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不可知

作者：马赫迪·拉尼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古代怀疑论者使用怀疑作为探索世界的方式。后来的思想家们甚至破坏了这种可能性。

乔治·奥尔（George E Ohr c1898-1910）的碗。承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 Museum）惠赠。

如果询问任何一位哲学家怀疑主义是什么，你得到的答案会依据询问人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人认为，这显示我们不能够拥有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知识；有人可能更激进，会说这显示我们不能拥有任何合理的信念。为了获得掌握怀疑主义不同变体的把手，我们能够确定西方哲学史上怀疑主义思想的四个不同里程碑。这些里程碑是从威胁性最小的皮浪式怀疑主义开始，接着是笛卡尔和康德式怀疑主义，最后到维特根斯坦时刻，连我们的行动意图都令人感到怀疑了。

对现代人来说，怀疑主义通常与挫折联系在一起，令人怀疑的结论通常被认为令人担忧，因为它们似乎挡住了我们获得有关世界和我们在世界的位置的确定性之路。但是，古希腊自封的怀疑论者---探索者，无论是天下闻名者还是臭名昭著者，都对此感到高兴。他们认为其怀疑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获得心灵平静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拥有信念是焦虑的终极源头，因此避免焦虑和获得心灵平静的最好办法是彻底消除信仰。在此意义上，怀疑论者常常被称为皮浪主义者，这是依据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怀疑论大师皮浪（Pyrrho）的名字命名的。

我们现在对古代怀疑论者的很多了解源自生活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希腊怀疑派哲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对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行医和属于经验医学学派---因此他被称为“凭经验看病的医生”（Empiricus）。他的最著名著作就是被认为怀疑主义大纲的书---是我们拥有的皮浪式怀疑主义的最好和最充分的描述。但是，皮浪式怀疑主义者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的开头，塞克斯都区分了三种思想流派：“当人们在调查任何话题时，可能的结果是要么发现，要么是对发现的拒绝以及坦率承认不可理解，要么是调查过程继续进行。第一群思想家被他称为教条主义者，相信他们已经发现了真理，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和生活在世界上的人。这个学派的两位最著名思想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学者们常常认为，当塞克斯都谈到教条主义者的时候，他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斯多葛派思想家。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被称为学院派的人，他们与第一个群体相反，可以说是相信我们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塞克斯都自己属于第三个群体，即怀疑论者。这些人与学院派相反，并不拒绝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暂时不赞同信念：他们继续调查，并坚持认为这个持续不断的调查带领他们进入心灵宁静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怀疑主义是一种技能，或者正如塞克斯都描述的那样：

一种在似乎存在和被想起来的众多事物中确定反对立场的能力，一种因为在反对的对象和描述中的均衡均势，我们首先搁置判断和随后获得安静的能力。

他们提供不同的“模式”---有时候也被称为“论证”或者“纲要”（schemata）---人们依靠这些能获得这样的反对意见。这些模式的数量在怀疑论者中因人而异，塞克斯都本人提供了四组，分别由10个、5个、2个、和8个模式。一个例子是10模式中的第二个模式是“从人们的差异中推演出反对意见。”

塞克斯都首先开始赞同教条主义者的观点，人类是由两个部分组成：身体和灵魂。他接着论证说在身体和灵魂中，人都各自不同---他们拥有不同的身体，不同的灵魂---从这里他有推理出我们应该搁置自己有关身体和灵魂的判断。他首先考虑到身体的不同：

在我们个体的特殊性中，我们的差别体现在有人消化牛排比消化石斑鱼更容易，或者可能因为喝弱度莱斯博斯葡萄酒（Lesbian wine）而腹泻。因此他们说，古希腊的一个地方阿提卡（Attica）有个老太太喝了四盎司毒药却没有任何问题。里西斯（Lysis）实际上吃了半盎司鸦片没有任何忧虑悲伤。

他接着提供了更多例子，但是，这足以让人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不过，人们灵魂的不同如何呢？他的意思是人们观念的不同，他接着谈论了教条主义者有关世界本质没完没了的争吵，以此作为灵魂存在差异的证明。

塞克斯都把接受和拒绝，喜欢或者不喜欢方面的这种差异当作证据来证明我们不受同样事物的类似方式的影响。他继续说，

如果同样的事物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影响人的方式不同，那么很有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引入搁置判断的做法，因为我们毫无疑问能够说每个存在的事物看起来如何，提及每个差异，但不能确定在其本质里有什么。

