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点

作者：莫妮卡・克劳斯卡・斯坦贝克 列尔・卡曼森 著；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学界哲学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相互依存的世界，但是只有在真正多元化后才能带来转变。

佚名雕塑家的年轻人残破头像（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帕加马（Pergamon），承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柏林国立古代美术博物馆（Met Museum/Antikensammlung, Staatliche Museen, Berlin）提供。）

哲学本科生通常通过两门核心课程学习哲学史：“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故事从雅典城市国家的苏格拉底（Socrates (大约公元前470-399年）开始，哲学的可验证圣人——惹人喜爱的坏脾气老头，对当权者说出真相的人，也是仅仅因为爱智慧而被同行陪审团处决的殉道者。虽然从这个时期希腊文献记录显示该地区得益于埃及和更广泛的地中海世界的事实，当今哲学家们在传统上都认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创始人。我们说，他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在面对普遍接受的规范和尚未审视的前提面前，他激烈推崇思想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我们钦佩他的大胆勇气，希望将这些哲学价值观传授给学生。

因此，教授们往往在讲授“古代哲学”的时候都围绕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Plato 大约公元前429-347年）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年）

中世纪哲学通常被跳过去了。虽然对其作为退步时代的常见描述（其中独立思考让位于宗教教条过分简单化了），中世纪思想仍然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哲学故事到了现代时代再次被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捡起来，他对自己能否肯定学到的任何教导表示怀疑，这仍然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回响。在此之后，现代思想的典型课程是以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及其自封的“革命”作为终结，在他看来，这场革命确立了哲学走上了对实证性研究友好和反对牵强的形而上学猜想的道路。接下来的阶段——当代哲学——发现专业人士沿着所谓的分析/大陆哲学分界线而分裂为两大阵营。但是，每个学生都能够讲述的是从古至今的进步叙事。不管在哪里学习，世界各地的哲学学生都被教导来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康德的遗产。

但是，这个哲学史故事本身也有历史。为什么某些人物被经典化，而另一些人没有？这是最准确的事件描述吗？是否存在其他因素可解释为什么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故事无所不在？产生这种叙事的历史描述方法是更早时代的残余。这个认定哲学独特的雅典源头的主张并不能经受住当今历史学家的严格审查。彼得・帕克（Peter K J Park）在非洲和亚洲的决定性研究《哲学史：1780-1830年间哲学经典形成中的种族主义》（2014）发现18世纪后期确认希腊独特性的表面，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新出现的种族伪科学第一次允许将希腊人称为“白人”。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思维方法与一帮学者推广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革命理论密切相关，这些学者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包括了影响力巨大的人物如康德和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两者都将以种族为基础的革命模式纳入其哲学史研究，将哲学是白种人的特殊研究领域的观念传播开来，据说白种人继承了一些特殊的生物学特征。

撰写哲学史还有很多其他的途径。帕克评述了1500年到1700年撰写的20多本哲学史著作，它们论述了全球各地包括埃及、印度、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在内的大量早期哲学家。但是，这些哲学叙事并没有取得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帕克所说的“种族学”故事扎下根来并持续繁荣，支撑了我们熟悉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课程要求讲授的传统内容。

如何解释对哲学过去的这种叙述比从前更多样化的历史描述更加受人欢迎呢？毫无疑问，吻合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目标的叙述在政治上更合适，因而赢得广泛的赞同。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理由。这里，同样具有利害关系的是哲学研究转向科学模式，这种模式在同一时期逐渐成为支配性范式。

作为“科学”，哲学不仅从形而上学猜测中退缩，而且开始回避曾经在希腊哲学实践中处于根本地位的“灵魂修炼”，即旨在实现自我塑造和自我修炼的生活方式。从方法论上看，哲学逐渐开始推崇托马斯・纳格尔（Thomas Nagel）1989年所说的“乌有乡观点”，也就是说去语境化的、去具身化的观察者的超脱视角。虽然批判性距离的潜能有其作用，但过分强调抽象而不是语境化使得哲学没有准备好应对其研究中内在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今天，当哲学家试图提出普遍性论证的时候，“乌有乡观点”成了常规。但令人好奇的是，他们并没有探讨乌有乡观点的起源。结果，他们没有看到其客观性主张扎根于未经审视的偏见。这个观点开始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践支配下的现代欧洲，欧洲哲学家们认为，只有他们能够采取一种立场，脱离在其面前展开的历史事件。只有他们能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生活方式来追求。 

