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新民：集众萤之火共亮

来源：《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二）》），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

时间：2020年12月2日 

地点：贵州大学老校区 

口述者：张新民

访谈人：王小梅 

参访人：龚妮丽 白文浩 杨波 葛春培 

文本写作：李隆虎 王小梅 

稿件审校：龚妮丽 

图片拍摄：白文浩 

摄像：杨波 

录音时长：3小时44分52秒 

录音整理：葛春培

张新民先生

人物小传：

字止善，号迂叟，生于贵阳，祖籍滁州，先世武进。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治学范围广涉文史哲多方面的领域。撰有《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儒学的返本与开新》等十多种学术专著，主编《天柱文书》（22册）和《黔灵丛书》《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等多种文集，另有《法华经今译》《华严经今译》《淮海易谈》《黔志》《黔游记》《锦江禅灯》等多种古籍整理专书，创办并主编《阳明学刊》《人文世界》，在《民族研究》《文史哲》《汉学研究》《孔子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文化》《南国学术》等刊物发表论文三百余篇。 

田野札记

带着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第二期访谈与采集工作任务，我们再次去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先生家拜望。一进门，先生就要带我们看他的书房。夫人龚妮丽在旁边说，张老师有四个书房！似乎读书人都想把整个家变成大书房。先生的家里，楼上楼下各有两个书房，书柜、床头边桌子上摆满了各类图书，包括黔版图书在内的文史哲图书共计9000多册。

新民先生把父亲遗留的二十四史古书都端放到客厅的书架上，以报纸包裹，防止虫蛀。每年择日晒书。先生说，一个没有线装书的家不能成为文化之家，虽然父亲留下来的这些书不算最好的书，但都是父亲当年百般寻找、拼拼凑凑搜全的各类用于研究阅读的书籍。这些古籍传承到他这儿已历经年轮的洗礼，泛着古老斑驳的色彩，在先生的客厅里闪着光。我仿佛看见了不同时代在书房安静做学问的两位先生。他们“享受”寂寞，清苦读书，成就父与子之间传承的文脉。实在很难想象，这个时代还有人甘于寂寞，每日在书堆里转，不管外界如何变化，一头扎进中国文化浩瀚的历史深处。我顿时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年轻人的不精进有了几分抱怨和心疼。

小时候，先生对自然科学有兴趣，一度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被下放到农村时还自己组装过收音机。那时候，懵懂少年并不知道父亲是教师，印象里父亲总是坐在书房里读书，家里有好吃的，母亲总是要优先给父亲吃，才轮到其他人吃。有一次先生和父亲一起出门，父亲点菜，先生忍着饥饿不吃，把最好吃的留给父亲。这是受勤俭持家的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曾经想过让新民先生继承他的衣钵，有一次回家就要求他开始背《论语》，后面看时下学文科也不被推崇，还担惊受怕，也就放弃执念，任由孩子自由成长。

新民先生说他一辈子和父亲一样，在两个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和贵州大学）转。在师大期间，用一年时间没日没夜去图书馆查询资料，完成了《贵州地方志考稿》，因抄录资料太多，看字太多，坏了一只眼睛，到后来几乎看不见东西——一只眼睛奉献给了师大。这部书十年后才在比利时得到资助出版。

先生早年酷爱鲁迅，后面放弃了鲁迅，回到儒学传统，他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里的仁爱、深情、生命的动力和激情，认为在中国文化里游走，宇宙万物都有创生的意义。所谓天地之大源于生，这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但是也有大家提出，儒家文化只剩一个游魂飘荡在天空。他在反思，除了研究中国文化以外，现实世界里自己能有什么实际行动。后来，先生在贵州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就是心怀理想，希望建立一个载体让中国文化的魂能够回归。其中艰辛非三言两语可尽。先生说，人生除了知识的积累很重要，意志力的锻炼也是很重要的。

年已七十，历时近十年，刚刚主持完成重大招标课题、2000多万字的清水江文书文献整理与校勘之后，先生每日蛰居书房八小时，与夫人对坐读书，回到自己心系的儒学大传统研究中来。新民先生认为，传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积淀，是活泼泼创造生机的来源，仅靠我们当下经验是不够的。几十年、几百年发展史，在人类历史中不过是短短瞬间。大到国家的智力，小到个人的智慧，谈论它们的生长性，传统这个资源是不能丢掉的。

因此，我们要记住历史，要从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看问题，避免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间维度。如果能这样，我们的路会走得更好，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到国家发展，更好地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脉。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把伦理看成一个广大世界的生命经验。而伦理必须看发端处，它从心里面生发出来，孩提时代的伦理发端于父母亲。难以想象，一个从小连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爱天下众生？从这个价值判断出发，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最后他也胸怀广大 :“天下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从个人对亲人的关心中，生发出“天下一家，天下人都是我们兄弟”的情怀。

现代社会高科技方便了生活，但是人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处理好现代社会关系的关键，是人要学会感恩。你的存在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要让自己的存在有助于他人。没有天地，没有我们。我们的基本能源是太阳，太阳自然是地球生命最好的母亲。我们的小生命从父母那里得来，以后还要传宗接代，个人要对世界有责任，不能说我们死了，就不管世界了。人去世了，还会留在别人的记忆中，这是存在的价值。尽管物质发展了，但人的温情不能不要。并且要把人与人之间更好的关系展现出来，建立新型的朋友关系、夫妻关系，传递温情。社会发展了，但是基本的社会价值是在的，传统并没有过时，重要的是怎么样实现它，如何实现现代性的转换。

他希望，如果还有三个十年，有一个十年用于交友，有一个十年用于云游山川，还有一个十年用于沉心做儒学研究。

穿过贵州大学拥挤不堪熙熙攘攘的小吃街，一片人间烟火，而来到先生靠山而居的家，就进入一个超凡脱俗的安静世界。书房外就是先生看风景的地方。四季变化，万物生长，仿佛就在大自然里，心生欢喜，精神世界也变得无限丰富。

一、儿时记忆

我一生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母，因为我的祖籍是安徽滁州，就是欧阳修《醉翁亭记》所描述的地方，所以，我父亲晚年写诗经常以醉翁亭内欧阳修手植的梅树来作隐喻——梅树风雨霜寒已近千年了，见证了不少社会变动和人世沧桑，积淀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及生活故事，用它来寄托乡愁当然是最好的象征物。我自己出生在贵阳，贵阳和滁州都是我的家乡，虽从未见过祖父母，但一想到家乡就会想到欧阳修手植的梅树，尤其是寒冬梅花绽放的时候便会引发无限的乡愁。

祖父大概是 1960年代初去世的。祖父去世的时候，我只知道父亲一人关在书房里，不出门也不吃饭，或许他在哀思中也想起了欧阳修手植的梅树，他想用梅树盛开的洁白梅花来献祭给我的祖父。我对祖父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父亲平日的闲谈。我知道他在滁州城内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不仅是家族长老，也是地方权威，很有一点个人威信。因此，父亲小的时候，祖父对他要求极严，但或许是聪明顽皮的缘故，也很得祖父的宠爱。譬如祖父只要外出做客，总要将父亲带在身边，用餐时常用筷子沾一点酒在他的嘴里，以至于父亲一生都有每日浅酌微饮的生活习惯。

往上追溯我们的家族先世，明代的张可大也是我们的先祖。他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武进士，曾做过南京右军都督的官，《明史》说他守瓜洲、仪真时，“江洋大盗敛迹”，似乎有一点地方声望。他刻过王阳明的《传习录》，也能作一点诗。他的《书边事诗》：“无端小草出登坛，壮士徒歌易水寒；枉把全师轻一掷，遂将宿将尽三韩。腐儒误国由房琯，野老吞声恨贺兰；岂是胡人开杀运，只因中国自摧残。”稍读即可知他对朝政乱局颇有无可奈何的感慨，即便在今天也会有一种时代的惆怅悲凉。或许是由于明末国变殉职的缘故，南京至今还有一座祭祀他的香火庙。

我的童年记忆完全离不开生养我的贵阳故土，滁州的家乡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遥远的陌生异地。记得是 1980年吧，我陪同父亲回过一次家乡。当时父亲的《史通笺注》仍有待完稿，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到南京图书馆查阅稀见善本古籍，顺便到与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滁州祭祖。我们经武汉乘江轮先至芜湖，在安徽师范大学宛敏灏先生家小住了几日。宛先生是全国有名的词学家，“文革”结束后仍住在一间简陋狭小的小屋内坚持写作，父亲与他联床夜话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南京，我们早晚出入于图书馆，大量的善本书真令人饱眼福。趁周末图书馆放假，我们去了滁州，我第一次祭拜了祖父和祖母。祖父、祖母的茔冢就邻近醉翁亭，后面就是“蔚然深秀”的琅琊山，野芳佳木，景色诱人。我遵父亲之嘱在坟茔上挂了青，可惜错过了时节，不能摘下欧阳修手植的梅花祭奠于祖父、祖母的灵前。但心香一瓣似乎也引发了感应，好像听见了天地雷鸣般轰响的呼唤，算是生时无缘见面，死后幽明感通，全身精神血气凝聚，仿佛触摸到了他们的灵魂和心跳。父亲后来在归途中口占了一首《浣溪沙》：

七十归程路七千，华堂莱舞杳如烟，高拱墓木挂纸签。

亲友死生亏负尽，骨肉聚散一瞬间，慰情喜看儿孙贤。

父亲从来不对子女说教，一生和蔼温润而极富生活情趣，但给予了我们最重要的生命情感教育，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传统中国诗教和乐教的重要，似乎也与家庭的教育及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家乡对我来说一切新鲜，在父亲看来则是物是人非。老家的旧屋大多拆了，只剩一栋四进的老房，是我从未谋面的姑妈住在里面，其他就没有任何亲人了。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早年大夏大学毕业，以后长期在上海执教。旧中国长期社会动乱，一家人天各一方，长期缺少联系，最终则音讯全断。记得大伯的儿子是学医的，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分到杭州，“文革”结束后曾来过一次信，父亲收到信十分高兴，现在也像断了线的飘荡风筝，无论何种方式都联系不上了。

父亲早年离家，后来又遇上抗日战争，一家人同根而发，流落四方，四海飘零，一个普通家庭的社会遭遇，无论是离是合，是忧是喜，今天回头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父亲大学毕业后，就辗转到了贵州。他说他去跟老师姚永朴先生告别时，姚先生还以为是到附近的“徽州”，连声说：“好，好，好！”后来知道是西南的“贵州”，才诧异道：“为何去这么远的地方？”父亲在贵州一段时间后，中间又转到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过职，参与主办过《蒙藏月刊》，一度担任过新疆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同时在新疆女子学院兼课。1947年再度回到贵州，执掌贵州大学历史系教席，后半生就长期在黔中，实际早把贵州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我念中学时，才知道父亲为什么以贵州为第二故乡。那是因为他的前半生漂泊不定，东西南北四处奔走，尤其抗战爆发后生活极为艰苦，不能不时时发出“乌鸦失栖常不定”的人生喟叹。后半生长期耕耘黔中教坛，才算有了潜心治学的安宁社会环境，甚至晚年仍有“护花不惜化泥滓”的无私宏愿。读他的《归探六一居士手植古梅》：“醉翁亭畔一株梅，风雨经年八百回；待得霜林红染遍，烬余蜡烛照斜晖。”便可看到他晚年心境的寄托和家国社会的关怀，而醉翁亲手植下的古梅，枝老叶新，宛如虬龙，实际也成了我们家族父辈子孙赓续绵延、精神文化薪火不断传承的符号象征了。

我一生主要在两个大学的校园生活。一是贵州大学，再即贵州师范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似乎已浸入了我的骨髓。我的出生地就在老贵州大学的静晖村，距离花溪公园不过一里路。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拆掉贵州大学，文科并入贵阳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贵州师范大学），我们举家随父亲一起迁入城区，安家在照壁山麓校园。童年时代，父母管教十分开明，因而整天都在校园内外与童年玩伴无忧无虑地嬉戏。稍后就读邻近的市东路小学，连父亲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一次在校园与玩伴打斗胡闹，猛然抬头看见父亲正在教室内给学生授课，模样似乎与平时有别，一副庄严肃然的样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我后来也在同样的教室为本科生讲课，天地还是那个天地，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学生一代换了一代，眼前便会浮现出父亲当年授课的身影，难免不与悬隔千年的夫子一样，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感悟慨叹。

