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知与能（上）

——壬寅年《孟子》《中庸》研读札记 （之一）

作者：高小强（钦明书院院师）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一月廿五日乙巳

          耶稣2022年12月18日

据说，“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或者，如《史记》“受业子思之门人”，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孟子乃子思的传人。而据朱子，子思承继曾子，曾子受传于孔子。“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案即《中庸》），以诏后之学者”。“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由曾子而子思再至孟子，可还有一例旁证，据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当世众人多不解曾子子思师徒遭遇几乎相同的情形，却处置得截然相反，后世孟子却知之，“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也。再后世尹氏解释道：“或远害，或死难，其事不同者，所处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系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则皆能为之。”足见真知曾子、子思者，孟子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者也。朱子弟子黄榦亦认为：“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数术辞章非道也；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然“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孟子》总章一二〇；《四书章句集注》页197、15；黄榦《中庸总论》，《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页435）

孟子与《中庸》，我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就是，《中庸》章一二所涉及的“君子之道费而隐”，“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亦有所不能焉”，云云。由此，朱子以为：“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人所憾于天地，如覆载生成之偏，及寒暑灾祥之不得其正者。”而侯氏以为：“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尧舜病博施之类。”还有，就章一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子说：“道不远人者，夫妇所能，丘未能一者，圣人所不能，皆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至隐存焉。”似也是顺着子思“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说。或者，圣人不知不能，有圣人主动不为者，譬如，孔子讲：“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朱子以为：“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行之过而不用其中，不当强而强者也，圣人岂为之哉！”再如，“子不语怪，力，乱，神。”朱子以为：“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谢氏以为：“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看来，前三者，圣人并非不知，只是不语不为。至于鬼神，除了“不轻以语人”外，或许还缘于圣人告诫子路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当然，另外还有所谓淫祀与妖怪，圣人亦决不语。淫祀即“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而大抵妖怪乃由人心而兴，“皆由人之精神自不足故耳”。因而我等当始终作“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魑魅自不敢近，所谓‘德重鬼神钦’”。孟子尝讲：“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否则，若不“急先务”，不“急亲贤”，则“是之谓不知务”。朱子以为：“知者固无不知，然常以所当务者为急，则事无不治，而其为知也大矣；仁者固无不爱，然常急于亲贤，则恩无不洽，而其为仁也博矣。”“此章言君子之于道，识其全体，则心不狭；知所先后，则事有序。”而丰氏以为：“智不急于先务，虽遍知人之所知、遍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无益于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亲贤，虽有仁民爱物之心，小人在位，无由下达，聪明日蔽于上，而恶政日加于下，此孟子所谓不知务也。”孟子此说，是否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子思之说？或者说，是否方为子思之说的正解呢？再有，朱子对此亦尝说：“圣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处圣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间固有不紧要底事，圣人不能尽知。紧要底，则圣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处，圣人不能知，不能行，粗处却能之，非圣人，乃凡人也。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道无所不在，无穷无尽，圣人亦做不尽，天地亦做不尽。此是此章紧要意思。”这是否亦可为孟子正解子思提供又一佐证呢？盖朱子所谓“紧要底”，不正是孟子之“急先务”“急亲贤”之事吗？至于“至妙处”，圣人又岂有不知，否则，又何以可能“急先务”“急亲贤”而知务呢？（《中庸》章一二、一三、一一；《论语》总章一六七、二六三、四〇；《孟子》总章二二二；《四书章句集注》页21—22、24、98、371；《朱子语类》页1533—1534；陈淳《北溪字义》页56—67）

《中庸》本身述说圣人天道的篇章几乎贯穿始终。我们知道，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到了子思却为什么就会专言性与天道了呢？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夫子在，“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言教身教以及六经之教，弟子总有觉悟之时。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故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所以子思言圣人天道，充分揭示至圣之德与至诚之道，以及圣者继天立极、制礼作乐，并以此教化、导引与促成大贤及以下者终究能够由人道而复归天道，乃至与天道为一，亦“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因而子思言天道，却始终紧扣着人道论说，而言人道则更是必对举着天道而言，从不离人道论天道，亦不离天道说人道。在《中庸》章六与一七，子思引夫子之言述说大舜，即：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朱子以为：“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又，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清代朱子学者汪绂以为，“此章大意言舜之孝德为圣人，舜以德孝，尊、富、飨、保，舜以尊养孝，又皆能有以尽其量而无余，此所以称大孝。然舜之尊养飨保，实皆舜之德为圣人所致，盖大德有必获福之理，则舜之尊养孝者，皆舜之以德孝而已。反覆言德必获福，则以见人之欲孝其亲者，宜首务于自修其德也”。（《论语》总章一〇四、一七〇；《中庸》章六、一七；《四书章句集注》页20；《四书诠义》上，《丛书集成三编》第10册，页439）

