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为官学笼罩下沉闷单调的士大夫社会吹来阵阵清风。它不仅说明王阳明个人已突破了生命磨试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自己的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哲理奠基，而且也象征着与朱子学不尽相同的另一条成德之学已获得了历史与实践的双重肯定，是儒家重新调整内在发展理路所作出的一种新尝试，代表了孔孟程朱以来思想发展史的又一高峰，构成了思想史叙事结构最耀眼的事件。 
     
   关键词：王阳明  龙场悟道  生死智慧  思想突破
    
     
    
      西元1508年，乃是中国思想史叙事结构最值得纪念的历史性年代。这一年，王阳明得罪朝廷权贵，受到贬谪处罚后，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躲脱宦官刘瑾一路派人追杀的生死险境，到达了他的谪居地——贵州龙场驿（今修文）。但是龙场万山丛棘、四处虫蛇毒瘴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他从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中走出来。他感受到的依然是人生的无穷困厄。这种困厄由于死亡的光照所显现出来的生命局限性与不完全性，作为一种切身的实存感受，甚至较之以前愈加突出而难以摆脱。在自然的威逼和死亡的极限体验中，他不能不反复追问生命存在究竟有何意义，人生航船的终极归宿应当驶向何处，于是筑石棺自誓说：“吾今惟俟命而已，他复何计？”“他复何计”乃指排除一切世俗念虑的干扰，一心一意只作关涉终极存在的形而上学探问。“俟命”也并非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判决，《中庸》早就说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外在的天命也可是内在的性德，需要以内省的方式来聆听它的声音，等待它的召唤，跟从它的引领，实现它的意义。这就是儒家一贯强调的尽心知性即知天的本体论及相应的工夫系统。正如康德所说，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只有人才有意义的追求，价值的关怀，形上的探问。王阳明之“俟命”即意味着要彻底解开存在的形上谜底。他是以聆听天命的方法来尝试形而上学的探问。这是以不探问为探问之方法路径，以寻找存在的形而上学解答，也可说是以重返客观世界之内的主观世界之法门方式，来彻底把握既关涉到主观并必然涵摄客观生命和宇宙秘密的形上答案。诚如释家所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非分强求，死而无证。”（慧皎《高僧传》）“俟命”即排除了一切非分强求，在默契证会的时机境域中静俟生命的启示。
    
    
    性德透过心灵所显示出来的召唤及引领，即是天命的召唤及引领，必须借助于它才能找寻到生命的终极目的，作出孰去孰从的人生抉择。析而言之，即陷入龙场人生绝境和生命厄机之中的王阳明，他所面临的命运抉择是不仅要从世俗外部的得失荣辱中超越出来，而且更要从生命内部的生死实存的困扰焦虑中解脱出来。正如一个民族总是在历史转折的危机与苦难的时代严肃思考自身历史文化命运的发展方向一样，作为个体的人也总是会在生命面对绝境的重大关头重新追问或反省存在的意义或活与不活的理由。在日夜端居静一之中，他苦苦探寻人生意义的究竟真实，时时内观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与古代圣哲的“内在融通”体验中，领悟当下应有的行为原则：“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的这一源自生命内部的“呼跃”，乃是对人与宇宙真实沟通的强烈惊呼感叹，人与意义世界合一的不自觉的喜悦雀跃，代表了生命契入道境的震撼，灵魂获得自在的颤动，精神达致超越的振奋，心灵开启智慧的敞亮，犹如思想史上破空而来的一声惊雷，不仅个人长久蓄积的生命疑难问题涣然冰释而理顺，满天阴霾顷刻间就风卷电扫般消遁,当下化现为万里无云万里天之浩荡晴空，而且社会致思的范型取向困惑也迎刃得解而缘熟，意味着打破了程朱笼罩下的数百年沉闷官学空气，吹拂出思想文化新天地的阵阵春风。这就是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思想性事件——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说明王阳明已突破了生命磨试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自己的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内明性心性奠基。它不但是王阳明个人心路历程长期探寻的转折性关键象征事件，而且在贵州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上也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意义。
    
    
        从个人心路历程看，尽管王阳明从11岁起就有了成圣成贤的生命志向，但却长期驰骋于辞章诗文，出入于释、老二氏。虽然他也按照宋儒“尊德性”的工夫论要求，不断以向外“格物”的知识论方法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甚至花费了七日的潜修时间来穷格竹子的道理，但结果却加重了“圣人情结”引起的内在焦虑，使生命处于有限与无限极度对立的紧张之中，以致不能不慨叹“圣贤是做不得的”。因为以有限的生命去穷尽外部世界无限的事事物物，如此才能成圣成贤，成圣成贤岂不就是一句空话？然而成圣成贤如果真只是一句空话，则非仅人生意义难免不发生危机，即孔、孟所说亦必然有如厚诬来者之言。而龙场悟道的巨大历史性意义，则正在于置身生死威逼的边际体验中，反使其直接把成圣成贤的工夫，扭转为向内领悟终极意义，从而最终发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依据，了解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究竟真实，并自觉地返归到儒家正学的路途上来，主动地地以儒家精神价值为本位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使成圣成贤之学真正有了亲证亲历的内明性心性体验，获得了生死智慧的超越性经验奠基。故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的学问宗旨才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他的精神蕲向已从毁灭性的存在威胁中超越出来，并重新找到了生命发展的津度航向，获得了生命提升的最终归宿。恰如行潦万千曲折之后蓦然直趋浩瀚大海，泥途百度艰难以后扶摇疾上广袤云霄，无论境界或气象，都与海天同一寥阔而无尽，共大化同一终始而长存。从此以后，他便踏上了一条“尽性立命”——尽主观之人性，以立客观之天命的人生不归之路。
    
