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赫弗南】为何需要人文学科？
为何需要人文学科？
作者：詹姆斯·赫弗南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1945年9月24日长崎：这个城市被美国原子弹轰炸摧毁六周之后(Lynn P. Walker, Jr./Wikimedia Commons)
大约50年之前，路易斯安娜和华盛顿州精心制作的一对巨大的L型触须接收了十亿年前和十亿光年那么远的空间中相撞的两个黑洞的唧唧叫回声。天文物理学家在那回声中发现了爱因斯坦的引力波理论的证据---付出的成本超过十亿美元。如果你问，我们为何需要这个信息，它究竟有什么用？你也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Ben Franklin）曾经提出问题---“新生婴儿有什么用？”就像新生儿的潜力，科学发现的价值也是无限的。它没有办法计算，也不需要证明。
但是，人文学科需要。从前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人文学科，因为它的价值就像科学发现的价值一样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现在，这两种价值的分叉变得越来越大。达特茅斯学院的学费现在已经超过30万美元（笔者在此任职已经将近40年），鉴于大学四年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昂，我们该如何为文学等课程的学习辩护呢？“现代语言学会”2021年夏季通讯报告说到美国大学里令人担忧的统计数据：从2009年到2019年，现代语言文学方面的本科学位授予的比例已经下降29%。该文询问“这些专业都到哪里去了？”但是，这里有个更实用的问题：学习文学究竟能给现实世界带来什么好处？
现在，对此问题的最容易答案是它通过暴露多个不同视角刺激学生开动脑筋，使其准备好从事我们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工作：创业。在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在我弥留之际》中，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农村家庭埋葬其族长的故事是从15个视角来讲述的。要研究这样的小说就不得不召唤不光不同而且可能截然相反的视角，由此培养出一种适应性，而这正是经商成功所需要的品质，新兴创业者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客户的种种需求，他或她必须能随时准备好根据需要和时间的变化而做出新改变。
但是，这种为文学学习辩护的方式存在很大问题。如果你想要的是创业适应性，你上商学院或许更高效地获得这些东西。你并不需要阅读福克纳或其他任何人的小说。
但是，你可能论证说，文学展现了最好的作品，因而训练学生如何与他人交流，而不仅仅是使用推特或短信。学习文学不仅仅是看到语法规则如何发挥作用而且发现平行结构的对称和隐喻的集中突然爆发等：两种主要的组织工具。亨利·詹姆斯（Henry Adams）曾经写到，“教育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它以惰性事实形式积累的无知更令人吃惊的了。”文学向我们显示如何激活这些事实，更多的是，如何让它们合作和舞动起来，共同揭示真相。
但是，文学可能高度复杂。鉴于其复杂性，鉴于诗歌、戏剧和小说刺激我们了解它们什么意思的欲望以及抗拒这种诱惑的方式，学习文学再次招致人们指责它的效率低劣。如果你只是想知道如何写出一篇好文章以便找到工作或做生意，或用魅力迷住创业资本家，你无需学习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格言诗或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绝妙讽刺。你只需要一本好的写作教材和众多实践即可。
那么，我们为什么真正需要文学呢？从传统上说，文学向我们讲授道德教训，敦促我们寻找“故事的道德含义。”但是，道德教训可能很难从旨在给我们讲述人类体验真理的文学作品中提取出来，如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做的那样。在该剧的一个场景中，愚蠢但善良的老人葛罗斯特伯爵的眼睛被挖出来。在戏剧的结尾处，那个善良、虔诚、吃了很多苦的考狄利娅（Cordelia），李尔王在第一幕中赶走的女儿遭遇了什么呢？她和老国王本人一起死掉了。即使戏中所有的坏蛋最后也遭遇死的惩罚，我们并不能很容易地说考狄利娅为什么必须死掉，或者她的死亡所蕴含的道德意义是什么。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曾经宣称，他当小说家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看见。像莎士比亚一样，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承认和召唤人性中最大的矛盾之一：只有人能丧失人性。只有人才会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关在笼子里，就像美国边防巡逻者两年前对中美洲儿童所做的那样。只有人才会将人活活烧死，就像当今时代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所做的那样。只有人才会使用年轻姑娘作为人肉炸弹，就像最近一年活跃在非洲尼日利亚一带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那样实施了44次袭击。
