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的悲剧

作者：马克·马尔瓦西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在病入膏肓之际，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常常拒绝医生的照顾，他说，“疾病是基督徒的天然状态。”他相信人类生下来就是要吃苦的。苦难是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

我叔叔靠写书为生。也就是说，他把赚钱的赌注押在体育赛事、总统选举或者其他任何可能让他觉得来钱快的事情之上。作为年轻人，我猜想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与布莱斯·帕斯卡的思想有一种契合性。当然，帕斯卡押上的赌注要比我叔叔想象的东西高多了。与此同时，我叔叔知道帕斯卡从来也不知道或者从来不承认的一些东西：即你根本没有办法赢过庄家。

帕斯卡的头脑可能是17世纪最优秀的之一，他是个神童，或许是个天才，在15岁时就发表过一篇有关圆锥曲线的了不起的文章。他发明了第一台计算器，被称为“帕斯卡林（La Pascaline）的数字轮计算器”。他的“自然畏惧真空”的实验促成了气压计的发明。帕斯卡也是一流的数学家，他对赌桌的痴迷和成功让他能为概率论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了验证他的假说，他还设计了轮盘赌。

1654年11月23日，31岁的帕斯卡经历了一场情感转变，这让他放弃世俗的职业，成为基督教的辩护者。当今人们记住他的是宗教思想家，这是真实的，但说他是神秘主义者，这就不是事实了。就像19世纪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那样，帕斯卡带着“恐惧与颤栗”接近上帝的。神秘主义者寻求和期待与上帝合体，但是，帕斯卡甚至害怕找到他。他皈依宗教并没有为他带来清晰的视野。上帝仍然很遥远，让人不可捉摸。上帝的意志神秘莫测，上帝的宇宙设计仍然充满神秘感。帕斯卡问到，“其实，自然中的人是什么？”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到

与无限相比就是虚无；与虚无相比就是一切，是虚无和一切之间的中间状态。因为他无限地偏离了理解极端，事物的终结和开端都不可救药地隐藏在他身后，成为无法穿透的秘密，他同样没有能力看见虚无---构成他的元素，还有将其吞噬的无限。 [1]

但是，人类在独自一人，没有上帝陪伴的时候，在庞大和荒凉的宇宙中感到迷茫、害怕、和痛苦不堪。

帕斯卡认为，上帝从最好处说是遥远的，从最坏处说是一种幻觉，为了缓和他的焦虑，他设想出最著名的打赌。他敦促怀疑论者、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应该假定他们相信上帝存在，并以那样的方式生活。批评者们谴责了帕斯卡的观点，认为那是对上帝的嘲讽和蔑视，故而敦促人们确认上帝是真实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帕斯卡在明明怀疑两者都是虚假的情况下，却将赌注押在上帝和永生存在上，他这样做即便不是玩世不恭的，至少是不真诚的。批评者虽然精心选择了瞄准的目标，却没有打中目标。就像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那样，帕斯卡拒绝预先确定论，相信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赢得上帝的救赎和恩典，鉴于帕斯卡对耶稣会的攻击，这样的攻击颇具反讽的味道。即使在没有真正信仰的情况下，良好的习惯和真正的虔诚也是获得救赎不可缺少的东西。帕斯卡宣称，“习惯是我们的天性，习惯于信仰的人相信上帝，不再害怕地狱，不再相信任何别的东西。”[2] 正如奥古斯丁（Augustine）教导我们的那样，信仰的惯常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变成真正的信仰。

困难不是来自帕斯卡的意图而是来自他的前提。帕斯卡论证说，一个人在处于极其绝望时肯定猜想上帝存在。如果他胜利了，他就赢大发了，而且获得永生。如果输了，他也没有任何损失，因为他的处境并不比从前更坏。因此，谨慎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掷色子或掀开第二张牌。他在用庄家的钱赌博。但是，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那些否认上帝的人常常赢得光荣、财富和权力，按照圣经的说法，他们赢得了全世界。“魔鬼带领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3] (Matthew, 4:8-9)（经文借自《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马太福音第4章第8-9节，第5页。---译注） 同样错误的是，如果冒失地提出上帝是真实的，人们并不会丧失一切。信仰上帝的人或许因为要为其信仰辩护而牺牲掉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性命，甚至他爱的一切。想一想约伯（Job）的命运。