1959年重新恢复已经撤销了的贵州大学，父亲再次调回贵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我们全家也跟着他搬回了花溪。尽管校园换了新址，但依然与花溪公园毗连，环境依山傍水，宛如我的天然乐园。少年的生活总是与山水为伴，山水自然清新的空气涵养了我的灵性生命，但记忆更深的是校园生活各种活动的情景，学校的文化氛围显然丰富了我好奇沉思的理性生命。花溪灵山秀水的每一偏僻角落，都留下了我与玩伴寻幽探胜的足迹；校园课余每日播放的歌曲，首首都能不学自唱。总结自己的一生，除了作为知青下乡三年、与乡民一起生活劳作外，无论学习成长或执教上课，我的生活世界始终离不开校园，当然最意想不到是读书、教书成了一种职业，不知不觉就成了自己终生的生活方式。校园富有青春生命活力的人文氛围似乎影响了我一生，但真正能化为人格力量的仍是自己长期钟爱的中国文化精神。

但是，无论家庭或校园，甚至我常常徜徉其中的山水自然，都不可能成为逃避社会或时代影响的避风港。在我三岁时的模糊记忆中，就曾听到过解放军围剿土匪的枪声；从郊区花溪用马车搬家到贵阳城区，我一人昏昏欲睡地坐在马车上，后面一个用草包裹着的大水缸，似乎就是家中最重要的财产了。后来我近三十岁父亲还在世时，每周一次陪父亲乘专门接送他的吉普车，到刚建成的省社科院为研究生授课，脑中泛起幼时乘坐马车的情景，则恍如电影蒙太奇剪辑的镜头，一起汇聚为复杂多样的幸与不幸的故事，反映时代和社会的风雨变迁，积淀压缩在我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相连的往事记忆大海之中。

我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成天关在书房里读书或写作，闲暇时也时常会听到他吟诗，听他讲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不时也会有师友或学生在他的书房聚谈，我则喜欢插在中间当旁听生。大人们似乎都不在意，成年后回想起来，那其实就是最好的课堂，因为话题总不离学问，也有好听的趣闻逸事。我始终认为，无论家庭、学校或社会，都是人生学习或接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广义的教育甚至还包括人与自然相处的态度和方式，这当然与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不过，家庭的影响固然很大，但我小时候的志向却并非是研习文史，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是重理轻文，多数人都以为学自然科学才有出息，最容易获得各种冠冕，反之学人文科学则多有风险，动辄就会遭到各种批判。晚上与玩伴躺在校园的草地上仰望星空，感到浩瀚无边的宇宙很神奇，一度曾想学天体物理学——少年的梦想浪漫而天真，但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学文史，甚至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终老一生。改变我的想法的是三年多的乡下耕锄生活，因为当时自学环境所能允许的条件只能是大量阅读文科书籍。

我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安大成立后的第二届毕业生。桐城派的老先生姚永朴 (1861—1939) 当时在校内任教。另有周予同（1898—1981）、罗根泽（1900—1960）等一批青年教师也在学校任教。其中周予同先生曾兼任中文系主任，治学已注意吸收西方现代方法，上课很受学生欢迎。父亲受他的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周先生作为当代最大的“孔老二”来批判，甚至学生也有反目相向的。父亲谈起时颇不以为然，尽管当时他的处境也十分艰难。父亲说他晚年目力昏衰，但仍在家中靠窗亮光之处坚持每天看书。

父亲一度希望我学文史，主要是历史系的一位书记私下与他交谈，认为子女都学自然科学了，自然应该选择一人接班学文科。但他内心明显又很矛盾，有鉴于自己 1950年代被“拔白旗”的经验教训，担心我学文科会遭遇政治风险，尤其时代氛围越来越敏感，因而私下要我背诵“四书”，仅仅一年就停了下来。他固然希望子女将来有出息，但更不愿意看到子女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受到冲击，出门必须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我无意中发现，终生难忘。

1982年，一家三代的合影。张新民父亲也是贵州大学历史系教师

1968年，我十八岁，成了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三年的农村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如同王阳明千里投荒“龙场悟道”一样，我始终以为我下乡的后寨湾就是我人生转变的“龙场”。从乡下回来以后，成分不好不能读大学。父亲仍在“牛棚”中，靠着拥挤的床头，一人一个小板凳，为我讲《说文》和史部目录学。我自己则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慢慢走上了学术的道路。由于时代的阴差阳错，也可说是逆增上缘，我拼命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也勉强算是接了父亲的班。后来我想从贵州师大调到贵大继续从事教学工作，父亲内心始终不太同意，或许历史的阴影需要时间来消解，他总担心有人会用“文革”歧视的眼光来看待我。

我读书的时候，无论小学或中学，都谈不上用功，真正发奋读书是在下乡当农民以后。但从小学到中学受家庭的影响，也读了不少课外书籍。或许因为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一次英语老师在课堂上用教鞭指着我连称“大博士”，于是“大博士”的称号就在全校流传开来，弄得我心中好―段时间惴惴不安。幸好当时重“红”轻“专”，成绩好并非就意味着受重视，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来特别赞叹，甚至下乡后连自己也遗忘了。去年无意中看到新编的《花溪人物志》，居然把我和内子都收进去了，文中提及我中学读书时的情况，遗忘了的“大博士”三字竟赫然跳入眼帘，我才重新想起读中学时那段往事。

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各科的功课都很好，当时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加上我读顾炎武的书，震撼于他所说的“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又受扬雄“通天地人者曰儒”之说的影响，所以如果不是“文革”，我也可能跟着潮流学自然科学了，可能学的就是天文或物理学，因而整个人生就会改变。面对现实，个人只好改变选择；而选择一旦成为历史，似乎就是宿命了。

因为父亲受到“造反派”的迫害，我上学的地方又离家很近，所以或多或少也受了一些牵连。我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参与其中的尴尬处境，只好做了个边缘的“逍遥派”的自我选择，整天躲在家里读书和装收音机，自己的零花钱大多用在买收音机零件上了。自己首先做了一个电烙铁，是装收音机的必用品，后来装了一个四管的收音机，随身带到插队的农村去，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每天仍可听新闻，在与世隔绝的寂寞环境中，也算与外部世界有了一点联系。只是以为我可以学天文或物理学的梦，从此就断了念想并化为泡影。

我本来读书的兴趣就极为广泛，“大博士”的称谓未必就是滥封，自己既然已经边缘，干脆就蜗居整天看书。父亲见状担心我太消沉，总是赶我出去参加运动，“大串联”时去了好几个城市，其实是在父亲催逼下才出门的。当时装收音机的成就特别令人兴奋，后来放弃学理科还真有些痛苦。

我从小就看见家中收藏不少线装古书，但其实只是父亲藏书的极少一部分。父亲曾对我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度东奔西走，他的藏书丢失很多。日本人打到滁州老家，家中亲戚将书装在棺木中，暂时浅埋在地下，重新打开时，全部霉烂了。现在家中的藏书虽有好几架，都是在贵阳一点一滴慢慢购置的。

张新民家客厅书架上的线装书

贵阳的古籍旧书店原在城区的金沙坡。有时候父亲逛旧书店也会带着我一同前往。他的“二十四史”是散佚后又重新慢慢配齐的。“文革”刚结束时购到《清史稿》，记得书到家时他十分高兴，毕竟最后“二十六史”也置齐了。家中的书，史部最多，集部有也不少。善本并不多，但都很实用。我在家中随便乱翻，也增广了见识。后来按照目录学的方法找书读书，更获得了按图索骥获取知识的人生快乐。

我最初通读《资治通鉴》，就是用家中的四部备要本，作为日课一天读一卷，用红铅笔在上面断句。父亲看到后告诫我说断错处颇多，认为将来不能将此书见人。现在回头看真是讹误不少，不能不感到满脸羞愧。但逐字逐句圈点通读，也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我的不少知识直接来源于古籍，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别人立论的坚实与否，从不跟风时髦作文，显然也与早年打下的文献学基础有关。

我的母亲是旧式的家庭妇女，一辈子相夫教子，虽有各种社会机会的选择，却从不出去工作。母亲的祖籍可溯至江西，出生地却在贵阳。她有好几个师母朋友，形成了一个师母朋友圈，都是名门大家出身，也是大学教授的内眷，有时在校园内散步，也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

出身于旧式的诗书家庭，母亲多不工作，母亲与父亲主内主外分工很清楚，家中的事务完全靠母亲一人操持，长大成人有了孩子后我才感到母亲的不容易。我们兄弟五人，姐姐离家很早，两个哥哥很调皮，兄弟姊妹全都读书，母亲一人的辛劳可想而知。

从早到晚忙着操持家务，我很少看到母亲有休息的时候。她的勤劳节俭，使得经济并不宽裕的一家人，却生活得十分充实丰盛。有时候远客来了，明明家中一无所有，她却像魔法师似的能做出一桌好菜，弄得父亲和我们都很㤞异。“忍嘴待客”是她时常叨念的名言，对自己能节俭即尽量节俭，对别人当用则用从不吝啬，其实是要我们与人相处学会吃亏，不能处处穷相，也不能随意奢华，以生活的节制均衡为美德，必须堂堂正正地做人。家中日常生活总是先照顾父亲，好菜总要优先父亲吃，剩下的才是我们大家分。她说吃饭用筷子总是一头大一头小，不能大小颠倒弄错了长幼秩序。这实际是一种孝道伦理的灌输，但听起来却特别亲切有情味，一点也没有生硬的说教式的气息。

母亲一生最爱整洁干净，她特别看不惯别人的拖衣落饰。她靠每月吃饭剩下的一点钱，让我们兄弟几人都穿得很体面，其实衣服也是她亲手补了又补，但在别人看来都干干净净。住贵州师大时与张宗和先生家互邻，老先生夫妇总爱拿别家的小孩与我们家互比，说别的富有人家小孩穿得烂烂的，我们家兄弟几个反倒穿得整整洁洁，衣着素朴而不失富贵气象，接物待客不简不慢，追问其中有什么生活秘诀，着实都是母亲勤俭和教育的结果。

母亲给予我们的是日常生活中做人的教育，我的不少儒学知识其实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记得我陪父亲到南京查书时，路途费用全靠筹借，在外面馆子吃饭开销很大，每次点菜我都让父亲吃，自己忍着尽量少吃，以为父亲并不知道，回来后他悄悄跟我母亲讲：“新民点菜啊，他不吃，总是留给我吃。”这其实是母亲教给我的品质，以为就是人生原当如此的本分事。我后来读郑珍的《母教录》，发现这正是中国文化一贯固有的家风，母亲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中国妇女常见的美德，但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整个一生，决定了我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法。

因此，父母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综合性的。透过母亲的身教，我获得了爱物惜物、珍惜一切生活事物的人生品质；凭借父亲的引导，我拥有了好奇探问、掌握各种有用知识的精神向往。前者是生活世界的日常教育，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难以回避的各种人生困难和社会挑战；后者是知识世界的兴趣培养，使我即使在消沉困顿的时候也从未放弃读书的求知功夫。我的父母亲都是深受中国固有文化熏陶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特殊的气韵和风骨。年纪较长记得他们的人谈起来，常说贵大有一批老知识分子即所谓“民国人物”，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人的风范，我的父母当然也是他们话题中的重要人物，两位老人在校园散步往往就是一道风景线。

二、知青岁月

我曾有一段疯狂胡乱读书的岁月，主要是下乡和刚返城后不久，找书十分困难，因而找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说，其余乱七八糟什么都读。有一回我从乡下返家探亲，正好碰上贵大图书馆搬家清书，我主动前去帮忙，弄得满身灰垢，图书管理员看了十分感动，同意我选了一大摞几乎抱不动的书回家，让我快活地读了足足大半年。

现在回忆起来，鲁迅的书我当时读得最多，有的甚至读了好几遍，甚至他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一般人因枯燥不会去读，我也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有段时间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与我通信，发现我的文风都有点像鲁迅，表现得很激愤和消沉，十分担心，开导劝勉，不希望我再读鲁迅的书。我也清楚自己身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息，那是时代的各种怪象造成的心理苦闷。但悲观未必就不是一种力量，苦闷也可引导人探索上进。我其实是在思考人生应有的发展方向，常常因疑惑而引起思想行为上的彷徨。

