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大儒、大商兼大侠

作者：丁千城

来源：“鹿游小酒馆”微信公众号

时间：西历2021年3月29日

顾炎武是纯粹的儒生，他和道家、佛家没有牵扯。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可以观察一个儒生是如何为人、处事、应变的？

一、江东望族与离奇的原生家庭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锦绣江南自古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昆山长期是“天下第一县”。

顾家是江东望族，顾炎武的高祖（顾济）、曾祖（顾章志）、祖父（顾绍芳）连续三代进士，横跨大明王朝正德、嘉靖、万历三朝。顾家是典型的走读书、科举之路的士大夫家族。

到顾炎武父亲和他本人这一辈，顾家的科举运势转入低谷，顾炎武终生止步于秀才，他多次到南京参加乡试，到27岁依然未能中举，又过了三年，满清入关，明朝灭亡，他的科举之路就断绝了。进入清朝往后，顾家的科举运势向女儿家转移，顾炎武有一个妹妹，15岁结婚，儿子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昆山三徐”）在大清顺治、康熙年间考中一个状元、两个探花，这个成绩在中国科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顾炎武的原生家庭有些离奇，祖父这一辈有三个兄弟：顾绍芳、顾绍芾、顾绍芬。顾绍芳生子顾同应，顾同应娶妻何氏，生五子四女，顾炎武是其第二个儿子。1644年（甲申年）清兵入关，1645年（乙酉年）清兵在江南大屠杀，顾炎武的两个亲弟弟（顾子叟、顾子武）被杀，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一只手臂，侥幸活命。

顾炎武的小爷爷顾绍芾生子顾同吉，顾同吉英年早逝，没等到结婚就去世了。顾同吉有未婚妻王氏，当时16岁，自愿到顾家守节。在今天看来，“未婚守节”让人匪夷所思，但按照儒家伦理，这种决绝的行为是值得表彰的，有强大的道德正当性，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即使这个丈夫只是订婚，并没有正式结婚。守寡40多年后，明朝灭亡，王氏绝食而亡，走完了“先殉夫，后殉国”的一生。王氏虽是女性，但喜读《史记》《资治通鉴》，虽不能走读书、科举之路，但她是一个决绝的儒家伦理的信徒。

儿子英年早逝，顾绍芾有无后之忧，于是顾炎武一出生，就过继给顾绍芾为孙。这样，顾绍芾就成了顾炎武的嗣祖父、王氏就成了顾炎武的嗣母。

顾绍芾少年时，曾以昆山县诸生的身份到北京国子监学习，但后来多次参加乡试，一直未能中举。顾炎武过继过来时，他已经51岁。嗣孙的到来，让他非常高兴，对科举越发心灰意冷，于是就放弃了。从崇祯十一年开始，朝廷《邸报》铅印出版，很像现在的报纸，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新闻，比如“陕西安塞大旱，颗粒无收”，“陕北饥民暴动，声势浩大”，“崇祯帝处死明朝宁远大将军袁崇焕”等等。顾绍芾非常重视了解时事，这让他深忧国事，崇祯帝即位的1627年，后金（后来的大清）攻取沈阳、辽阳，第二年又攻陷广宁，一步步向关内进逼，当时顾炎武9岁，顾绍芾指着门外的青草对他说：到清兵入关的那一天，要是还能吃上这些东西，就算是幸运了。关外满清势力的不断滋长和步步进逼，再加上自己多年科举不利，让顾绍芾越来越觉得科举无用，而必然致力于切实有用的学问，才能救这个国家。顾炎武23岁时，正全力应对科举考试，因此“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顾绍芾对他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意思是，现在这种形势，不应该只读四书五经以及宋儒讲心性之学的书了，而应该转向农政、水利、军事、地理以及历代制度延革和改朝换代经验教训的实学，这些学问对国家是真正有用的。顾绍芾的这种理念，后来成为顾炎武一生为学的枢纽。

