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举措

——兼论其对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作者：鲁小俊

来源：《新文科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鲁小俊，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书院、科举与文学。著有《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三国演义〉的现代误读》《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等，主编《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1977纪念奖，入选武汉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佳教师”。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清代书院课艺整理与研究”和重大项目“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

目次 

一、读书为何：成圣贤，做好人

二、读什么书：应试书，不算书

三、成功之路：走捷径，行不通

余论

摘要：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大多缘于科举考试的压力。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多与升学和就业形势相关。其一，学习目标方面，古代有人读书只是为了考功名。书院鼓励生徒立志成圣贤、做好人，并在日常行为中躬行儒家伦理规范。现今有人读书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学校可从日常生活着手，引导学生养成底线意识和家国情怀。其二，学习内容方面，古代有人只读应试之书以致学识鄙陋。书院提倡研读四部原典，旨在培养博雅通儒。现今有人大学阶段主要读教材，较少深入研习原典。学校除了日常引导外，可在考试设计方面做探索，将分数与博识相关联。其三，学习方式方面，古代有人想通过时文选本、考点类编走捷径，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很小。书院引导生徒拒绝二手和碎片化知识，反而有利于科举成功。今天有人以绩点、证书为急务，忽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学校和用人单位皆有必要重视基础和潜力，切勿过于急功近利。要之，教育理想和人生现实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来一直在求解的题目。

关键词：书院教育；科举功名；人才培养；存在问题；应对举措

“书院制”是当前高校教育管理改革的热点之一，不仅多所高校参与其中，国家也在政策层面给予鼓励和支持。一般认为，“书院制”的源头有两个，一是英美的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一是中国古代的书院。就后者而言，虽然都称“书院”，但当下高校设立的各种书院，与古代书院的区别其实非常大。不过古今之间总有一些共通性的东西，特别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颇有相近之处。本文要讨论的是，当下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与古代书院教育遇到的问题，有哪些是相似或相通的？面对问题，古代书院又是如何应对的？那些应对举措，能否给今人提供一些启迪？

清道光间霍州知州李培谦曾对霍山书院士子训话，讲到宋代“理学昌明”，士子聚于书院，所“求者无非身心性命之事”。现如今情况却变得糟糕起来，“师之所讲、弟子之所习，不过沾沾于文字之间。其所为文又非出于心得，大抵袭窠臼，讲排场，敷衍补缀，以希冀主司一日之收录，其于身心性命固未尝一计及之也”。这实际上是后期书院的普遍现象。乾隆间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蒋士铨也谈到“近日书院”，“师既无道学相关之心，弟各负揣摩自熟之见”，“此天下书院之陋习也”。这类现象，用康熙间河南学政张润民《南阳书院学规序》中的话来概括，就是：“古之学者以道，今之学者以文；古之学者身心性命，今之学者功名富贵。相习成风，江河日下；世道人心，莫知砥柱。”“今不如古”之说能否成立，姑置不论，古代书院遇到过的问题，在当下似乎又换了一副行头继续出场。

具体来说，古今相通的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其一，古代有人读书就是为了考科举功名，丢掉了研习圣贤之学的初心；今天有人读书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忽视家国情怀、健全人格的养成。其二，古代有人把读应试书当作求学问，轻视原典的研读；今天有人主要读教材或本专业书籍，很少钻研原典或涉猎其他专业书籍。其三，古代有人想通过“秘钥”等捷径，快速获取考试成功；今天有人勤于刷绩点、考证件，旨在为升学就业积累资本。古代书院问题的产生，大多与科举有关，“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往往与升学和就业相关，人才培养和升学就业也相互依存。考察古代书院对存在问题的反思，以及相关的应对措施，我们也许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一、读书为何：成圣贤，做好人

清初笔记《坚瓠集》中有一则故事：“吾邑某生从某师读书山中，一日徒问其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为科第也。’”接着就是关于科举功名“偶然”“必然”的故事，此处不论。读书就是为了考取功名，这实在是传统社会的普遍观念。