而孟子在表述舜之大知方面，则有，“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子路，贤者；大禹，学而为圣者；大舜，生而为圣者。故朱子以为：“言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与子路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取彼之善而为之于我，则彼益劝于为善矣，是我助其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劝于为善，君子之善，孰大于此。”这里似亦有孟子所谓“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之意，而与《中庸》大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表率暗合。盖朱子以为：“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贤，谓中而才者也。乐有贤父兄者，乐其终能成己也。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贤，遂遽绝之而不能教，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间，能几何哉？”舜之大知，依孟子，还表现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以及，“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综上，或可谓，孟子正印证与推扩了《中庸》有关“舜其大知也与”的论述。（《孟子》总章三一、九六、一〇八、一九二；《四书章句集注》页241、296）

而关于舜之大孝方面，孟子则更是大大丰富了《中庸》的论述。首先，孟子总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朱子以为：“瞽瞍至顽，尝欲杀舜，至是而厎豫焉。《书》所谓‘不格奸亦允若’是也。盖舜至此而有以顺乎亲矣。是以天下之为子者，知天下无不可事之亲，顾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于是莫不勉而为孝，至于其亲亦厎豫焉，则天下之为父者，亦莫不慈，所谓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无不安其位之意，所谓定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为大孝也。”据《书》载，正是由于舜之大孝，才由平民而受推荐，成为尧的接班人，以至受尧禅让而为天子。当时，四岳推荐道：“有鳏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于是，尧帝决定，“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而且，据孟子，“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于是，“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亦即，“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不正是《中庸》所谓“舜其大孝也与”，“故大德者必受命”吗！而这其中的过程经历，孟子还再进一步具体论说，“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怨慕也”，即“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朱子则特别强调：“常人之情，因物有迁，惟圣人为能不失其本心也。”“舜不以得众人之所欲为己乐，而以不顺乎亲之心为己忧。非圣人之尽性，其孰能之？”况且，孟子尝明确说过：“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瞽瞍害舜，必是亲之过大者，无怨慕，则愈疏，乃不孝也。再者，孟子以为，舜之大孝还体现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亦即，“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朱子以为：“舜父顽母嚚，常欲害舜。告则不听其娶，是废人之大伦，以雠怨于父母也。”其实舜之异母兄弟象亦参与了害舜的谋划与行动，舜亦心知肚明。不过，舜仍然如孟子所说，“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且“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朱子说：“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将杀己，但见其忧则忧，见其喜则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舜遭人伦之变，而不失天理之常也。”程子以为，此“人情天理，于是为至”。而且，孟子还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只不过“象至不仁”，故“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吴氏以为：“言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义。舜之于象，仁之至，义之尽也。”而面对有齐东野人语：“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则予以断然的否定，明确是“舜之不臣尧”，盖“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舜亦不臣瞽瞍，而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朱子以为，“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见之，敬谨如此，瞽瞍亦信而顺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见化于其子，则是所谓父不得而子者”。甚至，舜之大孝，还极端地体现在一个设置的重大问题上，即：“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朱子以为是“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非以为真有此事也”。从孟子的解答看，是正应了前面总述所谓“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即皋陶但知有法，“执之而已矣”，舜不得而禁。而“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朱子总结道：“此章言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为尊；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盖其所以为心者，莫非天理之极，人伦之至。学者察此而有得焉，则不待较计论量，而天下无难处之事矣。”其实，这里所讨论的，也正是对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思想的最极致的阐明。说到底，舜之大孝即舜之大德大仁，而大仁者必有大知，反之亦然。为啥不及大勇呢？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朱子针对《中庸》章一一所讲：“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故曰唯圣者能之而已。”其实，大仁大知者必有大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何谓大勇呢？孟子尝劝谏齐宣王，勿逞匹夫之小勇，而当效法文王武王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大勇。此大勇我们在舜身上亦充分见到，尧命舜摄政，舜即诛四凶，即“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程子以为：“舜之诛四凶，怒在四凶，舜何与焉。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圣人之心本无怒也。圣人以天下之怒为怒，故天下咸服之。”此不就正是孟子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大勇吗！（《孟子》总章八九、一三四、一三七、一二七、一二三、一六三、八七、一二四、一二五、一二六、二一一、一〇；《虞书·尧典》、《舜典》；《论语》总章三一九；《四书章句集注》页293、307—312、367、23；《书集传》页15）

