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众写作的风险

作者：伊丽莎白·克瑞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伟大的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的随笔“论孤独的生活”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他在文中鼓吹过这样一种生活，“就好像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你希望谁也不认识他。”他认为，成为“重大事件的沉默不语的旁观者”比成为“人们关注和好奇的焦点”可能更好。

哈兹里特的随笔是在呼吁一种沉思默想的生活---呼吁对世界之美和复杂性更加深入的欣赏。它召唤我们忘记自我。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哈兹里特是在一篇面向数百万人最终都可能阅读的公开文章中写这些话的。笔者的这篇文章面临一模一样的嘲讽。读者可能好奇，既然我们真正关心为大众写作的风险，为何要将你的关心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事实上，这个问题比哈兹里特设想的更复杂一些。毕竟，他本人并没有选择按沉思默想的方式作一个默默无闻的写日记者。相反，他在追求两个根本却又相互矛盾的利益：首先，拒绝功名利禄，出人头地，而是去追求深刻的认识、发人深省的见解和体贴宜人的敏感性；其次，是再正常不过的人性欲望---与他人交流。

虽然哈兹里特推荐的生活有一定吸引力，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希望做出或者说出让人们觉得有可能接受或者受益之事---反过来，我们也希望从他们说的话中受益。其实，几乎所有人类活动的意义都依赖于身处人类共同体的环境之中。因此，很难回避得出哈兹里特的结论，深度关心自己的作品被人接受的情况---所有作家其实都是如此，无论他们是否选择承认这一点。

虽然如此，对承认受到骄傲和自我夸耀诱惑的任何人来说，写作行为带来一种困境。我们渴望吸引人们的关注，同时也竭力回避这种关注。我们渴望和读者互动，但是，我们看到读者的赞许认可，虚荣心得到满足，若遭遇批评则倍感痛苦。虽然更聪明的人告诉我们不要去阅读评论，但是，在当今技术状况下，读者的反应是很难回避得了。就算我们可能对批评视而不见，但批评家的话仍然让我们很受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公开展现自我---或者至少公开展现我们的思想和话语呢？为大众写作的诱惑力究竟何在？甚至让人放弃学术写作呢？

为大众写作是一种表演

为大众写作的吸引力很容易看到。从近期看，为大众写作让人感到满足，因为数百万人能够接触到面向公众消费的作品。由于现代技术的帮助，观点能传播得非常快捷和广泛，而且几乎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反馈意见。作者采取一种立场，推销某种东西，或者嘲弄别的东西。他能加入某个运动或吸引人们关注某个事业。在此意义上，写作甚至成为政治上的积极行动主义。

在过去25年左右---正好和因特网的诞生平行---大学教授们越来越多地扮演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有时候在印刷媒体上，但更多出现在网络上，他们的思想很快被消费，随后被抛弃。在最好的情况下，发表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迅速走红，意味着数百万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转发阅读和分享。真正例外的是，一篇走红的文章可能因此变成一本畅销书。

如今，我在研究生院指导的几乎所有学生都发现为大众写作要比传统的学术写作更有吸引力。在某种意义上，这很难说是令人吃惊。学术写作更少受到广泛关注，与为大众写作相比也更难写一些。它要求深入的研究、需要注明出处、需要查找很难获得或很难理解的资源。而因特网上的为大众写作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就可写出一篇令人满意的文章。而且，学术论文需要作者花费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看到成果发表出来。虽然终身教授的要求改变起来可能很慢，但是，现在的大学也越来越多地奖励那些受到广泛欢迎的通俗读物了---比如某种癌症治疗方法或者在自己家乡举办的反种族主义训练班，这些远比深奥难懂的或许具有独创性的和有意义的著作比如中世纪哲学或者量子物理更受欢迎。

但是，为大众写作的主要风险是它往往将作者置于作品的中心。一种让人围观的欲望，一种让人觉得自己聪明、智慧、学问渊博的欲望开始支配写作本身，虽然最初可能根本察觉不到。为大众写作或许而且常常将写作演变成为一种把自己当做商品来推销的平台。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文章就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毕竟，大部分读者更容易受到挑衅的刺激，他们会觉得平淡的话语有些乏味。温和立场不如极端立场吸引人，明智的判断不如夸张的言论吸引人。作家往往受到鼓励去迎合当下人们的要求。“给我们激进的、引发争议的和道德命令的红肉，说出我们想听的话，我们就回报给你更多的关注。”实际上，参与为大众写作的学者为写这类短小的、只有少量研究的、常常被人遗忘的豆腐块文章所花费的时间往往比焦点集中在为学界读者撰写学术论文的学者更多。