综合起来看，顾炎武的原生家庭弥漫着儒家伦理的悲情氛围，科举的不顺、时代的末世气息，让这个家庭既坚守旧道德，又在艰难地寻找转型之路。

顾炎武小时候生活优越，我们看一看他读书的场景，就能获得深刻的印象。王昶《春融堂文集》记载：

“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座，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继温‘三史’或《南北史》。”

这个读书场景很豪华，只有大户人家搞得起。现在给孩子上课外培训班，不差钱的家长可以选择“一对一”，顾炎武是“四对一”，四位老师陪着他一个人读书。

从学习体系和方式来看，也特别讲究，首先是“春夏温经”，春夏时节温习经书，就像春天播种百谷一样；其次，老师面前放的是“注疏本”，顾炎武面前放的是“经本”，便于“详问而辩论之”；再次，“一日温书二百纸”，效率很高，也足见顾炎武本人天资卓越。

从学习内容来看，《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是扩大版的“四书五经”，包括“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易经》）、“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其次是《论语》《孟子》，至于《大学》《中庸》还没有从《礼记》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尔雅》是词典，还有一部《孝经》。“三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南北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南史》（讲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史）、《北史》（由讲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节汇编编成）。

从这个书目看，已经远远“溢出”科举考试的范围以外，我有一种感想，顾绍芾、顾炎武这样有才华的人，之所以连举人也考不上，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过于自由放任了，他们不是为科举应试而生的。再看我们现在所谓学国学，绝没有如此系统，如此下功夫，只不过东边看几段，西边听几句而已。

顾炎武书法

二、性格底色与自我定位

只有细细体会，才能了解顾炎武的性格底色。从表面上看，顾炎武好交游，流连诗酒，会办事，有担当，足迹遍天下，朋友通南北，但从骨子里来说，他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是风流才子，不是血脉贲张的豪侠之士，他从来没有失去理性。

青少年时期的顾炎武非常任性，兼有才子和富家子的双重傲慢，他和周围的人都处不来，别人看他也不顺眼，只和归庄是好朋友。归庄和他同年，是明朝“散文第一”的归有光的孙子，为人豪迈，行为古怪，顾炎武和他是黄金搭档，人称“归奇顾怪”。两人的友谊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终身不渝，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们就是这样的知己。

顺治十四年（1657年），44岁的顾炎武开始北游。在送别宴上，归庄说：“宁人（顾炎武字宁人）之学有本……焉知今日之困厄，非宁人行道天下之发轫乎？”

康熙七年（1668年），55岁的顾炎武为了保护朋友，在一桩牵连甚广的文字狱中，主动到济南自首，度过了七个月零五天“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的监狱生活，受尽折磨，归庄认为他“善处忧患”。

这些都是知音之论。

虽说是知音，但仔细分辨起来，两人的性格还是有不小的差异。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江南，昆山知县跑了，县丞阎茂才降清，代理知县，下剃发令，激起民变。归庄率领民众冲入县衙，杀死阎茂才，然后闭城拒守，坚守到七月，昆山城破，清兵屠城，昆山4万多民众死难。归庄的嫂子陆氏、张氏殉节，父亲不久也去世了。归庄被指名搜捕，侥幸逃脱，亡命他乡。

归庄率众杀昆山县令的勇猛强悍，像极了项羽杀会稽太守殷通在苏州起兵的情形，归庄是充满血性的豪侠之士，敢于冒险，敢于展开面对面的军事斗争。从长期反清复明的经历来看，顾炎武一直是理性的，他不会轻易冒险，而是长于谋划，自比诸葛亮，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

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

对顾炎武的性格底色作这样的分析，丝毫没有怀疑他反清复明意志的意思，他的反清复明之心一直是无比灼热、无比坚定的。顾炎武36岁时，江南大屠杀已经过去了四、五年，顾炎武的众多至亲好友牺牲了，反清复明看不到前途，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写了一首《精卫》诗：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

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

鹊来燕去自成窠。

当时，绝大多数人已经降清了，他们像喜鹊和燕子一样，忙着在新朝经营自己的小日子，但顾炎武自比精卫鸟，要在绝望中以“一寸身”的微薄之力继续抗争，不惜“自苦”，依然以“平东海”为矢志不移的目标。

