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时习之”详解

作者：沈海波 瞿蒙蜜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三月二十日癸卯

          耶稣2022年4月20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论语·学而》首段首句，为世人所熟知。对此句的解释，以三国时期学者王肃的观点最为通行，他认为“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自古及今，学者们的观点都与王肃大同小异。如邢昺《论语注疏》曰：“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为说怿也。”又如朱熹《论语集注》曰：“既学而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悦，其进自不能已矣。”他们的释读具有权威性，所以为历代学者所因袭。又如钱穆《论语新解》对此句也无新解，仍沿用古人旧说。但古人之说颇有疑问，兹略陈管见如次。

理解此句最为关键之处，在于“习”字的语义。古今多以诵习或温习为训，但诵习不过是童蒙教育所采用的手段，对于成人而言，如果仍以背诵熟读为学习手段，那么必然是为了应试的书生。学者治学，焉用时时诵习？孔子曾经言及自己的学习特点，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倦。”（《论语·述而》）意即将所见所闻铭刻在心而不知厌倦。很显然，诵习与孔子所谓“默而识之”并不吻合，也不可能做到“多学而识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有所谓“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之说，温故不同于诵习，强调的是由既有的知识推导新知的能力。温故未必知新，诵习当然更不可能，所以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曾经分别称赞子贡和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因为他们不但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而且对孔子也有所启发（《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这种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推理能力并非普通人所能具备，需要通过不断的思维训练才能获得，所以孔子认为达到温故知新境界者，就“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

“习”字除了温习之义，还有练习之义，如古人所谓“习礼乐”“习射”。现代学者也有论及之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曰：“一般人把习解为‘温习’，但在古书中，它还有‘实习’、‘演习’的意义，如《礼记·射义》的‘习礼乐’、‘习射’。……像礼（包括各种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这些，尤其非演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以讲为实习为好。”他对“习”字的解释较之古人更为正确，但他对语义的把握尚有欠缺，因为他将“习”理解为对各种技艺的熟练操作和运用了。杨伯峻的观点对当代学者的影响较大，目前的各种《论语》读本从其说者甚多，不赘举。其实，六艺对于孔子而言只是“游”。《论语·述而》曰：“游于艺。”按照朱熹的解释，“游”是“玩物适情之谓”。可见六艺对孔子而言不属于“学”的层次，所以杨伯峻的解读与文义似乎仍有距离。要正确理解“习”字的语义，还必须厘清“学”的含义。

关于“学”的含义，古今注疏都理解为普通意义上的学习，有失精确。孔子在成童之岁时即立志于学问，他自述曰：“十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朱熹集注曰：“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所谓大学之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朱熹的解释清晰明了，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可以证明孔子所谓“学”，其含义就是指学道，所以孔子又自称“志于道”（《论语·述而》）。据《论语·学而》记载，子夏曾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这些为人处世之道正是大学之道的主要内容，因此，子夏所谓“学”，其意即指学道。

传说孔子曾向老子学道，但似乎并不可信。根据《论语·子张》记载，卫国的公孙朝曾向子贡询问孔子的师承关系，子贡回答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所谓“亦何常师之有”，说明孔子并没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主要是通过自学的方式学道。根据文献记载，孔子学道的途经主要有两种。首先是博览群书，孔子曾说：“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劝导学生学习《诗经》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自身也是通过《诗经》得到了兴、观、群、怨的启蒙，并体认到事父事君的原则。其次是多识多闻，不耻下问，孔子自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论语·八佾》曰：“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在太庙里凡事都要询问，于是引起别人的质疑，孔子对此则很坦然，因为太庙的礼仪制度正是他所需要了解的礼的内容。

按照朱熹的解释，道的内容就是“人伦日常之间所当行者”（《论语集注》）。学道的主要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修身，所以孔子认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修己”（《论语·宪问》）。修身的方法就是通过学道，不断反省自己，改变自身。孔子有“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的能力，他自述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因为不断修身，所以孔子能够“三十而立”（指立身，故朱熹集注曰：“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因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所以孔子能够“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根据孔子学道的方法和特点，“习”其实就是“思齐”与“内自省”或“从之”与“改之”。《论语·公冶长》曰：“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闻道之后需要“行”，可见“习”之含义即指“行”，意即践行或身体力行。因此，“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应理解为：“学道后时时身体力行，不也很快乐吗？”“时”字旧时多解为“以时”，今从朱熹释为“时时”。

以上解释如无误，则“不亦说乎”也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大多数人都能在运用自己所学知识时，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快乐，而机械式的诵习显然不会有什么快感可言。孔子曾说：“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忧与乐是相对应的，既然孔子之忧是“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那么孔子之乐也就必然是闻义而徙、不善而改。这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指学道后身体力行，并感受到快乐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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