这引发了对世界哲学一厢情愿的无知，不晓得以这种模式进行的学界哲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在哲学史的背景下，很难忽略潜伏在“乌有乡观点”背后的种族主义叙事。正如已经过世的查尔斯・密尔斯（Charles W Mills）在《种族协议》（2014）说明的那样，这种叙事反映了至今仍然指导学界哲学的“白人的无知”。密尔斯等人显示，假定的哲学中立其实是在不仅掩盖其文化嵌入性而且掩盖其文化沙文主义。倾向于假定自己是脱离实体的思想家的实践者采用的方法论让思考理想世界占据特权地位或者脱离实际事件的理论世界，这些最终破坏了哲学自身对分析清晰性的承诺。

围绕西欧作为世界可验证的核心的自我定位而组织起来，这种去语境化的叙事将从世界其他地方借鉴的东西都隐藏起来。从全球来看，这引发了对世界哲学一厢情愿的无知，不晓得以这种模式进行的学界哲学研究意味着什么。正如已故的夸西・威杜（Kwasi Wiredu）在1998年所说，出现了一种“哲学新殖民主义”。诸如“人”、“文明”和“人类进步”“自由”等概念一直天生就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虽然政治背景依靠哲学公开宣称的抽象做法而变得更有隐蔽性。简而言之，这些概念是通过将非欧洲人他者化而开发出来的，它们与在人类理性顶峰伪装成为中立的观察者的一种自我定位同时存在，这种自我定位包括欧洲的、哲学的白种人、有产者、男性。

当这样的概念被应用于当今欧洲和北美之外的语境中，它们持续随身携带了排他性历史。它们继续将欧洲或者想象的“西方”作为人类理性的唯一宝库投射出去，同时将接收地的语境标识为缺乏进步、自由、文明之地。概念不是中立的意义载体。乌有乡观点结果总是扎根于某个地方。

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虽然可能有些缓慢。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抗拒主流哲学的自我呈现，正如弗闰达・达米亚（Vrinda Dalmiya）在《在乎知道》（2016）中所说，参与学界玩的“不公平特权的混乱议题”。有些院系已经开始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如改变招聘、开发更广泛的多样性课程实践等。至少其中有些人似乎致力于实现结构性改变如在非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方法论和附属领域接受合作训练的学者也被认定为哲学家。但是，要求的结构性改变的本质和程度是什么呢？

已经有人提出了若干建议。按照杰伊·加菲尔德（Jay Garfield）和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引起热烈辩论的建议，哲学系应该更名为欧美哲学系才算名副其实，那样才准确反映实际开展的研究活动。（请参阅“哲学若无多样性，只配称为欧美哲学”《爱思想》2016-05-16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575.html）也就是说，当哲学系的焦点仅仅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内容时，它们只配称为“欧美哲学系”。有些学者已经建议通过逐渐将广泛的哲学经典融合进世界哲学之中来实现哲学的多样化，或者在现有课程组成部分的课程和要求中包括多样化内容等其他手段。

我们合作编辑了一套系列丛书，采取的就是“世界哲学途径”，我们考虑了各种改革尝试的这些呼吁。从这个角度看，当这些哲学停靠在当前盛行的哲学范式之中时，要把世界哲学传统融合进现有学界体系中是不能奏效的。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在这个学科里增添一张“多样性”的自助餐桌，就好像所有区域都得到了平等待遇。相反，哲学家必须批判性地、有意识地使用那些在新殖民主义学界实践的争议性空间里争夺权力的术语。如果没有从一个支配性话语转换为另一个话语（如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中心主义），哲学家应该知晓学界内正在进行中的权力差异现实。他们在霸权性实践中必须讲究策略地选择课程来维持不断的干预。

历史叙述是混乱的、重叠的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家院系能什么都做。比如人们在不卷入扎根于17世纪以种族为基础的思维中有关文化发展的等级差异的未经审视的假设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将世界哲学传统融合进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呢？我们个人觉得很难向学生解释，现代性开始于1500年代的欧洲，但直到1912年才在中国出现，实际上这是常见的历史语法分析。我们使用了谁的衡量工具来论证这种历史写作方式的合理性？难道没有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发展迅速等隐含主张？