作为此类恐怖活动的避难所，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视野眼光或者至少让我们瞥见美、爱、以及和谐。它们是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所说的“诗歌的矫正作用”---那是对人类野蛮残忍暴力的补偿，没完没了地相互给对方制造痛苦。但是，文学最强大的形式从来不是乘坐氢气球飞上虚无缥缈的天空，或煽动着蛛丝般的翅膀飞到月亮上去。伟大的文学不是逃避我们的非人性，而是直接面对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保持对人性的信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说《宠儿》的寓意是什么？女黑奴塞丝在携女逃亡途中遭到追捕，因不愿看到孩子重又沦为奴隶遭到性剥削，她毅然杀了自己的幼女。在毫无仁慈之心的非人世界，杀婴能成为爱的表现吗？这是文学坚持提出的问题。在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性问题，坚定不移地坚持用人类生活受到的影响来衡量一切。76年前，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促成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原子弹令美国所向无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数不清的美国人的性命。但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的原子弹焚毁了20多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难怪奥本海默在后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庸俗、幽默或夸张都无法消除其野蛮和残忍，物理学家明明知道罪恶；这是他们不能丧失的良知。”
这样说，奥本海默并非激进的、非科学的。对于不惜牺牲其他任何利益去取悦军方的政府，他可能有些叛逆不忠。奥本海默拒绝加入到鼓吹军备竞赛的另一波热潮中即研制开发氢弹，未能通过忠诚调查（security clearance对参加秘密工作人员等进行的忠诚调查），只好在怀疑的阴云下度过余生。
但是，他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反应表现出了人文学科旨在培养的人文关怀。现在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更需要这种人文关怀，恐怖主义恶魔般残酷无情，加上我们无人机袭击的巨大破坏性，这些往往不仅打击犯罪分子而且伤及无辜平民---“附带破坏”(collateral damage指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或非军事设施的破坏）的受害者。
我们需要文学来见证这些伤害---我们我们在制造战争的过程中夺去的生命还有对心灵的扭曲。对这种心灵的描述之一就出现在被称为《重新派遣》的书中。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菲尔·克莱（Phil Klay）撰写的有关驻伊拉克美军士兵的小说集。在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位一等兵对随军牧师说，“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杀伊拉克人，就这么回事。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正当的，采取行动心灵就变得麻木不仁。杀死圣战者是唯一让人觉得做事的举动。别再浪费时间了，干吧。”
这里，人性去了哪里？这个士兵只剩下一些东西认识到他已经被武器化，变成了杀人机器。文学这样竭力为人性说话同时为或许经受住最糟糕磨难考验的任何人性残余说话。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二战期间写的小说《鼠疫》中象征性地描述了战争就像一场鼠疫袭击了阿尔及利亚城市。故事是医生讲述的---他常常徒劳地挣扎着挽救所有能挽救的生命---虽然数以百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瘟疫到来之前已经死去。最后，他说，这个故事“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时，又该做些什么。”（此句借自刘方译《鼠疫》https://dushu.baidu.com/pc/reader?gid=4305618322&cid=10514238 ---译注）
如果这些话在我们时代似乎有些怪异地回响共鸣，请考虑这位医生对如何开启这场反对恐怖的斗争时说的话。“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竭尽全力成为治愈恐惧的人。”花费数万亿美元使用子弹和炸弹进行了反恐斗争之后，现在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和人文学科，因为它们试图治愈，试图滋养我们拥有的无价之宝：人性。
作者简介：
詹姆斯·赫弗南（James A. W. Heffernan），达特茅斯学院英语教授，著有《西方文学中的好客与背叛》（2014）等。他的《一触即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治与文学》即将出版。
译自：Why We Need the Humanities By
https://theamericanscholar.org/why-we-need-the-human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