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市讥而不征”： 原始儒家为何反对征收关卡税

作者：李竞恒（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南方周末》2022年6月16日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

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人民视觉/图）

孟子主张自由贸易。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治国需要“关市讥而不征”，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商贸道路上设立关卡，孟子认为其功能是稽查犯罪即可，而不是用来收税，增加贸易负担。从考古资料来看，当时关卡商业税的负担不小。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记载了十个邑、四条水道日常都要收取“关金”，可见当时官府不但在陆地上收取关卡税，在水路上一样要榨取一笔。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车节和舟节，都有错金铭文，车节铭文云“得金节即毋征”，“不得其节即征”，意思是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拿着楚王颁发的“金节”这一凭证，在通过关卡时就能享有不征税的特权，舟节铭文云：“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意思也是水路关卡上，凭借特权金节可以免除征税，但如果运载牛、马出关则由大府征税。显然，鄂君启这种特权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的普通商旅、百姓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经过各国关卡都是要遭受盘剥的。所谓“平民百姓不似鄂君启之权贵，通商行旅是要遭到重重关卡征敛的”。

在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记载了战国末或汉初的关卡收税算术题，说商人带着盾、狐、狸、犬出关，要缴纳租税“百一十一钱”，百姓如果背着米出关，要经过三个关卡，“三税之一”，即三分之一的份额都要被榨取，可见是民众和商旅的沉重负担。而特权者却并不缴纳通关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于沉重的关卡之税，战国时期的思想中有批评的声音。如上博楚简《容成氏》是一篇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出土文献，其中就专门讲到了美好的大禹时代“关市无税”，不征收关卡税，而到了夏朝末年的桀王则相反，“以征关市，民乃宜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

孟子生活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自然会对沉重的关卡税提出批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保护自由贸易。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可谓一语中的。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废除沉重的关卡税，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者皆欲出于王之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百姓、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和保护自由贸易的国家，行走在畅通无阻的陆路和水道上，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国家经济发展了，其实长远对国家才有好处。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了孟子的商业思想：“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对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有不同说法。

笔者认为，对这一段解释比较合理的就是朱熹引用张载的注释“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廛”是市场中的商业用地（邬勖：《秦汉商业用地制度初探：以出土文献为中心》），意思就是对市场商业用地只征收一点商业用地税就行了，不用征收货物税，此外要用市场法律提供守夜人最低秩序，而不再征收其它多的税赋。这种低税收和良好公共服务的状态，能吸引到各国的人都前来参与市场活动，促进经济的繁荣。

奥地利学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西方的两希传统中都镌刻着蔑视商业活动的基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嘲讽商人是“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耶稣则把商贩驱逐出圣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孔子、孟子那里从来没有对商人或商业行为的讥讽，相反，孔子经常熟练使用商业术语，原始儒学的贤人中更是出了儒商子贡，而到了孟子这里仍然强烈地为自由贸易进行辩护，这种对市场的态度，是原始儒学的重要属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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