书荒渴求知识的年代，最容易找到的是俄罗斯的书籍，因而我读了大量俄罗斯的小说。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都读得爱不释手。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花了一个多月才读完。四大本《静静的顿河》好不容易才弄到手，很佩服天才肖洛霍夫的大手笔。为了读书，我在乡下主动要求去守碾坊，据传碾坊闹鬼，农民都不愿去，我在那里静静地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没见鬼却见老鼠在房梁上打架，摔下来后即被碾石滚过重重压死。记得傍晚室内光线阴暗，我干脆跑到外面田埂上，坐着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正好读到他描写黄昏风景的一大段文字，就一边比对他的细腻描述，一边观看落日霞辉，直到太阳完全沉入远山，天空浸入无边的黑暗，阵阵寒气已经上身，才抱着书回到那个可能闹鬼的碾坊。

曹禺的三个剧本——《日出》《雷雨》《北京人》——完全可当小说读。戏中的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介绍文字，写得很精练简括，我干脆抄下来大声朗读。后来很想模仿写剧本，找来易卜生的戏剧集，通过阅读也算观察了世态百相，好像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故事折射在心里，也就慢慢满足或化解了精神渴求引发的思想饥饿和认知困惑。

当然，最给我精神力量的有三部书：《牛虻》《居里夫人》和《约翰·克利斯多夫》。那时有的书只能避开人躲着看，但这三部书的确给了我奋斗的力量。莱蒙托夫的诗集，因为喜欢而能背诵他的《孤帆》。平时最爱在心中默念的几句是：“在大海淡蓝色的浓雾里，一只帆在孤独地闪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它抛下什么，在这可爱的故乡？而它不安地，不安地在祈求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详！”似乎很符合我在乡下风雨劳作时的心境，也传达了我在困厄中刻苦奋斗的精神向往。

哲学类的专书，最易找到的是马列著作。我读过《青年马克思》，一部重要的人物传记专书，也很激励人上进奋斗。其他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等等，我们也读过。其中，《自然辩证法》讲到心理暗示法，说人熟睡时将铜币贴在他身上，暗示是烧红滚热的铁块，会引起生理上皮肤烫伤的反应。我好奇，就在一起下乡的同室知青身上做试验，结果根本就不成功，但也引发了不少思考，知道心理素质的锻炼对于人生的重要。而因为好奇辩证法，又去读黑格尔的书，一步一步深入，也扩大了阅读视野，深化了理论思维。

我后来研究地方志乘，也可追溯到当知青的时候。因为下乡到瓮安一个偏僻的村落，急于了解当地更大区域的情况，走了五十多里地到瓮安县城，找到一部《桑梓述闻》，是清儒傅玉书私撰的县志。傅氏是乾隆年间举人，在清代学人中文名颇盛，撰有《黔风旧闻录》和《黔风鸣盛录》，可说是贵州诗歌的重要集大成之作。《桑梓述闻》虽不以县志名，实已具一方志乘的完整规模。我能了解中国史学除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外，还有一种综合性的地方志史书体裁，或许就是因为读了《桑梓述闻》的缘故。我从傅氏之书中获取了不少地方掌故知识，后来想不到竟花了大量时间专门研究地方志书和区域文化。

回想下乡当知青与父母临别的那一天清晨，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像装货一样，分别装好就长程运走了。父亲和母亲站在停车的操场上远远含泪送别，我只感到心中一阵绞痛。我们是到了瓮安才知道要转车渔河，到了渔河步行九里地后，才知道目的地是后寨湾。

毕竟僻处乡村无书可读，一旦找到书籍便很兴奋，也会相互传阅，思考一些社会人生的问题。我能在乡下发奋读书而弥补损失，现在想起来也算是幸运了。一天，劳累之余，几个知青聚在一起，常常会争论一些哲学难题，激烈时会拼命大闹，好像自己已成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毕竟放弃不了家国天下情怀，而“怀疑一切”本身就是马克思的名言，我们不可能不在怀疑中形成自己的批判精神。

1969年，瓮安，张新民（右二）和生产队队长、农民和同学在一起。图中的狗狗和张新民感情最好，因此得名“张赛虎”

1969年春节，瓮安，下乡知青们在一起（左一为张新民）

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不是讲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吗？我们不仅在毫无自觉选择能力的情况下被“抛”到了世上，而且在世有了自觉选择能力以后依然被“抛”到了乡野，人像物件一样被动受支配，那又如何回归人应有的主体性呢？下乡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下乡后才开始意识到各种人生社会问题的严峻。记得我一生唯一一次醉酒，就是因为思想太苦闷，几个朋友一起喝醉后，先把家具砸烂，然后裹着被子跑到外面狂呼：“国家都成这样了，我们又能干什么？”那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林彪事件”之后不久。人生的痛苦就在看不到前途，而个人的前途又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前途。回想我一生中仅有的那次醉酒，无论忧乐其实都是因为关心家国天下。

当然，长年的农村生活也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而锻炼的过程也是化被动为主动自觉改变命运的过程。记得在乡下下大雪不能外出的冬天，躲在令人冷得发抖的小屋里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很想模仿小说中塑造“新人”的浪漫方式，或干脆就以“革命”的苦难实践生活，来改变当时缺少变化气息的乡村社会。遂把乡村艰苦的日常生活，比喻为作者所描绘的主动自觉地“睡钉子床”，刻意用各种吃苦的方法，多方面锻炼自己的意志，干起活来有时真比农民还耐劳。

我不断在书中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后来读普列汉诺夫（1856—1918）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书中讲个人成才的三个条件：一是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大量知识的积累，二是越早越好地认定人生发展的目标或方向，三是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性机会。否则，缺少了人生目标及与之相应的知识积累，机会来了也只能因为自己的无能而站在历史的大门之外叹息；而机会的历史大门如果永远向你关闭，人生的发展方向和知识的积累也会受到致命的压抑。历史的机会固然不由自己决定，但人生的发展方向仍可由自己把握，知识的积累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乡下的磨难还多方面地强化了我的意志力，凭借坚韧的意志力我必须有计划、系统性地发奋读书。我想走一条彻底认知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学术道路，能不能成功则交给具有偶然性和多变性的历史机遇。

我既然清楚地明白社会给不给予机会不由自己决定，但如何扩充和积累知识则完全可以自作主张，于是就把读书作为每日必做的功课，即便一天农活劳累之余，也必须在煤油灯下读完自己计划的书。生活的苦难完全改变了我的少爷习气，我明显意识到自己心中那股时时泛起的存在勇气，仿佛天地造化般有了精神力量。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我在国家民族忧患的沉思中宛如有了新的生命觉醒，决心永不为个人的无病呻吟而读书或作文。

农村生活的磨难足以使应对它的人获得一种自我能力，那就是自我克制和战胜一切外部挑战的意志力。我后来双眼视网膜脱离，医生告诫只能改行不再看书，但我一直坚持每天看书写作至少八小时，显然也与自己下乡后经历的苦难及有意锻炼意志品质的生活过程有关。这当然也可说是一种男子汉气概，但还需要智慧和学识来滋养。一生认定不能不改变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尽管人世沧桑，外部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而无论成功或失败，一切都可以不加计较。我以王阳明悟道的“龙场”来比喻我的下乡地，严格讲也是因为在苦难的心路跋涉历程中，产生了与古人同处一境界的强烈的生命共鸣。

就像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彷徨》所表明的一样，因为看不到前途可预料的目标或道路，只能在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上漂泊沉浮。我在内心深处也一度陷入了生命紧张所引发的焦虑和彷徨。大量鲁迅作品的阅读，越加催化了我的苦闷情绪。人生经历了痛苦又超越痛苦，那是后来告别了鲁迅才发生的事。

鲁迅的作品如《肥皂》《离婚》等未必篇篇都好，但《阿 Q 正传》《祥林嫂》等的确是一流的小说。我读他的《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心中会有一种灼伤式的痛苦。同时阅读的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仅仅因为它揭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被摧毁的，就让我读后足足难过了一星期。悲剧当然也给了我生存的勇气与力量，我至今仍喜欢悲剧而非喜剧，玩世不恭或调侃取闹的作品，我一律拒斥不看。但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激进批判，毕竟与我的家庭生活氛围矛盾冲突，我虽读了他的大量思想作品，却无法接受他用“吃人”两字来表达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尤其难以认同他否定一切的过激文化批判态度，认为他的说法容易误导世人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配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我无限膨胀放大。我欣赏鲁迅的深刻，并不否认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但也厌恶他的尖刻，认为不应该捧得过高。与鲁迅相较，胡适就显得宽容，尽管他也反传统，不是很深刻，但人品无可挑剔，也有开风气之功。二人作一个综合，或许更完美。

我真正从内心深处告别鲁迅，是在大量阅读了中国古代典籍以后。我看到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确发生过不少悲剧的场面，但也欣赏诗教传统所一贯强调的温柔敦厚，以为批判与否定固然重要，但温情与敬意也不可丢弃。人类毕竟还是需要慈悲、仁爱、同情和宽容，美好的天性也需要用美好的文字来浇灌、滋润和表达，我们总不能整天生活在暴力、恐惧、仇恨和愤懑之中。缺少爱和关怀的恶浊世界是无法培养出美好的事物来的。而大量阅读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尤其是集部的文学作品，比如屈原的《离骚》或杜甫的诗歌，则可触摸到每一个体乃至整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不能不说它是忧患深刻的，但同时也是满腔仁爱的。我之所以要告别一度十分醉心或喜欢的鲁迅，乃是因为有一个更广袤的精神世界在吸引我。

我徜徉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中，当然也能欣赏它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刚健笃实的人文主义精神，包括天道、仁爱、正义、公平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操守行为，表现在人格形态方面则完全可与西方宗教徒一比高下，必须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环境进行有本有源的现代性创造和转化发展。

由于在乡下整天与自然打交道，熟悉农事的四季变化及耕稼收割，我感到即使是中国文化有情的、人文化的宇宙观，相对于西方文化机械物化的宇宙观，也更能引发自己精神上的偏好和心理上的共鸣。我愿意对天地万物做更多的温厚善意的观察和了解，当然也乐于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展开各种合理的分析与判断。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极力强调创生或创造的生存生活大义，我必须深入体认并寻绎蕴藏于其中的可以活泼展开的“理”，同时也甘愿受其涵泳熏陶来丰富自己颇有兴味神韵的“情”。纵观世界各大主流文化，无论孔子、释迦、耶稣，都是主动承担天下苦难，同时又无限同情关爱世俗人类，显得十分宽容、慈善和厚道；我们只有直面人生的苦难，多方面地同情关爱他人，能够宽容善待一切弱者，才能回归儒家圣贤正学。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个一心一意想学自然科学的“旧我”已经完全死掉，而一个全身心陶醉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新我”刚刚诞生。从旧生命脱胎换骨般地转变为新生命，我自己也奇怪怎么变化如此巨大！

出于中西文化比观互照的需要，我也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当然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展开各种评判和分析，以求索出各自的优长或特点。我后来较为欣赏英国保守主义的著述，也是因为感到现实世界毕竟都不圆满，但依然不能立刻强行将其改造跃入天堂，在积极有效地谋求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固有传统抱持尊重和宽容的认知态度。因为一个延绵久远生机勃勃的伟大文明传统，不仅其本身即有存在的合理价值和意义，而且它也是激活未来创造力必须时时取用的灵性源泉。当然，尊重和宽容并非就意味着放弃或降低自己的理想世界，以理想世界为现实批判的参照物，仍应以顺应民族自我的选择及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为基本前提，循序渐进或客观有效地谋求现实世界的变革，时刻警惕各种激进主义或时髦话语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人类灾难。

我能走进色彩缤纷的中国文化思想世界，受晚清以来一批老辈学人的影响也很深。记得一次下乡回家探亲，见父亲案头有一本毛边纸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的大著，一读就像磁石一样被紧紧吸住，于是又找来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两书合观读得更有滋味。读他的书不仅受到了其清新活泼、生动典雅文字的濡染，极为反感当时骂架味十足的官气八股文章，而且初步了解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大势，尤其是清代学者与政治时势有关的整理旧学的总成绩。后来又读钱穆先生同一书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多以今文经立场发论不同，钱先生偏重从宋学精神立言，从中正可了解宋学与汉学实有变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关系。而更早者尚有章太炎的《訄书》，参照阅读也颇受启发。

