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行进过程性语言：认知“如何”

作者：安乐哲

来源：选自 《儒家角色伦理学》

我们将意识到，这种中国过程宇宙论的无兴趣虚设一个“上帝”理念，其必然结果，是发生对一种不同语言的需要，用来对如宇宙本源、世界意义与价值来源以及创造本身是什么性质等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同语汇问题，而是更根本性的关于语言是干什么用的不同思维方式。对不假思索便把自己文化概想带到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翻译与理解意图中，对不假思索地就对还不怎么懂的中国宇宙认识强加上古希腊本体论假设推定这种危险阐释，并将这种做法建设到对语言使用的方式上去；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意识。

这样的对语言及对其作用的担忧导致另一个重要问题：人们熟悉的在字面和比喻语言之间区分能适用于中国自然宇宙论吗？如果“字面的”我们是指准确的或者术语的、没有上下文和修饰的，我们会看到，将“道”例行地翻译为“the Way”（上帝之路），将“天”翻译为“Heaven”（天堂），远不是什么不少人所说“字面的”，而是一个对最异乎寻常种类作最幼稚解释的例子。别忘了，我们必须承认，“the Way”和“Heaven”于我们自己语言学宇宙，立即给出的又其实是亚布拉罕概想“上帝”的转喻，而且它所导致的，是个与传统中国宇宙论并无干系的神学框架。

对于古希腊哲学叙事，所谓“字面”的，是意味与“实在”相一致的，所以是真的。这样的一种“真实”概想已经是普遍地被理解为“什么是真”（即在小写本体“beings”背后隐藏的大写本体“Being”）和“什么是现象”之间的（即对到底什么是真的心理镜像）的一致性。对把这种成问题的做法带到中国宇宙观中来，葛瑞汉明确地告诫我们：

寻找“多”背后大写的“一”，也如同寻找“变”背后的“常”（不变），老子用的观念似乎是完全与我们等同的概念。但是，其中有一个与西方传统很重要的差别，即没有中国哲人把“大一”（“One”）和“常”作为大写本体（“Being”）或者作为表象面纱背后的大写“真实”（Reality）去设想。如果我们自己更愿意将它想成是绝对的“真实”（“Reality”），这是因为我们的哲学一般来说是求“本体”（“being”）、求“实”（“Reality”）、求“真”（“truth”）的，而中国人问的问题总是“道在哪儿”（“怎么办”）。中国哲人追求的是知道“怎么生活”“怎么组织社会”，而且到了周秦之末，是“社会怎么与宇宙相联系”。

于是，在中国过程宇宙论这一边，这种重在求“怎么”的态度，用“怎么”理解人的经验，形成了另一套东西，到头来摒弃了给予定义和精确的优先性。现象和假设它们的本体基础是不分的，所谓“真实”，准确地说，不过是变化不已的复杂形态关系，一起构成着世界万物。所以知识不是抽象形式意义而是选择性意义的：就是说，知识必须是关于“这些”个别、具体因素的，因为“这些”是从“这个”角度，与“这个”正在变化的境况是最有关的。另外，对知识较为被动的认知理解，转化为智慧，所通过的是出色的能力，可将这些多层次相关因素，与最有效的结果，相互联系起来。知识不是那么现象性，也不是那么陈述性：“知”（“knowing”）是一种表现和参与性智慧，目标在获得个别、具体环境之中的功效。这种知识，同时是成效的也是圆满的，当然是包含封闭性的，但它作为开放性资源是更重要的：充分发挥人自己的能力，加强特殊、具体环境的潜在可能。这样的知识不光是认知与话语的，而且还是一种技巧诀窍——可行性作为。它既需要实现“怎么”（“how”）也需为实现它的“行动效力”（“acting upon”）。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知晓怎么运用人自己最到位的见解与情感，利用现有潜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这种罕见的“怎么”问题意识倾向，对于中国互系思维方式而言，具有最广义可能蕴含，在语言运用上重在“动名词性词”而非“名词性词”，因为认知行为时，认知器官与认知对象都要不断调节。作为一个例子，唐君毅为解释“天命”（“the command or mandate of tian”天之命令或授命），查阅古代哲学典籍，得出下面说法，可说明在对“天”理解上，反映着认知重在“怎么”（“how”）而轻“什么”（“what”）的意识倾向：

“命”字代表着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不独存于天中，也不独存于人内；它反而存在于天与人相互间的关系，就是说在于其间的互相作用、互相感应、互相授受的关系。

唐君毅强调的是，“命”是双向关系性的，意义就在“command”（“命令”）是“互为附属”（“collateral”）和“协同指导”（“codirected”）的：“天之命”是对人君王立德之尊的一个回应。人君深谙“怎么”治理国家，治理成功，则是与人民缔造诚信关系，于是延伸，作为与“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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