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道”与儒家道统

——壬寅年《孟子》研读札记（之二）

作者：高小强（钦明书院院师）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六月十五日丁卯

          耶稣2022年7月13日

韩子首明儒家道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且，“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四书章句集注》页198）继而朱子又在《大学章句序》与《中庸章句序》中重申并继续充实了这个道统，即：“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四书章句集注》页1、14—15）

其实道统的自觉，早在《周易·系辞》下那里就隐然可见了，即：“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朱子以为，此“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该是圣人道统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系辞》上有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朱子以为，此是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之事。（《朱子全书》第壹册，页139、126）其中，“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却正是“圣人制器尚象之事”，所谓“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也。（《尚书·大禹谟》）这也正是朱子将道统再上溯至伏羲、神农、黄帝等的由来。

而《论语》，像《泰伯》末数章则亦论及尧、舜、禹，及武王等，尤其《尧曰》章一，即：“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故杨氏以为：“《论语》之书，皆圣人微言，而其徒传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终篇，具载尧舜咨命之言，汤武誓师之意，与夫施诸政事者。以明圣学之所传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终篇，亦历叙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四书章句集注》页195）亦即：“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总章二六O）孟子忧虑之深啊！学孔子传圣人之道，或者可以说，孟子则见而知之，盖其自认“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总章一一一）然而诚如伊川所言：“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四书章句集注》页385）所幸孔子之后有孟子，孟子之后还有程朱，方使得今日我们仍可以得见与传承圣人之学，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程朱那样的真儒。

前文道统论述中所谓“仁义礼智之性”，“原于性命之正”的“道心”，“本心之正”云云，也就是“仁义之性”，而仁义之性的践履落实，那就是“仁义之道”。而仁义，总说即为一个“仁”字。而《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对此多有论述，譬如：“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欲仁而得仁，又焉贪？”等等。（《论语》总章七O、七一、七二、一四七、一六一、一七六、一九一、二七八、三八六、四九七）而诚如程子所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四书章句集注》页199）当然，孟子亦有单说“仁”处，或“仁”“义”，“仁”“智”对说之处，以至详说仁义礼智处，甚至说到仁政、王道处，等等。

譬如《孟子》开篇便对梁惠王反复强调“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同时又讲：“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以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等等。而当有人指责孟子不敬齐王时，孟子却说：“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可見，言仁义也就是言尧舜之道，那尧舜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总章一、六四、七一、三四、四七）对此，朱子以为：“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汩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欲其知仁义不假外求，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力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54）也就是说，人之本有的仁义之性，恰恰是人性本善的依凭，这也正是孟子始终都尤其维护的。

在针对告子所谓“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之说时，孟子断然反驳道：“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而且，人之有仁义，亦即“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而就告子所谓“生之谓性”，孟子则反问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针对告子所谓“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则断然首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此，更详说至仁义礼智，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甚至，“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总章一四一、一四二、一四三、一四六、二九）只不过，以上两处言仁义礼智稍有不同者，依朱子，一是“不言端者”而“直因用以著其本体”；一是言“四者为仁义礼智之端”而“欲其扩而充之”而已。（《四书章句集注》页335）这也就是孟子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总章一九七）

孟子还尝一再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总章一O八）人物之别就只那么一点点，终究是人且惟人能够自觉以至自然地完全坚守及发扬光大天理仁义。也就是朱子所谓：“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众人不知此而去之，则名虽为人，而实无以异于禽兽。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战兢惕厉，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98—299）这点少异、几希，换句话讲，也就是孟子所谓由“仁义之心”或“良心”而有的“良能”与“良知”，亦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总章一四八、一九一）正是这良知良能，人物之别的几希，乃人之为人之根本，坚守之则为人，发扬光大之则为成人；轻忽以至放弃之则沦为物，以至背道而驰之则更沦为禽兽不如的东西。

所以，只要可能，孟子总是会不断地向君王及他人讲述仁义之道，因为孟子非常清楚，倘若“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而且这种灾祸在历史上还屡屡发生，亦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由尧舜禹时代的大治，到暴君夏桀的大乱；汤王伊尹顺天应人推翻夏桀而大治，到暴君商纣再度大乱；文武周公太公推翻商纣而又大治，到周末，再度“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以，朱子以为：“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再来到孟子时代，更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故朱子肯定“孟子虽不得志于时，然杨墨之害，自是灭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赖以不坠。是亦一治也”。程子尝讲：“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氏之害，甚于杨墨。”（《孟子》总章六O；《四书章句集注》页276—277）因而到程朱辟佛老，立理学，发扬光大孔孟之道，则为又一治也。而今日的我们更是饱受异端西学之害，则批判与拒斥西学，维护孔孟之道，乃吾等天职，或者达成又一治也，也未可知。