《中庸》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莫过于其章三〇、三一、三二这三章，因为章三〇明确表述的是“仲尼”，所以这三章都可视为是对圣人孔子以及由此而对所有圣人的赞颂。首先，章三〇，“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对此，汪绂结合《中庸》全篇来概括，最为精当，即：“子思首章既立言，而遂以‘仲尼曰’开中庸之端；次言三达德，又以孔子之‘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结之；次言达德之费隐，复以子曰‘道不远人’开章，而又以孔子之论政继舜、文、武、周之统；又即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而此复归之夫子祖述宪章。盖全书直以孔子成百王之统，而当位育参赞之实也。”“道不外法，法不离道，尧舜、文武一而已矣。上律下袭与祖述宪章，亦非二事。”“古今此德此道，上下亦此德此道，而孔子与之吻合而纯亦不已，故备古圣天地于一身。”而孟子亦尤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所谓“圣之时者也”，那则是当清则清而不执于清，当任则任而不执于任，当和则和而不执于和，或者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乃谓“集大成”。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则孟子当然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或者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并借孔门弟子之言而盛赞孔子，譬如子贡讲：孔子“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连宰我都讲：“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对此，程子以为：“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有若也讲：“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朱子以为：此“言自古圣人，固皆异于众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而程子以为，孟子“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孟子作为大贤是真知孔子、知圣人，而实无愧于“亚圣”之称誉。（《孟子》总章一三二、二五、一一一；《四书章句集注》页236；《四书诠义》上，页478—479）

再有颜子，孔门弟子中唯一称得上“中行”或“中道”者，夫子对之亦赞赏有加，即：“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朱子讲：“颜子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那么，颜子又是怎么赞颂夫子的呢？那必是发自肺腑而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朱子以为：“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博文约礼，教之序也。言夫子道虽高妙，而教人有序也。”“此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也。盖悦之深而力之尽，所见益亲，而又无所用其力也。”亦即程子所谓：“到此地位，功夫尤难，直是峻绝，又大段着力不得。”或杨氏所谓：“自可欲之谓善，充而至于大，力行之积也。大而化之，则非力行所及矣，此颜子所以未达一间也。”这也就是孟子所谓“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此为颜子所达。然而，“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则为颜子之未达一间也。张子以为，“颜子好学不倦，合仁与智，具体圣人，独未至圣人之止耳”。而“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颜子亦如子思所言，相比于圣人，则为“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而暂未达“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亦如朱子所谓：“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曲无不致，则德无不实，而形、著、动、变之功自不能已。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假以时日，颜子必定成圣，故夫子对于颜子早夭之痛惜，而“哭之恸”，情不自禁地悲叹道：“噫！天丧予！天丧予！”“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夫子不舍颜子，而颜子真知夫子，真知圣人，实不愧“复圣”之称誉。再就是子贡在孔子去逝后，面对他人的诋毁，亦坚定不移地维护圣人，而针锋相对地讲：“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难怪谢氏要说：“观子贡称圣人语，乃知晚年进德，盖极于高远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动，捷于桴鼓影响。人虽见其变化，而莫窥其所以变化也。盖不离于圣，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难以思勉及也。”故朱子《中庸章句序》亦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八、二三；《孟子》总章二四七、；《论语》总章二一五、二六〇、二六一、四九二、四九三、四九四、四九五；《四书章句集注》页20、111—112、378—379、33、94、15）

《中庸》章三一，“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朱子以为是“承上章（章三〇）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与章三二，“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朱子则以为是“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此篇言圣人天道之极致，至此而无以加矣。”且“当以表里观之：‘至圣’一章说发见处，‘至诚’一章说存主处。圣以德言，诚则所以为德也。以德而言，则外人观其表，但见其如天如渊；诚所以为德，故自家里面却真个是其天其渊。惟其如天如渊，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知尊而亲之’，谓自其表而观之则易也。惟其天其渊，故非‘聪明圣知达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谓自其里而观之则难也。”而汪绂亦是合拢这两章以至章三O一起三章来说，即：“前章容、执、敬、别之事，不外此章经纶大经；前章仁义礼知之德，亦即此章大本之性，所言原无二理。但前章分言仁义礼知等”，“故是言小德川流；此章合拢说个大经大本而归之一诚，故是言大德敦化。大德小德非有二德”，“或在德内微有体用之分，又不可谓分不得体用矣”。“其实至诚至圣非有两人，未有至圣而不至诚者，亦未有至诚而非至圣者，非必以上章至圣来知此章至诚也。惟圣人知圣人，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者，尧舜文武于孔子遥遥千百年，必待孔子而后能祖述宪章，正所谓惟圣知圣也。祖述宪章，则大经尽大本立矣；而上律下袭，则默契天地之化育。然则所谓至诚者，亦孔子其人焉耳。至诚，圣人之诚也，天道之仁也。”（《四书章句集注》页39—40；《朱子语类》页1595；《四书诠义》上，页484—485）