顺治十六年（1659年），满清入关已经16年，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以25岁的年纪高中状元，顾炎武写了一付对联勉励他：

有体国经野之心，

而后可以登山临水。

有济世安民之略，

而后可以考古论今。

其时，顾炎武在北中国漫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其说他在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作学术研究，不如说他在反清复明的道路上继续“政治旅游”。他行万里路，登山临水，目的是为了“体国经野”；他读万卷书，“常将汉书挂牛角”，考古论今，目的是为了“济世安民”。

顾炎武永远不失赤子之心，也永远有清明的理性，他是在既定轨道上行进的绿皮火车，而不是沙漠戈壁中肆意驰骋，左冲右突的悍马。

在日本为革命奔波的章太炎

250多年后的反清斗士、国学大师章太炎，是顾炎武的超级粉丝。章太炎原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后来因为特别仰慕顾炎武，又改名为绛（顾炎武本名顾绛），号太炎。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其中的风云人物鲁迅、钱玄同、黄侃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看章太炎的意思，他的自我认同或人生最高理想，应该是“顾炎武再世”。

顾炎武是大儒，但他会办事，尤其有经商的才能。

关于顾炎武经商，有许多晦暗不明的传说，最高大上的一个说法是，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时，带走了大量金银财宝，后来李自成败死，这笔巨额财富落在山西人手里，顾炎武还有傅山等人，以此为本金，开启山西钱庄，帮助山西商人厘定晋商商规，从而让晋商在金融业称霸二百多年。

这件事，章太炎言之凿凿，不仅如此，章太炎还说顾炎武是清朝秘密帮会“洪会”的创始人，洪会后来大力支持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在抗日战争中也不遗余力。不管顾炎武在山西钱庄事业中，在秘密帮会组织中，究竟处在何种地位，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是顾炎武的终身志向是“反清复明”，虽然这件事短期之内是没有希望了，但精通历史的顾炎武知道，没有不灭的王朝，他需要为未来做准备，这个准备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财政上的积累，二是建立相关组织，当然现在只能是地下组织，三是考察山川地理，大搞调查研究，一方面保存汉文化，一方面搞清楚中国各区域的财政地理、军事地理，为未来的抗战作参谋。

二是顾炎武一直很富有，他既继承了巨额家产，又擅于经商理财，参与钱庄生意，从事土地买卖，他的三个外甥虽然贵为状元、榜眼，在北京当官，但经济上并不宽裕，顾炎武也支助他们。

大儒而兼大商，顾炎武的人格类型非常独特。

我相信章太炎的说法，至少性质上是这样，或许程度上有理想化的成份，但不管是经商，还是创建秘密会党，都需要精明的计算和清晰的理性。这样长期的事业，不是光靠血气之勇就能完成的。

顾炎武的理性还可以从他的私生活中窥见一斑。

明末南京的秦淮河是“红裙与青史”活色生香的大舞台，一边是孔庙和江南贡院，一边是以秦淮八艳闻名的青楼。

江南贡院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无数寒窗十年的士子在这里做过中举的梦，当然得意的人少，失意的人多。比如同为苏州老乡，唐伯虎考中第一名举人，一时风光无限，而顾炎武从14岁开始，三年考一次，至少考过四次，一直名落孙山。

大明王朝秦淮河边的第一流人物还不是唐伯虎，而是像陈子龙这样的人。陈子龙是上海松江人，父亲是工部侍郎陈所闻。他和王阳明一样，是翩翩贵公子。

从科举来说，陈子龙22岁中举，29岁中进士。

从学问来说，陈子龙主编《皇明经世文编》，是江南学者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大成果。这本书问世时，顾炎武26岁，后来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顾炎武比陈子龙小5岁。陈子龙还删改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定稿。

从人生大节来说，陈子龙是反清复明的无畏战士，大清顺治四年（1647年），陈子龙在苏州吴县被清军抓捕，后被押往南京，在途经松江境内时，他乘看守的人没有防备，一跃而起，投水自尽，享年40岁。陈子龙是慷慨悲歌的烈士，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

