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大书志》：欧美汉籍书目书志的编纂与明清本的研究

作者：韦胤宗 黄政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三日丙申

          耶稣2022年4月13日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欧美所藏中文古籍之调查、编目与研究皆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出现了一批书志、书目与相关研究，欧美地区收藏汉文古籍较多的图书馆通过各种书志、书目将其藏品公诸于世。张宝三教授所编之《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即在此一背景之下产生。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所藏汉籍的善本书志，收录经部汉籍284种，每部书皆有详细的解题，介绍原书作者与撰著之过程，详述版本与收藏之信息，又多引原书序跋并结合目验以说明原书之体例、流传、各个版本之关系等。本书所收汉籍以明清本为主，且多举业书籍，对明清版本、学术史之研究皆有巨大的拓展之功。

欧美所藏汉籍书目书志编纂的近况

中国古籍之流传海外者，以其所处之地理与文化环境乃至于调查与整理的全面程度和研究的充分程度而论，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日藏汉籍，由于日本紧邻中国，而日本本国又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因此中日学者对于日藏汉籍之编目、整理与研究皆非常充分，其成果不仅数量巨大，且有一批质量上乘者，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古典学问所不能忽略的学术力量；其二为欧美所藏汉籍，因为地理、语言、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隔阂，中国与欧美学者对于欧美所藏汉籍的调查与研究，皆起步较晚，研究尚浅，此一情况近年来才有所改观。

较早对欧美汉籍展开调查者，为王重民先生，王氏1939年应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Hummel）之邀赴美整理国会图书馆之中文藏书并为之编目，王氏在此期间编成《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后恒慕义又邀请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修订完成此一《书录》，遂成为较早的美藏中文古籍的书录。王重民又曾编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之书录，然未竟其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台湾学者屈万里在王氏目录稿的基础之上编成《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这两部书录不仅是美藏中文古籍书录较早者，且体例完整、言辞简该，为海外中文古籍书目提要的撰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又有沈津所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1999）、田涛主编《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2002）、乔晓勤、赵清治等所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2009）、马月华等所编《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蔵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13）、陈先行主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2014）、沈志佳与刘静主编《花叶婆娑：华盛顿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古籍珍本新录》（2019）等，皆是以提要式目录的方式对海外较为重要的中文古籍收藏单位的藏品进行著录，其中尤以沈津与陈先行的两部《书志》最为著名，一时引为海外汉籍编目之典范。

由于人力、财力等客观条件所限，多数海外中文古籍收藏单位则主要以未附提要的简目的方式向学林公布其藏品。比如，梵蒂冈图书馆之藏品，早在二十年代即有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1922），后来日人高田时雄对其进行校订补编，郭可译为汉语，即《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2006）。美国学者道格拉斯（R.K.Douglas）编有《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2010）、俄国学者叶可嘉（Е·А·Завидовская），马懿德（Д·И·Маяцкий）编有《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2012）、徐鸿等编有《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书录》（2015）；同时亦有一些早期来华传教士、学者的藏书目录得以整理出版，数量不多，兹不赘述。

除单独出版的书目之外，目前还有两个较为大型的海外中文古籍书目的丛书，尚在分馆分部陆续出版。其一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目前已出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东亚图书馆、艾龙图书馆、达特茅斯大学图书馆、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图书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等单位所藏中文古籍之目录。该丛书所收目录以简目为主，便于学者迅速了解海外中文古籍收藏之概貌。其二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其中欧美部分已出《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2015）、《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2016）、《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目》（2017）、《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集部》和《丛部》（2019），还有本文所要重点介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2020，简称《芝大书志》）等。本丛书所收目录既有简目，亦有包含提要、题跋等内容的藏书志，已经开始成为了解和研读海外中文古籍的必备资料。

上述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伯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等收藏中文古籍的重镇，除了有提要目录之外，近来也有更为全面的、修订增补过的简目以及图录、各类专科目录等，比如范邦瑾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2011）、朱士嘉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2014）、昌彼得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1990）、《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2015）、《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图录》（2014）等等。此外，在全面而深入了解了各个馆藏藏品的特点的基础之上，中外学术、出版机构联合，出版了一批海外珍稀善本的影印丛书，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2003）、《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201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代善本别集丛刊》（2017）、《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稿钞校本丛刊》（2013）、《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元珍本丛刊》（2014）等等，为流传海外的中文古籍的“回流”做出巨大贡献。