进入书院求学的人也不例外。明嘉靖间山东提学副使吕高曾对济南湖南书院生徒讲，诸位都是选拔进来的，自然有积极向上的志向，只可惜“所谓志者，多不过科目外念”。同是嘉靖间的山东博平进士乌从善，为当地书院拟的《博陵书院条约》，说到人们对功名的误解：“试问如何是功名？原是说建功立名也，世人不察，多以游泮登科仕宦为功名，是误认了。人惟误认功名，到头只落富贵之念。”将升学做官视作功名，这观念狭隘了，认为追求富贵是功名，这就更狭隘了。只是这种狭隘的功名观念，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有普遍性。清光绪间睢县洛学书院崇祀理学家汤斌，山长黄舒昺所拟书院学程引汤斌之言：“士子终日聚谈，无一语讲求道义；终日诵读，无一字照管身心。”反而是那些“讲求道义”“照管身心”的人，被“笑为道学”；不随大流的人，被“恶为古板”。太多的人，在求学之路上迷失了初心。

求学的初心是什么？或者说，读书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没有想过，也可能有的人不会常常想起。“今学者开口便云读书，到底读书将为甚事？此处宜自猛省。”这是清乾隆间台湾道兼学政觉罗四明对台南海东书院生徒的“棒喝”。觉罗四明提供的答案是，读书是为了做圣贤。他说，读书人应该“自拔于流俗，将以圣贤为必可为”，并且“一切言动视听以及五常、十义之伦，逐项须要认真，毋得仍前忽略”，从而修齐治平，为人表率，这才是读书人的本心和本分。

将培养圣贤定为教育目标，这不是台南海东书院的专利。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养成圣贤。以清乾隆间江西书院的学规为例，南昌《友教书院规条》：“士人当志在圣贤，力求仁义，上通性命，内治身心。”南安《道源书院条约》：“今诸生当志圣贤之德业，以自励其行能；当志圣贤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书院条约》：“愿诸生当下立志，决以圣贤为可求。”这些书院学规是一个缩影——宋代以来书院学规的“立志”条，所立之志几乎都是圣贤之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以圣贤之学为志向，这个目标会不会太高，普通人难以企及？或者，这个目标会不会太远，无益于生徒眼前的急务——考科举？

关于第一个问题，书院山长或地方官员的回答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普通人和圣贤本质上并无不同。清乾隆间湖南巡抚杨锡绂对岳麓书院生徒讲：“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可惜为风云月露、利禄功名之念误了一生，致使七尺之躯，空与草木同腐。”咸丰间武陟河朔书院山长李棠阶称：“吾性命与圣贤同，吾伦常与圣贤同，吾官骸与圣贤同。”这些说法渊源有自，孟子就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二，虽然有难度，但值得去追求。清康熙间福州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就反问：“如曰吾不能、吾不敢焉，呜呼，求富者未必得富，而人求之；求贵者未必得贵，而人求之；求为圣贤者，取诸其身而已足，而何不能，何不敢乎？”这一反问是很有力的。得富贵和成圣贤都不容易，但后者还是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得富贵有赖于很多外在因素，成圣贤则靠自身的努力就可以。难一些的富贵，大家都去追求，容易一些的圣贤，又有什么不可以追求的呢？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个层面的回答。其一，圣贤之道有助于文章，自然也有助于科举。志在圣贤，就是“以体诸身心者发而为文，自然真切妥当，亦无不得科第之理”。为什么会这样呢？清康熙间井陉知县周文煊《东壁书院记》讲到：“时艺虽止进身之阶，顾其理，孔、孟、程、朱；其经，《易》《诗》《书》《春秋》；其取材变化，《左》《国》《庄》《骚》，班、马、韩、柳、欧、曾……”圣贤之道不仅与举业文章不矛盾，而且还有促进作用，这也是书院教育的普遍理念。

其二，如果有所偏重的话，较之于志在科举，志在圣贤更切实际。人人都追求科举，但是科举成功者毕竟是少数。所以“专攻举业而不得，则必至两失。专志圣贤而不得，犹不失我之真面”。专志圣贤，得或不得，会有两种出路：“储朝廷可用之才，有为有守；作乡党寡过之士，立德立言”，“纵不能即几于圣贤，亦不失为端人正士，出则有为，居则有守”。也就是说，如果做不了圣贤，也能做个好人，这就够了。南宋朱熹曾对建阳沧洲精舍生徒讲：“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明代冯从吾在西安宝庆寺讲学（此即关中书院前身），总结所讲要义为：“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可见做个好人，也是人生的成功。相反地，如果只是以科举为志向，“读经书止以供科举”，“读子史止以博记览”，不管能否考取功名，“处则为俗儒，出则为庸吏，此等人直谓之未尝读书也可”，相当于书白读了。

