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通史》的“通史”特色

作者：徐梓（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政协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正月廿六日乙巳

          耶稣2023年2月16日

刘家和先生在《论通史》一文中，阐明了中西史学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中西方对于“通史”态度的迥然异趣。西方并无“某国通史”之说：所谓的General history，实则是综合概括的历史；Universal history是普遍的历史，Global history是指全球史，Ecumenical history则是普世历史或世界历史，Total history是指整体的历史。我们翻译的许多外国史书，之所以冠以“通史”之名，是译者为了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根据自己的理解酌情加上去的。中国史学则不然，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先后有梁武帝的《通史》、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等，都是以“通”命题，以“疏通知远”“通古今之变”为宗旨。中国史学因此形成了章学诚所说的“通史家风”，或者说“通史”写作的传统。刘海峰教授主编的《中国科举通史》，正是接续这一传统的新成果。

从体例上说，“通史”是相对于断代史而言的。《易·系辞》说：“往来不穷谓之通。”真正的通，要求时间上的没有穷尽，无论是面对无边无际的过去，还是朝向无始无终的未来，都要具有无限性。但是，就像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部包罗万有的史书一样，也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部包括一切时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史”与其说是一种实情，毋宁说是一种理想和追求。在我们的意识中，一部史书，如果不是像《史记》以后的所有正史那样，以一个特定的朝代为断限，而能够跨越多个王朝，就是通史。只要打通王朝的壁垒，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考察特定历史问题的兴衰起伏，就能满足通史的最基本要求。

中国的科举从隋朝兴起，直到清末废止，长达1300年，贯穿于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程，这为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象。《中国科举通史》分科举前史卷、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用6卷、340多万字的篇幅，全景呈现了这一制度从兴起、变革、定型以及最终被废除的全过程，可谓原始察终，本末详具。即便是在同一个王朝之内，也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展开论述。如《隋唐五代卷》的主体部分，分为初唐科举、盛唐科场万象、中唐科场风云、晚唐科场风气，分别讨论了唐朝近三百年科举继承与发展、逐步完善、改革与发展、纷争与调和的历史。《明代卷》分为明初、洪熙至天顺、成化至万历、明末四个历史时期，逐一论述其继往开来、走向完备、成熟与鼎盛、僵化与改革的特质，考论行事，见盛观衰，给读者以科举史的整全印象。

“通史”既要体现出体例上的跨越王朝和时间上的长时段，更要有精神上的“通古今之变”。所谓的“通古今之变”，是在一个长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考察，以了解时势起伏、兴衰、成败、穷达的变化，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没有一定的观察距离，我们就会陷于面墙而立的尴尬：距离太近，反而什么都看不清楚；要看穿庐山的真面目，就有必要摆脱“身在此山中”的窘境。正是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它所在的时空背景越大，我们在它身上发现的意蕴也就越丰富、越深刻。这也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通史写作的意义所在。

《中国科举通史》虽然分卷编写，各自成卷，但因为有精心的擘画、长期的交流和充分的研讨，所以相互之间不仅能察前观后，注意衔接，而且彼此呼应，主旨一以贯之。各卷执笔人虽然是各个断代科举史的权威，但因为长期浸淫于此，对科举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这就使得他们能在科举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能在与其他断代的比较中，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科举的阶段性特征。

在每一卷的卷首，统一有与一章篇幅相侔的《导语》，这实际上是这一卷的主旨和主题，是这一历史时期科举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和精炼概括。如宋代卷的《导语》，强调经过一系列改革，宋代的科举扩大了取士名额，建立起了保障公平的制度，科举和学校之间紧密结合。辽金元卷的《导语》则指出：“辽金元三朝以汉族科举为蓝本，结合各自的民族特点和统治需要进行改造，使科举呈现出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这都是对这一时期科举主要内容和重要特点的深刻揭示和高度概括。

科举制度的产生，以自由报考、统一考试、进士科的设置为标志，出现在隋朝。但《中国科举通史》在此之前，还专门设置了《科举前史卷》。这是因为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任官员的制度。而中国选任官员的制度，并不是由科举制度肇端，在它之前，还有世卿世禄、军功入仕、客卿养士、九品中正制等途径，尤其是察举制，不仅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而且分科察举、引入考试等做法，可以说种下了科举的种子。科举制度显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以前的选官制度是怎样的关系？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内在机制是怎样的？科举制产生之后为什么会成为较为稳定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和它之前的选官制度相比有怎样的优势？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停留在科举阶段论科举，是得不到解决的。要说明科举制度出现的基础，说明它的合理性，就有必要把它纳入选官制度的整体框架中进行考察。或者说，《科举前史卷》的设置，集中体现了由世卿世禄制到察举制、由察举制到科举制这样一种“通古今之变”的用心。

“通史”的“通”，不仅体现在历时性的时间上，而且体现在共时性结构上。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说法，这二者不只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且是统一的、合二为一的关系。“古今纵向历时性之变，正是这些内外横向共时性之变的结果；而一切时代的横向的共时性的结构，又是纵向的历时性发展的产物。纵向的历时性的发展与横向的共时性的变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也就是说，特定时期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历史的这一发展变化，又形成了各种社会因素所在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新的结构。

科举在旧时吸引了全社会的神经，在现今也吸引了各个学科学者们的注意。正如主编刘海峰教授所说：在长达1300年的漫长岁月里，“科举不仅关乎政治风向、国势强弱、教育体制、办学目标、阶层流动、科场文体、学术发展，而且牵涉应试方式、职业选择、社会习俗、文风变易、文学作品、婚姻取向等等。”因此，要写出科举通史，不只需要纵向上、历时性的“通”，还要写出横向上、共时性的“通”，即对于科举相关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做系统性的考察。

科举不只是考试，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有的学者称隋朝开始了科举时代，还有的学者干脆称此后的中国社会为选举社会。如果要将科举相关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做系统性的考察，那不啻是要写一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历史。如何既不局限科举考试、科举制度的狭隘，又不是没有边界，泛滥无归，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是决定《中国科举通史》学术品质的一项重要工作。

主编和各册著者都意识到，科举通史不同于科举制度通史，它不只是要完整呈现这一制度的规制和要求，还要说明这一制度是选贤任能、公正公平观念的落实，更要说明这一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施和实施效果，说明这一制度对中国政治、社会风气和文化教育的影响。比如，《隋唐五代卷》中的科场风气，《宋代卷》中贡士庄、贡士库和科举费用的筹集，《清代卷》中科举与教育的变迁、科举对社会的影响等等，这些内容，都超出了单纯科举制度的范畴。《明代卷》的著者郭培贵教授，2008年即开始此书写作的准备工作，2015年出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之后，又用了5年的时间修改此书，就是为了和单一的制度史拉开距离，呈现明代科举立体、完整的风貌。

总之，《中国科举通史》表现出显著的“通史”特色，这不仅体现在它跨越中国传统社会后半程、贯通1300年的长时段格局，也不仅体现在它超越制度史、熔铸所有相关内容为一炉的整体风貌，更体现在它原始察终、“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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