因为不同的事物影响我们的方式不同，如果独立于任何人类认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存在的事物看起来什么样子。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个体或者群体可以被认为是终极裁判。即使差异是在普通人和柏拉图之间，我们仍然不能更喜欢柏拉图而不是普通人。

当自我满足的教条主义者说，在做出判断时他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得到偏爱，但我们知道他们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本人就是争议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办法决定不同的认知和表象，可以做的最好之事就是完全搁置判断。但是，我们可能受到诱惑说应该偏爱大多数人看到的表象：如果大多数人觉得蜂蜜是甜的，发现毒药是有毒的，难道我们不该相信他们吗？塞克斯都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我们不能偏爱多数人的意见，因为希腊多数人的认知常常不同于波斯多数人的认知。我们必须避免做出任何判断，避免给出赞同意见。我们必须成为怀疑论者。

怀疑主义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是笛卡尔时刻。笛卡尔怀疑主义是有关事物现实性的是否（if- or whether-question）问题。我的意思是这种怀疑主义是在问是否存在一个外部世界，或者仅仅是我的幻觉。正如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说“笛卡尔怀疑主义将体验的可能性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的问题与现实有关，事物真的如它们的表象那样吗？”这种笛卡尔怀疑主义的范式案例可以在勒内·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1641）中找到。

这里，他提出了三个步骤的论证，标准的说法是三层次的怀疑。第一层怀疑是，当我基于依靠感官而获得的认知而相信某些东西时，但我认识到“偶尔我发现它们欺骗了我，彻底相信那些曾经欺骗我们哪怕一次的人是不明智的。”笛卡尔给出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塞克斯都的《皮浪主义纲要》，我从远处看见一座高塔，相信它是圆形的，但实际上它是方形的。因为感官偶尔以这种方式欺骗我们，笛卡尔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它们。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我犯下这样的错误只是非常规情况。在情况出于正常状态时，当我从足够近的地方观察塔时---这种感觉是值得信任的。

第二层怀疑是他的“做梦案例”。他首先提供的案例是他认为是最好的真理候选对象，某种东西为真，如果任何时期都真：“我在这里，坐在炉火边，穿着冬天的晨袍 (起床后套于睡衣外在室内穿的宽松长罩衫，通常有束带)，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但是他接着写到：

通常在我的梦中，我相信这样熟悉的事件---我穿着晨袍坐在火炉边---但实际上我没有穿衣服趟在床上。但是现在，我的眼睛当然睁得大大的，的确如此。就好像我不记得其他场合，我在睡着时被同样类似的想法所欺骗似的。就在我更加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认识到从来没有任何可靠的方式区分苏醒和睡着两种状态。

如果我不能区分苏醒和睡着两种状态，笛卡尔认为，我就不能确定无疑地相信我现在是睡着了。因此，即使我的真理信念的最好候选对象也令人怀疑。

这还没完。笛卡尔还有更强大的武器，那构成了第三层怀疑：如果有一个威力特别强大的恶魔，他着手要欺骗我相信的一切，该怎么办？那样的话，我不能肯定我看到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或许强大无比的恶魔欺骗我相信这些。笛卡尔得出结论说：

因此，我应该假设某个邪恶的、强大的、狡猾的恶魔竭尽所能要欺骗我。。。我应该认为天空、空气、地球、颜色、形状、声音等和所有外在事物都不过是恶魔设计出来用以诱骗我做出判断的梦境。

从这三层怀疑中能得到什么呢？《第一沉思录》提供了两个不同的怀疑主义论证，各自拥有不同目标和范围。第一个我称为“观点面纱”怀疑主义，旨在显示我们有关外部事物的信念令人怀疑。这是前两层怀疑的目的。第一层旨在显示在我们的心灵中存在一个优先选择---内心凌驾于外部。也就是说，我们在体验中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是自己的观点，我们只是依靠从这些观点中指代其存在或者特征来认识外部事物。比如，当我看到我桌子上的一杯咖啡，我直接意识到的是我有关咖啡和桌子的观念，接着是我推断出其存在---我并没有直接认识到那些物品及其特征。这如何帮助我们获得怀疑主义结论？它显示当我想到自己坐在火炉边，穿着睡衣，我直接感知到的不是火炉或睡衣本身，而是我的有关它们的观念。问题是这些观念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起因。或许是物体本身引起了我心中的想法---这导致高兴的案例，其中我有真正的信念。但是它也可能是我的梦想引起了我心中的想法---导致不高兴的案例，其中没有火炉，只有火炉的梦。这就是怀疑主义的结论。