“立志”的必要性、可行性等理论问题，历代书院不厌其烦，多次申述。而在实践方面，书院又是如何引导生徒走向圣贤之路的？

各家书院引导的路径各有不同，但核心部分大体一致，即要求生徒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儒家伦理规范，“举一心，行一事，必求其当于圣贤与否”，这是成为圣贤或好人的必由之路。南宋乾道间，吕祖谦主持婺州丽泽书院，要求诸生“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闻善相告，闻过相警，患难相恤”，等等。淳熙间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所作《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主要内容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之序”。后世书院的各种日常行为规范，基本上都是吕祖谦、朱熹所订学规的沿用、引申和发挥。

反观当下高校，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认为，读书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这与古代有些生徒读书就是为了考科举，何其相似乃尔！

参照古代书院的引导目标，现今人才培养亦可有两个方向。其一，古代立志做圣贤，在当下就是培养家国情怀。从读书是“为了中华之崛起”到“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这是古代圣贤之志的当代演绎。其二，朱熹所言做“好人”，接近于当下的“成人教育”。如前所述，古代的“好人”，约等于“乡党寡过之士”“端人正士”；今之所谓“成人”，可理解为能够守住底线的人，即如会计不做假账，学者不说假话。“好人”与“成人”，贯通古今，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参照古代书院的引导路径，现今也宜从日常生活着手，于点滴中养成“好人”和“圣贤”。以同学关系为例，这是大学生活中很重要又易出问题的方面，“血压高了，大学里都是什么奇葩室友”之类的吐槽时有所见。其实古代书院也有这类糟心事，宋淳熙间朱子门人陈文蔚说：“近世以来，朋友道弊。”清乾隆间江西巡抚陈宏谋也谈到：“近世友道不讲。”对于这类问题，很多书院都在学规中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如元代青浦《孔宅书院学规》：“朋友居五伦之一，关系最重”，“今日同居书院，正与于朋友之伦也。宜抒素心，共敦古处，订交一日，相期百年”。现今学工部门有更多的好办法处理学生关系（如南京大学用大数据算法为新生匹配室友），而古代书院将这个问题与伦常教育相联系，无疑是更高的站位。

要之，古代书院以“圣贤”“好人”为培养目标，是对读书旨在求功名富贵的拨乱反正。“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当下高校也当鼓励学生以家国情怀、健全人格为第一义，而不仅仅是拿个好文凭、找个好工作。大学生若能养成“行己有耻”的底线意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可少一些。

二、读什么书：应试书，不算书

清乾隆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个故事，说人睡着后，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像郑玄、孔安国，其光“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其他人学问渐差，光也就越弱。有个老学究睡着后，“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没有光芒。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确：应试的学习不是求学问，真学问不会出自考试。郑玄、孔安国之所以光芒万丈，乃因其所学与考试无关；老学究虽然读书一生，但“高头讲章”之类都是应试书籍，自然字字黑烟。而现实中的情况是，很多人都把读考试书当作求学问，“反认他乡是故乡”。这一情况，在历代书院之中也比较普遍。而书院教育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对这种现象予以纠偏。

书院的纠偏努力，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其一，“俗学”之外，提倡“古学”“新学”。

书院的学习内容，大致有三块：应试之学（明清时期主要是八股时文），即“俗学”；传统四部之学，即“古学”；晚清时期又增加了时务、泰西之学，即“新学”。科举时代，士子专注于举业，由此导致知识面的狭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北宋苏轼就曾感叹“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清以八股取士，问题似乎更严重。明代杨慎慨古学之废，论举业之弊有云：“士罕通经，徒事末节。五经子史，则割取碎语，抄节碎事，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清乾隆间任丘桂岩书院山长边连宝提到：“近世习举子业者，把黄边老墨作半世夫妻厮守，除四书本经而外，一切线装书俱束而不观。”他举例说，有高掇巍科之人，竟不知威烈王是哪个朝代的人，“真堪捧腹”。出现这些可笑、可悲、可叹之事，皆缘于士子集中精力专攻科举，无暇顾及广博的知识和学问，以致“黑烟笼罩，光芒微弱”。