帕斯卡的悲剧源自他拥抱了詹森主义（Jansenism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译注），为17世纪法国和西欧天主教世界引入加尔文主义教义和态度。[4] 詹森主义者复兴了摩尼主义善恶二元论，将人类分为善恶两类人。在詹森主义者看来，每个灵魂都是战场，其命运是由相互冲突的冲动哪个占上风决定的。因此，詹森主义者坚信美德必须被强加在反叛者或者邪恶者身上。只有严谨的、庄严的权威能指导个体走向公正和纯洁。詹森主义者也规定他们控制的教会以及施加影响力的法国地方政府必须遵守的纪律。肉体必须服从精神的要求。无需历史想象力的巨大飞跃就能看到詹森主义者对秩序、管理、克制、官僚体系和监督的崇拜，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提出来满足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詹森主义者坚定相信管理“人的伟大和痛苦”（grandeur et misère de l’homme），而这正是帕斯卡著作的最主要主题，虽然带有强制性。

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确认的詹森主义赋予帕斯卡“指向仇恨和过分简单化的强大潜力”[5] 强调詹森运动的精神和神学大本营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修士的热情和确定性，希尔毫无疑问将针对帕斯卡的指控过分夸大了。他不仅忽略了帕斯卡思想中的复杂性，而且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帕斯卡既是禁欲的又是世俗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本能性的。当他将心智分为心灵感受性、直观性、激情、品味、个别性、偶然性、机遇性、转瞬即逝性以及“几何精神（l’esprit géométrique指与几何学的逻辑推论方式相对立的心灵的直觉或敏感）和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他是在绘制单个灵魂---他自己的灵魂---可能采取的路线图。帕斯卡可能感受到皈依者的热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获得这样一种信念，即他坚信自己拥有绝对真理或者用以获得绝对真理的确定无疑的方法。对于帕斯卡来说，单单上帝就能够提供用以对付怀疑和不安全感等双重不适的解毒剂。

为了缓解他自己的顾虑，帕斯卡开始着手构建一个为基督教辩护的体系。《沉思录》包含了很多零星材料，他本来有可能写出的更伟大著作。[6] 如果这些残片和警句格言能够说明他准备写的著作的特征，那么，《沉思录》与其说是在为基督教辩护，倒不如说是思想家的精神自传，他是在试图解释他的思想智慧是如何让宗教信仰成为可能的。

在《沉思录》中，帕斯卡暗示怀疑主义能够超越理性和理性唤醒的怀疑，导致的结果不是确定性而是确认。他希望，通过承认理性的局限性，善于思考者能接受生命的奥秘，同时不屈服于它的荒谬性。他写到“理性的最后记录是承认存在超越事物本身的无限性。如果眼光没有这么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胆怯。但是，如果自然之物就能够超越自身，超自然之物又意味着什么呢？”[7] 但是，或许在事后回顾的时刻，帕斯卡表现出弗里德里希·希尔（Friedrich Heer）在其思想和性格中辨认出的某种东西。就像不喜欢充满强烈激情和机敏的自然一样，帕斯卡同样瞧不起他生活其中的社会---这种蔑视强化了他对人类同胞的厌恶，有时候甚至是对生活本身的厌恶。他认为，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懒惰的，在情感上不冷不热，缺乏激情。人们漫无目的、缺乏好奇心、愚蠢无比，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深入思考，没有探索必需的怀疑，也没有充满活力的信仰。多数人更喜欢的不是探索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神学上的话题，任何能够让他们摆脱消极被动、懒散倦怠和冷漠的话题。正如希尔暗示的那样，帕斯卡对人性感到幻灭的分析从他的詹森主义观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人类是无助的和堕落的。他不可能回避揭露困扰大部分人生活并使其扭曲的怨恨、不真诚、自负、不诚实、自我欺骗、胆小懦弱、和卑鄙。所有这些都让他瞧不起人。