比如，考虑一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衡量工具来划定世界历史。详细的历史著作可以至少追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22-481年）——鲁国的古代史——-还有《左传》等伴随着它的注疏著作。这些文献采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的形式，但包含了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的材料。春秋的编辑整理通常被认定为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本人所作——也就是说可能早于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425年）。其他早期著名学者包括太史司马谈（公元前165-110年）和他的儿子司马迁（公元前145-86年）。

“乌有乡观点”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历史叙述是混乱的、重叠的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承认没有任何一家院系能什么都做，至少在这个时间点里。聘用世界哲学中众多不同的专家在经济上或许是不可能的，有意义地将多样化传统融合进现有课程体系往往受制于已经列出的众多问题和两难困境。

但是，最低程度上，哲学家们在讲授现有课程内容时能够和应该开始以避免留下这样印象，即以种族为基础的历史和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论是哲学学科的定义性特征。这是现实主义的目标，换句话说，走向“哲学多样化”的路径，如果借用历史学家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术语，是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sing Europe）。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建议大部分院系貌似合理的动作：修改“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历史叙事来反映历史背景以及当地实践。请考虑使用反映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的具体语境的这些术语来讲授哲学。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家必须使用适当的术语并相应地修改哲学史课程的内容。

苏格拉底在雅典城市国家的家深刻嵌入在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网络之中，它跨越北非到当今土耳其以及当今希腊和意大利等众多地方。简单地修改我们的话语来指称地中海世界这个背景下的雅典人，要教导学生认识到“古代希腊人”丰富的、吸引人的和更符合历史真实的文化多样性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修改课程内容本身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给本科生讲授古代哲学的人毕竟不是专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阅读古代希腊文献，我们没有发表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论文，因此上课前我们必须备课，做一些准备工作。期待我们额外进行一些研究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公元前7世纪-6世纪，当今的土耳其)或者埃及人伊斯莱希（Irsesh ）公元前12世纪)或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女性新柏拉图主义者希帕蒂娅（Hypatia (大约公元350-415 年，是像苏格拉底一样的殉道者)等哲学家包括进来完全是合理的。这将给学生更复杂的画面，让他们看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文化背景、思想传承和持久影响。

至于说到现代哲学，演讲习惯应该向学生清楚说明所谓的启蒙和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必须清楚说明若干“现代”哲学家深度卷入围绕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话语一样。有些学者如查尔斯・密尔斯（Charles W Mills）、小卢修斯・奥特鲁（Lucius Outlaw Jr）、罗伯特·贝纳斯科尼（Robert Bernasconi）、奥菲利亚・舒特（Ofelia Schutte）、伊曼努尔・丘库迪耶茨（Emmanuel Chukwudi Eze）早就要求我们考虑现代思想家的政治哲学能否与其将非白人视为低劣人种的已知观念区分开来。康德主张所有理性人的内在尊严，但是他认定非洲人和美国土著居民从生物学上说没有能力从事哲学这种高级思想活动。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认为所有人都拥有某些天赋权利，这些都必须得到任何合法政治权威的承认和保护，但是，他为卡罗来纳基本法（the Carolina constitution）起草了一份奴隶制辩护的宣言书。我们的学生从来不会对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感到困惑。如果将经典“现代”哲学家及其思想放在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阶段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理解，这些奥秘的答案就可以找到了。

似乎并非这些哲学家首先设想了启蒙政治理想如自由、平等、普遍人权、宪法政府等，然后提出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辩护的自相矛盾的说辞。相反，他们试图表达合法的政府管理权的理性基础天生与认定欧洲政府管理模式优越于非洲和亚洲的所谓专制政权的主张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政治工程从一开始就旨在将欧洲模式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式在全世界推广。后者毕竟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向善的文明力量。如果从这个背景下理解的话，上文提到的经典现代哲学家们的种种支持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观点似乎就不那么令人困惑了。当教授们确认自己的讲课习惯是澄清而不是隐瞒这些议题，他们就是在邀请学生加入到这门学科历来十分珍视的分析清晰性追求。