从私生活来说，陈子龙和柳如是的情史一直让后人无限牵挂。崇祯五年（1632年），两人在苏州相识，陈子龙24岁，柳如是14岁。两人都有诗词才情，在题材和风格上，柳如是受陈子龙的影响，诗词走出闺阁之狭小格局，家国情愁，慷慨激昂。陈子龙交游广阔，经常带着柳如是与四方名流游宴，可谓神仙眷侣。

南京是明朝留都，处于末世，才气和脂粉气交融，再加上明末保持民族气节的英雄气，三气流贯，有一种让人不安的繁华，充满了喧哗与骚动，陈子龙正是其间殊为难得的第一流人物。

柳如是像

和陈子龙相比，顾炎武的私生活非常平淡。

顾炎武的原配夫人王氏，是嗣母王氏的侄女，不能生育。顺治六年，顾炎武纳妾韩氏，次年正月生子，但三岁时不幸夭折。后来，顾炎武把韩氏休了，独自一人去了北方。顺治十年，顾炎武在南京纳秦淮女子戴氏为妾，但没有生育。顾炎武终身没有儿子，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观念下，他是有着深深的遗憾的。

虽然顾炎武和陈子龙、冒襄等人是好朋友，在秦淮河畔照样有一段“诗酒流连，香草美人”的生活，但顾炎武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没有传奇。

顾炎武还有一件事比较奇特，他烧毁了32岁前的全部诗作。他是大历史学家，他对史料的重视是异于常人的。

康熙元年（1662年），顾炎武从山东北上，后在太原结识比他大6岁的傅山。傅山是个多面手，精通经史，长于书画，还是医学大家。顾炎武有无子之痛，据说傅山为他诊病后，认为他还能有儿子，于是顾炎武又纳妾，但毕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儿子没生出来，反而身体每况愈下，于是又把妾休了。顾炎武在给傅山的诗中说：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有人认为是艳诗，实在是充满娱乐精神的有意误解，顾炎武没那么风流。他只是想表达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不服老的精神。

三、从亡国到亡天下：步步血腥，退无可退

许多历史人物都有“中年劫”，比如苏东坡乌台诗案，王阳明发配贵州，但这些磨难和顾炎武相比，都是轻量级的。

崇祯十四年（1641年），顾炎武28岁，嗣祖顾绍芾去世，争夺家产的“家难”发生。顾炎武是过继来的，随着嗣祖去世，以从叔顾叶墅、从兄顾维为核心的族人开始抢夺家产，家产数量在万两银子以上，这样巨额的家产争夺，在手段上自然无所不用其极，顾炎武家的仆人和族人相互勾结，纵火、告官、暗杀，激烈的家族内斗还引来外部势力的觊觎，比如大地主叶方恒的趁火打劫。

家难延续了很多年，后来又和明清易代大变局、反清复明斗争、文字狱相叠加，顾炎武遭遇暗杀、入狱，他自己也直接杀过人，处死了和族人勾结的仆人陆恩，这或许是顾炎武一生中唯一一次直接杀人。

从顾炎武一生经历的险境来看，以家难最凶险，反清复明的斗争还在其次，因为家难无所逃避，而反清复明斗争的介入方式，还有可以调整的空间。

顾炎武后半生离家北游，固然有更宏大的使命，但家难让他在江南无法立足，应该是更直接的原因。

家难的惨烈从柳如是的遭遇也可见一斑。柳如是与陈子龙相恋，但陈子龙已有一妻三妾，容不下柳如是，后来柳如是嫁给了大她36岁的大名士钱谦益。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去世，乡里族人聚众夺其房产，柳如是上吊自杀，一代花魁和才女就此殒落，享年46岁。

嗣祖顾绍芾去世后三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兵入关；次年，清兵入江南。国破家亡相继而至，历史进入快车道，多事之秋，生死动荡。