在当今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前辈有关名声和宣传的不舒服看起来似乎有些老套过时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过着一种惹人注目的公共生活---而且过得心甘情愿。人们乐此不疲地在脸书和推特上展示他们收到了荣誉或奖励时感到多么“荣幸”和“谦卑”。出版社则鼓励潜在的作者在社交媒体上培养庞大的粉丝群。人人都被鼓励创建和“塑造”网络人设（online persona）。这通常意味着产生超过必要限度的更多内容，仅仅为了维持作者在公共眼中的形象。

与此同时，现代技术召唤我们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就立刻跟上。它引诱我们认定自己必须时时刻刻关注推特、博客、新闻网站和播客(一种类似于广播节目的音频文件，可下载到计算机或MP3播放器收听（podcasts）等上面最新的热门话题。它诱惑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比实际知道的东西更多。

但是，有多少人能一直跟上每个小时都在网上发文的幻觉呢？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甚至每周都发表真正的真知灼见呢？最有价值的文章所需要的浸泡时间、沉思默想、评估和再评估、等待和修改将会变成什么呢？

虽然作为剧院、歌剧或芭蕾舞团的)经理或者挑动政治争端者来行动---带着自信、博学多识和虚张声势的夸张言论大摇大摆探讨当下的热门话题可能非常好玩儿，但是，最有意义的写作往往发生在作者并不呼呼人们关注他们之时，而是关注日常生活喧嚣的表面背后藏着的真相。这些深刻见解最好是用休闲时刻精心打磨出的语言传达出来，过分泛滥的骄傲和自我关注统统被消除，文章本身的精彩得以显现。

今天的智慧环境让真正的学术研究所需的缓慢而谦逊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不是悠闲的反思，我们常常受到诱惑去针对评论快速做出回应，或者反驳别人的指控，大声斥责或挖苦嘲讽，或者对朋友表达同情和怜悯。我们希望在自己试图出名的时候人们都来围观，我们梦想被呼唤对眼前的任何事发表意见，指点江山。虽然我们拒绝了，但我们仍然浏览他人的文章以便了解他们是否提及我们。当别人撰写了“我们的”话题，或者说了我们本来可能宣称是我们自己言论时，我们会产生一种嫉妒心理。在一定意义上，哈兹里特的哀叹以及伊壁鸠鲁（Epicurus）的著名告诫“默默无闻地活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胡思乱想。

当今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总是有言简意赅的话说吗？我们必须不停地主动贡献出我们的想法，就像过分热心的学前班小朋友一样，把小手举得越来越高，拼命地挥动以便吸引老师的关注吗？作家如何承认和回避愈来愈夸张、竞争、和极端主义的趋势？

看不见的作家

人类寻求承认的欲望是难以回避的。正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娜（George Santayana）曾经观察到的那样，“最高形式的虚荣是求名。”这是一种“很容易嘲笑揶揄”但“根本没有办法消除的”激情。

但是，或许人们能够通过努力培养出一种没有利益纠葛的超脱之心来摆脱困境，不再竭力寻求让人骄傲的关注。我们都阅读过一些作家，其著作似乎完全与作者无关。书中并没有明显交代作者的个性特征、性、或立场，里面任何东西都是优雅的论证。有时候，人们在学术论著中看到这样的东西，作者成功地回答从一开始就辨认出来的问题。没有“自我”干扰论证过程，作者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作家温柔地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来到论证合理严谨的结论处，这恰恰是我们自己也希望得出的结论。难怪写作课老师自古以来都一直回避使用人称代词“我”。

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更喜欢这个途径，他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追求的目标应该“与我们著作中的不可见性相称，事实上甚至是要求这样的。”他观察到，在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人种树苗，另一个人浇水，第三个人收获。”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注意到那个收获者。他写到，“那是我们的认识问题，那些真正遵循基督教志向威力的人会忽略这个标准，充满热情地关注需要做的事，拒绝承认那些标准，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天堂的奖励。”

从表面上看，这听起来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在我们直接拥抱这个理想之前，考虑一下彻底的默默无闻对于作家及其作品来说会造成什么状况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作用。

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写的任何东西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一切都纯粹依据其自身美德来评价---它的清晰性和说服力。在这样的世界，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作品是自我的延伸，或者我们简历上添加的另一篇著作条目，或与人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优势的另一项科研成果。相反，我们仅仅想表达一种观点、一个形象、一个论证与他人分享，毫无自私的想法，生产的作品就好像母亲生了小孩让他人养育。这当然会筛选掉潜在的作家。它可能满足安德森回避世俗野心的呼吁还有哈兹里特呼吁的孤独生活。

但是，匿名或者不可见性过于极端，将有效写作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扔掉了。毕竟，在所有优秀的写作中通常存在某种个性元素，这是我们逐渐认识和喜爱的东西。我们阅读某些作家是因为我们总在其中发现有趣的、新鲜的、好玩的、或者不同寻常的东西。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想从一篇文章中获得的恰恰是印刷品隐藏不住的作者独特的个性。“我知道他可能会说什么”，我们不知不觉地在想“那肯定就是那个波士顿口音或者南方口音，或者他可能像这样转过头来，以他一贯的方式使用手势来表达他的想法。”我们逐渐欣赏一个人的风格，这个风格或许不仅体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真实生活中。