拒绝俗儒、陋儒，养成博雅的通儒，关键在于重返“古学”的传统，引导生徒广泛研读经史子集典籍。清乾隆间宁乡玉潭书院山长周在炽对生徒讲：“试思诸经而外，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书，何啻数百种；制义而外，诗、赋、歌、词、序、记、传、铭、诏、诰、疏、引、启、发之类，何啻数十种。平心扪腹，所读何书，所长何种，正恐可约略数也。”这些“数百种”“数十种”书籍或文体，或者是科举不考的，或者是非决定性的考试内容，很多人便放置一边，无暇也无意翻阅涉猎。但问题在于，“古称博极群书，无所不读，方为通儒。今乃以尺寸之编，将以此了读书之名而终其身，其自待不已薄哉”。周在炽由此鼓励生徒，“已往莫追，来者可奋”，博综典籍，该览群书，方不负读书人之身与名。至光绪间，山长逊学斋主人顺应时代变化，鼓励生徒留心时务：“诸生苟有当世之志，经史外尤宜兼及时务之书”，“不特可储为将来服官之用，即于制举业亦大有裨也。”要之，无论“古学”还是“新学”，其指向都是博雅通识，这对于专心“俗学”导致的弁陋空疏，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关于具体的涉猎要求，很多书院有指导意见。哪些是必读书，哪些是选读书；哪些需要精读、先读，哪些可以泛读、后读，各家书院多有明确区分。《读书分年日程》《书目答问》《西学书目表》等阅读指南，也广受书院师生的欢迎。至于能不能完成阅读任务，有书院引述程子之言：“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即可为学。”提供时间分配的参考经验。也有书院提出若不能通读四部，亦可专攻一门：“即质有不逮，或专习一经，以一说而通众说，或专习一史，以一史而通诸史。或通天文算术，或为古文骈体，或习诗词，或研《说文》、小学、金石文字，各成专门名家之业。”总之，书院学习需要拓展知识面，不能被科举指挥棒牵着鼻子走。

其二，“俗学”之内，融入“古学”“新学”。

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书院生徒的现实需求，本身不仅无可非议，甚至值得鼓励。明嘉靖间长沙知府蒋弘德就说，有人主张废除举业，以为这样才可以见道。其实抛开举业而求学问，也很容易懈怠。读书人追求仕进，犹如农夫耕种，适得其所。而且考试内容也能够见出学问：“首之以经书，所以识其知道理、明经术之功；次之以论判，所以试其精议论、练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试其博洽古今、处置时务之功。”不仅明代如此，清代也差不多：“春秋两闱，经策与制艺兼试；殿廷试以策论；馆阁试以诗赋；至提学岁科两试，则经解古学别为一场：固未尝专重时文而以经学词章为可忽也。”至清末科举改制，乡会二试、生童岁科两考，除了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也考“各国政治艺学策”。可见科举考试本身是包括了“古学”“新学”在内的。读书人若能正确对待，“以此读书，可以审圣贤之精；以之作文，可以发圣贤之蕴”。由此而言，“举业即道也，何可废也”。

既然“举业即道”，做时文以经史为根底，自是应有之义。清乾隆间章学诚主讲肥乡清漳书院，教授的内容即是八股时文。他教导生徒，考的虽是四书文，但希望“诸生贯串经书，融会传注，自以意义发挥，更取他书印证，盖学问之一端也”。考时文虽属“俗学”，但同时也可融入学问，这就是学术追求与功名目标的统一。“以此为举业，即举业之上乘；以此为学问，即学问之首最。”章氏的这种观念和主张，在书院中也具有普遍性。“时文虽科举之学，然非多读古书不能诣极。”“储在陆先生云：‘便欲作时文，亦须胸中有一部芝麻通鉴。’语非轻薄，殊堪猛省。”“从未有不研极四书，穿穴六经，谨胎息于旧文时墨，而能弋取科名者。”诸如此类的论说，都是从有利于考试、有利于功名出发，强调广泛的阅读、深厚的功底对于科举成功的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面，将“古学”“新学”纳入日常讲学和考课，当是最重要的举措。以清代书院为例，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上海格致书院等，这些专门研习“古学”“新学”的书院后文另说；大量以八股时文为研习内容、从事科举培训的书院，也设立小课（或称散课、经古课、诗赋课、策论课），专研经史词章、西学时务。例如扬州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这两所书院都以考课时文为主业，今存《梅花书院课艺》《安定书院课艺》，是生徒所作八股文的总集。同时这两所书院也以“古学”为小课，今存《梅花书院小课》《安定书院小课》，就是生徒考课经史词章的总集。其中的题目如《三宅三俊解》《〈史记〉得失考》《书陶渊明集后》以及《汉宣帝麒麟阁功臣颂》《拟卞兰〈座右铭〉》《募修北固山铁塔疏》等，都是与时文无直接关联的内容。书院将其纳入考课，既有助于扩充知识面，“课士以诗赋杂文，所以勤博习”，对于科举功名，也有潜在的积极作用，因为“诗文经古，异曲同工，以是掇巍科，登秘阁，备侍从，效赓飏，润色鸿业，必自好秀才始”。