以目前所出汉籍目录来看，流传于欧美的汉籍绝大多数为明清时期的刻本、钞本以及其他类型的文献；除美国国会图书馆、伯克莱加州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几个大馆之外，一般收藏单位所藏的宋元本可谓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来讲，海外汉籍对对于明清文献学、书籍史以及社会文化史之研究，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仍有重宋元本而轻明清本的特征，各类书志、题跋的撰写和图录的编制也往往是宋元本占据绝对大的篇幅，这和传世宋元本与明清本之比例恰成悖反。对此种状况的突破，目前看来似乎可以从海外汉籍书志的编写中得以实现：由于藏品的限制，海外书志的编写不能不以明清本为重点，而目前较为突出的明清本之书志、图录甚至于电子本，亦皆以海外一些图书馆的成果最优，这对海内外以明清书籍为主要材料的研究者来说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张宝三教授所编撰的《芝大书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并对于海外汉籍之编目以及明清文献学之研究皆有一定程度的拓展。

张宝三《芝大书志》的特点

张宝三教授所编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可以称为藏书志体的目录。关于藏书志，严佐之先生曾称其应有“列版本异同优劣、备载各家序跋、各发解题”等三项基本内容（严佐之：《“哈佛模式”：关于美藏汉籍目录现状的思考——兼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书目季刊》，2001年第35卷第2期，第16页）；陈先行先生则认为一般的善本书志应该将“考订鉴定版本放在首位”（陈先行：《撰写公藏善本书志的一个尝试——漫谈<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第一届东亚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北大学民俗艺术研究所，2011年，第340页）。以此两点来看，张教授《芝大书志》无论在撰写体例上，还是著录眼光上，皆对从《天禄琳琅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以来的各类藏书志，特别是前述哈佛燕京图书馆、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的《善本书志》有所继承。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有经部古籍1700余种，张教授《芝大书志》是为其中的284种善本所撰写的书志。该志体例谨严：每篇书志皆先述作者生平，再描述书籍版本的基本信息，如行款、版框尺寸、版式、书名页之题签、前后序跋等，再引原书序跋并结合目验以说明作者撰著之由、本书的撰著过程、全书体例、分章分节之情况、书中圈点批校之有无等等，再引前人之题跋、当代之研究等材料以评论书籍之内容，最后说明今日各个重要图书目录之收录情况、影印出版情况以及作者所调查到的此书目前在海内外的存藏情况，还会因需要而描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本与其他藏本之异同、详列刻工名、书中钤印等。关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之来源、特色、价值以及张宝三教授撰写书志之理念等，可参看该书志之《前言》，兹不赘述，本文仅对书志中几个特点予以讨论。

首先，本书志不仅较为详细地辑录了原书的序跋，且广泛引用各类材料，反映出其重视原始文献的理念，颇有古人“述而不作”之风。具体来讲，作者在介绍原书之撰著者之时，往往引正史、方志、年谱等资料以介绍撰著者的之生平，有问题之处又多方参考近人研究以考辨是正，不沿袭旧误。在介绍原书撰著之由、撰写过程、原书内容等方面，作者以辑录原书序跋为主，辑录原书序跋数量之多，几乎占到了本书志篇幅的大半以上，对于保存原始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并非简单獭祭序跋，而是将其内容融入书志叙述中，是为本书志撰写的一大特色。在评议原书内容、价值时，作者广泛引用《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郑堂读书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前人提要与介绍，且不盲从前人观点，时有考辨。比如，清人对明人学术向来颇多讥评，或不无污枉之失，此在《总目》中并不少见，作者往往脱出《总目》藩篱，对明人著作有较为客观的评价；不仅如此，作者经常对比《总目》与文渊阁、文津阁本之书前提要，以见各本提要之不同，探求缘由，以具体实例来展现各本提要之得失。例如陈澔《礼记集注》（本书原名《礼记集说》，芝大此本作“集注”）的书志中，作者指出，文渊阁、文津阁本书前提要略同，皆承朱彝尊《经义考》之评论而称陈澔之书“于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颇多诟病，而《总目》则指出朱彝尊诋之过甚，陈注实则颇为“简便”，有益于初学，面对这一矛盾，作者在介绍陈澔原书的基础上指出《总目》评价更为允当，并提醒读者注意各本提要之差异。（张宝三：《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347-348页。）

其次，本书志在明清本的鉴定与著录方面做出了颇为有益的拓展，对于明清书籍史之研究有很大贡献。芝大图书馆所藏的这284种经部善本皆为明清时期的刻本、稿本或钞本，其中有明本近80种，清本200余种，其中不乏稀见之本，本书《前言》已对此有所介绍。而从明清本研究之角度来看，本书志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本书志在介绍书籍版本之时，对于书中缺页、抄补、补板修版亦有详细介绍，此皆非目验全书者所不能也。撰写书志，若纯以完成任务或项目之态度对待之，本易失之浅显，劣者常不看原书、不读原文，而拾人牙慧、沿袭成说，简单摘录他人言论以充本书之篇幅，成为目录之目录。本书志在鉴定版本方面则无此过失，其版本描述也因此非常可靠，其关于明清本之补板、修版的研究，也是目前版本学所应深入研究的内容。

