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作者简介:田飞龙,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著有《中国宪制转型的政治宪法原理》《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观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译有《联邦制导论》《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合译)《分裂的法院》《宪法为何重要》《卢梭立宪学文选》(编译)等法政作品。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的守护者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香港AM730,2022年1月10日
2022年1月3日,新选制下的90名立法会候任议员在特首林郑月娥的监誓下完成法定的就职宣誓仪式,全部获得确认有效,新立法会开始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性责任。与2016年立法会宣誓风波相比,新立法会的“爱国”成色非常凸显。新立法会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治港”的制度性产物,甚至是回归以来的新事物,因这些议员中不存在“反中乱港”势力,不再允许揽炒拉布,不再会纵容本土激进运动,不再勾结外部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从宣誓仪式的安排来看,首次奏唱国歌与首次面对国徽宣誓,有效增强了议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效忠意识,澄清了特区官员之职权的国家法来源以及效忠对象的国家法内涵。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显然不是依靠香港爱国建制派的“选战护盘”,不是依靠香港特区政府的“行政主导”,也不是依靠建制派议员的“反拉布”,而是中央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结构性重塑,其最关键的制度步骤就是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新制度的法理本质是将爱国与民主有机结合,不再允许香港反对派以民主的名义从事反对国家的政治颠覆活动。这是“一国两制”制度建设的里程碑和关键决断,并非一般的官僚机构可为,也不是对基本法具体条文的应急“释法”,而是整个制度体系的重心转移和规范再造。
能够进行此种制度重塑的政治力量只能是中国宪法上的最高领导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一国两制”所展现的治港“组合拳”,是中国宪法中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政治决断和制度创造行为,是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范畴的具体体现。由此,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承担起“一国两制”守护者的宪制责任。不理解这一“守护者”的历史、法理和政治意志,就无法深刻理解“一国两制”的制度巨变及其演化规律。
在2021年建党百年的系列研讨和社会认知中,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的关系已有正面而积极的揭示及深入,但其中的历史和法理仍有未及之处。2021年1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发展香港民主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制度理性予以系统解析,进一步推进了香港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守护者角色的理解和认同。这是抓住“一国两制”政治本质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一国两制”中的具体形象从策略性模糊到制度性清晰化,其进程仍在持续,但其方向已不可逆转。2022是香港回归25周年,是“一国两制”香港实验之“50年不变”的下半场开端,我们需从历史和法理层面透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守护者角色,才能更好把握和推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国两制”的守护者这一关键命题,仍有理论深探和社会沟通的强烈需求和空间。
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社会主义主体制度之下可以有资本主义的特区?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包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又敢于并善于根据香港社会内外情势变化而果断介入提供制度性保护?这些必须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路线中寻求答案:
第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辩证治理哲学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层面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实事求是的,能够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有着实事求是的理性品质和辩证发展的实践智慧。“一国两制”既是中国古典天下体系的当代发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与冷战斗争之反思理性的结果,饱含历史智慧和政治理性。
第二,“一国两制”契合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始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国家统一和人民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和实践指向。“一国两制”以其兼容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理性而得以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宏观政策序列,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负责任决策的产物。
第三,“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治理与协商民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精神,在“一国两制”具体政策化、具体立法以及本地化落实过程中,非常重视听取港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对台工作中汲取支持统一的各方团体与人士意见,确保所制定的具体政策和法律得民心,接地气,可操作,有效果。包括制定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改革,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治决断均有协商民主的显著印痕。
第四,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和守护“一国两制”的初心与边界。中央对来自本土分离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破坏以及“颜色革命”的极端风险有心理防备和制度方案,而“香港国安法+新选举法”构成了香港“一国两制”的2.0版,也为澳门制度改革及未来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奠定了清晰的国家制度保护框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依法治国”范畴的政治成熟,敢于依法决断,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以及特区国际地位和开放格局。2021年1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对中央治港的制度思维与保护性伦理进行了系统阐释,足可释疑解惑。
第五,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战略判断优势为“一国两制”把脉和导向。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对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21世纪全球化作出理性判断,提出了对“一国两制”丰富发展具有跨时代意义的“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迈向制度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的新周期。2021年9月中央提出的“横琴方案”、“前海方案”是大湾区战略的引擎方案,预示着港澳融入发展的巨大机遇。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施政报告主动提出“北部都会区”规划对接大湾区及国家发展,是对“一国两制”结构演变与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战略思维的“相向而行”的理解和互动,值得肯定。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战略设计者、政策规划者、具体立法者和全过程保护者,代表了这一伟大构想的政治智慧和历史高度。中国共产党排除万难风险推动这一伟大构想转化为具体制度现实和政策体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演绎和规范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互联互通的制度桥梁。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的思想渊源和生命连接,是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香港社会唯有全面准确理解和运用“一国两制”系统法理,认同和尊重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和守护者角色,真心实意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与国家体制和战略发展之间产生良性且可持续的互动,为香港争取一个内嵌于民族复兴而积极面向新全球化秩序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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