我们看一看1644年的大事记：

4月25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

6月3日，李自成称帝，第二天仓皇西撤，清军占领北京，改年号为顺治元年。

6月6日，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以次年为弘光元年。

清军入关后，在北方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1645年，兵锋指向江南。

5月9日，清军渡过淮河。

5月20日，攻克扬州，史可法殉国，“扬州十日”共有80多万男女老幼死难。

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

6月2日，清军攻克镇江。

6月3日，弘光帝朱由崧逃离南京。负责南京城防的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一大批高官显贵降清。

6月8日，清军进入南京城。

8月6日，归庄率民众冲进昆山县衙，将汉奸县令阎茂才斩首示众。

8月18日，明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以是年为隆武元年。

8月26日，昆山城破，居民4万多人死难，归庄、顾炎武侥幸逃脱。顾炎武弟顾子叟、顾子武被清军杀害，生母何夫人被砍断右臂，险些丧命。

9月3日，清军攻陷常熟。嗣母王氏开始绝食，9月19日去世。临终前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也。”

10月5日，清军攻陷江阴，屠城三日，死难者数十万人。

……

时间从来不是匀速前进的，时光斑驳，或浓或淡。

锦绣江南血流成河，至亲好友死于非命，国仇家恨接踵而至。

1644年是甲申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1645年是乙酉年，清兵在江南大屠杀。“甲乙之年”对顾炎武来说，先是国仇，后是家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满清是异族，“亡国”已是事实，无可挽回，现在只好继续往后退，让“亡天下”成为抗战的新前线，也是退无可退的最后一道防线。

什么是亡国？什么是亡天下？《日知录》中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是顾炎武的原文，大家熟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箴言，是梁启超对以上说法的高度概括。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提炼功不可没。

一个伟大的学者，必干预现实，必在绝境中为民众指示新路。

顾炎武说，“亡国”是易姓改号（皇族换了姓，年号也改了），这个并不可怕，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改朝换代；而仁义完全崩溃，人如同野兽，完全丧失文明的底线，这是“亡天下”。如果仅仅是亡国，“其君其臣肉食者”片面抗战就可以了；如果到了亡天下的悬崖边，那就必须实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面抗战。

客观地说，顾炎武不是“肉食者”，他只是秀才，并没有进入士大夫的行列，说到底，他只是一介布衣、一个匹夫，但在亡天下的危急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把“匹夫之责”自觉地担当起来，用一生去抗争，虽九死而无悔。他是《大学》里讲的“真知行”的人，也是王阳明讲的“知行合一”的人。

对于那些投降清朝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布衣、匹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一个条目讲“廉耻”，他说：

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一个人不讲廉耻，那么祸乱败亡马上就会到来，一个大臣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天下没有不乱的，国家没有不亡的。士大夫是国家的精英，如果这个群体集体无耻了，那么这种无耻，就是“国耻”。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和平时代、太平年月，一个人是不是无耻，不容易分辨出来，必须等到亡国、亡天下的非常时期，才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转冷的时候，才能知道松柏的坚贞，就像君子，危难时节才能看清他的操守。《诗经》中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风雨交加，天色晦暗的清晨，雄鸡依然啼鸣不已，这就像忠臣处乱世，依然能够飙出时代的最高音。所以，顾炎武说：

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

这是顾炎武的自我期许，他要做对“天下兴亡”负责任的匹夫，他是“傲霜雪”的松柏，是“一唱天下白”的雄鸡。

顾炎武书法

四、西部牛仔的“无后方作战”

1644年4月25日，崇祯帝上吊自杀。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6日，明朝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进阶，顾炎武因为科举失利，无法进入仕途，没有机会“治国”，他只能止步于“齐家”，而家也破了，他一定渴望有机会进入士大夫的行列。

现在机会来了，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并且马上授予他兵部主事之职，这样的职位本是进士才能获得的，所以顾炎武非常感激，也备加珍惜。