当下高校类似的情形是，有部分学生“不读书”。这里说的不读书，不包括那些沉迷他事、荒废学业的行为，而是指有些学生尽管手不释卷，但只是读教材，很少读原典，或者主要阅读本专业书籍，很少涉猎其他专业书籍。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这是大问题。

以中文系学生为例，如果只读文学史教材，能否在期末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有可能。因为多数情况下，考试基本上不出教材的范围，而且用教材语言答题可保证不出错，容易得高分。一个中文系学生，他不必读《李太白集》或《杜工部集》，仅仅熟读文学史，也能对李杜说出个一二三四。但实际上，缺少原典阅读，再认真的学生，也只是如纪昀小说所调侃的那样，“一团黑烟，没有光芒”。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日常引导（如举办读书会活动）之外，考试设计也可突破教材范围，重点考察学生读原典的能力。武汉大学“奇葩”考试、南京大学“花式”作业等，都是这方面的尝试。原典内容、跨学科知识融入考试，有如考时文的书院兼课“古学”“新学”，是“博识”与“功名”的结合。

三、成功之路：走捷径，行不通

“举业即道”，追求科举成功合情合理；广泛涉猎对于博识和功名的意义，也很好理解。既然这样，为何科举仕进的路上，还有很多人闻见不广、学识鄙陋？

关键在于时间紧、任务重，于是有人就想走捷径。清道光间桐城桐乡书院创办者戴钧衡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读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迨其能文，则遂举群经而束之于高阁。”都想赶在某个时间点实现某个目标，甚至越快越好，晚了就会焦虑不安，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减负”——减少阅读量，只抓重难点，其直接后果必然是“不惟无湛深经术、明体达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

这一现象绝非个例，在科举时代晚期，走捷径者尤为普遍。清嘉庆间江西学政汪廷珍谈到，当今学人“不论何等才质，专一求其速化，揠苗助长”，结果“天资卓越者往往斫而小之，中人以下遂至心如废井”。汪氏主考江西各郡，发现：“生童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白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牍闱墨，成诵已多。”汪氏感叹，“败坏人才莫此为甚”。天分差一些的，往往四五十岁还没有功名，可“教者反以此为捷径。此无他，为之师者本从此途而来，舍此无以为教耳”。通过捷径成长起来的教师，只会教学生走捷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光绪间巩秦阶道道员姚协赞也说到，“近日读书，《仪礼》《尔雅》绝不与闻，《公羊》《穀梁》皆成赘说。《周礼》《礼记》无不裁减，《春秋》则但读《左传》，其中又多裁减”。追求速成，时间不够，只好削减阅读书目，一再实行“自我阉割”。

问题是，减少了阅读量，又凭什么应对考试呢？这就要靠“秘钥”了。前引汪廷珍所言“试牍闱墨”，相当于“优秀作文选”，就是一种“秘钥”。还有一种“秘钥”，是知识点的分类汇编，类似于“考点大全”。本来，正确的备考方式，应当是以阅读四书五经为主，兼及四部其他典籍。可这需要沉潜多年，还未必能够掌握考试要诀。有助于速成的各种“秘钥”也就应运而生，雍乾之际时文选本即已“汗牛充栋”，道光时“坊间刻本，如山如海”

