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应勇 著《礼记郑王比义发微》出版暨序言、跋

书名：《礼记郑王比义发微》

作者：虞万里

出版单位：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继《尚书郑王比义发微》、《毛诗郑王比义发微》后，讨论「郑王之争」学术公案的系列续作，其中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竭泽而渔式的搜罗清人辑佚与传世文献内王肃《礼记》注文与相关注礼文字，分别整理、抽绎出能与《礼记》郑注对应的条目进行比勘，共钩稽出郑、王注对应比勘条目一二五条，涵盖小戴《礼记》中的二十八篇目；行文内则广泛征引孔颖达《正义》及历代相关《礼记》注解文字作分析，借以呈现《礼记》郑、王注的异同，对于解决郑、王《礼记》比义的问题可称文献佐证完备，也为解释和澄清「郑王之争」这一学术公案提供文献学面向的可靠佐证。

【作者简介】

史应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师从斯维至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师从朱维铮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学研究，已刊著作有《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尚书郑王比义发微》（获「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二〇一〇年「天骅学术奖」）、《毛诗郑王比义发微》等。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经学》辑刊常务编委。

【目次】

序　虞万里 1

凡例　1

曲礼上第一　1

曲礼下第二　17

檀弓上第三　23

檀弓下第四　51

王制第五　59

月令第六　79

曾子问第七　89

礼器第十　93

郊特牲第十一　99

内则第十二　115

玉藻第十三　121

明堂位第十四　127

丧服小记第十五　129

大传第十六　141

少仪第十七　145

乐记第十九　147

杂记上第二十　205

杂记下第二十一　207

丧大记第二十二　213

祭法第二十三　215

祭义第二十四　239

哀公问第二十七　245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249

坊记第三十　255

表记第三十二　259

服问第三十六　261

投壶第四十　267

儒行第四十一　269

主要征引文献　271

跋　275

【序】

六经之传，发轫于夫子，导源于王官。王官之书，若今所见西周铜器古籀铭文，虽偏旁不无增省变化，要当相去不远。逮及夫子之传七十子，七十子之传经四方也，字迹蜕演于东西，声韵暌离于南北。西汉鲁壁所出古文经，其字体和出土六国古文相当与否，诚不敢必，而其仓促各记方音，师心随意增损，是可质而知者也。不然，何以战国诸子引经，同篇异名，同文异字，致有不知所云不可卒读者欤！始皇睥睨六国，高祖剑指嬴秦，六经省籀化篆成隶，去古益远，以致张苍能释读古文，目爲稀有。汉代经典文字，多从秦博士篆文转译，秦音楚声，各互乖舛；复有鲁壁古文之出，山巖奇字所献，同言异字，百人千面。昔荀悦有言：“仲尼邈而靡质，昔先师殁而无闻，将谁使折之者。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絶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放，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1]已矣夫！伊经师之传经也，非唯不能尽释古文，于舛乱无法卒读之今文，亦莫能展筹，于是不得已而自我作古，不得已而破坏形体，是读曰、读爲、读若、当爲之辞应用而生矣。当其读甲爲乙，破假借而得其本字，使文意豁然贯通，疑义涣然冰释，还原夫子、王官原义，口授简传，固足爲群从子弟师法家法矣。然籀篆之变，古文之乱，有非读曰读爲所能解者，若经师不守尼父阙慎之戒，则唯有专务便辞巧说，不惜碎义逃难矣。然碎义巧说未能得经义、洽圣意，乃有后之经师读丙读丁之说生焉，势所必也。更有断简阙句，残简缺字，坏简灭迹，错简舛义种种，更非读曰读爲所可通者，经师或知或不知，强爲之读说，乃有后之经师读戊读己之说出而纠之，亦势所必也。然虽解者歧出，讼者纷如，其能得几多夫子、王官本意，予犹有疑焉。甚矣，周秦八百年中，籀篆文字剧变，诸子学说争竞，经典解说更替，欲确得周公、孔父制作、传述之深意，殊非易也。两汉经学之发生发展，实乃一部由经师恪守承继师法与移易突破师说交互作用之演进史。予尝閲《周礼注》，有杜子春读说，有郑司农读说，有郑大夫读说，亦有康成袒杜袒郑乃至置杜置郑而自读自说者；閲《毛传郑笺》，康成亦时有非毛背毛而自读自解者。历观汉魏六朝经师五经传注解诂，或是乙非甲，或立新破旧，或党同伐异，或递相是非，师法之内，家法之外，莫不皆然。可觇经师传经解经，有师承恪守之同，亦有私意纷争之异，其同者使人易忽，而异者示人多警。

康成硕儒，囊括大典，荟萃衆说，遍注群经。前贤师说，是则是之取之承之，非则非之申之补之，即毛公、子春、司农甚或乃师马融，亦不稍宽假。此经师康成所以爲百世大儒之康成也。夫禀天资，怀雄才，立伟业，留鸿著，享盛名，殆事理所趋，人情所许，然亦有事功相垒而情理向背、爲物论所非者，王子雍是已。子雍生长名门，从学名师，仕宦亨通，识广见多，彼其纵天资，逞雄才，亦遍注《书》《诗》《三礼》《论语》《左氏传》及《易》，且于康成之注，驳斥非难，亦不稍宽假。然其学虽盛极一时，其人终致被以造僞经、传僞书，专与大儒康成作对爲敌之骂名。