我们专业学科领域的标准演讲习惯可以变得更具包容性。启蒙政治理想如自由、平等、普遍人权、宪政等当然应该保留在课程中，学生应该继续学习这些观点背后的哲学理论，但必须制止将“现代”哲学与其历史和社会背景分割开来的现有做法。它是不准确的帮倒忙，给正在试图更好地理解所继承的世界的学生造成伤害。作为回应，老师们必须抗拒以现代哲学之名赋予的无知认识论，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将政治历史纳入标准的课程模式中。核心课程的这些最基本措施能更好的表达哲学学科的自我形象，它毕竟是应该支持培养批判技能和自我反思能力的。

尤其是在院系遭遇招揽学生的巨大压力时，哲学系课程的名称改动常常有些不切实际。如果有关古代哲学的课程不在课程目录中更名，最起码本专业学科的标准演讲习惯可以变得更具包容性。这里提出相对简单的措施将产生哲学史课程，我们相信能抗拒种族和文化基要主义，更好地反映历史记录，即混乱的、重叠的、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叙事。

在试图将哲学叙事复杂化的努力中，我们这些年持久参与世界哲学的活动已经教导我们认识到，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努力带来了变化。所谓的欧洲理性常常不能在不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简单地拿来就用在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在其他时刻，即使在被应用到欧洲哲学时产生的结果也不充分。不是接受这样并不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已经学会正面应对哲学家海伦・弗伦（Helen Verran）在《竞争生态学》（Contested Ecologies (2013)）中所说的“认识论仓皇失措”，这让我们能够与令人不舒服的紧张感共处。它帮助我们打破心理锁链，重新思考标准的认知方式。我们已经学到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ing），并愿意关注具体语境对于认识由此揭示出的哲学世界至关重要。

通过抗拒哲学学科的传统叙事，哲学家们将见识更丰富的世界哲学，它并不假设身心二元论，也不沿着人/非人的轴将社会关系一分为二。哲学家们能否通过使用欧洲哲学作为默许立场的标准比较棱镜参与到这种改造性内容中，我们感到怀疑，相反，我们需要新哲学工具和实践。同样，对于世界哲学应该在区域研究内进行探讨如亚洲研究、佛教研究等的观点，我们倾向于感到怀疑。有人认为这些区域研究连同其对欧洲之外世界区域的参与，能提供安全的思想空间，独立于主流学界哲学及其占支配地位的叙事之外。但这种选择并不可靠，主要是因为哲学系很少从学科之外聘请哲学家，这意味着亚洲研究毕业的学生根本不可能到哲学系任教。相反，哲学学科内部必须正面应对支配性叙事中持续存在的一厢情愿的无知，并采取共同努力来终止这种情况。哲学学科有必要的工具来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都很幸运地拥有来自不同大洲的老师教导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最令人信服的哲学立场只能在自家传统中找到。每个可称为哲学主张的观点都值得认真审视。这包括哲学学科讲述自我的故事，以及宣称哲学多样性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稀释哲学理性的观点。这种训练对我们研究欧洲哲学和世界哲学证明是无价之宝。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像我们一样不愿意接受支撑哲学标准叙事的偶然理由。在世界哲学工程中，我们与国际学者合作已经让我们接触到同行，他们也在讲授必须抗拒标准哲学叙事中的狭隘性，尤其是在它阻碍可靠的哲学推理时。学界哲学的确能够人事调我们相互依赖的复杂世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实践者不得不认真思考哲学多元化难以预料的后果，同时不立刻将其抛弃。长期以来，不断有人警告我们不要切断欧洲中心主义哲学经典与我们生活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之间的联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探索创造性和现实性的新方式将哲学变得更具包容性的时间。毕竟，这正是我们用来认识生活世界的重要工具。

作者简介：

莫妮卡・克劳斯卡・斯坦贝克（Monika Kirloskar-Steinbach），目前担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the Vrije Universiteit）多元化哲学讲座教授。编辑《世界哲学》杂志，布鲁姆斯伯里世界哲学丛书，与列尔・卡曼森合编《世界哲学实用指南》（2021）。

列尔・卡曼森（Leah Kalmanson），北得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和耆那教研究教授。著有《跨文化存在主义》（2020），并与莫妮卡克劳斯卡斯坦贝克合编《世界哲学实用指南》（2021）

译自：Views from everywhere by Monika Kirloskar-Steinbach and Leah Kalmanson

https://aeon.co/essays/how-academic-philosophy-can-become-truly-diverse-and-global 

本文得到作者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