不过，最让我心仪向往的是陈垣、陈寅恪两位大师，或许是受父亲文史兼治学风的影响，自以为得到两位陈先生“以诗证史”方法的启迪也最深，读他们的书也读得最慢最细。又因为父亲在家中时常提起，所以中学时代就知道了南北二陈的大名。其中陈垣先生强调“史源学”的重要，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后来很想给研究生开一门“史源学”的课，因学校的书籍条件不具备而只好作罢。顾颉刚先生的书也读了不少，他是我的导师周春元先生的老师，以为不读就是对前辈的不尊重，尽管后来我已疏远了先秦史。父亲说他不到二十岁时，读梁启超的书，就曾与后来曾任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1904—1991）辩论。他们争辩的问题为国家究竟是有机体还是无机体，意思是国家算不算一个由人组成的生命共同体，该不该在管理或制度层面上充分人性化。我起步较晚，自以为迟钝，但大量的阅读不但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引导自己步入了学术殿堂，不能说有任何一点成就，但也以为值得庆幸。

我读宋儒朱子的书，他强调读书要“逐句玩味，反复精读，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有一段时间，我按照他的方法，每天背两首诗，对着山川空谷，大声朗读。读《史记》《汉书》《三国志》，也时常回环念诵。而严谨治学的同时，与古人交往，宛如心灵共鸣，此问彼答，仿佛也有一种宽裕温厚的人格气象，与天地精神合为―体，生命劲气弥漫四周。我想长期浸泡在一种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必定会从生命中涵养出自己的人格气象，只是必须温火慢慢炖，久久才能见出学问的真功夫。而对固有历史文化有了通透的认知后，我们才能更加合理准确地判断和把握现实。学问当然必须扩充知识，但更应该升华境界。“万物静观皆自得”，生命一层一层开放，如果真与万物有所感通了，自然就能涌出敞亮宏阔的气象。一旦生命完全封闭起来，卷裹在狭小的黑漆桶子中，不仅天地万物会离开远去，甚至本真的自我也会遗忘丢失，于是心智一片昏昧黑暗，又如何能待人视物宽容，更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智慧。我后来读唯识学，讲到转染为净，转识为智——知识的世界固然重要，但还要更上层楼进入智慧的世界。无论理智的渴望或情感的满足，都在逼着我扩大探索的范围，名言所涉及的形下领域已难以满足我的认知兴趣，我还好奇于非名言所涉及的形上领域，不是要否认前一问题对人生的重要，而是感到后者似乎更与人的整个存在奥秘密切相关。

正因为如此，我还读了不少佛教哲学的书，特别注意唯识学方面的著作，译注了《法华经》和《华严经》。从佛教哲学的角度看，现实存在的人大多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都被自己的私欲、偏见、妄念、习气捆绑得紧紧的，必然化染为净才能如实了解生命存在的真谛，这也是本体论智慧不断开化的过程，所以转染为净与转识为智是一体两面之事，德性的生命与智慧的生命是不能打成两橛的，儒家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得十分突出。我在乡下当农夫，修沟清渠，犁田打耙，挑粪施肥，什么脏活都干过。但换来绿油油的菜地，满眼金黄色的稻田，也有一种天地造化大炉，不断化染为净，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以此来比附人的生命，人作为天地精神的自觉者和维护者，当然也要不断主动净化自己的生命，并从中淬砺出智慧的善良的力量，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要成就他人，乃至不断推展，不忘整个人类。

我的大量阅读，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关系未来发展的既往民族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历史上吸收了不少外来文明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内部多元结构不可或缺的文化建构因子，外来的佛教彻底中国化，从而自创出天台、华严等系统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璀璨绚丽的禅宗文化，就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证明。我要认知传统中国固有文化，自然不能绕过佛教，佛教的“无分别智”尤其能激发出形上的智慧洞见，当然也丰富了中国文化宽裕温厚的生命气象，增加了中国文化多元生态结构的色彩。回过头来再看鲁迅及鲁迅文化现象，我愈加感到他只是一个特例，一个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文化现象。

三、文明互鉴

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但文化并非仅仅是一套观念，静静地作为对象等待人去研究。相反地，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是可以化人即改变人的存在状态或生活方式，在各种变量因素的互动过程中转化发展的。我自己也感到不知不觉中，长期浸淫在其中的文化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嵌入了自己精神生命最难以言说的内部，自然不能不感慨其移人之巨且深了。

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各种思想融为一体的产物，例如先秦的诸子百家，他们相互争论和相互交锋，同时也相互吸收和相互整合，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都是显学，但为什么后来儒学广泛流传，墨家就消歇遁迹了呢？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从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角度出发，也想回答上面的问题，是不是与《论语》《中庸》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有关呢？大家看儒家认为中道就是德性，强调“执两用中”的重要，在《论语》中就有所体现，在《中庸》中更有反映。我观察先秦墨家与杨朱两派学说，可说是极为对立的两端。一方讲“兼爱”和“平等”，强调“爱人之亲若爱其亲”，从而极大地突出了“一同天下之义”；另一方主张“贵己”“为我”，以致“轻物重生”，嘲笑孔子救世是徒劳无益。在儒家看来，二者一左一右，正好陷入两极端，因而采用“执两用中”的方法，即孔子所说的“我叩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不仅立足于最根本的“为己之学”，强调实现人自身一切价值及所有潜能的重要，而且认为在此实现过程中，又要从近到远、从亲至疏，将生命内部本有的爱层层向外推展，亦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当然就像一块石头丢到水中，它必然有一个同心圆，同心圆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决不否定每一个体存在的重要，但也需要推己及人不断向外扩大，不仅逐层开拓自身价值实现的空间，同时逐层扩大关爱的范围，最终遍及每一地区，涵盖每一存在，完全没有边界。儒家思想后来长期压倒墨学，显然也是历史的过滤淘汰机制主动选择的一演进结果。

我自己在治学的过程中，能欣赏、认同或尊重主流儒家思想，主要是因为它符合现实人生“情”与“理”的存在诉求或生命需要。我们看儒家的“执两用中”，亦即《中庸》所讲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说从来都反对任何“过”或“不及”的做法，必须以涵盖两端大全式的“中道”来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儒家的看法类似，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中道就是德性，因为无论任何政治理论主张或社会生活实践，一旦采用“过”或“不及”的极端做法，都有可能酿造出各种人为制造的苦果。而“中”既是宇宙生成论或本体实践学意义上的“道”“一”及“太极”，也是不与他物相待的“大全者”“绝对者”或“终极存在”。“大全”必能涵盖一切，“绝对者”也存在于相对者之中，“终极存在”更不离现实存在，因而“中”作为一种本体存在方式，必然也能经由人的智慧把握，转化为生活实践的客观技艺。具体说，就是依据天道人性本体恰到好处地把握社会生活实践的“度”，动态灵活地应对一切社会生活实践的变化，不断把握、调整、纠正人类社会或左或右随时可能偏离中道（正道）的错误方向，实现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和谐、健康、幸福，最终实现“明明德于天下”即人性光辉充分彰显或全幅落实的价值理想。

我希望国家社会都在有序化的运作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我所要做的学术工作便是尽可能地挖掘传统中国秩序建构的资源，寻找秩序建构的正义原则或道义基础。我始终认为社会发展的功力来自和谐创生而非暴力斗争，或者说和谐创生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条件，即使矛盾斗争也必须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走向更高一层的和谐，只有不影响任何自由竞争而又高度和谐化的秩序才是最合乎人道又能发抒人的性灵的秩序。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彩处。我在埋头梳理探索固有文化宝藏的过程中获得了心智的愉悦，在情感上也因为有了源头活水的滋养而十分满足。我当然愿意做它的守护人或发扬者，尽管有时候显得极为孤单和寂寞。

从先秦原始儒学算起，儒学已有了三期的发展，但实际上，还可将分期的范围扩大，不能将汉唐儒学排斥在外。例如董仲舒、王通都是开风气的大儒，韩愈也有承上启下之功，算不算一期虽有争论，但治中国思想者决不可忽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一度弘传盛行，“儒门淡泊”是唐宋儒家学者的共识。但佛教的挑战也刺激了儒学的发展，尤其在宇宙论、形而上学、心性论方面，儒家也建构了可与佛教媲美的一套哲学体系，强化了高于世俗权力的一整套超验价值，而又必须将其落实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化经验之中。这就不得不逼着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今天如何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推动儒学的现代性新发展。如同宋明儒学彻底吸收消化了佛教而建立了新理学一样，我们今天也有必要彻底吸收消化西学以建立一套自己的学理新体系。

当代新儒学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面对西方思想挑战应时而生的产物。与佛教形而上学单方面的挑战不一样了，今天西学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涉及形上、形下各个层面，广涉思想文化一切领域。从最早一批儒家读书人接触西方文化，反观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寻求思想的突破，经过四五代人的不懈努力，应该说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哲学上成绩最突出者，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等，都明显受到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震荡的刺激，能够发扬宋明理学的传统而有所突破。我虽无缘与他们见面，但与他们的学生多有接触，也读了他们的不少著述，只是在治学的路径上更接近历史学派的钱穆，虽重视形上义理而始终不忘形下的经验世界，总想上承前后两司马——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传统，似乎也与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及读书经验有关。史学家是要在历史中分清善恶并彰显正义的，当然就更需要一本理性和良知开展学术批判的工作。或许未来的学术发展是多元的，即使儒学内部也不例外。以中国文化本位为基本预设，一个历史意识最丰富最顽强的民族，不能不有历史派学者群体性的崛起，事实上我看到了不少相关的发展走向或势头。

现代新儒学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尽管早期并不受人重视，但今天认同的人已越来越多，我有幸目睹了这一过程，或多或少有一些参与，只是更愿意以边缘的身份自处。

与此相应，西方保守主义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改过去只关心法国激进派的做法，更愿意吸收借鉴英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思想界不知不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自己就是身在其中不自觉的过来人。

英国保守主义认为现代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其本身也是从传统中逐渐演化而来的，因为传统本身就是生机勃勃创造性思想的重要来源。传统当然可以转化为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即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前提是必须先继承再发展，继承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的转化和发展，才真正有富有生命活力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否则一切摧毁殆尽如同荒漠废墟，又如何能赓续发展和持久创造呢？何况固有的文化母体并未丧失生生不息的自强创化功能。因而无论移植任何外来文化或外来价值，都应该尽可能地与自己固有的文化因子或价值因子对接，从而催生出人道的、合理的、充满了创造活力与性灵精神之光的秩序系统。

我在阅读西方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也时常回头反思或比较中国固有的文化，以为与西方保守主义类似的思想或价值资源，其实在儒家思想传统中也很丰富。比如孔子讲“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即可见不仅人的内在德性是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甚至据此也可断定与德性生命相关的个体人格尊严也是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天地间人最贵，认为即使不识一个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人；读书士子大多看重人格气节，强调养浩然之气的重要，以为人格气节一亏，便不再是天地间的完人，其实都是维护本真人性及生命尊严的表现。而人的尊严问题恰好是西方“人权”思想不可或缺的一大重要内涵。至于孔子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称“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本质上也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赞扬或肯认。大量阅读宋明儒学的书，也可看到先秦儒学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发扬，实际已构成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神传统，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对专制王朝的激烈批判本身就是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表现。程朱的“天理”说是一切人都可以自觉和享有的，陆王的“心性”论更把人的主体性拔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人性的本质、生命的社会实践价值及人文意义，始终是历代儒家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慕其人而乐其道，乐其道而好其学，尽管自我充实与自我更新永远都为时代所必需，毫无合理的批判精神也是为学之大忌，但我在阅读和治学的过程中，仍与古人有着心灵感通式的共鸣，不时受到他们生命涵养的精神鼓舞，当然就能以同情了解的态度，予以反思性的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了。