所以，扩而言之，甚至全部的人类文明皆足以由此而判分，即，是否有利于促成人们坚守以至发扬光大这良知良能、人物之别的几希，以令人成为人，成为成人？是，则为真文明；否，则为伪文明。以此放眼一观，大千世界自古至今，惟我华夏中华方配称作地地道道的真文明。这是因为前面说到的华夏自古以来的圣人道统，自伏羲以至孔子，无论生而知之之圣，还是学而能之之圣，他们于天理，于仁义，于良知良能，于人物之别的几希，皆能如舜一般知之而安行，“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四书章句集注》页298—299）于是我中华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皆以圣人为师，以圣人为人世间楷模，矢志不渝地追随圣人，遵循圣人经典，无论学知利行者，还是困知勉行者，终究会与圣人“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中庸》第二十章）由此而成就了我中华地地道道的真文明。当今之世，新冠病毒肆虐天下，无论富国穷国，无一例外皆纷纷选择“躺平”，不做积极抗役，而与病毒共存，听任穷人、老人不断“中招”离世，米国已经死了上百万人，而全球因为新冠疫情直接间接导致死亡人数已近一千五百万。一篇名为《米国为啥宁愿与病毒共存却不愿与中国共存？》的网文写道：全球尤其“西方国家选择躺平与病毒共存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情——政治经济上讨好了高收入人群，舆论上中等阶层人群也不会有反对意见，财政上因为低收入老年人死一大堆反而减少了福利与养老负担。唯一的瑕疵就是选择躺平很不道德。现在我可以回答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选择与病毒共存，却只有中国坚持清零策略？因为只有中国政府能坚持做符合道德讲良心的事情，如同只有中国政府才能坚持转移支付模式，才能坚持做大规模的脱贫攻坚工程。那句话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正是中华地道真文明的真实写照。

圣人必为仁且智者。据《孟子》载，“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总章二五）的确，《论语》亦尝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朱子肯定：“此亦夫子之谦辞也。圣者，大而化之。仁，则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备也。为之，谓为仁圣之道。诲人，亦谓以此教人也。然不厌不倦，非己有之则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学也。”而晁氏以为：“当时有称夫子圣且仁者，以故夫子辞之。苟辞之而已焉，则无以进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将使圣与仁为虚器，而人终莫能至矣。故夫子虽不居仁圣，而必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处也。”（《四书章句集注》页101）孟子尝对比“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而尤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总章一三二）朱子以为，“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而圣智兼备”，“孔子之道，兼全于众理”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20—321）圣人孔子圣仁合一、圣智合一，也就是至仁至智合一。

反之，不仁者，不得为真智，以至必不智。孟子尝讲：“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甚至，“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总章三O、六九）朱子以为，“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礼义之所在”，则“仁该全体。能为仁，则三者在其中矣”。这表明，仁者必有智，必有礼，必有义。而“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于败亡也。”这就叫不仁者必不智。所谓“心存则有以审夫得失之几，不存则无以辨于存亡之著。祸福之来，皆其自取”。（《四书章句集注》页240、285）

孟子讲：“圣人，人伦之至也。”以至，“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总章六三、一六二）这与有子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总章二）正相吻合。孔子尝尤其肯定：“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第十七章）舜之大孝，《尚书·尧典》及《大禹谟》有载，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以及“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此“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以及“言舜以诚孝感格，虽瞽瞍顽愚，亦且信顺之，即孟子所谓‘厎豫’也”。（《书集传》页７、29）亦即：“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舜屢屢遭遇其父瞽及弟象的谋害，虽贵为摄政，却仍念念不忘“我竭力耕田，共为子职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故惟舜，其“大孝终身慕父母”也。同时，于弟亦仍然是“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盖“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但“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总章八九、一二三、一二四、一二五）吴氏讲得好：此“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11）再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甚至，当人设问：“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乃断然回复道：“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总章一二六、二一一）深知大舜者，莫过于孔子、孟子，亦莫过于朱子，他以为：“盖舜至此而有以顺乎亲矣。是以天下之为子者，知天下无不可事之亲，顾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于是莫不勉而为孝，至于其亲亦厎豫焉，则天下之为父者，亦莫不慈，所谓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无不安其位之意，所谓定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为大孝也。”再有，李氏以为：“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厎豫者，尽事亲之道，其为子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昔罗仲素语此云：‘只为天下无不是厎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舜之事父爱弟，看似仅一人或一家之私事，“然达之天下无不同者，所以为仁义也”。（《四书章句集注》页293、360）故《大学》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以修身为本”，以齐家为厚为重，方可达则治国平天下也。这也就是孟子所谓：“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总章八O、六六、七二）

于是，我们触及到了仁政王道的话题，这也正是以后札记可能的主题。

壬寅年六月十一于西物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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