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通义&隐公元年（6）

作者：尔雅台

来源：“尔雅台切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十二日乙未

          耶稣2022年4月12日

（三）辞与例

董仲舒曰：春秋之辞多所况（比拟），是文约而法明。孔子笔削之旨明矣。元代赵汸归纳了孔子“笔削之义”凡八项：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史法），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一言之，春秋存有史法，但更主要的还是孔子作春秋之“书法”。史迁《孔子世家》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说明孔子笔削之辞备矣，一个字也改不得。

《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比事以正其辞，庄存与总结有十法：一曰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二曰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三曰一事而再见者前目而后凡也；四曰春秋见者不复见也；五曰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六曰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七曰择其重者而讥焉；八曰贬必于其重者；九曰讥始，疾始；十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操其要归，不外乎同辞、异辞二途。（庄存与《春秋举例》）

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经案的辞旨蕴含丰富的微言大义。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庄存与曰：

春秋之辞，文有不再袭，事有不再见，明之至也。事若可类，以类索其别；文若可贯，以贯异其条。圣法已毕，则人事虽博，所不存也。

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

春秋之义，不可书则辟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可书；辞有诡正而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辟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

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

春秋书天人外内之事，有主书以立教也。然后多连而博贯之，则王道备矣。

春秋博列国之战，因鲁史以约文。于所不审，则义不可断，皆削之而不书，书则断之者，断则审之者，故曰“春秋之信史也”。存阙文而不益实，其所不削也。不审其事则去之，不审其文则存之，传之万世而不可乱也。

春秋之辞，礼不备，则虽有事焉而不书。

春秋辞异则指异。事异而辞同，则以事见之，事不见则文以起之，嫌者使异，不嫌使同。

春秋历数十年之事，以一辞约之。有岁记一事，则不以他事杂之；有历岁记一事，则不以小事乱之。

春秋缘本录末，有兼存之义，有半见之文。

春秋记事，以义为从，则不以日先后叙。

春秋之辞，断十二公之策而列之，则十二公之行状莫不著也。辞有屡于一公之策书者，有屡于一年之策书者，有旷而不志者，有旷而一志者，不可不察也。

春秋志天事必以尊严之辞承之，志灾异皆以前后事求之。异不在大，于事有明征，乃志之。征之不明则不存也，人莫之省则不见也，患其亵之也。志分土，近者详，远者略，见经世之志，然九州之域，四裔之防，具矣。梁山、沙麓，皆河之记也，河宗、岱宗，以三望著之。星表北斗，次表大辰，其他则凡之矣。

春秋志天子之大夫，上下列其等，戚疏异其分，父子之恩，长幼之序，靡不毕见。以三公兼官，惟志冢宰尔。诸侯之臣，虽内大夫不称其官，官之志惟宋尔。

春称之会盟，有重章以见义，有一书以断义。志会在列者不悉书，志兵同役者不悉书，以常所书知所偶书，以偶所书知常所不书。

春秋志卒葬，圣人以送死为大事。为人君父言之，则所以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为臣子言之，亲丧固所自尽也，而必尽之于礼，然后为忠孝之至矣。

春秋志乱狱，必有辞以诛之。未有，或但已者也。如有一人不正其罪，则说不师古，而失其传也。

春秋之辞，于所尊则致其严，于所亲则致其变，于所哀则致其戚，于所痛则致其重，于所善则致其喜，于所贤则致其美，于所危则致其忧，于所贱则致其辨，于所恶则致其尤，于所诛则致其法，于所矜则致其疑，莫不见乎辞。微乎，微乎，不见其迹，索而得之，有愤焉，有乐焉。“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其春秋之志乎！（庄存与《春秋要指》）

辞以例举。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赵汸引语）。汉董仲舒重辞，尝谓“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胡毋生重条例，何休从之，多得其义，其作“解诂”义理精严、体系完整，为公羊经说之正。“例”就是一些“属辞”的规则，是对解经语的归纳。某种解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成了“例”。例如传称“弑君不复见”，就是一条“例”，意思是说春秋记载了某人“弑君”，此人就不会再出现在以下的经文中，以此来达对“乱臣赋子”的谴责贬斥。又如“称人有贬意”，也是对解经语的归纳。这是说春秋记事中使用的齐人、楚人、曹人等等称谓，公羊家一般认为都是含有贬意的。

何休最重视“时月日例”。在何休看来，春秋记事或缀以时（春夏秋冬四时）、或缀以月、或缀以日，都是有一定规矩，体现着春秋对所记之事的态度。一般说来，大事、重要的事记载偏详，故缀以日；小事，非重要的事记载偏略，故只缀以时。例如“弑例日”，“失礼鬼神例日”，“君大夫盟例日”，这是大事，要写明“日”；而“大夫相杀例时”、“筑例时”，“来盟例时”等等，相对就没那么重要，只须写明“时”即可。有时同一类的事情，由于性质有异，“例”亦异。如记载战争，一般“例时”，但“偏战”则“例日”，“诈战”则“例月”；又如“弑例日”，但“夷秋狄子弑父忍言其日”，“中国子弑父不忍言其日”，都反映出春秋对所记之事的态度。（赵伯雄《春秋学史》）

何休的《公羊解诂》，就在这些“例”上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总结、继承了传统公羊学派的种种义例，同时也自创了一批新例，使得一部《公年传》显得更加体系完整，条理细密。所有这些义例，何休可能都写在了他的《文谥例》里，可惜此书已经失传。他的《解诂》，只是这些义例的实际运用。清人刘逢禄由是作《公羊何氏释例》，根据《解诂》又把何氏的义例一一剔发出来，对于人们把握《解诂》的内容很有帮助。在刘逢禄看来，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故刘氏自述此书作意云：

何氏之于经，其最密者也。既审诀诐淫，判若白黑，而引伸触类，离根散叶，贯穿周顾，网罗完具，又虑用之者轻重失伦，源委莫究，辄下宗义，以正指归。窃尝以为，先汉以公羊断天下之疑，而专门学者自赵董生、齐胡毋生而下，不少概见，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隐括两家，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惜其说未究于世，故竟其余绪，为成学治经者正焉。（主书例第二十九）

此书分三十篇，中有三篇为“表”（《大国卒葬表》、《小国进黜表》、《秦吴楚进黜表》）之外，其余诸篇都是归纳何休《解诂》中的“义例”，如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时月日例、名例、褒例、讥例、贬例、灾异例等等。一篇之中，都是先抄撮《解诂》中有关此“例”的注文，篇末附以刘氏之“释”。刘氏之“释”，一般是对何休之说做一些发挥、解释，以清晰其义。

《刘礼部集》又将此三十例大致归为九大例：

三科例：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

九旨例：时月日、爵氏名字、褒讥贬绝。

特笔例：主书、律意轻重、建始。

削例：不书、讳、阙疑。

礼制例：郊禘、朝聘会盟、娶归终始。

内事例：公终始、致公、内大夫卒。

兵事例：侵伐战围入灭取邑。

地例。

灾异例。

当然，刘并不是只重何氏。在其看来，董生下帷讲诵三年，何君闭户十有七年，自来治经，孰有如二君之专且久哉。故其实际上董、何并尊。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为宗。实则何氏善例，而董子善义，由例及义，正是春秋书法。参见下图：

（四）义，或义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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