皮浪怀疑主义者甚至没有想象可能不存在外部世界。

在《第一沉思录》中还存在第二个怀疑主义论证，它被常常错误地称为“邪恶魔鬼”论证，但我更愿意称之为“我的源头作者”论证。虽然第一个论证旨在显示经验命题中我们的信念---我坐在火炉旁边，这可能是错误的，第二个论证旨在显示我的有关所谓永久真理信念---比如必要的数学命题，如2 + 2 = 4也令人质疑。

它开始于形而上装载的假设，即上帝而不是恶魔创造了这个世界，其中永恒真理是虚假的，或者至少我不能够说上帝能够本来用另一种方式创造这个世界。但是，这种解读没有考虑的是笛卡尔论证中的另一个前提。他是用这样一个假设开始这个论证的：即存在一个能够“欺骗”他的全能的上帝。但是，他并没有在此停止论证。他继续提出了另一个前提：或许没有上帝，据此

我是命运或者偶然性的产物，或者是漫长因果链条的产物。但是，并不那么强大的（这些假设）构成了我最初的起因，更有可能的是我这么不完美故而一直上当受骗。

他的论证是个分隔论证，要么我有一个强大的创造者，要么没有。如果获得了前者，那么我的创造者---我的源头作者---在永恒真理方面拥有欺骗我的权力（请注意他没有讨论永恒真理是虚假的，而是我可能误解它们了）。如果获得后者，--如果我没有强大的创造者---更有可能的是，我对永恒真理的看法是错的。因此，他的怀疑主义结论是在永恒真理方面我可能上当受骗了---而不是说它们可能是错误的。

笛卡尔时刻比皮浪时刻更加激进。皮浪式怀疑论者甚至没有想象可能不存在外部世界，塞克斯都在描述其怀疑主义时通常认为其存在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研究古代哲学的著名学者麦勒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在常常被引用的段落中提出的要点。古代怀疑论者

无论其对普通信念的审视多么激进，都不会触碰这个观念，而且依赖这个观念,即我们受到欺骗和在某些事情上无知。存在一个我们会遭遇的现实；我们在接触某个东西，即使这个东西这个现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古代怀疑论者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但是，笛卡尔时刻怀疑这个东西的存在。在皮浪式怀疑论者看来，我认为水是凉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在笛卡尔看来，连水的存在这个问题，我都可能是错的，更不要说凉不凉的问题了。在笛卡尔怀疑论者提出某个东西是否真实存在之处，康德式怀疑主义，我们这个故事中的第三个里程碑式时刻，提出的问题是，某些东西成为案例如何可能。如果用更具哲学色彩的口吻，康德式怀疑主义是有关某物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在最初是不怀疑的。正如科南特所说：

康德式怀疑主义将笛卡尔怀疑论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带进其担忧的范围：体验拥有必要的统一性以便能够成为某个东西……但是，体验如何可能？

康德时刻比笛卡尔时刻更进了一步。如果笛卡尔和其他笛卡尔主义者怀疑外部客体的存在，比如我的窗户外面的树，他们还没有到怀疑我们对那些外部客体的体验的地步---也就是说，我对树的感知与树本身有任何关系。这恰恰是伊曼努尔康德及其康德主义者做的事。

质疑我对外部客体的体验意味着什么呢？要理解这个问题的威力，我们应该看到“体验”和“外部客体”是两个不同实体。我们的体验和其他类似东西如感知和信念是我们在论证中使用的东西---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尔弗雷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曾经说过的那样，它们属于“理性空间”。但是，外部客体是存在于“理性空间”之外的物质实体，不能被用在论证之中。假设你问我为什么相信书房里的课桌是棕色的，我对你的回应---我的论证—是那是因为我看见它是棕色的。我用我的“感知”作为论证的前提，但我不能说“因为桌子”。桌子本身不能成为论证的前提，只能是我对桌子的体验。哲学家常常描述这个问题，说体验、感知或者信念具有“规范性”。