南明弘光元年（1645）春天，顾炎武应诏赴南京就职，但为权臣所阻，一直不能到岗，他只好和从叔顾兰服闲住在南京朝天宫，等待可以入朝的那一天。在顾炎武最美好的期许中，他希望福王朱由崧是东汉光武帝的那样的中兴之主，哪怕退而求其次，能够保有东南半壁江山，成就一个南宋那样的南明，可以给王朝续命，总比整个大明王朝灰飞烟灭要强得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福王朱由崧即位以后，沉湎酒色，内政不修，政治腐败，南京被清军占领后，被迫逃亡芜湖，后来被押往北京处死，享年40岁。朱由崧在位只有八个月，顾炎武的士大夫之梦也永远断绝了。

反清复明大业后来还起过一些波澜，先是郑成功几次北伐，有一次居然一举攻克镇江，离南京近在咫尺了，顾炎武大为兴奋，但北伐还是很快失败了。反清复明最后的高潮是“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为了对抗朝廷撤藩，决定反清，虽然开始时势如破竹，但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吴三桂去世，也终于平息了，反清复明到这一步也就正式结束了。

反清复明归于沉寂，很大的原因在于康熙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他的雄才大略、怀柔手段，让民心渐渐安定下来，反清复明慢慢失去了他的社会基础。

顾炎武一直在微芒的希望和巨大的失望、绝望中前行。

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顾炎武对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彻底死心了，现在他需要转换策略，重新选择战场，从前是江南抗清的阵地战，后来是来往大江南北联络义军，做军事参谋的游击战，现在退无可退，只剩下“保天下”的少数匹夫的文化抗战。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第一次到北京。他甚至想做荆轲那样的刺客，效仿张良行刺秦始皇的冒险举动，去刺杀清朝皇帝。这种企图，让人觉得心里有些酸楚。

顾炎武的后半生一直在北中国游历，他访友，经商，展开学术研究，现在“齐家”“治国”都没有可能了，他只能直接从“修身”跳脱到“平天下”，把手中的刀枪换成笔墨。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拿破仑用剑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如果顾炎武读到这句话，不知道他会作何种感想。

自古汉、唐取天下，走的是从西北往东南的进击道路，而西北的山西、陕西又是大清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所以顾炎武要去了解、研究。他甚至还梦想在这个地区能找到新的光武帝。的这种心志，同样让人觉得酸楚。

顾炎武在游历山西、陕西时，没有找到光武帝，倒是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性格来说，顾炎武是外向型的，喜欢结交朋友，广泛接触社会。顾炎武结交朋友有几个特点：

一是有许多忘年交，注重团结年轻的同志。

在太原，他结识了比他大6岁的傅山，比他小16岁的朱彝尊、小17岁的屈大均；在山西代州，结识了比他小18岁的李因笃。在陕西，结识了比他小14岁的李颙。这些人都是不肯降清的明朝遗民，所以他们是“同志”。

二是不因学术观念的分歧而影响彼此的友谊。

比如李颙，他是阳明心学的信徒，而顾炎武坚决反对阳明心学。李颙讥讽顾炎武到处奔波的北方游历生活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认为目前的时势，应该“向内求”，求心性的自我修养，而不是“向外求”，去从事那么多实际的外部工作。虽然有这些观念上的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

三是非常主动，往往不惜千里跋涉登门拜访。

顾炎武曾经去河南辉县访问著名学者孙奇逢，但此时的孙奇逢因为《甲申大难录》文字狱被逮捕，押往北京去了，因此未能遇到，这样的经历同样让人觉得酸楚。

顾炎武和朋友们在一起，除了切磋学问，还积极从事实务，比如他曾经和傅山、李因笃、朱彝尊等二十余人集资垦荒于雁门关之北，并亲自筹划经营。

不管顾炎武有多少朋友，做过多少事，但我始终觉得，在北方游历的顾炎武，依然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西部牛仔”，一个“无后方作战”的战士，他的内心是孤独的、苍凉的。

顾炎武书法：如鱼水之方乐，驾鹿车以同游

五、“寻找父亲”与“成为父亲”

顾炎武刚生来就过继给同族长辈当孙子，他的嗣父去世早，嗣母未婚守寡，顾炎武自己，一生没有子女，所以他是一个没有父亲，而自己也不能成为父亲的人。在血缘亲情层面，顾炎武比王阳明艰难得多，王阳明的父亲是状元，王阳明也一直受到没有儿子的困扰，但到了晚年，王阳明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

