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与幸福

作者：斯蒂芬·安德森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本文是对不幸和意义的思考。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

啊，幸福…到哪里寻找幸福？这些日子，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我们的幸福反而越少，难道不是吗？我们钱更多了，人更聪明了，拥有的休闲时间和娱乐活动比地球上任何地方和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更多了。虽然并非普遍现象，这样的优势的确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为广泛。结果呢，我们感觉更差了，虽然我们似乎做得更好了。不妨考虑一下你上次衣不蔽体、无家可归、食不果腹的场景；或者你上次需要时是多么轻易地获得了医疗服务、牙医服务、心理咨询服务。把手伸进口袋里，你可能发现一个能让你随时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联系的工具，数不清的娱乐和信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让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品供你随意挑选。但是，与先辈或者从前时代的人相比，我们现代人实际上更幸福了吗？

似乎没有。毫无疑问，我们在物质上更富有了，在周围环境上我们也得到更多的庇佑，但是，如果有什么的话，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加焦虑，更加不满意，在情感上更加迷茫无助不知所措，难道不是吗？

我们得到承诺的是有权追求幸福，但是我们或许感到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变态的把戏啊，幸福极乐的机会就在我们眼前晃悠，却不知怎地就被我们身处的环境抢走了！这种背叛多么让人沮丧啊。当然需要有人回答这个难题。

但是，在我们宣称整个宇宙都在与我们作对，开始对着他人或者上帝龇牙咧嘴抱怨之前，我们或许需要对我们的期待更深入地思考一番。

被命运偷走的幸福

在当今时代，“幸福”常常被认为只是一种情感——一种在心旷神怡环境中产生的愉快感觉，我们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在等待它被送达我们的大门口，就像购买的亚马逊货物一样。

这再寻常不过了，我们有这样的期待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偶然”（Hap）是个古老的词汇，意思是“偶然性”或“环境”。某事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某种外来因素刺激使你被动感受到的体验；一个被动的体验者怎么能对外来刺激的质量负责呢？这是他或她无法控制的。因此，我们觉得被幸运光顾者感到幸福了，是环境产生了这种感受。

但是，如果幸福等待愉快环境的到来，令人伤心的真相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注定是很悲惨的，因为很少有完全尽如人意的环境，能让我们感到没有任何限制的快乐和幸福，哪怕只有几分钟。从最好处说，人生往往是艰辛和不愉快的，只是偶尔有短暂的快乐时光。那样一来，我们之中谁能够真正感到幸福呢？

伟大诗人和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在其非常适当的标题“偶然”（1898年）一诗中对此做了一番思考。诗中他说到了环境——“纯粹的偶然”干扰了他，“快乐被杀戮”和“播下的美好希望从未实现”。他说，他想指责全能的上帝，但他发现做不到。他说，单单“偶然”——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之神所代表的偶然——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才应该为他的遭遇负责。他本来可以感到很幸福的，但他一直感受不到幸福。在考察自己的人生时，他发现那似乎是个悲剧，快乐的机会从他的手指尖溜走了，不是因为复仇之神作祟，而是仅仅因为偶然性，它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哈代能安慰自己，相信那是有意义的，这种状况就不那么悲惨了；但是，他甚至无法想象有什么意义。随着冷漠的时间潮水褪去，他的快乐简单地离他而去，他的痛苦没有任何意义。为此，他甚至看不到自己当英雄的理由，只是让人觉得悲哀而已。（请参阅：《偶然》但求有个复仇之神从天上喊我，并且大笑着说；“受苦受难的东西！要明白你的哀戚正是我的娱乐，你的爱之亏损正是我的恨之盈利！”那时啊，我将默然忍受，坚持至死，在不公正的神谴之下心如铁石；同时又因我所流的全部眼泪均由比我更强者判定，而稍感宽慰。可惜并无此事。为什么欢乐被杀戮，为什么播下的美好希望从未实现？――是纯粹的偶然遮住了阳光雨露，掷子的时运不掷欢欣却掷出悲叹……这些盲目的裁判本来能在我的旅途播撒幸福，并不比播撒痛苦更难。（——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著 飞白译。）

如果幸福是哈代所想的那个样子，或者我们很多人当今认为的样子，我们感到痛苦不堪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们相信自己必须有机会感到幸福快乐，这是我们活着这个简单的事实就保证了的。作为活着的人，我们感受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所有转瞬即逝的快乐时光，但这种貌似真实的机会因为所处的环境而离我们很远。我们生来或许就很有钱，个子很高，容貌很漂亮，惹人羡慕不已；虽然如此，命运发放给我们的救济远远赶不上我们希望的数量，人生中遭遇更多的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我们觉得上当受骗了。我们总在纳闷，“究竟到哪里寻找幸福呢？”

追求什么？

部分问题当然在于流行的幸福概念。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似乎正是上文暗示过的内容：幸福是一种情感、一种体验和一种感受——更糟糕的是，主要是对我们无法控制的处境做出回应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的话，即使在《独立宣言》中提及的幸福也应该警惕我们意识到这一概念中的不连贯内容。如果幸福是一种感觉，我们如何得到保证它一定存在，甚至还作为一种权利而存在。

你可能反驳说，“啊，获得的保证并不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追求。”这个回答很好，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回答并不能让我们感觉良好后，就不这样觉得了。因为它暗示，我们现在有权追求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觉的环境。但是，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吗？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的效果如何？而且，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回答：为了实现幸福，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环境？现在并不比从前知道得更多。