在一些士子的认知中，考点“但须索之《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已足给求，何事重劳搜剔”？他们备考的方式，就是“但取腐烂时文，极力揣摩，不惟圣贤教人之心一毫不知，而于四书五经亦遂茫然不解，遂谓为取科第之秘钥”。

而事实上，走捷径是危险的。危险之一，“秘钥”未必对科举功名有实际效果。汪廷珍认为：“断未有深于经术理学、诗古文词，而时文竟无一可观者也；亦未有目不见全经，手未披古籍而工为时文者也。”清道光间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说：“五十年前，墨卷盛行。举子胸累千篇时文，而卒困于场屋者，不可胜数；其能研究经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为时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这可视为经验之谈。不浸淫于典籍，一味走捷径、求速成，能不能写好八股时文，能不能获得举业成功，实在是个问题。危险之二，通过“秘钥”就算侥幸成功，办事能力可能也很有限。清乾隆间新淦知县朱一深对凝秀书院生徒讲：“士子读书明理，原期实用”，“若第苟图捷径，猎取功名，一切大政大谟，姑以俟之异日，则已晚矣。”姚协赞也说：“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于临政处事、治己理民，每多颠倒任情、优柔不断，致局外之人遂讥儒生之无用，不学无术。”为何会这样？根本原因在于，那些时文选本、考点类编，是二手的、碎片化的知识。没有营养，何以成材？

所以很多书院对所谓“秘钥”深恶痛绝，禁止学生带这些书进来。清乾隆间肥乡清漳书院山长章学诚，对《五经类编》《四书备考》等书的评价是：“庸恶陋劣，其为学术人心之害，固已无待言矣。”蔚县《文蔚书院学规》要求：“看书必先读朱注，不可泛诵时下讲章。作文必本之经籍古文、先辈大家，不可徒取时下墨卷考卷。”清光绪间高淳《尊经书院学规》要求：“坊间所售石印《大》《小题文府》诸书，最是误人才智，蔽塞性灵。诸生来院，慎勿携带此书，误人自误。”当然，如果是生徒自编选本或类书，仅供自己使用，则是完全可以的。“从全书之中，摘录比次，盖其人自竭心思耳目，以意推寻，使就条贯，则其精神固已彻全书也。”自编选本或类书，相当于读书笔记，是自己的心得所在，而且已经细读过原典了，也不存在二手、碎片的问题。

禁止带“秘钥”，还只是“堵”，另设研习“古学”“新学”的书院，则相当于“疏”，不必谆谆告诫，就已与“秘钥”绝缘。清代后期，这类书院大量出现，著名的有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南昌经训书院、武昌经心书院、福州致用书院、成都尊经书院、上海格致书院、昆明经正书院，等等。这些书院的研习内容，可以《诂经精舍文集》为例：共十四卷，包括论、说、记、考、解、释、辨、赋、序、铭、颂、诗、策问等文体，题如《孔子去鲁证》《宋高宗御书石经考》《南宋中兴四将论》《第一楼赋》《重修曝书亭记》《送赵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册封琉球诗》等。这正符合“课士首重经解，兼及策论、诗赋、杂文”“不徒囿于时文俗学”的办学宗旨。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古学、新学书院的生徒，绝大多数也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他们的成绩如何？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例，据李兵的考证和统计，“诂经精舍的乡试录取比例达到了20%”，“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的科举及第率也达到了20.3%以上，与诂经精舍大致相当”。其他书院也有类似情形，如光绪五年（1879年）九月八日，成都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共中正榜廿一人，副榜二人，皆余所决可望者”，“堂课七次，取第一者中五人，所列三等者无一中，何必四书文乃能决科，甚以为喜。”不靠“秘钥”，沉潜经古学问，反而有利于科举功名，这恐怕是那些“徒向考墨卷中求生活”者没有想到的。科举考试的路上，如果说真有什么捷径可走，经古之学、时务之学才是捷径。

反观今日高校，学生希望有机会继续深造，希望毕业找个好工作，这些都是正当的诉求和愿景。只是，升学、就业竞争依然激烈，“内卷”日益严重。加之大类招生的趋势之下，为了能分流到理想的专业，“大一变高四”几乎成为普遍现象，“内卷”已然贯穿整个大学阶段。于是乎，刷好绩点、考各种证，成为通向高文凭、好工作的“捷径”。其结果，大学越来越像高中，越来越像考研考公基地。