了解顾炎武的私生活，我不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就像柳如是，一提起她，就是“秦淮八艳”，是南京秦淮河畔与江南士子交游、酬唱的花魁，但柳如是首先是一个孤儿，一个孤苦无告，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被多次转卖，像浮萍一样无根飘泊的小女孩。

父亲的缺失，让顾炎武特别想寻找精神上的父亲，同时对天下有父亲身份的人，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君父”，有许多严厉的批评，因为他觉得他们既然获得了父亲的身份，就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好父亲。

顾炎武对大明“君父”有特别的情感，尤其是明朝头尾两个皇帝，近处的崇祯帝，远处的明太祖。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时，崇祯帝上吊自杀了，作为全国政权的明王朝灭亡了。接着有明朝皇族在南京称帝，在福州称帝，在西南边陲称帝，顾炎武都积极响应，在血与火的危局中来回奔走，他不能没有君父。后来，这些苟延残喘的君父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大清朝灭了，顾炎武没有办法，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去南京祭拜明孝陵，去北京祭拜思陵，他要找明太祖、崇祯帝说说话，就像受伤的儿子倒在父亲的怀里哀告哭泣。

顾炎武在世的时候，虽然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父亲，但在他身后，他却成了有清一代学子精神上的父亲。

顾炎武终其一生都是著名的“明朝遗民”，对清朝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物，但他的“常将汉书挂牛角”的治学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学术成就，让他慢慢成为了“清学之祖”。

乾隆时期，官修《四库提要总目》在考评顾炎武的著作《左传杜注补正》时说：

“炎武……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

在考评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时，称赞其考证的功夫：

“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

《四库提要总目》又将清人张尔岐的《蒿菴闲话》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比，盛赞《日知录》“原原本本，一事务穷其始末，一字务核其异同”，而《蒿菴闲话》“特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本无意于著书，谓之零玑碎璧则可，至于网罗四部，镕铸群言，则实非《日知录》之比”。

顾炎武慢慢被清朝官方塑造成“清学第一人”。满人在学术上终究不能有大成就，学术还是要靠汉人。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人从祀孔庙，第二年果然办成了。

时间真是一个魔法师，江南曾经倒在清军的锋刃之下，但江南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却慢慢成了杀人者与被杀者共同的精神上的父亲。

至于顾炎武为什么坚决反对阳明心学，值得作一个分辨。

顾炎武认为，心性之学是清谈，而清谈的危害无与伦比，五胡乱华是晋朝人崇尚清谈造成的，而当今的清谈之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晋朝人清谈是谈老庄，当今清谈则是谈孔孟。读书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来代替修己治人之实学，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讲心性之学的大师，离顾炎武时间上最近的是王阳明，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在王阳明身上。顾炎武的个人气质和现实困境，都让他没有心思来谈玄妙的心性之学，他希望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不要虚化，不要模糊焦点，因为血与火的现实太坚硬了。

我个人现在的一个感受，如果学儒学，不妨先学顾炎武，再学王阳明。

王阳明讲心性之学，本质上讲的是道德哲学，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更多诉之于个人的感受，阳明心学发展到“王学末流”是其必然的趋势。学阳明心学，可能会学得非常高妙，非常虚空，结果什么也没有学到，只学了个目空一切。

中国的学问总是与时势相联系的，对顾炎武所处的时势来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顾炎武实际上强调的是，不能仅仅讲求空疏的心性之学，还必须有专业方面的选择，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才能于事有补。对于现代人来说，人人有职业选择，心性之学反而不为人知，或者只是领导力的一部分，可毕竟做领导的人少，普通人还是绝大多数，所以还是从学顾炎武开始比较稳妥，有机缘、有地位了，再学王阳明也不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顾炎武70岁，他照常骑马出门远行，上马时不小心失足坠地，第二天就去世了。

顾炎武死在出征的路上，他是一个战士，他选择战死沙场，而不是回到故乡。

2021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