其二，本书在鉴定版本之时，多处使用纸厂印记以判断书籍之刊刻与印刷时代，为明清本之鉴定补充了新的方法。纸厂印记即造纸者在纸上所钤之印记，多见于清代前期与中期，此前之藏书志对其偶有记载，但未有专门而充分之反映，且偶有误认纸厂印记为书店印章者。张宝三教授对古籍中之纸厂印记早有注意，并撰有《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两文，讨论了清代古籍中纸厂印记的内容、特征及其在清代版本鉴定上之价值等。在整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所藏中文古籍的过程中，张教授得以将纸厂印记用于清代版本之鉴定实践中，并在《芝大书志》中进行专门描述，使得版本学界对于纸厂印记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版本鉴定方法之拓展，亦是版本学家广泛经眼古籍原书之所得，与作者长期直接接触原书同时进行理论的思考皆密不可分。

其三，广泛调查海内外各大图书馆以说明一书之存藏状况，同时对各地所藏之版本进行详细的比对，通过版本比较以综合得出一书、一本的撰著、刊刻或流传的真实状况。比如，本书志在介绍明朗兆玉所撰《注释古周礼》时，将芝大图书馆所藏本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同版相较，指出芝加哥本书前缺朗兆玉《弁言》，并录出部分天津图书馆本之《弁言》以说明朗氏著述之意，后又以此为重要参考以寻溯此书雕刊的时间。又如明冯梦龙《春秋衡库》一书，芝大藏本无书名叶，亦少其他可以判定版本刊刻时间的信息，作者即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与之相比，视为同版，因以断定此本为明天启刻本，又据版面特征、纸厂印记以知此书有清代补版，遂最终确定此本为“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此一版本比较的方法，虽看似简单，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往往难以进行，此前在研究宋元本中已较为普遍，但是目前尚少有学者将其用于明清本的鉴定与研究之中。本书志对所录两百八十余种明清经部古籍进行全面的版本调查，并进行版本比较，亦是明清本研究之重要拓展。

张教授《芝大书志》所录明清经部古籍中，有数量不少的科举用书，对于了解明清科举文化有极高的价值，此一特点详见下节之讨论。

张教授《芝大书志》全书共百万余字，其撰作的艰难可以想见。然大致来讲，本书志似仍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前文已经有所提及，本书广泛引用各种传记资料以说明撰著者之生平，且对所有撰著者皆进行了介绍，这可能与作者预期本书志可作为经学研究入门书的构想有关，但书志中有部分为较常见的著作，则似有待斟酌。比如易类第一篇《周易兼义》之书志，引《三国志》《晋书》《旧唐书》等史传介绍了王弼、韩康伯、孔颖达、陆德明等人之生平，而此诸人皆人所共知，此诸书亦非稀见，这一部分内容似可“略人所详”。此外作者时有不免过信所引传记材料，因此偶有失误、遗漏之处，比如在《尚书埤传》的书志中，作者引《清史列传》《清史稿》以描述朱鹤龄之生平，此两传由于其本身体例、眼光所限，虽谈及朱氏著作颇多，却未提及朱注杜诗、李商隐诗，本书志亦未加补充。而其实朱注杜、李诗自始至今皆享誉颇盛，全然忽视似乎不妥。同书后又著录朱鹤龄《诗经通义》，引其书首张尚瑗《序》云：“先生著书满家，少陵、义山诗集笺注，家弦户诵。”此并非过誉之词。作者似应撮述前人传记并补其不足，方更显完备。

第二，书志中所引原书序跋、他书提要文字极为丰富，作者所作较少；作者在引用之时，又每以引用文字融入自己的论述之中，遂致各篇书志多以大段引文为主，其间厕杂数句作者勾勒之语，虽可说寓作於述，实则引文已有凌夺作者之勢。从读者角度来看，既失之于繁，又稍有缺漏，恐未尽当。作者若能多着笔墨，对撰著者之生平及其撰著本书之缘由、书籍之编纂过程、内容特征及其历史意义进行撮述，而将序跋文字全录于一篇之末，精简所引他书之内容，略人所详，则能节省不少篇幅，更具简赅之貌，此或许会更加便于读者。

张宝三《芝大书志》对举业经书的重视

举业书籍在历来的公藏书目提要中都不太受重视，因其时代普遍偏晚（基本在明万历以后）、内容的学术性与一般经部著述差距明显。在前述诸多海外馆藏中文古籍的书志中，只有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在总集类后面开列“附录”类，专门胪列举业文选，包括明人的《新刻翰林精选佳论场屋模范》《安雅录》《新刻壬戌科翰林馆课》《皇朝历科四书墨卷评选》和清人的《晚邨天盖楼偶评》，此外诗文评类中收录了明人的《重订举业卮言》。