    
        从贵州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情况看，龙场悟道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象征性思想大事。因为自东汉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即不断传入黔地，并在大小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过较具规模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换句话说，龙场悟道即意味着心学思想体系的诞生，而心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则是通过龙岗书院与文明书院的讲学活动得以展开和推广的。“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岗始也，龙岗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学。
    
    
        黔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有陈文学、汤伯元、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人。他们承先启后，寻途探求，推波扬澜，终生不已，可说一方面发扬光大了王阳明传下的心学思想，使其朝着更加质朴笃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也扩大或加快了儒学在贵州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使本土学术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自黔中王门产生以后，贵州士习丕变，人才浸盛，文教之风范围全省远近各地区，名臣大儒甚至敢与中原名宿争雄长，流风余韵沾溉黔省数百年，降及晚近仍发出极大的声光电响，慎终追始，溯源考流，仍不能说与龙场悟道那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毫无关系，更不可说与思想上如此具有历史性震撼力量的事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龙场悟道当然更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象征性事件。王阳明远祧孟子，直承象山，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形式化、外在化的倾向，特别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工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其具体路径。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向诸生讲说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等理论主张，实际就是强调人的生命内部有着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人性内部也潜藏着无穷无尽的德用智慧与价值资源。真理不是与人的生命毫不相关的身外物。无论心灵或人性，都是精神价值的巨大宝藏。知识论不但应与人的活泼生命结合，甚至也应与宇宙论结合，不能离开人的生命行动与有体有用的宇宙大化来空谈知识或格物，使知识或格物变得与宇宙人生各种问题都互不干涉。人是万物之灵长，可以裁成天地，曲成万物，参赞宇宙间的一切造化活动，所以人所要作的努力，就是要本着与天地一体的自强不息精神，将生命本有的无穷德用显发出来，化为活泼泼的社会实践行为，真正作到体用浃然合一而无有丝毫割裂。王阳明可说是继朱熹之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发展高峰。他的各种人生努力与致思方向，都代表了儒家重新调整内在发展理路的一种尝试，是儒家力求改变衰敝颓废社会风气的再奋斗或再努力。他的影响后来遍及大江南北，远被日本、朝鲜及其他世界各国。阳明学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学问，已超越了国界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但考察其传播源流，追溯其思想历程，则仍以贵州为伊始，依龙场为转移，诚如王学益《改建阳明祠记》所说：“阳明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州）始也。”正是由于龙场悟道的象征性意义极为巨大，所以修文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推尊为“王学圣地”。
    
    
    王阳明之所以能在龙场形成并传播他的心学思想，还与贵州人民对他的养育和帮助密不可分。他在贬谪期间自然饱尝各种人生摧残与折磨，但也深刻感受到边地民众质朴人性的可贵和可爱，透过黑暗专制的缝隙，他呼吸到了民间小传统自由清新的空气。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王阳明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在生活上给予他各种照顾，使他通过与少数民族“礼益隆、情益至”的密切交往，看到了人世间还存在着心灵与心灵沟通的意义世界与情感世界，从而鼓舞了他的存在抉择勇气，加强了他对人性尊严的信心，激发了他悟道传道的生命热情。他相信人人都有生命成长的要求，天下没有不可化之人。人有已实现之善，有未实现之善，教育的目的则为巩固已实现之善，实现未实现之善。他在贵州质朴的文化风气下讲说本心之至善，并积极开展各种淑世教化活动，很快就引起了读书士子的强烈共鸣，并获得了教化生命的真实效果。这自然对他一度受到伤害的心灵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认为不仅王阳明影响了贵州人民，而且贵州人民也影响了王阳明。心学之风行天下，贵州文化实有功焉！
    
    
    还有必要说明的是，黔中王学一方面透过自己的文化视域解读王阳明，从而将心学系统大心仁人的绝对主体性精神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分发挥了地方质美民风与阳明心学相互结合的优势，使自己的学风始终沿着踏实笃朴的方向发展，尽管黔中王学自身也有着消长盈虚、荣枯升降的变化过程，但却始终未出现其他王学末流常见的空疏放纵、狂放玄虚的弊病。这自然与地方文化质朴纯厚的风气大有关系。王杏在王阳明逝世且被打为“伪学”之后巡抚贵州，漫步贵阳街头巷尾，竟不时听到蔼蔼越音，询问缘故，始知是“龙场王夫子之遗化”。这正是世俗生活充满了精神性根据的象征。蔼蔼越音已将历史化成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广袤情感天地，可见贵州人民不仅在理论或观念层次上继承和发扬了王阳明的思想学说，而且更在生活世界的实际行为中永远铭记和怀念着这位历史上的文化巨人。
    
     
    
    西元二〇〇八年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后之五百年十月识於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