调德性修养的义理之学是最重要的，提出“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8]总之，湖湘士人将个体的德性修身置于最重要的目标。

对于大多数理学家而言，血气与德性之间向来有一种紧张关系。主流的理学传统总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如元代理学家许衡认为：“古今人材，多是血气用事，故多偏；圣人纯是德性用事，便自能圆成不偏。”[9]这种将“德性”与“血气”对立起来的观念在理学家那里十分普遍，所谓“道心”与“人心”的对立，也就是“德性”与“血气”的对立。但是，为什么推崇理学的湖湘士人能够违背这一理念，从而坚持并完成“血气”与“德性”的结合呢？除了前面所产的湘人的血气本来就具有刚、强、盛、直等先天自然条件之外，更重要是还有湖湘士人的后天文化条件。

[1]【清】方苞辑：《臣事君以忠》，《钦定隆万四书文》卷2，《钦定四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5-229页。
 
[2]【清】黄宗羲：《管仲》，《明文海》卷100，《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8-231页。
 
[3]李若愚：《请复建文庙谥併録诸死节臣疏》，《湖广通志》卷92，《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534-407页。
 
[4]【明】刘宗周：《上论·公治长第五》，《论语学案》卷3，《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202-43页。
 
[5]钱基源：《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谭其骧：《长水集·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2页。
 
[7]【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0，《劝学文》，《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78-452页。
 
[8]【清】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95年，第442页。
 
[9]【明】王樵：《尚书日记》卷9，《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0059-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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