对帕斯卡来说，就像对克尔恺郭尔和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等其他人来说一样，存在的代价是无限的恐惧。他宣称，“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令我恐惧不已”。[8] 在他盯着深渊观看的时候，在帕斯卡本来安静的无限宇宙空间中有时候产生可怕的虚无主义回响。艾略特（T. S. Eliot）写到，帕斯卡的绝望是“彻底客观的”，对应于“完全的事实”，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心理疾病而不屑一顾。”[9] 帕斯卡最后得出结论说，笛卡尔曾经尝试构建的本体论论证，即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据在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来说毫无用处，没有任何说服力。有关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基本问题不可能依靠理性和逻辑来解决。事实上，在帕斯卡看来，它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在其矛盾和悖论中，人们才能感到它们的存在。这样彻底的困惑和绝望体验本身让信仰成为可能和必要，但并不能提供任何保证。

伏尔泰判定帕斯卡是个灵魂焦虑不安和心智存在疾病的人。帕斯卡在伏尔泰做出这样的评价之前很久就同意并承认了这一点。在他病入膏肓之际，帕斯卡常常拒绝医生的关照，他说，“疾病是基督徒的自然状态。”[10] 他相信人类生下来就是要受苦的。苦难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条件。他的生活就是苦难教义。

但是，人们受苦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的苦难能够达成什么？它在称颂精神吗？他们在为真理受苦吗？或者可能更大的是，他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肉体是罪恶，需要受到惩罚？帕斯卡在为终极赌注打赌。每当他投掷骰子时，他都看到蛇眼(掷出的两枚骰子均为一点)，不是一次，不是最后一次，而是每次都如此。他的悲剧或者说我们所有人的悲剧就是，他发现他与造物主、人类同胞及生命本身的遭遇均是毫无目的可言的。哲学、科学、和理性并不能提供让人获得真理的保证，并不能带来可对抗痛苦和绝望的任何安慰。有人甚至使用详尽展开的理性论证来挑战上帝的意志，并宽恕罪恶，正如帕斯卡在《外省人信札》中谴责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做的那样。

爱情同样是徒劳的、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促成欺骗和对真理的蔑视。人类有这么多毛病和缺陷，因而他们过得很悲惨和可鄙。热爱自己和渴望他人热爱自己，他们掩盖了自己的越轨罪过和变态。因为没有人是毫无过错的，没有人配得上别人的爱，如果实行严格的公平正义，谁都不值得获得救赎。帕斯卡抱怨说，人啊；

不能防止他爱的这个对象充满错误和缺陷。他渴望伟大，却看到自己十分渺小。他渴望幸福，却看到自己十分痛苦。他渴望完美，却看到自己有形形色色的毛病。他渴望成为人们热爱和尊重的对象，却看到自己的毛病和缺陷只配得到仇恨和蔑视。他发现自己陷入的这种尴尬在他身上产生能想象出的最不公正和最邪恶的激情；因为他设想了与真理不共戴天的仇敌，而真理在指责他，在证明他犯下了种种错误。他愿意毁灭它，但是不能毁灭它的本质，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及在他人的帮助下尽可能摧毁它，也就是说，他在千方百计隐藏自己的错误不让他人看见，也不让自己看见，他无法容忍其他人向他指出这些错误，或者让他们看到这些错误。[11]

所有“伪装、虚假和伪善，”人们愚昧无知、厚颜无耻、想入非非。他们更喜欢谎言而不是真相，当别人指出他们的毛病和缺陷时，他们不应该生气。帕斯卡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应该会鄙视我们，这当然是正确的。”[12]