现在，如果我的世界体验是规范性的，是在理性空间内的，但物质实体不是，那么问题来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两个异质性实体---是如何拥有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康德式怀疑主义者提出的基本问题。理性空间内的某物是如何可能出现在并不在这个空间的东西上，而且与它建立起关系？这里，这些种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任何怀疑，其重要性何在？康德式怀疑论者并不怀疑我们的体验是在外部世界基础上产生的。问题不是概念式的和非概念式的之间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而是这样的关系是如何可能的？这些是笛卡尔论者没有提出的问题。笛卡尔主义者赞同康德主义者我们的体验以来外部客体，这没有问题，差异在于康德主义者要求对这样的关系做出解释，而笛卡尔主义者甚至没有对这个事实要求做出解释---因为从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无论我调查得多么多，我都看不到或者根本体验不到“因果关系”本身。让我们看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中自己的康德式怀疑主义版本作为例子。在这本里程碑式著作中，康德区分了人类心智的两大潜能：感性（sensibility）和知性（understanding）。“感性”是依靠物体给我们的东西而获得消极的接受性能力，“知性”则是我们对这些物体的思考的结果。感性通过康德所说的与物体有一种特别关系的“本能”给我们这些物体。而知性是通过“范畴”思考这些物体的，这些范畴通常是可以应用在不止一个具体事物上的因果性和实体等普遍概念。康德自己的康德式怀疑主义版本是这两种实体的关系如何可能的问题：范畴如何可能建立在依靠本能给我们的客体上？

康德在被称为《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的章节中部分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列举了12个范畴，但是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足矣：因果关系范畴。这里，康德心里想的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因果性怀疑。他论证说，看到我们通常说的因果关系---比如火把水烧开---我们真正看到的是只是两个不同物体或事件之间的“偶然性”。我只能看到，先点火，接着水沸腾。无论我调查得多么多，我都看不到或者根本体验不到“因果关系”本身。问题是自然中的康德主义者，这是涉及到因果关系概念和外部世界的物体和事件之间的联系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康德看来，问题是这样的关系如何可能。这里康德似乎接受了这种可能性，范畴和物体之间没有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可能性（这导致康德的很多读者错误地相信康德在这方面是休谟主义者）但是，这只是貌似真实的可能性---正如他说的那样，是“怀疑论者最希望出现的”情况。他实际上想显示这种“貌似真实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虚假的可能性或可能性幻觉。换句话说，休谟式怀疑论者认为范畴和感知对象之间存在鸿沟，反休谟式怀疑论者愿意尝试以某种方式弥补这个鸿沟。但是，康德的答案是，首先这个鸿沟并非真鸿沟，它不过是鸿沟的幻觉。当今哲学家在称这个问题是“怀疑主义”时当然有些犹豫，但康德本人称它这个名称，并且将其命名为笛卡尔“物质”问题或者“有问题的唯心主义”。（这个解读打算非常接近---虽然未必等同---科南特、人工智能哲学家约翰·豪奇兰德（John Haugeland）和匹兹堡大学教授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等提出的观点。）

怀疑主义历史上的第四个和最后一个里程碑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提出了康德也没有提出的问题。在康德的所有讨论中，问题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影响我们的是这个世界，虽然康德认为心灵在这个过程中是积极的，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它仍然代表这个世界。因为哲学家们倾向于将物质从世界送进心灵之中，这是“适应的方向”。但是，针对我们在世界上做的事，维特根斯坦在其死后出版的书《哲学研究》（1953）遵循法则的考虑中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他将“适应的方向”扭转了过来，从原来的从世界到心灵变成了从心灵到世界，通过提出了另外一个如何可能的问题：遵循法则如何可能？在这问题中，我们有一些在理性空间中的东西---我们的行动或者行动意图---还有一些不在此空间的东西---发生在世界上的物质事件。比如，我想喝咖啡（这是理性空间部分），这引起我手部的身体运动（这是理性空间之外的部分）。像康德一样，维特根斯坦并不怀疑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争议之处在于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们需要解释这两个异质性实体之间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最初想使用数学函数的案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有个学生学到如何写出下一组数字，我们教给他写一组数字“+2”一直到1000。但是，接着

他写出来1000, 1004, 1008, 1012。

我们对他说，“你看看你做的事。”---他不明白。我们说，“告诉你要加2，看看你是怎么开头的！”他的回答是：“是啊，不对吗？我认为那就是你们叫我做的事呢！---假设他指着这个数列说到，“但我按照这个方式继续进行。”现在说下面的话是没有任何用途的：“难道你看不到吗？再重复从前的例子和解释。”