这显然是与大学的教育目标不相符合的。大学的教育目标，各个学校不一样，以武汉大学为例，学校“着力培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情怀、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可如果大学期间，学生仍以绩点、证书为第一要务，这样的教育目标还能实现吗？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在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刷绩点、考证书，则主要靠掌握已有的知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还有另一面，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道理大家也都明白，然而时代的大潮澎湃而至，能够尽量少受干扰，稍稍保持初心，已属难能可贵了。项目、论文、奖励等，这是教师晋升的“秘钥”。当教师都无法摆脱这些“秘钥”的诱惑或困扰，又如何要求学生出淤泥而不染？

面对急功近利的现实，古代书院的应对举措，简言之就是“回到原点”。抛开各类考试辅导资料，是回到典籍的原点；另设专门研习学问的书院，是回到学术的原点。关键之处在于，回到原点之后，书院生徒的科举成功率也有提升。当下高校面临类似的现实，如何让学生不围着绩点、证书转，潜心学问又能顺利升学就业？关键可能还是在出口处。如果研究生招生院校、用人单位“回到原点”，重基础、重潜力，而不光看绩点、看证书（近似于科研评价的“破五唯”），学生急功近利之风会不会稍歇？

余论

提到古代书院，今人容易产生很多美好的、浪漫的遐想。而事实上，古代书院既有朝气蓬勃之象，也有暮色沉沉之境。不同时代的不同书院，在教育理念上也时有抵牾。如前所述，很多书院对生徒以成圣贤、做好人相期许；也有书院站位没这么高，“成己成物，扬名显亲，光耀无穷，是何等快事”，这样的定位倒也“接地气”。很多书院都强调考课的重要性，所谓“立赏罚以示奖劝”“立课期以校得失”，“（膏火）定以随课升降，俾可人思自奋”；也有书院反对“考较高下”，因为这会“启人争心”，故而“不定考试，惟稽课程，有褒贬而无等第。非仅免争，亦以崇厚”。有的书院会讲之时，“来者不拒”，无论是何身份，“但愿听讲”，皆可报名参加，甚至“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因为书院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没有必要区别身份；而多数书院则对访客有严格限制，“凡有雅人来此，不许阻挡，至于短衣或赤脚者，可令在门外观望，倘有粗言恶气或形迹可疑者，不许放入”之类，已属较为宽松的了。

即便同一书院，在某些方面的规定也会有变化。明成化初，白鹿洞书院曾经要求，“凡上司按临，先生迎于枕流桥内，诸生迎于枕流桥下，路旁拱立”，随后还有一整套繁文缛节。至嘉靖初，考虑到“终日趋承，不惟妨废学业，抑且沮抑士气”，因此将“一切虚礼尽革”。这可算书院独立精神的一次胜利。而到了万历初，“虚礼”又有部分恢复：“洞中师生迎送拜揖，毋得辄自屈膝，以负上司期待作养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统间广东李提学龄旧规，以枕流桥为止。”这是不得已的折中调和，所幸不“屈膝”的底线还能够保留。

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看，古代书院的某些做法是有局限性的。以读书为例，前文说到，为了补救学问空疏之失，书院鼓励生徒博览群书。但这里的“群书”，是把有些书籍排除在外的。“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集”，曾被列入“无益之书”，因为它们“无关于圣人之道”。“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因为它们也是“无益之书”。至于“近日之淫词艳曲，尤宜焚弃，不得寓目”。以上进了黑名单的书籍，在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中，要么是文史哲等专业的必读书，要么是通识教育的常见书，这大概是古代书院师生无法也不敢想象的事情。

尽管存在以上各种状况，古代书院仍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它不是完美的偶像需要膜拜，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复制，而恰恰因为不完美，今人更容易从它那里找到共鸣。它遭遇过的诸多问题，今人能够感同身受；它纠偏的种种努力，哪怕是不成功的尝试，也可以带来智慧的启迪。本文所谈的三个方面，即学习目标过于短浅，学习内容过于狭隘，学习方式过于取巧，既是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现实。至于问题的产生，古代主要缘于科举考试的压力，当下则跟升学和就业形势密切相关。教育理想和人生现实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来一直在求解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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