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阐释学视野看戴震汉学研究

作者：陆亚平（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九月廿八日甲寅

          耶稣2021年11月2日

戴震是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乾嘉汉学皖派的开创者。与当时笃守汉学家法，认为凡古必真、凡汉学皆是的学者不同，戴震不以信古为目的，而是在考据中阐发义理，对孟子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大胆作出“后儒以理杀人”的论断。被戴震看作平生学术代表作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当时乃至其身后百余年间并未产生反响，其中的深邃义理被戴震训诂学的重大贡献所遮蔽。实际上，戴震的学术贡献不限于训诂考据，他从训诂出发，与程朱对峙，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的创造性阐释，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汉语里本无阐释学或诠释学、解释学的说法，但中国的阐释学理论资源丰富，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种典籍中。先秦诸子的阐释观念确定了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根基。春秋时期孔子着手整理“六经”，在传述传统典籍时进行创造性阐释，既述且作，为周代的“礼”“孝”观念注入新的精神内涵，创立了原始儒家价值体系。汉代经学以传注形式对遭受秦火而侥幸留存的先秦典籍进行诠释，因遵从的文本不同、阐释方法不同而产生今古文经之争。宋代思想家借鉴、吸纳佛教的本体论资源，对儒家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创造出宋明理学即新道学。戴震作为清代的考据学大师，认为宋儒对孔孟的阐释杂糅释老之言，背离了孔孟原意，使儒家思想面貌全非。因此，他倡导从文本入手，返经汲古，通诂明道。他在考据中阐发义理，认为通诂和明道是经学阐释的一体两面，形成了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阐释顺序。

戴震重视训诂考据，但跳出了传统汉学藩篱，通过对《孟子》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发明了新义理，形成了具有清中叶时代特征的义理之学。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通篇采用严整的问答形式，每一问答都精心设计，对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如“理”“天道”“性”“仁”“义”“礼”“智”“诚”等进行解说阐发。《孟子字义疏证》首篇即为“理”，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余德目皆为首篇服务。戴震引经据典但不限于成说，结合时代语境对儒家思想进行新的诠释，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程朱理学，成就了他的哲学和伦理学贡献。

首先，戴震对作为理学核心概念的“理”进行阐释，揭示出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戴震指出，在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中，“理”字并不多见，因为“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动辄曰“理”。他认为，“理”并不神秘，其表现在物质层面，则谓之肌理、腠理或纹理；从事物内在依据层面而言，则谓之条理。朱熹在《朱子语录》中说“理在人心”，戴震则提出“理在事情”，理即“情之不爽失”，意即六经、孔孟所说的人之常理常情，“理”存在于人们的人伦日用之中。戴震对先秦经典和汉代经学家的观点进行引述阐发，认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宋儒所谓“理”。至于被宋儒神化的“天理”，戴震认为其不过是“自然之分理”“天然之分理”，根本不是宋儒所推崇的至高无上的“天理”。宋儒将“天理”奉为最高存在，但他们所说的“理”，无非是个人的主观意见和臆断，其实质是打压异见、排斥异己、加害他人的工具。戴震认为理学之“理”已成为社会灾难，因此发出“后儒以理杀人”的时代呐喊。

其次，戴震对“血气心知”进行阐释，指出宋明理学“外气质”之谬。宋儒将人性分为至善的天命之性与有善有恶的气质之性，以此作为存理灭欲的理论根据。戴震发现了理学二元人性论的外气质之谬，阐释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一元人性论，即血气心知，实现了中国传统人性论从二元到一元的回归。“血气心知”在《礼记》中即已出现，血气是指有血有气息的身体，心知指人的思虑与理性。相较于《礼记》，戴震更全面地阐释了血气心知的含义：血气指人的血肉之躯以及人的感性欲望；心知指人的思维能力及道德理性。戴震通过血气心知，揭示了人的物质性，宇宙万物包括人都由物质生成，“理”便是心知对外事外物的反映，而非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天理”。戴震据此认为，认知不能离血气独存，“有血气则有心知”“天下惟一本，无所外”，理学家们提出的天命之性是不存在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戴震对传统的理欲观进行阐释，为欲望的合理性张目。《礼记·乐记》最早将天理、人欲对举，提出“灭天理而穷人欲”命题。程朱认为《乐记》之言“以理欲为邪正之别”，因此将理欲视为正邪对立之两极，主张“革尽人欲”，方能“复尽天理”。戴震反对程朱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认为，所谓天理人欲，并非如程朱所说的“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这是程朱误读《乐记》的结果。他认为，《乐记》提倡天理对人欲的节制，强调“欲不可穷，非不可有”，而非程朱所说的“以天理为正，人欲为邪”。戴震据此提出“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是谓天理。他认为欲是“生养之道”“自然之符”，生存之欲是人所必需，不应为邪；理欲也非对立，而是理存欲中，理欲统一。人若灭绝了欲望，生命就不复存在；既然生命已不存在，天理又有何用？据此，戴震得出程朱理欲观“此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的结论，为欲望的合理性进行道德辩护。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不仅为个体的欲望合理性张目，为每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生存欲求呐喊，而且认为一旦像程朱一样存理灭欲、舍情求理，“理”就脱离了人伦日用。在天理之下，人们基本的生存欲求和权利诉求，都被归于不正当的人欲，只能清除之、灭绝之，“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至清中叶，程朱理学已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几百年。戴震承认欲望的合理性，反对以理杀人，他呼吁统治者要承认和满足民众的基本欲求，“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提出“遂欲达情”，欲是每个个体的欲，情是万民百姓的情，欲和情都是人的生存基础。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控诉和对欲望合理性的辩护，达到了他之前的思想家从未达到的高度，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当然，人作为复杂的存在者，不仅有欲望，而且拥有道德理性。戴震在阐释欲望合理性的同时，强调道德对欲望把控的必要性，强调用理性“心知”控制“血气”欲求。在人的欲望已经不再需要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的今天，如何以道德理性对欲望进行控制与引导，处理好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戴震的观点仍然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启迪。

清代学术可谓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而戴震是其中的理论高峰。如果将其他汉学家称作“述者”的话，戴震则是在考据中对经典进行再诠释的“作者”。正因如此，戴震的理论贡献已远远超出传统考据学范围。借用梁启超的话说，戴震建立起“戴氏哲学”并实现了“伦理学上一大革命”，为其后中国文化的新转向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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