除非是私人日记，写作本来就是要让作者之外的其他人阅读的。书信和电邮可能有指定的收信人，公司备忘录向雇员传达信息，广告旨在让消费者渴望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记者总是清清楚楚地为公众写作，学者则是为受到一定限制的学术圈里的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写作都有深刻的社会性，这是难以避免的。写作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很重要。

写作同时是个澄清自己的思想以及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作家可能问“我的论证或说明正确吗？人们会不同意或批评我吗？”我能更好地向读者阐明他们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我的思想是老掉牙的东西？是在炒剩饭？我能给读者提供某种同情心，一种曾经失去的友谊？或者仁慈的爱心来分担共同的悲痛，甚至是艰难时刻的安慰？

同时，作者也想获得读者的关注。发表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请求，是在召唤他人来关注它。出版物就意味着一种希望，希望写出来的东西得到适当关注。作家实际上是在隐蔽地告诉世人“我有一些话想说，我想让你听听”。文章发表出来以后最糟糕的后果是没有人关注，就好像根本没有写出过东西，就像还没有出生的胎儿进入另一个陌生的世界。

学术的美德

所有这些将让学术写作置于何地？如果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交流形式，学术研究旨在面对非常狭隘的受众，甚至可能就没有几个人阅读，它为何还能作为一种体裁持续下来呢？所有学术写作都必须面向公众吗？要将调查和发现转换成为受过教育的大众多数都能明白的话语？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学术写作变成装腔作势的、充斥着专业术语的乏味无聊之物，或者这些因素的结合体。就像为大众写作一样，它也可以成为个人推销的工具，用以展示自己的聪明或博学。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学术著作激发人们理解的热情，提出超越日常琐事的深刻见解。因此，它与为大众写作的要求格格不入。

学者和必然更小的读者圈子获得了某种解放，他们无需顾忌这样的要求，即所写的一切都必须以远远不能达到最佳效果的最小公分母“相关”。与现实、或政治事务保持距离或许是表达独创性见解的必要条件，读者和作者都需要与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心理超脱和距离才能欣赏理论的复杂性，引用和评估证据，或赞同或驳斥某个观点或一组观点。当然，学术写作者应该寻求清晰表达观点，但其作品无需像博客贴子那样及时和轻松愉快。

认定读者拥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作为既定事实也有独特的价值。针对学界读者的学术写作不是从最初开始，它能假设读者已经拥有某些基础知识，可快步加入探索历程，比从前更快更深地直入主题。

针对学界读者的学术写作可以自由地探索在不熟悉者看来显得怪异的观点。其实，学者应该拥抱其话题的深奥难解，根本用不着为其大量论文几乎没有什么人阅读而道歉，很多期刊没完没了地直接送到大学图书馆中。古典学者贾斯汀·斯托弗（Justin Stover）已经提出过这个论证。

从这个视角看，当今朝向为大众写作的趋势并不是打着“相关性”旗号所取得的值得敬佩的进步，而是对整个学术研究事业的误解。斯托弗认为，学术著作的写作有很多理由，但“它们的写作不是为了让人阅读的，至少不是正常意义上理解的那种阅读。”

以类似的方式，晦涩难解的作品的大量生产或许恰恰构成大学学术活动的核心。过去很多世纪里产生了论述亚里士多德和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 1100-1160年），是一位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和主教。他的神学专著《四部语录》成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神学的标准教科书---译注）的数不清的评论文章。斯托弗认为，这只是“学术著作过量生产”的最早案例。当今学术过量生产似乎比从前严重得多。因为现在有很多“专业”学者，他们都必须写论文才能在职业生涯上取得进步。

从玩世不恭的立场看，学术成果的增加产生了太多研究不足和文笔很差的论文。甚至很多学者都承认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或许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个处境。

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调查一个更大领域的特别的、受到限制的方面---就是在做出贡献，类似于完成微小但十分重要的任务以便提供和维持更大单位和机构的运行。没有哪个个体能单独完成所有工作，但是，人们仍然要打扫脚板，重新给椅子装上垫子。对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或许只是有关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如果和采用笼统的、不加思考的方式谈论尼采的陈词滥调比起来，究竟有多大价值？更不要说有关“德国哲学”或者更笼统的“西方思想”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颗粒状的小东西的确可能更有价值一些。

