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易学

作者：胡彦（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二年岁次壬寅十一月十四日甲午

          耶稣2022年12月7日

《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全二册，中华书局2022年10月）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我的大学本科专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硕士、博士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大学教书近30年，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我为什么从文学跨界到易学？这其中的缘由似可略说一二。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是1990年。读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彼时我在东北的一所大学读研究生，面临毕业选择。至今犹记得，当我读到蹇卦，这样一句话不期而至：“利西南，不利东北。”仿佛冥冥中，自己和蹇卦卦辞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我抱着离开云南的心态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没想到，阴差阳错，三年之后，我博士毕业，又回到了云南。

我们这一代学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大学校园的，从本科到研究生，所受到的文学教育、人文教育，所阅读的书籍，几乎都是以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为主的。虽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所操持的文学批评的武器几乎都是存在主义、荒诞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批评一类的西方时髦学说。许多学人都相信文学的秘密心脏与精神的原乡就隐匿在这些学说当中。所以我们这一代学人对西方人文著作、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膜拜，远远胜过对中华文化、中华原典和古典文学的热爱。那时，我们都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美丽梦幻。

大约是2002年以后，我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产生了一种倦怠，必须阅读的文学作品常使我感到“意味索然”。于是，完全出于个人的好奇与兴趣，不是为了学术论文的写作，不是为了各类项目的申报，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阅读缺陷与“文化空白”，我转向了对儒道释经典随心所欲的研读。

2003年以后，我开始致力于研读易学典籍。起初是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作十部中国古代典籍的导读，《周易》即是其中之一；后来又给中文专业本科生开设《周易导读》的选修课。课堂上的讲解，当然是极为粗浅的，不过是为了激发个别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已。教学之余，凡是我能搜集到的易学书籍，我都找来囫囵吞枣地阅读。开始读的是《周易正义》《程氏易传》《周易折中》等义理易学的名著。这些易学名著的哲学思想非常深刻，读的时候令人怦然心动，满心欢喜，但读完之后，却又有四顾茫然之感。义理易学著作的确能够给人思想的启迪，但也的确不能藉此登堂入室，进入《周易》的世界。这是我研读众多义理易学著作之后，得出的或许偏颇的一管之见。

对我的易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是潘雨廷先生点校的《周易集解纂疏》和他所著的《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潘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教授。我去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先生已经驾鹤西去，惜无缘亲聆馨咳。好在潘先生的弟子张文江教授整理并促成了先生系列遗著的出版，生前寂寞的潘雨廷先生因此而复活，他的易学思想广为流布，熠熠生辉，沾溉士林。我从潘雨廷先生的著述里，知道了三国人物虞翻，对其将六十四卦卦爻辞还原为八卦卦象的解易思路佩服不已，始悟《周易》的经传文字是缘象而生的，不能离象空言。

对虞氏《易》作了深入的研读之后，我开始感到不满。虞翻将文字还原为易象的思路，毫无疑问，是契合春秋易学的精神的，但他通过卦变还原易象的迂曲注《易》方法，我却是心有存疑的。我认为，先圣在创作《易经》的时候，绝不会事先发明一个卦变的系统来使文字与易象一致。大道至简，目击道存，观象系辞，应是圣人著述的不二法门。后来看到南怀瑾先生极为推崇明代来知德的《周易集注》，于是又开始学习来氏《易》。从来知德的《周易集注》那里，我得到的最大收获是懂得将一个卦象颠来倒去、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错综复杂地看。但来氏《易》注也有卦象解释含糊、义理发挥过甚的地方。这是我对他的不满意之处。

大概在2004年，我开始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易尚氏学》，2005年又购得张善文先生校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尚氏易学存稿校理》丛书。尚氏易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石破天惊，醍醐灌顶。于省吾先生评价《周易尚氏学》“对易象的贡献是空前的”，洵不诬也。尚秉和先生从汉魏象数古易中发现了被人们遗忘已久的八卦逸象，他的《周易尚氏学》，我以为深得伏羲、文王、孔子的精神。毋庸讳言，尚先生的著作，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他的著作个别地方存在训诂繁琐、略而不注、“求异”“求新”的瑕疵。

多年以后，我又有幸读到台湾学者闫修篆先生的大著《皇极经世书今说》。闫修篆先生的经历颇为不凡，以少将军衔退役，转任商界，对易学深有研究。在《自序》中，闫先生引用了南怀瑾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易经》著作，虽已汗牛充栋，而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坦率地说，古代易学家，我最推崇的是北宋的邵雍。他的《皇极经世书》，我以为是“得透羲皇消息”的著述。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邵雍并没有注解《周易》。南怀瑾先生所言“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我理解，先生的本意是说注解《易经》的著作能够抵达本源的寥寥无几。对此，我是深以为然的。

当代学者丁四新先生在《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一书中对《周易》的研究历史有如是评价：

“宋末至清初，学者贵尚自我，各逞己臆，让《易经》脱离‘文本’的制约，而成为申述个人主张和个人意见的单纯工具和所谓‘空套子’。”

“20世纪的经学研究，主流也是一种考古式、博物馆式的工作，不是以经义的创发为目标的，而所谓‘校’‘注’‘译’，也多是试图让人理解卦爻辞的字面意思，距离古人在‘画-象-辞-占-意’的整体结构上来理解《周易》文本，还十分遥远。”

“《周易》解释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乃至哲学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大困难：沉舟病树，山重水复。”

丁四新先生对《周易》从古至今的解释历史的评价，真是精彩绝伦，胜义纷呈。我以为丁四新先生的评述和南怀瑾先生“得透羲皇消息者不多”的感言构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无尽意趣。

狗尾续貂。我以为，对《周易》经传的注解、阐释，叠床架屋、灶上起灶。“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这样的阐释困境，两千多年以前，庄子早已预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笔者不揣谫陋，对先贤、时贤的思想“心有戚戚焉”，竟萌发出为《易经》作一部通达的注解著作的大胆念头。

拙著之所以要将虞翻、来知德、张惠言、尚秉和的易注汇集在一起，一是为了向易学先贤致敬，说明自己易学研究的学术谱系；二是我认为四位前贤的《易》注符合《周易》“观象系辞”的著述方式，他们彼此之间存在前后影响的学术关系，若能参透他们的注解，对其得失作出审慎的抉择，“于《易》则可彬彬矣”；三是我想完成一部汇集几家代表性观点的象数易学之作，为易学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一部比较方便研读的著作。

我以为，《周易》研究要摆脱“方术之作”的“困囿”，通向“道术之作”的澄明，其唯一的道路即是回归本源与开端。回到天地之始，感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生相应、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的变化机理，藉此才可能识“古人之大体”，以“见天地之纯”。

21世纪既是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世纪，亦是中华文化否极泰来、走向复兴、走向自信、造福人类的世纪。《周易》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文明等等思想智慧，完全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