予尝按迹郑王纷争公案，其曲折有可说者：子雍生当康成末年，开蒙初学，即爲郑学。既而自成一家，欲剔发郑谬，逆流而行，方际郑学风行一统之际，遂成郑王对垒证圣之局。及清儒举许郑之大纛，畅六书之字学。索斑求玼，疑《家语》《孔丛》非真；求异勘同，辟《尚书》古文之僞。乃溯源于魏晋，追本于子雍，沦爲箭靶，频遭攻讦。

予又尝按迹集矢于子雍之原委，其心曲亦有可嗤点者：子雍《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质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2]志学于郑学风行之时，学郑学也固宜；郑学有义理不安，违错乖舛，亦著述学术之常也；纠之正之，以还经义之真，正后学之责，其谁曰不然乎？何以横心必欲“夺而易之”？其争胜之心、伐异之情跃然纸上。以此心理，出示孔猛所藏《家语》，而师古指爲非《汉志》之原书，非真即僞，遂有造作之嫌矣。由僞《家语》进而造《古文》、制《孔丛》，所谓疑人偷斧，恶归下流者也。

然予更进而深究子雍所以欲“夺而易之”者，亦可鉴其不得已之时局隐情。夫汉武立五经博士，光武更爲十四博士，所传皆今文，故熹平镌刻石经，全取今文家文本。火德生土，魏祚易汉，黄初扫太学之灰烬，正始复古文之官学，历经丕叡芳髦，波及《诗》《书》《易》《礼》。子雍官拜太常，姻联司马，学率群儒，气盛同侪，当今古文盛衰交替之时，而欲因革杂糅今古、牵涉谶纬之郑学，则夺而易之，亦学术变迁、我是人非时势使然者也。必欲纠责子雍居叵测之心，盗欺世之名，亦微有过矣。

王学之兴于曹魏，行于两晋，偃息于陈隋，至李唐颁行义疏，一统学术，顿成碎义陈说，不爲人重。今取《圣证论》观之，有多采《家语》者，如《尚书》“禋于六宗”引《家语》以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同于孔传，异于康成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解；《周礼》“凡王之献”引《家语》“臣取于君曰取，与于君谓之献”，异于康成“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则曰献”之训；人由此攻之，以爲造《家语》以驳诘康成也。然《家语》有同于先秦《尸子》者，如《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康成未闻其辞，乃云“南风，长养之风，以言父母之长养己”。子雍则据《尸子》《家语》所载，谓“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而谓“郑云其辞未闻，失其义也”。若《家语》子雍所造，以独得之秘胜康成，则何必更揭《尸子》？《汉志》载《尸子》二十篇，先秦书也，康成未见，亦属正常。

其有采贾逵说者，如《礼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引贾逵说，与康成异解，并云“《逸礼》又云皆合升于其祖，所以刘歆、贾逵、郑衆、马融皆以爲然”，有采马融说者，如《诗·生民》“履帝武敏歆”引马融说，与康成异解。观子雍所采之刘歆、贾逵、郑衆、马融等，皆古文大家，亦可悟其所袒在古文，而不斤斤于攻郑以自立也。

子雍以《家语》所载驳康成，见诸《圣证论》者多矣，然其亦有采郑说以注《家语》者，如《诗·小雅·节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毛传：“毗，厚也。”郑笺：“毗，辅也。”《释文》：“毗，王作埤，厚也。”今《家语·始诛》引此诗作“毗”，子雍注：“毗，辅也。”此条可论者，王学《诗》文本作“天子是埤”，子雍注同毛传，而其注《家语》却同郑笺。若必欲处处与郑爲敌，其取古文毛传之“厚”可矣，何必从古今杂糅之郑笺？更有明言用郑义者，《通典》卷七九载魏明帝崩，尚书问子雍，以明帝之謚告四祖，祝文对高皇帝是否自称“玄孙之子”，子雍明确云：“礼称‘曾孙某’，谓国、家也。荀爽、郑玄说皆云天子、诸侯事。”[3]此称谓未有今古文经说之别，故子雍援康成说爲准。此见其絶非见郑必反者，所欲异者，多在坚守古文经说而已。

论者又谓子雍爲与康成争名，康成遍注《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子雍亦注之；康成不注《公》《谷》《尔雅》《孟子》，子雍亦不注。子雍之注《左传》，殆以康成有《左传注》稿，因见服子慎所注与己多同而与之，[4]遂谓“王氏注之异服者，亦所以异郑也”。[5]予谓此论皮相，未得今古文兴替之实也。夫《尔雅》义类训诂，乃注经用书；《孟子》百家子书，不在太学研习之列，郑、王不注，宜也。《公羊》今文，《谷梁》亦在今古之间，郑、王不注，亦宜也。《左传》古文，康成欲注，经也，不得已而与子慎，权也。若以争胜爲怀，《左传》既无郑注，子雍再注，可谓无的放矢。考正始刻三体石经，兼刊《左传》，此见齐王时已立学官，子雍治《左》，殆爲当时所立古文博士故也，[6]与康成注否无涉。