回顾过去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多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只要一提到“保守”就将其与落后挂钩，对“保守主义”更多有误读误解。其实“保守”并非就意味着落后，梁启超就有过“以复古为解放”的说法，“复古”固然是“保守”，但“解放”则有进步意义。他举了好多历史上的例证，虽未必都准确，仍可见“保守”往往也意味着进步。保守主义实际也以人类社会合理、健康、人道的进步为其根本诉求，只是认为这种进步必须基于人类既有的一切历史经验才有可能。而既有的历史经验总有一些永恒的价值值得我们捍卫或守护，即使批判或改革当下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使人免于自私、狭隘、虚伪、狂妄、堕落，救治社会发展必然吊诡性滋生出来的各种病痛，也必须尽可能地调动一切传统中的资源及隐藏在背后的价值。而固有传统文化中的仁爱、道义、天理、良知等以人性为出发点的基本原则，当然也可透过创造性的诠释获取新的意义内涵，化为社会秩序建构积极正面的思想资源，决不会与西方文明主流价值矛盾冲突。中国文化历来都强调“先富之，再教之”，“富”和“教”都关系到人类自身的整体福祉，而整体的福祉必须以每一个体的生活幸福及人格尊严为前提预设。因此，我们不能只追求富裕而忘记了教化，否则缺乏了人本来即有的德性，也不配或不能享有人生应有的幸福，更遑论文明新境域的建构或开出。我自己宁愿在时代潮流面前做一个寂寞的边缘人，也要坚持守护心中珍惜的各种美好事物和价值。

我长期生活在贵州，贵州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故乡，尽管慎终追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滁州。前面讲到儒家的推己及人，其实关爱乡邦也一样，你必须先热爱自己的家乡，然后层层超越性地推出去，才能爱国家、爱天下。否则家乡都不能爱，又怎么能爱国家天下呢？

我热爱自己的家乡，当然要了解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无论情感或理智，都驱动我必须去研究和了解贵州。这好像是地缘生活的宿命，其实也是人的自我主动选择。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孔子以三代为对象，在理性上选择了最具人文性特征的周文化，但在情感上仍最亲近自己的家乡——鲁国。他修《春秋》即“据鲁、亲周、故殷”，实际就是以鲁国来编年记事，但更重要的是以事明义，托事言道，从而彰显其褒贬笔削大义，表现出一种普遍性的人道价值关怀。屈原热爱楚国，所谓“狐死首丘”，他是何等热爱自己的祖国啊！毕竟人人都有自己扎根的土壤，人心无不依恋故土，那就是自己生活成长的地方，不能不将一腔热血和情感寄寓其中。

贵州的儒学思想资源也极为丰富，从汉三贤（舍人、盛览、尹珍）到清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不仅儒家主流文化不断向边地民族地区影响拓展，而且边地民族也主动向儒家主流文化靠拢接近，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优秀人物，同时也强化了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国家在边地多元族群中的认同与建构。我关心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尝试性地做了一些研究，不能说有什么成绩，但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但是，研究贵州并不是我早年的愿望，因为早年跟着父亲研读《史通》，父亲完成《史通》的校释工作后，心力精神已经耗尽，很希望我接续他的事业，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的专书，以后再慢慢扩大研究范围，一步一步收获学术耕耘的成果。但我当时正在按照导师的要求，撰写与贵州方志有关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注意到地方儒学发展的前后源流，不仅引发了探讨兴趣，也耗费了不少精力时间。史学史专书的撰写一耽误就是三十多年，不知道晚年是否有精力和时间来加以弥补了。

1985年，张新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现场

四、心路跋涉

儒家在向西南地区辐射传播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形成自己特殊的地域形态，因而关注贵州儒学发展的前后源流，必然也会注意到区域族群关系的特点。贵州是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系迁徙交汇的重要区域，四大族系沿江河水道及山陵驿路进入贵州高原，一般而言都是迁徙族群，很难说哪一个是土著——通常认为仡佬族是土著，但毕竟所占比例不大——因而都在一定的区域框架内碰撞交流或整合融通，形成了一个以不同生计方式生存发展并展示自身文化特征的族群生态大熔炉。大家在这个地方你来我往嵌合在一起，互相交往上千年，融通整合，生息消长，各有特色，不失故我。加上汉文化的长驱直入，汉人移民集团数量的不断增多，更加跌宕起伏 , 色彩缤纷，表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但又能为更大的国家文明共同体所包容，并未引发西方宗教战争式的激烈冲突，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关注兴趣，也是我投入精力展开研究的重要动因。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极为重视文献，以为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文献大国，一地必有一地之文献积累，不摸清文献积累的情况，离开了前期扎实可靠的解读工作，研究工作必然就会因缺乏资料的支撑和解读的恰当而显得空疏浮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多年乡村生活的实际体验或感受，遂特别强调山川地理和风物人情实地游历或踏勘的必要，认为必须以身历目见的知识来弥补单纯书本知识的不足。例如顾炎武一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次耕《日知录序》）。他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 , 凡所到之处，必“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谢山《亭林先生神道碑铭》）。古人能做到的，我们今天交通更为便利了，当然也能做到。我年轻时曾立下宏志“十年读书，十年交友，十年著述”，也可说是想要以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来潜心读书，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游历交友，三分之一的时间来从事撰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读书的时间最多，游历交友的时间最少，但总是朝着认定的方向前行，俯仰天地并不感到后悔。

不过，我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也感到，立论坚实与否，广泛搜考相关材料固然重要，但眼界、胸襟、气度、格局等史识问题更不可忽视。西方学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不是提倡视野交融吗？我据此也强调四个方面的视野交融。一是国家与地方的视野交融，即国家是有地方的国家，地方是有国家的地方，我们不能只知国家不知地方，更不能只知地方不知国家。二是大、小传统的视野交融，原因是中国大、小两种传统长期融通互动，相互吸收对方的营养，关系极为密切，“雅化”与“俗化”并行不悖，取一废一，缺乏整体的眼光，必然造成视野的缺损，便很难全面认知完整的中国文化。三是古今视野交融，此点古人早有强调，“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们只有知古知今，透过古今交融的视野，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分析定位，否则难免不会造成“陆沉”“盲瞽”两种认知缺失，影响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获得。四是中西视野交融，其较诸古今视野交融，它主要依据同一文化内部时间纵向轴意义上的前后不同，来观察和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前者显然更关心东西方文化空间横向轴意义上的差异，并以此来观察了解或分析诠释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也可说中西视野交融是借助他者的眼光来更好地反观审视自己，根据全球性的大格局视野来更加全面地分析评判自我，从而客观如实地发现两种文化之间必有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揭示自身文化多种复杂面相合为一体的丰富性与特殊性，不避讳缺点，更要发扬优点，依事实说话，并不轻率比附。

当然，视野交融的范围也可以随时随地调整或补充，例如我们多年关注清水江文书的搜集和整理，除了其本身因规模庞大而显得极有史料价值外，也想在上层精英或中原文化视野之外，再多加一重下层乡村与本土乡民的观察眼光，简单说就是苗族怎么自己看自己，侗族怎么自己看自己，当地人怎么自己看自己，他们自己的记录自觉不自觉地总有生活气息的渗入，视野交融显然不能障蔽其观察眼光的进入，从而导致缺少研究者必需的多维度视角的盲点。尤其长期未纳入帝国行政体系的“苗疆”地区，雍正间开辟之后才设置了“新疆六厅”，逐渐加快了其内地化和国家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因而开辟之前汉文典籍历来殊少记载当地的史迹，但也决不能据此认为当地人民就没有自己的历史，只是重新发现他们的历史，则必须开展多方面的田野调查。他们自己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也是一种文化资源，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可轻易忽视，抢救、保护、整理、出版等一系列工作，在我看来作为一项学术工作也义不容辞。

中国传统学问的取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专家之学”，再即“通人之学”。前者强调打井式的深耕，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也可称为专门之学，即所谓“专才”；后者重视广采博通，尽可能地突破画地为牢的人为学术边界，成就其难得的通人之学，也可称为“通才”。当然最为理想的人才典范，是既博又精，专而能通。我早年受父亲和梁启超的影响，认为以中国之大，一时难以贯通，必须先做分省分地的研究，了解一地必旁涉与之交往的他地，或一个时代选择一个重要人物仔细分析，分析一人即通晓一个时代，然后再从纵横两个方面求其贯通，自然容易形成整体的观点，同时也不费专精深研的功夫。最后仍要由博返约，以博驭专，打破学科畛域，不存门户之见。只是深感才疏力薄，越入老境越感到局限，虽然耕耘还算勤奋，每以宋人郑樵“会通之义大矣哉”之说为最终归宿，始终不放弃一家独断之学，但目标悬之太过高远，自以为根本谈不上什么成就。

我在贵州师范大学工作时，有段时间高校里也有人主张学校市场化。师大不少院系挂了公司的牌子，有位省领导来视察，问为何公司的牌子比院系的牌子多？那时各个系都在忙于搞创收，我无法反对，只好埋头看书。因此，当时传说师大有两个“书呆子”，我自然难逃其外，干脆就与世无争，以“书痴”自居。

市场化办大学，有段时间甚至表彰大学教授卖烧饼，但我只埋头读自己的书，凡是人人争抢能赚钱的事一概不参与，其中也包括高考阅卷这样有报酬的事，别人为多了竞争空位而高兴，我则庆幸又有了自己享用的读书时间。

我在贵州师大讲授中国历史文选和历史文献学，上课从来不点名，学生坐得满满的，后来才知道点名是防止学生逃课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对于自己来说根本就不必用。

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或许是因为早年找书不易的创伤性记忆，每天工作时间几乎达到十二小时。导师周春元先生告诫我，年轻时尽量少发文章，读书积累才最重要，大概是借鉴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的经验，一再说少年文章老来悔，年轻时多读好书才是第一要义的事。

因此，每天坚持读好书，实际已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而几次搬家，最高兴的是又增加了堆书的空间。记得最美好的读书时间，是在师大校园内的四栋宿舍，两扇双开的窗户十分敞亮，窗外可见蓝天白云及隐约的青瓦屋，楼下不知谁种的金瓜带着绿叶爬入了窗内，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我读书稍有会心即眺望蓝天青瓦，沉思心中以为应该解决的积疑问题，不时会感到一种与哲人大贤对话的快乐。然而一旦看到大城市的刺眼雾霾，水泥大楼的成片拔起，又加倍痛惜蓝天白云的消失、青瓦翠竹的损毁。我后来主动要求调入地处郊区的贵州大学任教，一部分原因便是想回归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山水自然。

但是，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个人尽管在学问的天地中获得了慰藉，但作为民族集体共享的文化仍需要载体，正好有台湾的学者来寻求合作，希望在校园的照壁山上办一所书院，无奈校方缺乏远见卓识，以为我是在搞“封建迷信”。而贵州大学又急于引进我，教授住房空着等了好几年，我就决心举家迁往郊区受聘任教。

我调到贵州大学后，受海内外学界朋友的鼓励，向学校提出创办书院的想法。陈叔平教授从浙大转入贵大，刚上任校长不久，急于改变学校现状，作为引进人才必须有配套政策，因而也就慷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实际却遭受了各种阻力，碰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大。

我为什么要创办书院呢？或许是痛感民族集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遗忘，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已成游魂，四处飘荡而无家可归。我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人心未死，中国文化也是活的，就像灵魂需要一个身体一样，中国文化也需要一个载体。创办一个活的充满生命创进力量的书院，便是要为中华文化的游魂找回它本来应有的身体。

2005年，张新民（左四）带的第一届贵州大学研究生毕业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尽管历史上也遭遇了不少困境，但由于全面影响人的社会生活，安排了各种日常生活需要的良善秩序，因而与其有关的各种象征符号或物质载体无处不在。比如我们整理清水江苗侗村寨文书时，发现兄弟拈阄分家所形成的分关书，往往就以“仁义礼智信”作为财产分割的表征符号，表示家族财产可分而道义情感不能分。这说明人心本有的情理世界即是儒家文化的安身之地，“仁义礼智信”已深入族裔边地，成为与乡民社会与秩序建构有关的祖训。现在我们先要以建筑的方式找回它的有形物质载体，然后再以学术研究或讲学活动的方式激活无形的人心载体。我始终以为无论任何价值都必须与人心结合，才是真实的可靠的有生命的，但外缘性的环境的改变及一套整象征符号的提炼和展示也不可忽视。我理想中的书院不仅是一座错落有致的建筑物，更重要的是还能显示或传达出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气韵。尽管最初只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但最终会遍地锦绣春色，一切都归本于人的当下现实，以人的生命受用为根本目的。