学术写作中值得关注的其他方面是其好处或许不仅在于生产的著作而在于生产著作的个人体验。数以千计的亚里士多德评论意味着数以千计的人在思考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们以休闲的速度阅读他，长时间深入反思，并能对其说些什么。没有人能从这个经历中走过而不受任何影响。留在那些仔细研究和思考者心中的残余就其本身来说肯定就是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不仅在于产生的话语本身，而在于它塑造的品质---耐心、尊重、善于思考等等。好无疑问，阅读学术著作的快乐是一种“更困难的快乐”。正如英国作家和批评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作家。他是上世纪末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译注）在“论文体”中所写，面对学术读者的学者有必要“留下某些东西给读者自愿的智力。”他引用蒙田的话“首先向过路者传教，成为向我遇见的第一个无知者的老师是我厌恶之事”---接着，观察到学者“应该羞于为读者的智慧提供帮助，这样的帮助未必得到读者的称赞。”他得出结论说，“对于真正认真的人来说，去应对需要付出持久努力的挑战，得到追求者给予的回报，更加亲密地抓住作者的含义才是令人快乐的刺激”（添加了强调）。换句话说，学术写作就像为大众写作一样，也是社会性的和对话性的；只不过它要求读者做出更大的努力，具备更多的技能。

在某种意义上，学术研究甚至比为大众写作更有对话性质。在学术研究中，作者不仅仅是写给读者，他还在考虑其他人的观点，他引用的人要么支持他的观点或者驳斥他认定错误的东西。真正的学者没有一个是完全自学成才的，没有一个可独立于他所在的传统。要在有关某个著作或人或者观点或者现象的长期对话中说出一些相关的话---这就是适当理解的学术研究的本质。

谦逊地写作

看起来或许完全现代，成名成家的驱动力---说出一些独创见解，及时表达经过深思熟虑的深刻想法---并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困境。在1852年，英国神学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谴责了要求公共作家的“可视性”（viewiness）。他抱怨那些记者，说他们的智慧“就像每天都穿着正装在公众面前夸耀卖弄，衣服总是新的，花样百出，快速旋转，就像蚕茧一样身不由己。”当今，为公众写作的人读到这些话，没有哪个不禁感到难辞其咎的。纽曼的谴责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大人物的客人必须在夜宴上炮制出他自己的好故事或者演唱自己的歌曲，”他继续说，“记者有严格的义务不得不在早餐桌上即席发言，阐明自己的清晰观点，讲述要点和核心真理。”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36年提出了类似的要点：他观察到，“最近一些年一直有人抱怨不仅在商界而且在思想界，江湖骗子越来越多，尤其是吹嘘和夸奖。”人们可能纳闷，对我们当今的人，纽曼和密尔会说些什么。比起19世纪中期的作家们，我们是否更糟糕得多了呢？

同样，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为大众写作。虽然这或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新鲜玩意儿。早在1836年，密尔就哀叹“在几乎人人都能拼写单词，能够和愿意写作时，该怎么办呢？除非你阅读过一切，否则很难知道应该阅读什么了。”这个世界“贪婪地吞下思想食品，为的是狼吞虎咽地吞下更多。囫囵吞枣”。最终，公众“处于懒散之人的困境中，他不能让自己认真思考自身的事务，因此，赢得影响力的人不是说话最广泛的那个而是说话最频繁的那个人。”他宣称，“这些是激烈竞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整个社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其中任何人若非投身于言过其实的夸张中，他的声音就淹没在喧闹的嗡嗡声中。”“在这么拥挤嘈杂之地，成功并不取决于这个人是什么而是取决于他看起来似乎是什么。”

对于当时和现在的作家来说，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强制性地管理自己的形象和宣扬自己的品牌，这样我们产生的一切才拥有最伟大的影响力，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实际上，几乎所有这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的话语或行动未来可能有什么影响。一首偏离正题的诗歌或文章可能改变某个人的生活轨迹，或者，更常见的是，写出的文章被忽略或被遗忘。

大学教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将从区分为大众写作和学术写作中受益，看到各自的风险和回报，各自都有自己互不相连的受众，各自都有不同的目标。我们能更清晰地开始两种类型的写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更加谨慎地对待我们能期待的结果。我们可能更加警惕骄傲和自我夸大的诱惑，因为这些念头必然会悄悄溜进来，在我们耳边悄声低语，我们是重要人物，更有诱惑力的是，我们有巨大影响力。

自我克制和谦逊的美德拥有了自身的吸引力。这些美能出现在我们的性格上也能出现在我们的文字中。密尔建议我们“清晰地说出一切，同时没有附加装饰。只使用能传达你意思的话语，而不要因为虚荣而吸引人们去关注你自己。”

今天的作家如果记得已经发表的那部分生活常常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他们或许能做得更好。聚光灯之外发生的事往往更有意义，那里没有听众，没有读者参与，也没有必要报道。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克瑞（Elizabeth Corey），贝勒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译自：The Perils of Public Writing by Elizabeth Corey

https://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perils-of-public-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