帕斯卡在其他地方宣称人的尊严。他是一颗芦苇，但是一颗会思考的芦苇，比能够摧毁它的可怕宇宙更高贵。[13]（请参阅：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不需要整个宇宙武装起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剥夺他的生命。即使宇宙要毁灭他，他也比致他于死地的宇宙要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他知道宇宙相于对他的优势，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何兆武译）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帕斯卡表现出的对人类的厌恶和詹森主义者认可的支配与暴政将尘世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在20世纪初期，罗马天主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亲身经历了人间悲剧。因为受到战争经历的打击，他和法国红十字会成员一起工作辨认死者和登记失踪人员，马塞尔在寻找一种替代悲痛和凄凉的选择。

他认为在现代世界，个人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各种功能的综合体”。按照这种功能性定义，人类的价值完全依据其所做的工作和生产的利益来评价。死亡具有了“客观性和功能性，不再有用的东西必须被抛弃，成为呆账而被一笔勾销。”[14] 这样的生命观剥夺了人的精神性及其信仰，剥夺了他们能感受到的所有快乐。因为胸中充满了怨恨、恶意和忘恩负义，他们承受了“难以忍受的紧张焦虑”，堕入虚空之中不能自拔。

爱就是答案。如果人们能够克服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如果能够相互热爱对方，马塞尔相信，他们能实现作为人的愿望。与他人交往，对他人忠诚能够让人瞥见超验性，用马塞尔的观点看，这是上帝存在的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信仰能够安慰和激励被踩在脚下的可怜人，遭受折磨和压迫的人以及伤心欲绝的人。它能培养和改善各种人际关系。如果人们拒绝将他人仅仅当成具有某种功能的物品来看待，如果他们最终认识到所有人无论他们有多大的缺陷、错误和罪过，有多么的不完美，他们对上帝来说都是重要的，那么，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更有可能是重要的。

注释：

[1] Blaise Pascal, Pensées Trans. by W. F. Trotter (New York: E.P. Dutton, 1958), 72: 17-18. 第一个数字对应条目，第二个数字给出了页码。

[2] Ibid., 89:28.

[3] The New Oxford Annotated Bible, Ed. by Herbert G. May and Bruce M. Metz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74.

[4] 基于荷兰天主教神学家鲁汶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神学教授和伊普尔（Ypres）的主教科尼利厄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 (1585-1638)的教导，詹森主义像加尔文主义一样强调罪人没有能力赢得上帝的恩典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功德获得救赎。詹森的观点源自原罪、难以抗拒的恩典和人类从他对奥古斯丁思想阐释的堕落。虽然帕斯卡从来没有认可詹森主义中隐含着的预定论教义，但他仍然受到詹森观点的吸引，坚持认为救赎需要被救赎者与上帝的亲密个人关系。第十一届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1713年在教宗“独子”（Unigenitus）通谕中宣称詹森主义是异端邪说。

[5] Friedrich Hee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I: The Counter-Reformation to 1945  Trans. by Jonathan Steinberg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30-31

[6] 最初的标题是“为基督教辩护”（Apologi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7] Pensées, 267:77

[8] Ibid., 206:61.

[9] T. S. Eliot, “Introduction,” Ibid., vx-xvi.

[10] Quoted in Jane Muir, Of Men and Number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96), 104.

[11] Pensées, 100:30-31.

[12] Ibid., 100:33,31.

[13] Ibid., 347:97.

[14] Gabriel Marcel, “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 in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trans. by Manya Harari (Secaucus, NJ: Citadel Press, 1980), 10.

https://theimaginativeconservative.org/2022/08/tragedy-blaise-pascal-mark-malvasi.html

作者简介：

马克·马尔瓦西（Mark Malvasi），《充满想象力的保守派》高级撰稿人，最古老的卫理公会创建的兰道尔夫-麦肯学院（Randolph-Macon College）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讲“奴隶制的观念和问题”。著有《不思悔改的南方：约翰·克罗·兰色姆、爱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的重农派思想》、《大约1500-1888西半球的奴隶制》、《黑土地：诗歌和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