在创办书院以见证中国文化乃是有生命的活的存在的同时，我也极力提倡以个人修身为本的“微型革命”。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无力在宏观层面上改变整个社会或民族集体，却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个人或小单位的精神品质。无论是个人修身还是单位环境的净化，都有助于自我存在的变化气质，在本质上不就是“微型革命”？通过个人修身影响家庭，又汇众多家庭影响社会，当然也是一种“微型革命”。我在学校体制内创办书院，通过书院来彰显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提升整个学校乃至周围环境的人文氛围水平，自己始终认为就是一种能够转移社会风气的局部性“微型革命”。书院是当时学校唯一没有设党委的地方，我自己的院长职位也是聘请而非任命的。既然是聘请的，与校长就非上下级关系，一旦与理想发生冲突，我随时都可以拒聘走人。建设书院的初期就用我自己的人才引进费买了一套古典家具，开始有了讲学活动，居然就有上层领导来参观，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特殊本领或能力，而是中国文化本身即内含着巨大的摄受力。

由于四面八方朋友的支持，一座新古典主义的书院终于在校园中心区建成了。台湾朋友闻讯后捐赠了上万册书，几个老先生花了一周时间来装箱，仅运费就花了十一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正安县政府赠送了一尊先贤尹珍的石雕坐像，锦屏县政府赠送了“贵山书院”大型石刻，贵阳市文化厅赠送了“贵山书院进士题名”的石碑。其他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捐书捐物者，场景或事迹均令人极为感动。最难忘的是孔子七十七代嫡孙从台湾给我们寄来了他的题联：“崇儒尚易民主颂，有教无类自由风。”我们托人感谢他，他回答说：“大家都在为文化做事，应该的。”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也捐赠了一尊孔子铜像，他是陈焕章先生的学生，也可说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乃是以儒家观点立论的一大经济学学派。汤先生曾专程到贵州大学考察，我自己找了一部私车将他接到学校，他踏着稀泥到书院工地上考察，事毕即匆匆告辞走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款待，似乎茶水一杯也谈不上，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但不久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孔子铜像已运出，还配了大理石的基座，派了专门负责安装的师傅，在我们这里开创了西南地区孔子铜像进高校的首例。我无从报答，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康有为全集》送他，他喜欢得不得了，勉强算是未破“礼尚往来”的礼俗。

书院建成后开展了不少公益讲学活动，不仅在校内面向师生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讲学活动，而且支持一批校外知识精英成立了“知行论坛”，定期礼聘海内外名家赴筑讲学，市民反响极为强烈。同时又先后设立了四个奖学金，经费分别由香港、台湾和美籍华人朋友资助，奖学金发放受益人数达好几千人，解决了不少贫困学生读书求学后顾之忧的问题。我同时还创办了两个硕士点和一个人文社科基地，自以为也有力地推动了学校人文学科事业的发展。

作为大学体制内别开生面的书院，当然必须重视功底扎实的学术研究，不过稍有区别的是，我们更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倡导自由讨论的学风，并创办了《书院文化论坛》《人文世界》《阳明学刊》几种刊物。其中《阳明学刊》为国内首家以研究阳明学为中心的刊物，在学界的影响也最大。

我们为什么要创办《阳明学刊》呢？主要是深感阳明学在日本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不但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而且社会影响也大，即在更早的明治维新时期，几乎达致家家收藏阳明著述的程度。相较之下，国内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寂，不仅负面的评价多，难以跳出唯心唯物的分析框架，偶有个别学者主动纠偏，也难以产生社会影响。因此，我发奋要创办一份专业学术刊物——《阳明学刊》。编辑时我的右眼与左眼一样也患上了视网膜脱离，术后发现尚有医院漏诊的黄斑病变血管增生，双眼蒙住不能视物，即使视物也几同盲人。病中只好由内子念稿进行编辑，居然就办出了国内第一家阳明学专刊。

创办刊物自然需要经费，书院最初是无编制无级别的单位，学校不可能拨款，只有设法自筹。一次开会，我恰好与省财政厅厅长李隆昌邻座，居然说动了他，但所拨经费只够维持第一期，以后又得四处“化缘”。现在回想能连续出刊真不容易，退休移交编务后才感到无比轻松。

今天研究和传播阳明学已成为学界及社会的热点，我们早期的办刊工作也算有了社会影响方面的回报。但我仍然怀念冷清而艰苦的办刊过程，一旦形成社会热潮反而想抽身逃逸。当初办刊心中发动的一念，其实还牵涉民族集体精神贫乏反思总结后的不忍，以为心性学实际也可称为精神哲学，自孔孟以迄王阳明已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传统，不仅高度张扬了人生应有的主体性，而且也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内容，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当为人类社会永远之必需。我们在冷清的环境中从事研究反而感到很心安，一旦其成为名利场中的炒作物又极想淡然退出。

创办《阳明学刊》其实只是希望有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要接续中国文化的道统，即做韩愈当年所欲做的事，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虽表面“谈心说性”，也“兼能济世安民”之意，要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只是面对与韩愈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要重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道统，碰到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前人，似乎加倍艰难和错综复杂。或许与钱穆、唐君毅等创办新亚书院的情况类似，我们要维护绵延中国文化的真血脉。

我们内心的文化理念，很少有人能理解。一次，我与陈叔平校长一起参观阳明精舍，事后他突然对我说：“你们所要做的我知道就是当年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所做的。”我惊诧于他的睿智及洞察力 , 竟然能窥见我内心隐藏的想法。香港被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不仅大学授课全讲英文，甚至中文内容也被逐出了校园。新亚书院则在香港开出了一片中国文化的绿洲，不仅从《中庸》拈出“诚明”两字为校训，即办学宗旨也以人文主义为诉求，强调“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这与我们的理想颇为契合，当然值得借鉴或效法。

今天的大学由于缺乏人文主义教育，往往是有知识缺文化，有文化少智慧。因此，要改变目前学校的现实现状，就必须强化人文主义的教育，至少知识与人文应该同时并重。这当然不是排斥知识，只是强调在追求知识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个人生命的完善、人文理想的达致，必须开展人性自我认知的教育，培养人实现自身内在美德的能力。而我之所以重视传统心性学，也是希望通过心性体悟的实证功夫，使人自知人性的高贵，而能真正返本真实的自我，不致迷失在外部的物质丛林之中，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意义。

我们想以书院来为社会树立典范，尽可能调动―切传统文化资源，讲明人之所为人的正道或正理，让生命敞亮和干净起来。苏格拉底讲“洞穴”，禅宗讲“黑漆桶子”，我们每个人都应从欲望和偏见的“洞穴”或“黑漆桶子”中走出来，呼吸或享受理性与良知的清新空气及灿烂阳光。这当然不是排斥西方文化，只是希望中国文化的精华能够与西方文化的精华圆融结合。因为一切时代和民族共通的智慧和价值，都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所必需，诚如梁启超所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倘若连自身文化的精华都丢弃了，我们又怎么能吸收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呢？遗憾的是当时能理解我们的人并不多，不少人甚至把书院看成是体制内冒出的一个“怪物”。

书院的修建并非一帆风顺，仅选址一项就争论了很久。修好以后如何布置也花费了不少精力。我们是听从内在心灵根源性的深层呼唤不断向前走的，否则稍有其他功利性的念头即有可能放弃一切已有的努力和作为。

严格地说，在学校体制内创办书院，我们的想法是“立道以传教”“传教以化人”。王夫之早就说过，“道”是不能寒碜的，我们要尽可能布置得素朴和庄严，“新古典主义”的设想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也要求必须在古典中透出现代性的气息，现代性的气息也葆有古典化的神韵，从而反映“旧邦新命”——有古有今、可久可大——的中国文化精神。譬如刚才提到的“诚明”作为一种本体实践的功夫，该用什么精神符号来表示？“天下归仁”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应用什么文化符号来象征？一切都必须慎重而颇费思量，幸得陈福桐、杨祖恺等老先生主动来帮忙。那时他们都是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了，一生浸淫在中国文化之中，虽饱经人世沧桑，受尽摧残折磨，仍满含“天不丧斯文”的悲愿和仁爱情怀，不辞劳苦，多方谋划，参与了书院的装修设计和布局工作。今天两位文化老人已经逝世，挂在书院的不少楹联都出自他们的手笔，既是历史的生动见证物，也是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在我心中占有的分量是永远抹不去的。

创建书院刚一开始，就怪话满校园流传，后来慢慢看到效果和成效了，又一改原来的口碑，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说明人心是能辨别是非善恶的，历史最终也是公正的。至于慕名前来参观的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可谓络绎不绝。后来政府又主动修建孔学堂，规模远比书院雄阔宏大，但二者一前一后，仍可说是相得益彰。我们毕竟开了风气之先，但也冒了极大的受谤风险。

书院要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固然要重视知识教育，但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我们更重视生命教育。或者说二者必须齐头并进地发展，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才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完整的教育。为此，我专门制定了学规，镌刻于书院门墙右侧，便于师生铭记践履。后来岳麓书院的邓洪波教授编纂《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将我们的学规收了进去，成为传统书院学规下限的最后一个——也可说是自洋务运动推动教育体制现代性转型以来，学校体制内最后收尾的一个学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学规似乎也有两重象征意义：一方面上承宋明两代书院人文精神传统，显示其生命活力仍在不断延续；另一方面则昭告来者接踵继起，预示书院发展必将薪火绵延壮大，或多或少总有一点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只是我们的“承上”不只是接着讲，更多的是接着做，“启下”也意味着继起者除了接着讲之外，还要接着做，实践的维度在我们心中始终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

学规虽然出于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个人精神理想的寄托，但也可视为跨越地域多数道友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尚友古人和道交感应的必然结果。它主要强调人要使自己成为人是第一要义的大事，做人的学问与求知的学问应该圆融统一，没有伟大的人格便谈不上伟大的事业。而“一切学问知识，均以对国家社会人类之贡献为其目标”，无论个人生命的善或社会整体的善，都是我们长期关心的重要问题。

以“善”为出发点的学问，必须激活人先天本有的心灵禀赋，提升人的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不仅自己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且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完善。这当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离不开生命的教育，因此我们除了重视课堂上的知识讲授外，还要有意发扬传统中国的诗教和乐教传统，将德育与美育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书院的设计除勉学堂、励道楼外，尚有游艺亭、琴轩。“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个方面，在建筑设计上也有所反映。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支持学生成立古琴社和书法协会，多次举办古琴雅聚和书法展览活动，目的是要把知识教育与生命教育统一起来，做到“情”与“理”的圆融升华及良性互动。大学不仅授人以知识，更要教人有涵养。生命需要意义的滋养，意义的世界固然需真，但也不能缺乏善和美，真善美都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活化为人的具体实践行为。书院恰好提供了相应的活动场域，我们当然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生命的学问提示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发展方向：一是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改造自己；再即认识外部世界，把握外部世界，改造外部世界。二者无论任何时候都同等重要。古希腊神庙就有“认识你自己”的古训，老子也讲“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所以我常常告诫自己和学生：只有自己彻底了解了自己，你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只有自己能完全战胜了自己，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如果不能自己认识自己，又如何能了解自己？人连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又如何能把握自己？而自己都不能把握自己，又如何能自己战胜自己，克服先天后天一切生命中的弱点，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前途呢？自己都不能战胜自己，严格讲也不能战胜外部世界。无论亚历山大或秦始皇，他们可以征服一个庞大的世界，但未必能征服自己，表面看是胜利者，其实最终仍是失败者。

我始终认为个人生命只是一点点萤火，其实放到更大的范围看，创办书院也是一点点萤火，但一点点萤火也希望长久地留在历史之中。梁漱溟晚年曾问美国学者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借助心灵的一点点荧光展望未来，当然希望世界会一天天好起来。

历史是吊诡的，社会也是复杂的，书院寄托着我们的理想，我也想追问它未来会好吗？

儒学作为一个全面完整的思想系统，曾无处不在地维护和发展了人间社会的正常秩序，安排或调整了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两千多年来影响可谓既深且远。我因为早年插队下乡，密切接触了农民的日常生活，谙熟一年四季的农事劳作实践，在情感上已与他们融为一体，建立起了永远难以割断的精神联系；后来读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很感佩他“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的治学精神，故始终对乡村生活和民间社会有一种特殊的关怀，治学过程中也会不时留心注意。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搜集整理清水江文书，很大一部分原因即与此有关。