事实上，举业书籍并不止是八股文选本、试贴诗和律赋选本、唐宋古文选本等集部之书以及子部的《诗材对类纂要》等典故辞藻类书，还包括经部辅导书，即坊刻改订过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明清及以前诸经注疏的摘编讲说（即所谓讲章），以及《四书人物图考》之类的专题整理。这类经部举业书在古人眼中向来难登大雅，不仅在《四库全书总目》的正目中屈指可数，绝大部分被打入存目，在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中也很少被著录。在举业书粗制滥造、种类庞杂、影响普通士子正确理解和学习经典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去除芜杂的处理是顺理成章之举，无可厚非。但到了现代，科举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标本，显然需要将所有举业书籍类型都纳入研究视野，才能客观全面的描述明清科举的整体面貌。当前，学界对科举制度和政策、科举录和硃卷、八股选本、古文选本都有大量整理和深入研究，但在经部辅导书这方面却关注甚少，成为科举研究的明显短板，这与基本资料状况的模糊有直接关系。现在的善本书志虽然没有分正目存目，但大部分都对这类经部书收录较少，有些实际是举业用之书的提要也往往不能明确指出其用途与性质。

在收录举业经部书方面做的最好的善本书志是沈津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经部》（以下简称沈志）。在其收录的380种经部书中，举业性质明显者超过60种；且书前所附96种彩色书影中，举业书也超过55种，可令读者直观了解大量此类举业经书的扉页宣传和内文布局。沈志之后，便是张教授《芝大书志》了。从对举业经书的编目来看，《芝大书志》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该书对举业经书的价值有明显自觉。作者在自撰《前言》的“其他学术价值”部分，直接列出了“科举相关研究之价值”的标题，并引用《阎红螺说礼》的一则凡例，说明该条材料是明季举业用书任意删节经文之普遍现象的典型例证。

其二，该书收录举业书籍的数量也可谓仅次于沈志。全书284种经书中，举业用书有近50种。细分来看，服务于考场四书文的四书类自然是最多的，包括《吕晚邨先生四书讲义》《四书左国汇纂》等18种；其次是《尚书》类，约10种，跟沈志的《尚书》举业书数量不相上下。

其三，揭示了一些存世数量极少的品类。如明孙继有《尚书集解》和明李茂识《名公注释左传评林》，目前仅见芝大图书馆和日本尊经阁文库有藏；明余心纯《礼经搜义》，当时颇有影响，现今仅见国家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和芝大图书馆有藏有全本；清李沛霖等《四书经注合参》则诸家目录均未见著录，仅见于芝大图书馆。

其四，各提要大量引用了原书的序言、凡例和特色章节。序言和凡例的胪列，是继承了沈志的做法，当然，两部书志也并非对每部书的凡例都尽列全文。《芝大书志》对序言和凡例的要点常有评析，只是评语或不够深入。《芝大书志》对明清举业经书特色章节的留意，可以歌诀为例：如明王樵《书帷别记》的提要特别注意到《禹贡》所载的《九州山水歌》《贡物歌》《贡道歌》，并援引了《九州山水歌》下的识语：“《禹贡》歌诀旧有之，而词句鄙俚，殊不堪读，今稍润色之，少为童蒙记诵之助……”又清吴荃《深柳堂汇辑书经大全正解》，张教授注意到该书卷首之图多采自《书传大全》，又有不见于《大全》的《九州田掌诀》《九州赋掌诀》，二者皆上列掌图，又有《九州土色性歌》《九州贡赋歌》《九州贡道歌》等歌诀，无图。这种歌诀的普遍性和数量之多可谓明清举业经书的重要特征。

由于目前对举业经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芝大书志》个别地方也偶有疏失。如《新刊礼经搜义》的提要称“此本有佚名朱笔圈点，另又有墨笔圈点及批评，批者偶署名‘敬业’”，如卷二十四有眉批：“敬业云：‘贻以乐利，乐也，而非逸居无教。’”并称“‘敬业’其人无考”。实则此处之“敬业”非指人名，而是明杨鼎熙《礼记敬业》之略称，该书是《礼记》类的著名删节本经书，佚名批点者抄录了《礼记敬业》中的注释，因题“《敬业》云云”，作者误认其为清人之名。又明阎有章《阎红螺说礼》，张教授提要引用原书凡例第三则，称该书收录全经，但只要核对其目录，就会发现阎氏是作欺人之语，该书跟晚明其他坊刻《礼记》类经书一样，删去了所有丧礼章节。

总体来讲，张宝三教授所撰《芝大书志》体例谨严，鉴定精审，辑录丰富，虽偶有小误，但瑕不掩瑜，对于明清版本学、书籍史、举业类经书等之研究皆有巨大的拓展之功，极具学术价值。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