在写下这些数列时，我们隐含性地遵循了数学函数。比如，如果是自然数字的案例，这个函数是“+1”。但是，存在其他函数给我们同样的结果，直到某个点为止。比如，当函数遵循“+1”,如果x<1000，然后遵循‘+2’如果 x>1000，如果被用在小于1000的数字，这两个函数就给我们同样的结果。差别仅仅在于当我们再往前走，超过1000后，但是，当我们写下小于1000的数列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打算用那个函数。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是，针对每个行动，都存在对那个行动的不止一种描述。但是，我们作为做那个行动的施动者，不敢肯定这些描述中哪个真正适用我们的行动。因此，这里存在困惑。

古代人认为：存在一个外部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笛卡尔提出质疑。

美国哲学家索尔·阿伦·克里普克（Saul Kripke）就这个问题如何起作用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论证---正如克里普克承认的那样，这个论证是维特根斯坦式的，但不是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在文献中已经被逐渐称为“克里普克斯坦”（Kripkenstein）。这里，维特根斯坦在描述他所说的“误解”。这在下面这个段落中最为明显，可以说是在维特根斯坦语料库中发现的遵循法则问题的最好总结之一。

这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任何行动能够被法则决定，因为每个行动都能够被用来遵守法则。答案是：如果每个行动都能被用来遵守法则，那么它也可以被用来与法则冲突。因此，这里将可能既没有一致也没有冲突。

这个简单的事实显示这里有一种误解，即在这个推理链条中，我们将一个解释放在另外一个解释之后，就好像每个解释都至少让我们感到满足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想到它背后的另一种解释为止。我们因此显示的是存在一种抓住法则的方式，它不是一种解释，而是在从一个案例到另外一个案例的应用中展现出我们所说的“遵循法则”和“反对法则”。

我上文描述的问题的方式与克尔普克的解读是一致的，这抓住了该篇的第一段。它描述了我们似乎面对的悖论。但是，这并不是维特根斯坦看待处境的方式。在他看来，看见悖论就意味着存在误解。它可能被其他读者忽略不计，解读这个问题的这种方式错过了该篇的第二段。在康德看来，概念和非概念之间的鸿沟是虚假鸿沟，同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对遵循法则的一种阐释，比如在写下一个数列时使用某个函数，我们就误解了这个处境。在遵循法则时，我们仅仅遵循法则，句号。

怀疑论思想史上的每个里程碑都呈现出比前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处境。古代人认为：存在一个外部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对此，笛卡尔提出质疑。接着，康德将手指放在了笛卡尔从来没有想过的某种东西上面：概念性东西依靠非概念性东西而生，我们的体验建立在时空对象的基础上。康德本人从来没有在最可怕的意义上考虑这个问题：概念和非概念性东西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认定自己在做的行动中也存在问题，当适应的方向是从心灵到世界的时候。这是最后一个里程碑：维特根斯坦时刻。

如果从哲学角度看，所有者四个里程碑都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里程碑讨论了提出某种怀疑主义担忧的典范案例的特定哲学家而且根据他们的名字命名，但并不是只有那个哲学家能够或者曾经提出这案例。维特根斯坦时刻在本质上是康德式的，康德本人在若干地方谈及他自己的笛卡尔式怀疑主义根源。笛卡尔本人则将他的某些怀疑论问题的根源归功于古代怀疑论。还有很多其他哲学家也的确参与到这些不同的怀疑论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称这些里程碑是“怀疑主义”，虽然我们提到的四个思想家中有三个---笛卡尔、康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根本不是怀疑主义者。他们只是考虑了这些怀疑主义形式，要么是拒绝它们（笛卡尔），要么是显示出它们不过体现出貌似真实的可能性（康德），要么它们只是呈现出一种误解（维特根斯坦）。

译自：Known unknowables by Mahdi Ranaee

https://aeon.co/essays/four-scepticisms-what-we-can-know-about-what-we-cant-know 

作者简介：

马赫迪·拉尼（Mahdi Ranaee）德国锡根（Siegen）大学副教授。与詹姆斯·奥西阿（James O’Shea）和鲁兹·克里斯托弗·塞尔伯斯（Luz Christopher Seiberth）合编《充满应然之事：威尔弗雷德·塞拉斯作品选》，与鲁兹·克里斯托弗·塞尔伯斯（Luz Christopher Seiberth）合编《与塞拉斯一起阅读康德：康德式主题再考察》。目前在写两本书稿《怀疑主义：笛卡尔和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遵循规则的怀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