我在插队下乡的地方，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儒家伦理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但西南地区还分布着大量非汉族村落，不少族裔并没有自己专属的文字，汉字的进入及儒学的传播，显然也是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我长期关注“文字入边”和“儒学下乡”的问题，清水江文书的分布地恰好为苗侗民族地区，无论何种类型的文书均一概用汉字书写，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文书中也时有反张映。尽管也有汉字记苗音侗语的现象，巫文化的特征也很突出，但正好说明历史与现实情况的复杂，提供了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个案。这不能不引起我好奇探究的兴趣，只是必须老老实实地做好原始资料的整理工作。我以深山采铜来做比喻，尽管已出版了 22册大部头的《天柱文书》，但要将其铸成美钱尚有待时日，真正的研究工作实际才刚刚开始。

在汉武帝经营开发西南夷的同时，儒学在两汉时期即已传入了西南地区。以后时张时弛，或速或缓，儒家思想始终在一点一滴地影响，而以明清两代达至高潮，最终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文化，同时也发挥了建构地方社会多元秩序，扩大中华文明共同体涵盖范围的作用。从儒学在西南边地的传播可以清楚看出，儒学除了向上层权力阶层不断移动，成为国家笼罩一切的意识形态，化为制度体系不可或缺的思想构成因素外，尚有另一条向下影响地方精英，又由地方精英辐射传播至下层社会，从而强化国家认同及边地秩序建构的重要下行路径。明清两代的不少儒家学者，他们重视教化甚至超过了政治，关心社会有时也超过了朝廷，认同主流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西南民族地区不断内地化的发展过程，显然也是儒学不断传播并扎根边地的过程。而无论“文字入边”或“儒家下乡”，显然都与这一发展趋势或过程有关。清水江文书无疑是“文字入边”的文本化产物，从中也可找到不少“儒家下乡”的历史发展线索。我的关注似乎也是人生的一种宿命，偶然之中好像也隐藏着一层神秘的必然。

明清两代儒学日常人生化的历史发展大趋势，尤其泰州学派学者重视民间社会教化活动的实践性取向，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关心精英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及理论建树成就实属必要，但也应该将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移来研究边地基层社会儒学下移及民间化传播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儒学教化或传播活动中所形成的地域形态和民间形态，尤其是其渗入地方族群后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生态结构与多元文化景观，学术界迄今为止仍研究得不够。因为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成果逐年增加，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和提倡建立清水江学，一部分的原因便是想以地缘性的文化区域为分析框架，来更好地探讨儒学传播的地域分布变异形态，寻绎其下移基层后的民间化历史发展特征。

不过，最重要的仍是清水江文书本身具有的价值吸引了我。只要看看其散落在清水江下游两岸的万千自然村寨，自明清以迄民国不断层累堆积，原有的自然生态结构样态始终未受到人为破坏，数量之多可能已达到 50件以上，无论系统性或归户性均足以令人叹羡，当然就值得任何正直的学者加倍重视和珍惜。而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率先出版了三大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国内学术界却始终反应迟钝而未奋力追上。正是有鉴于此，我才多次往返于台江、剑河、三穗、黎平、天柱、锦屏几个县，通过各种形式展开田野调查，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多方奔走呼吁，希望政界、学界共同重视，做好抢救、保护、征集、整理和出版的工作，实际耗在上面的精力远比具体的研究多得多。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花费的功夫并没有白费，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清水江文书的抢救整理工作终于引起了政、学两界的高度重视，现在公开出版的文献整理专书虽只是当地文书的冰山一角，但成绩已极为可观。其中稍可一提的是，2006 年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谈到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工作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记者后来遂以《贵州“锦屏文书”流失严重亟待抢救》为题，将采访内容刊登在当年的《国内动态清样》第 407期上，国务委员陈至立阅后立即作了重要批示。批示要求地方领导重视文书的抢救保护工作，并明确提出“有困难找中央”。这件事后来促成了由分管副省长负责的贵州省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并由中央政府和贵州省政府共同拨款，修建了一座大型锦屏文书特藏馆。三年前，我到锦屏参加文书学术研讨会，会前应邀参观了新建不久的文书特藏馆，只见一座具有侗族鼓楼风格的 11层大楼，高高耸立在两座跨江风雨桥的中心。站在楼前回想往事，感到无限欣慰。大会主题发言时，即以此为题畅谈感想，以为也算多年的努力给地方政府和社会带来的一份意外收获。

现在，我与一批年轻的学者通力合作，已整理并出版了 22册的大型文献专书——《天柱文书》，44册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也全部编纂完毕，研究性的专著成果也拟汇集为丛书，陆续交孔学堂书局出版。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已成为学界的热点，海内外都有学者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一支涵盖面极广的研究队伍，每年发表的学术成果直线上升，由此引发了难得的研究热潮，与已有长足发展的敦煌学和徽学相较，不能不说是令人瞩目的又一地域性的新兴显学。

我与我的学术团队之所以取得不少学术成绩，也与四面八方热心人士的帮助分不开。最难忘的是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的支持，它由一批青年博士筹划组建成立，是省外最早认识到清水江文书重要性的社会公益组织，曾十多次往返于南京与贵阳之间，与我们协商讨论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复旦大学历史系也组建了以老友朱荫贵为首的研究团队，与我们开展了多方面的成功有效的合作。他们的团队以研究经济史为主体力量，发表的学术成果数量不少，并以清水江文书为题召开专门会议，引发了不少学者关心和研究的兴趣。

通过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强强合作，我们也培养了―批青年优秀人才。例如在与朱荫贵教授带领团队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有两名硕士生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均以清水江文书为基本材料支撑展开分析讨论。其中一名学生毕业后好几个高校争要，最后他的选择是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他的博士论文和多篇期刊文章主要研究典当回赎，在方法论上即利用了清水江文书特有的归户性，得出了不少学术界极少涉及的有关研究典当回赎率的结论。归户性只是清水江文书价值特征的一个方面，但已可让人了解到其有待挖掘和获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空间之大。

从大量清水江文书提供的历史信息可以看出，当地典当赎回率是很高的，说明当地的贫富分化或对立并非以往想象的那么大。而团队中林芊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地在经济结构上完全是一个自耕农社会，不仅大地主极少，即便是雇农也不多见，中农才是土地占有者的主体，土地兼并或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两极分化并非十分突出，阶级对立也不明显，过去对地主土地占有量比例的评估实有所夸大。与其相应的是，长期性的小农经济社会很难出现财富或资本大量积累的现象，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显得极为迟缓，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或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也显得十分艰难，当然也就提示我们随意滥用西方模式分析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误读误解的生硬错误。尽管清水江流域的社会结构模式当如何总结，尚有不少实证问题需要客观分析和解决，利用当地文书展开研究毕竟起步较晚，但大量文书的公布出版仍为进一步寻求答案提供了可能。一切严肃认真的学术结论都必须以大量充分的实证材料的拥有为基本前提，我当然为自己的整理编纂工作能转化为社会化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感到高兴。

由于“ 文革”与下乡多年锻炼的经历，与普通工人、农民长期接触，我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深知民间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不能脱离固有的社会或文化的传统。历史是与人的生命存在及现实需要对应的多种多样社会活动的整体，我们从整体规模上分析把握清水江文书，从人的出生到自然老死，举凡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相都有所反映。仅以文书类型而言，便有土地（林地）买卖契约、土地（林地）租佃契约、析产分家合同、纳税单、鱼鳞册、账簿、婚书、休书、过继书、占卜书、诉讼书、日记本、家规族谱、摩崖碑铭、乡规民约、政府文告等等，也可说是以百科全书的方式积累或反映了民间社会大量的日常生活状况，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社会公益活动及行为组织模式，是各种现实的或想象的共同利益在驱动着人的行为，包括家庭、宗族及跨村寨族群内部协调解决问题的机制等，无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等，都可以从中找到可供研究利用的文本素材，从而推动多种学科齐头并进地发展。而传统民间社会要成功有效地转化为现代民间社会，再由现代民间社会进入具有公共文化和公共道德精神的公民社会，当然也有必要利用文书资料展开多方面的研究，从而摸清传统民间社会形式繁多的生态结构方式和行为模式特点，调动其内部各种值得充分肯定的积极因素和有用资源，提供各种社会气候酝酿催化条件，促使其朝着现代公民文明社会转型。

清水江是沅江的上游，清水江—沅江注入洞庭湖后，又与流经地域更为广袤的长江相连，由于河流滋养人类生存生活的重要和水道交通运输提供的方便，当地自然也创造和发展了自身灿烂悠久的文明。加上清水江文书涉及的问题整体而丰富——均与完整立体即大全式的社会结构吻合对应，因此借鉴敦煌学、徽学的成功研究经验，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清水江学”这一重要概念，认为契约文书的研究也应朝着区域学建构的方向发展，否则缺少了区域学立体完整的宏阔眼光，文书的个案性研究也会减损其价值和意义。我们稍关注一下法国的年鉴学派，就会知道他们以一定区域的“总体史”为目标预设，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等方法，不仅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必需依赖的气候、环境、生态、土壤、物产等自然因素，更重要的是还以此为基础，全面研究民众日常生活必有的交往关系、经济行为、血缘组织、社会合作、宗教信仰等人文特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他主要以地中海为区域单位 , 尽可能地揭示当地地理、经济、社会、思想、政治、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现象，可说是最能反映其整体历史观的一部区域学叙事杰作。我们不必照搬西方学者的做法，但读一读历代正史及地方志乘便不难知道，类似的叙事方法我们的史学传统早已有之，因而完全可以利用全面而丰富的文书资料展开跨学科、多层面的研究，尽可能还原传统中国区域社会的完整面貌，揭示区域社会百姓生活的整体图景，看到图景内部各个生活领域或交往环节的互动性功能结构关系，撰写与人的多种多样的生存、生活、生产活动形式有关的整体历史。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只是如同年鉴学派那样经过四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发展成熟，清水江区域学的建构也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功。我已开始进入衰暮迟钝之年，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后来者了。

严格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些架桥铺路的前期工作，何况文书的考释工作也极为艰难，大量手写俗体字、异体字、自创字的辨识，都颇耗精力和时间；一些特殊族群的习俗知识和乡土文化知识，也非深入调查即不能透彻了解。我们只能以愚笨自处，扎实做好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为未来的深入研究和大批成果的产生做准备。我的好几位北京朋友批评我，要我赶紧回过头来专注自己的儒学思想研究，但我意识到自己一旦放弃，整个团队就会解体瘫痪，因为文献资料的整理，学校是不算考核成果的，年轻学者出于压力都将精力放在如何发表文章上了，以下地狱来比喻枯燥繁杂的文书资料整理工作，只有痴到极点的人才会心甘情愿、责无旁贷地去做。只要有人愿意做，即意味着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在迎接未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五、面向未来

我大半生都在书斋中生活，读书生活陪伴了我一生，但书斋其实也联系着社会，现实社会最缺少的就是书斋，即使社会也应该多有一点书卷气。社会的书卷气其实就是公民道德的集体显现，因而我仍必须继续过好我的书斋生活。书斋藏书品类数量越积越多的变化，当也浓缩了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现在住房条件改变了，我可以有两个书房了——一个用来写学术专著，一个用来写杂文。又因为住房是东西向，所以必须避开太阳光刺射眼睛，我通常上午在西屋写作，下午则转到东屋看书。一天西往东来，三个书桌，四壁放书，与书结伴，视书为友，书在那里人就在那里，我说再也不想搬家了。

书房多了也可以回避吵闹，尤其外孙调皮喧闹的时候，我可以在两个书房中进行躲避式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家中满屋堆书，有时也在家中为学生授课，老伴嫌我书籍放置凌乱，我也自认一生痴性难改。

回忆我早年研究地方志时，乃是因为吉林省的金恩辉先生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拟出一套地方志研究丛书。他们很希望我写一本，导师周春元先生也动员，我不能抗命，一埋头就是好几年。父亲则希望我从史学名著入手，一部一部好书读下来，打下通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功夫后，再作史学史专史的研究。当时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很多，中国史学史的专书则很少，父亲希望我跟着他先研究《史通》，接着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同时整理高似孙的《史略》。这是研究史学史很好的一套计划，但因为研究地方志而完全打乱，以后再回头就困难重重了。