尤其“唯天下至诚”，足以贯通前面所有言圣人天道章，譬如章二六，“故至诚无息”，“《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章二四，“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尤其章二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恰又正是章二一，“自诚明，谓之性”，“诚则明矣”。以及章二〇，生知安行，“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所谓“能尽其性”，不就是“立天下之大本”吗，盖“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或者散而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亦章二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以至章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所以，“能尽其性”，就是立达德，立大本，也就是致中。而“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不就是“能经纶天下之大经”吗，所谓“大经者，五品之人伦”，亦章二〇，“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及“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归根结底，即章一之“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以，能尽人物之性，就是“能经纶天下之大经”，也就是致和。于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就是“知天地之化育”，也就是章一所谓“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所谓“修道之谓教”，就是“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亦即章二七，“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也就是章二〇，“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以为：“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这也就是孟子所谓：“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程子以为：“此言圣人尽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盖人得天地之正气而生，与万物不同。既为人，须尽得人理，然后称其名。众人有之而不知，贤人践之而未尽，能充其形，惟圣人也。”此无论生而为圣，还是学而为圣者皆然，如孟子所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朱子以为：“性者，得全于天，无所污坏，不假修为，圣之至也。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程子则特别强调：“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语，盖自孟子发之。”终归孟子讲：“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朱子以为，此“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也正应了当“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朱子以为：“江汉水多，言濯之洁也。秋日燥烈，言暴之干也。皜皜，洁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辉洁白，非有若所能彷佛也。”（《孟子》总章二一四、二五五、二〇〇、五〇；《四书章句集注》页39、29、17—18、368、381、363—364、264）

说到底，至圣之德，以及圣人随时因地制宜而时中之“修道之谓教”，制礼作乐，等等，大家能眼见，无论体察得或深或浅，见识得或广或狭，知道得或多或少。然而圣人内在的至诚之道，却惟圣者能知之，他人皆看不明，诚如前面所引朱子之说：“当以表里观之：‘至圣’一章说发见处，‘至诚’一章说存主处。圣以德言，诚则所以为德也。以德而言，则外人观其表，但见其如天如渊；诚所以为德，故自家里面却真个是其天其渊。惟其如天如渊，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知尊而亲之’，谓自其表而观之则易也。惟其天其渊，故非‘聪明圣知达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谓自其里而观之则难也。”我们知道子贡曾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子以为：“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即使如此，子贡所见仍然是圣人之“如天如渊”处，至于“其天其渊”，则仍远未见及。于是，我们须谨记，圣人天道为一而不可妄议。当我们说圣人也是人时，一点也不是在说，圣人也可能有人的哪怕些微的局限性，否则，就是僭妄！我们千万别忘了，前面所引有若之言：“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而是诚如胡炳文所说，“择之审，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为舜之中也。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亦如孟子所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孔门弟子尤其颜子、仲弓向孔子问仁。孔子答复颜子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答复仲弓的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答复的内容虽不同，这尤其体现出孔子的因材施教，然而，他们最终回复孔子的却都一致，即，某“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朱子以为：“请事斯语，颜子默识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胜之，故直以为己任而不疑也。”甚至，“此章问答，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几，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颜子得闻之，而凡学者亦不可以不勉也。”而程子以为，“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朱子又对比颜冉二者而言，“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然学者诚能从事于敬恕之间而有得焉，亦将无己之可克矣。”总之，颜冉二位必定是我们学者最好的榜样，全心全意服膺圣人而毫无保留，聆听教诲更全无丝毫犹疑，两人皆无愧于圣人最杰出的弟子。我们今日已没了亲炙圣人的机会，然而圣人所成经典却始终对我们而开放，只要我们能够像程子所言那样，读经典“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尤其就《论语》《孟子》而言，“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孟子》总章一一七、二五；《论语》总章一〇四、二七八、二七九；《四书章句集注》页79、133—134、45；《四书通·中庸通》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3册，页55）

壬寅年冬月初五于西物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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