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器上：商周青铜器与早期龙形象

作者：蒋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一年岁次辛丑十月初六日壬戌

          耶稣2021年11月10日

龙在古代被誉为“鳞虫之长”（《说文解字》），具有神圣不可亵玩的特性，同时又为人们熟知和亲近。自我国石器时代起，龙的形象就存在，商周典型器物青铜器上亦有诸多龙的造型或局部装饰元素。

一龙相传从史前玉龙到商周青铜龙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龙形象出现于石器时代。当时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可能用于原始祭祀的大型龙，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石堆塑龙、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摆塑龙；一种是体型较小的玉龙，如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中的玉龙、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中的龙首纹玉镯，它们受限于材质，大多个体娇小，身体卷曲成“C”形，但做工精致，造型优美。

进入商周时期，龙形象泛见于玉器、陶器、青铜器，尤以青铜器为最，以至于有人认为：“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为龙。”（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1992年，陕西扶风海家村发现一件重达19千克的青铜爬龙，它体态丰硕、头上有角、身上有鳞、腹部带足、尾部弯曲，均是后世龙的特征，说明商周青铜龙在史前玉龙基础上，已有所丰富，形象更加饱满。

龙形象与器物合为一体，在此时更为多见。一种是设计为青铜器的某一构件，如青铜卣青铜壶的提梁、青铜罍青铜盉的顶盖或流口。这种设计往往将提梁、器盖铸绘成一条蹲龙，或将龙身直接当作流管，液体可从龙嘴顺势流出，既方便实用又美观巧妙。另一种是以龙形纹装饰器物。这类龙形象在商周青铜器的颈部、肩部或腹部比比可见，如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都有龙形纹，它们或盘曲或舒展，姿态各异。有的龙样纹饰身体部位不甚醒目，但头部突出，可以判断就是龙造型。这一点与史前玉龙相似：或许某些特征不如后世明显，但“一斑窥龙”，从头部等可断定它不是现实中的动物，而是超自然物种的龙。

以形为字青铜铭文中的“龙”及形象

汉字构造有“六书”之说，其中“象形”“形声”均与物体形状有关，“象形”更是“画成其物”，也就是以形为字，比如日、月、鱼、鸟。甲骨文中的“龙”字，亦是模拟龙形而来，一般写作“”（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九册）。龙字的具象化，以及青铜器上常见的龙纹饰，说明最迟至商朝，其形象已得到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接受和喜爱。

在商周青铜器上，也可见到带“龙”字的铭文。比较早的有商代的子龙鼎，该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内壁铭刻“子龙”二字而得名。其中的“龙”字形体较大，有跃动之态。商代宗室称“子”，“子龙”就是一位叫作“龙”的贵族。此外，一些商周之交的青铜铭文中，还可见见字符，如亚（龙）天黽献盘（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三卷）。这个字符与子龙鼎中的“龙”字，或许就是甲骨文“龙”字在金文中的简写。值得注意的是，亚龙天黽献盘上的“龙”写在“亚”字当中，作。“亚”里面添加一物或一字，当时往往是表示某一部落或方国的徽标。这隐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即商周有的部族（方国）以“龙”为图腾、以“龙”为氏，表明他们已自认为是龙的族人。

华夏一家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龙形象

20世纪20年代偶然发现、80年代开始科学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因出土了巨型青铜树、纵目人面像等特征鲜明的器物而震惊中外。有学者认为，它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早期巴蜀文化的表率。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星堆出土的玉戈、玉瑗等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出土物类似，其独特之处往往是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结果，是中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达”（王巍语）。

除玉器之外，中原地区常见的“龙”形象在三星堆青铜器上依然可见。与同时期的中原龙形象一样，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龙或作为某器物的装饰、构件出现，如纵目人面像脖子以下便是一个龙形状躯体、青铜龙虎尊的肩上装饰有浮雕龙首等；或作为相对独立的器物出现，著名的有青铜龙、青铜龙柱形器。在最近重启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三号祭祀坑内收获一件青铜龙。这些龙形象颇具巴蜀地域风采，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北方龙形象范畴，比如器肩龙虎相绕的铜尊，在其他地区也能见到。1957年，安徽阜南出土一件商代青铜龙虎尊，上面的龙造型几乎与三星堆青铜尊上的完全一样。再如三星堆出土的几件青铜龙首，龙的上唇轻扬，头角突出，似乎“特立独行”。其实不然，前文所举甲骨文中的“龙”字，就是翘唇造型。南京大学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鼎，鼎足由三条扁体龙构成，这些扁体龙的嘴角也夸张上翘，头角分明。由此可见，数千年前我国就已龙腾各地，而且异中有同，华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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