但是，有关史学史的专书，我的确读了不少，也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因而特别能欣赏儒家的历史智慧。儒家的历史智慧出现甚早，至少可上溯至孔子所修的《春秋》。宋明诸大儒受外来佛教的影响，又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可与历史智慧媲美的形上智慧，但形上智慧也可在先秦儒家的经典中找到源头，中国人长期持有的天道信仰也可说明此点。形上的抽象世界与形下的具象世界，二者都应为关注现实而又怀抱理想的人所重视。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非一非二，不能截然分割；历史智慧与形上智慧相得益彰，也应合为一体。我一生受益于前贤并感到生命自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完全得力于中国文化历史智慧与形上智慧的滋养。我长期的读书生活其实就是散步漫游在民族集体悠久灿烂的文明长河中，得其久久濡染沾溉，仿佛源头活水滋养不断。

1992年，在贵州地方志研究班做学术报告

极为有趣的是，我还注意到中国人长期一贯的致思取向：并非仅仅耽溺在柏拉图的理想王国之中，也决不以印度人所擅长的形上玄思为认知满足，而是始终都有自己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打成一片的忧患和关怀，注意寻绎可以面向未来的人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的想法当然与大量阅读史家著述大有关系。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感染了我，历史智慧的呼唤吸引了我，心灵承载了太多的先哲教诲，我只能用敬意来表达感激。

形上世界落实于行下世界，当然要具化为人生的实践行为，更要转化为社会的建构力量，既可说是有理想关怀的现实主义，也可说是有现实关怀的理想主义。历史智慧本质上也是中道智慧，它反对一切“过”和“不及”的偏颇做法，事实上，我们也吃够了各种忽左忽右偏颇激进主义的苦头。因此，如果天假我以年，源头活水不断，我还想在晚年将中国的历史智慧揭示出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国人的真信仰，它只能是历史文化中的不朽。不朽即是永恒和超越，必须将自我的小生命融入历史文化的大生命之中，与在历史文化中安身立命的民族集体同一共在，才能实现永恒性超越。

《周易》“既济”之后是“未济”，人生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晚年只能不急不缓慢步前行。张载所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现在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作为一生心路跋涉历程的总结，我常想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事？

或许我仍应该回到自己原有的儒学研究上来，但不少人生的欠债总得先还。比如整理父亲的遗著，撰写追思先辈的文章，完善一些有待系统化的旧作，回答长期积闷在心中的不少理论难题，化身成为青年学者成长的“增上缘”……年轻时不少外地未谋面的学者以为我早已是老先生了，现真成了老先生反而有人以为我是年轻学人了，从早年的痴迷考据学到晚年的醉心思想史，一生变化太大，可能也是别人改变看法的原因。考据固然可以使人博学，义理更能怡神养心。我在“汉学”“宋学”两个传统都有所受益，自然以辞章、考据、义理三者的统一为学问的归依。

然而生死无常，旦夕祸福，一呼一吸之间也会有所变化，既入老境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父亲的遗著，其中《史通笺注》拟由中华书局收入名著丛书，同时推出繁体、简体两个再版本。《史通笺注》的校勘工作量很大，幸得两个年轻老师助我反复核对，我每天工作时间总在八个小时以上，视其为死前唯一必做之事，否则就是孝道有亏。或许年底就可出书，算是略有交代。至于以后的晚年人生道路，只要气息未停就继续努力。

附录

共忆往昔

龚妮丽（张新民夫人）：我的父母也是贵州大学的老师，我与新民都是贵大的子弟，所以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后来我跳了一级，就与他成了同班同学。在学校时，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同，我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又打篮球、排球，特别活跃。新民不多话，特别是不和女生说话。以至于后来同学们听说我们“好了”，简直不相信，说“他们两个根本不是一种人”！

张新民：我爱看书，也踢足球，打篮球，喜欢游泳，但从不出风头。“文革”刚开始，我父亲被停课审查，挂黑牌，挨批斗。中学同学们不知道，全班举手表决推我上北京，报上去学校没有批准，他们这才晓得我父亲“有问题”。过了好久，到了“大串联”的后期，被父亲动员多次，我才出省去串联。

龚妮丽：在学校时我几乎没有同新民说过话。有一次他的腿被同学玩自制枪 ( 里面装的是纸做的子弹 ) 打伤了，我看见他倒在地上，他们班热心的同学请大家凑钱送他上医院，我身上只有两角钱，都拿出来了。后来他将两角钱还给了我。

我们是花溪中学（现贵阳市清华中学）第一批下乡的知青，1968年 12月，我们一起到了瓮安县渔和公社。我与新民在一个知青点，知青点当时称为“家”，我们也算是一个“家”的成员了。

张新民夫妇是花溪中学（现清华中学）校友

张新民：在乡下时我们也很少说话，我常与同去的男知青讨论哲学问题，她不好意思参与，就躲在隔壁的房间听——其实是自己设定的规矩太多。她会拉小提琴，下乡两年后就考上了文工团，我们五人中，我在乡下待的时间最久。有一年天气久旱不雨，那时农村无水源的“望天田”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乡民焦急地来找我，我先是跑到公社找来一台抽水机，但抬上山田一看没有汽油不能用。我反正是知青什么也不怕，就跑到县城厚着脸皮到处找人要，终于买到一桶汽油，走五十里路抬了回来。有了汽油又日夜干活加班提水，一台抽水机抵得上全村人用木桶人工提水，救活了几百亩的水稻。秋季分粮食的时候，农民认为我立了功，特意照顾我多分点粮食，回想起来当时能弄到汽油真不容易。但我早与农民们在情感上融为一体，急他们所急就是急我所急。而在俗世中也可锤炼出自己的纯银真金，这是我在乡下艰苦生活中慢慢体会出来的人生哲理。

龚妮丽：在乡下当知青时，有一段时间我加入了知青文艺宣传队，到县城参加样板戏会演，后又到各个公社去普及样板戏。下乡的第二年，我们五个知青的家分成了三家，嵇家两兄弟一家，我和另一个女生一家，我们邀请新民与我们一家，他说怕人家乱讲我们，就干脆一个人一家，挺有意思的。不久我考上了铜仁文工团，离开了农村，我与新民开始书信往来，很有共同语言。

我离开瓮安农村后，在铜仁文工团一待就是八年。我们这批新进去的学员，我的年纪最大。没过几年，那些学员一个个都开始谈恋爱了，我还没有对象。团里的人说：“她肯定要找一个大学生。”我对他们说：“我要找一个不是大学生，比大学生还厉害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因为我自己不是大学生，我不愿找个大学生来欺负我，但是我喜欢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那时，我一直与新民通信，但并没有谈情说爱。

得知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我特别想上大学，请新民帮我打听贵大外语系能不能到铜仁招生，他回信说像我们这种人很难得到推荐。在共同的命运和渴望上进的苦闷中，我们的通信更加频繁了。我们终于在“两地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水到渠成地成了恋人。我们留下来的信件已有十多万字。可惜我从铜仁搬回贵阳时丢失了新民的少部分信件，我的信他全部都保留得很好。后来我在比利时留学，我们又恢复了往返通信的“两地书”。我们的“两地书”大概已有二三十万字。退休后，我开始整理我们的信件，“两地书”可见证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历史。

1988年，张新民一家三口在花溪公园

张新民：结婚后她在比利时留学，我周末就干两件事，写信和洗衣服，女儿太小，课务又多，想起来也真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即使“两地书”的既往文字，也只是雪泥鸿爪而已。

龚妮丽：1978年 8月，我与新民结婚了。我们的婚礼很简单，结婚当天就是两家人在他二哥家一起吃了一顿饭，请亲朋好友到我们的新房——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旧房子——吃糖。以后我妈妈又请他们一家人到我家吃饭，是我妈妈亲自下厨做的菜。1979年 10月，我们的女儿婷婷出生了，那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带孩子。新民工作太认真，我生婷婷的那一个月，他就只请了一个星期六下午的假（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

1978年，张新民和龚妮丽的结婚照

张新民：学校不能临时换老师，我也不愿耽误学生，累得真够呛，但也熬了过来。就是这么一个死脑筋的人，我拿自己也没有办法。

龚妮丽：我十分幸运，虽然没有进贵大念书，但我得到贵大最好的历史教授——新民的父亲上课。新民的父亲多次给我一个人讲课，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讲“六国论”的场景。我写的文章得到他的表扬，我真正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在乡下自学外语，扁担上写满了英文单词，我到铜仁文工团仍继续自学。我把做好的作业寄回贵阳，新民的父亲将我的作业交给贵大外语系的老系主任田乃钊先生，他早年留学英国，翻译了不少作品，我的作业经他批改进步不少。我回贵阳时与新民一道去拜望田先生，田先生建议我将英语作为工具，为自己的专业服务。他的建议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后来我又自学了法语，到比利时列日大学进修。历史学和外语的确对我后来从事的音乐美学专业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后来从贵大艺术学院调到贵大人文学院中文系，担任美学硕士点的指导教师，从事文艺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张新民：我从小生活在校园环境，父亲交往的朋友多在高校任教，我或多或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可说从小就在学术圈“混”，“混”到今天已经一辈子了（大笑）。

龚妮丽：我调回贵阳后在贵州省艺术学校工作，且一直都是新民家里的“学术秘书”。我的公公——新民父亲的那部《史通笺注》是我帮助誊抄的，抄写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新民读研究生时，为撰写《贵州地方志考稿》（以下简称《考稿》），骑个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天天泡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被感动了。那时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只能靠抄写做卡片。他刚完成六十万字的《考稿》就患了视网膜脱落的眼病，到上海去治疗。回来后眼睛需要休息，六十万字书稿的誊写任务全部落在我的身上。孩子全托在托儿所，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电大，一边抄书稿，眼睛 1.5的视力，下降到 0.7。

新民的《考稿》完成后，一直搁置没有出版。我父亲当时是省政协委员，他联合了文化界的其他两位委员向政协提案，出版这部重要的地方志著作，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还是不能出版。1990年，我到比利时留学，通过清华大学的一个朋友帮忙，认识了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汉学家魏查理教授，他看了我带去的油印稿，十分欣赏新民的这部著作，愿意在根特大学出版社帮他出版。1993年，这部搁置了九年多的著作终于在国外出版。后来也有多家国内出版社来联系，希望再出这部书的国内版，但时间又过了 20多年，新民的其他学术任务太繁重，无暇整理这部书，出版的事只好再往后推了。

张新民：20世纪 80年代出书好困难， 我也没有四处找人的能力。但1984年仍由贵州师大分装五册，油印了上百套我的《考稿》，分送全国各高校和研究藏书机构。南开大学的来新夏先生看了来信赞不绝口，傅振伦一生治方志，撰文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三项方志学成就，《考稿》有幸列在其中。比利时出的书当时觉得装帧好大气哦，现在国内水平已赶上，又觉得一般了。十年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就想出版国内版，我一直忙于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进一步的修改。现在稍有了点自己的时间，又忙着整理父亲的旧著——人生历来就是这样，遇事得自己让步。

西方人透过《考稿》来了解贵州，首先就了解了相关的历史典籍。不少人类学学者来贵州开展田野调查，先读这本书找到典籍线索，熟悉了相关文献资料，我接触到的人都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撰写《考稿》时，相关的著作只有洪焕椿的《浙江方志考》，《考稿》的出版也算稀奇的事，国内未能出版难免有遗憾。

我研究地方志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学术界百废待兴，方志作为一种文本概念也被大家遗忘了，更谈不上整理和纂修，一派荒漠景象。后来才成立了省志办，开始有了省级行政编纂机构，由秦天真来负责，逐步推动各个县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陈福桐先生带着我写的五大册油印本《考稿》，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去介绍当地历史上修志的情况， 推动编修新方志的工作。我后来与老先生的交往十分密切，就是因为共同研究地方志的因缘。

《考稿》后来好几个出版社想出，我只答应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因为仓修良先生的学生在那里任主编，我与仓先生认识已有四十年，他是史学史和方志学的大家，我信其人必也信其学生。整理我父亲的旧作是应中华书局的约稿，他们从总编到责编都重视。手边等着要做的各种事太多，“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属我个人的则只能一拖再拖。

2020年，口述史采集小组访谈张新民先生时的合照

（来源：贵阳市文旅局发起和指导出版书籍《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