子雍群经之注，唐以后多散佚不传。清人辑佚成风，多有裒辑，然散在各处，难以比观。李振兴博士穷搜典献，汇王肃群经传注残文于一编，分经编排，遍征学者之说，断以己意，盖爲近代以来研究王肃之最详尽者。唯李氏虽时有是王非郑平心之论，然其笃信子雍编造僞书，争胜康成，故讽王袒郑，顾此失彼，不无纇疵。予友史君应勇，继李氏之后，尝著《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亦征辑子雍残文，与康成一一比勘，识其同异。既而更张体式，专就郑王经义比其义训，发其微旨，先成《〈尚书〉郑王比义发微》，予尝序之矣，继又作《〈毛诗〉郑王比义发微》，今《礼记郑王比义发微》又杀青待刊，复来征一言弁首。予度其志，必将遍征子雍存世残文，一一与康成比勘，以毕一功，是极可喜者也。盖郑王经义异同之梳理，非唯关涉两汉魏晋今古文经学升沉兴替，其于经学乃至经学史诸多学术公案，如何既不吠影更不吠声，而能由经义异同推之今古文异同、推之心曲异同以至观照历史背景，平其心，同其情，作客观之评述，有借鉴意义。学术研究、历史研究，首当注重心术，而研究历史人物心术，更首当检视吾人之心术，恪遵夫子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之教。此予读应勇兄郑王公案诸书之一得，敢书以质诸世之博雅君子，敬祈教诲云尔。

辛丑仲冬初六日虞万里于榆枋斋

【注释】
 
[1]荀悦撰、黄省曾注、孙啓治校补《申鉴注校补·时事第二》，中华书局，2012年，第54页。
 
[2]高尚举、张滨郑、张燕《孔子家语校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664页。
 
[3]杜佑《通典》卷七九，中华书局，1988年，第2132页。
 
[4]事见刘义庆著、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文学》，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
 
[5]见李振兴《王肃之经学》，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三六六种，1980年，第780页。
 
[6]魏初乐详从南阳步诣谢该问疑难，著有《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黄初中征拜博士，见《三国志·魏志·杜畿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507页。

【跋】

笔者注目于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这一学术课题多年。

汉朝确立起了经学的地位，但繁荣以后的经学，出现了“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异说纷纭”的局面，学术繁荣的丰富性要求，和求道、求真的唯一性要求或王朝要求“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矣”的要求，常常是一对矛盾。

史书记载，郑玄这位自幼不愿“出人头地”、只愿读书的“经神”，在汉末遍学名师之后，“括囊大典，贯通六艺”，实现了经学的“小统一”，甚至人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甯道周、孔误，讳闻郑、服非”。可是，随之出现的与这位“经神”的经学意见相左者，以王肃为代表，后来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了整个魏晋至隋唐时代的学界及社会生活，这我们从留存的《五经正义》和《通典》中的相关文字中，看得很清楚。遗憾的是，郑玄遍注群经的文献，有一部分完整的流传到了后世，成为经典；王肃也曾遍注群经，其学术也曾很受人重视，却没有一部完整流传到后世，基本全部散失。这使得后人想要清理“郑王之争”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课题，遇到极大的困难。清人的辑佚工作，是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工作中的一大贡献。后来人也有不少努力借助各种传世文献中可资参验的佐证，探求郑玄、王肃的经学面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笔者便是其中的一员。王肃的经学著述几乎散失殆尽，却还是挡不住后人竭尽全力对其经学内容进行考索，如台湾李振兴先生的《王肃之经学》。

笔者从二十几岁开始，因为教授历史文献学课程的机缘，研讨郑玄学术成为一项任务。后来跟随朱维铮师攻读博士学位，再次以郑玄经学作为研究课题，于是不得不关注与郑玄经学密切相关的王肃经学。在四川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此一课题进一步得到深化，并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34批奖助金的支持。后来便有了我的第一部著作《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巴蜀书社2007）。这部著作中关于“郑王之争”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个纲要性的排比，无疑是有所缺憾的。于是后来的若干年，笔者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职志于逐经清理“郑、王之争”的具体内容，先后出版、发表了《尚书郑王比义发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毛诗郑王比义发微》（华夏出版社2016）、《经典诠释学视域下的文献分析——论语郑王注比勘发微》（《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六辑，赵生群、方向东主编）、《仪礼·丧服郑玄、王肃注比勘发微》（《新经学》第一辑）等几部。本部《礼记郑王比义发微》成稿也已有若干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此次承蒙台湾中研院蔡长林教授推荐，万卷楼图书公司支持，得以刊印，也算对笔者多年青灯古卷、不闇俗务的艰辛的安慰，不胜感激。

史应勇

2021年初冬于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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