但是，让我们暂时拥有这样的想法，即《独立宣言》的作者其实不是现代人——至少不是我们这样的达到我们这样程度的现代人。如今，学过伦理学的人都知道伦理学就像现在这样一直是多样性的和冲突性的。但是，正如彼得·亚当森（Peter Adamson）在本刊（《哲学此刻》）中正确注意到的那样，“我们或许没有告诉学生们的是，欧洲传统内的所有伦理学理论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快乐主义者幸福主义者（eudaimonist），那是城里唯一的游戏。”（PN 147《哲学此刻》第147期）换句话说，美国革命的缔造者在思想上大部分都是德性伦理主义者。这意味着当他们在开国文件中写出“幸福”这个词时，他们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带着德性伦理学的一整套假设的。因此，他们在传播的幸福概念是与我们熟悉的内容非常不同的东西。

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啊，要发现这些，我们或许可以回顾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大约公元前349年），其开头求助于希腊政治家梭伦（Solon）的格言：“只要人还没死，就别忙着下结论说他一生都很幸福。”（第10页）。亚里士多德接着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梭伦特别喜爱与尸体打交道，也不意味着对人生采取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即坟墓比活着更好。根本不是这样的。相反，梭伦的格言充满了希望。他的观点是，基于单个偶然事件甚至一整套偶然事件来判定人生的价值是不明智的。这些事或好或坏，或让人幸福或者让人悲哀，都有自己的理据，但是，它们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用以评价整个人生（这些事情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看起来究竟如何的可靠基础。要想对一个人的生活做出适当的判断，我们真的需要从头到尾的整体叙事。除非我们知道整体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说他或她的生活是不是真正好，是不是真正有价值，或者是不是真正快乐幸福。“人生”是整体性的，是完整的故事，而不仅仅是偶然特征或稍纵即逝的环境的堆积，甚至也不是在这个或那个特定时刻做出的或好或坏的决策。因此，如果说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过，你就必须了解它的一切。因此，事情必须已经做完，人生已经过完，这样你才能知道不需要添加新的章节了。梭伦说，此时，只有到了此时，我们才能够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幸福或悲哀或别的东西。

这里，鉴于我们自己与“幸福”这个词的联系，很容易误解亚里士多德的意图。但是，问题真的是在我们的翻译中而不是在原文中。亚当森已经警告过我们，梭伦的话语中被翻译成“幸福”的那个词根本不是我们联系起来的那个概念。相反，希腊单词幸福（eudaimonia）的字面意思是合乎德性的、合乎理性的，远非仅仅表示情感的词，更准确的翻译或许是“得到庇佑的”。

“得到庇佑的”不是现代人使用很多或很好理解的词。它最初与神灵有关：得到庇佑就是得到众神的青睐或得到神灵的批准。因此，它不仅仅是环境优势，更不是获得一种暂时的幸福或快乐的感受。古代希腊宇宙学不同于现代观念；他们设想偶发事件与神灵的实际干预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是神灵批准或认可的表现。如果和普通人寻常意义上的设想相比，神灵批准之事将是更道德、更勇敢、更具终极重要性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将让人“处于和守护神比肩的优越地位”——即幸福这个词的完整的隐含意义。

虽然如此，请注意这一点：这样的概念与如下信念不可分割：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人们活着不是没有理由的，人被创造出来不是没有任何目的的。这里，某人的生活是否得神灵的“庇佑”或者“幸福”不仅等待所有可以获得的潜在数据完成后才能做出判断，而且还要等待神灵前来评判的时刻的到来。因此，要判断这个人“幸福”与否，无论是神灵还是凡人，只能等到整体模式或者整个人生的结尾之后。辨认出“幸福”与否是回顾性的。但是，如果人们在死亡之后还被人纪念、被人赞扬或者被人效仿——就像古代希腊人对英雄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人就被认为“得到庇佑”。人们赢得了这种崇高的地位，即实现了自己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于他是否享受这个过程则不是关键。

实现你的目的

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中，幸福概念还孕育着更进一步的隐含意义。一个可能得到庇佑的人必须首先依靠践行在与实际行动（phronesis实践智慧）相关的道德判断力或者智慧展现出卓越的品质（arête）。而且，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她的整个生活模式展开之后必须证明她已经达到了适当运行的最佳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人都有与其特定存在吻合的具体潜能。这意味着人人的源头都不是偶然性的或者任意性的设计。相反，每一个个体被创造出来时都带着一个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telos）——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与设计吻合的终极目的或者结果。那些不断追求卓越的人就是在实现自己的设计目标，完成他的使命。此时，只有到了此时，我们才能说她赢得了真正的庇佑获得了真正的幸福。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完美地理解梭伦格言的意思了。在梭伦看来，幸福不仅仅是一种感受体验，而是对自己过的生活在整体上有信心，实现了卓越，在众神看来是愉快的，在正派的旁观者看来是令人钦佩的。正如我们说的那样，这个人“很了不起”，“实现了人们对他的期待”和“赢得了伟大。”

当今真正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样的庇佑能够在完全没有良好环境的情况下获得。我们或许可以使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来说明。虽然哈姆莱特受到个人忧郁、家庭变故、政治衰败的困扰，但他肯定有资格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赞许，因为他的最后一次行动为其赢得胜利和荣誉，为其家庭平反昭雪，为其王国赢得安宁。就是说他报了杀父之仇，干掉了凶手，虽然在此过程中自己也惨死。他逐渐被认为是真正的王子，实现了他肩负的神圣使命——实现丹麦的拨乱反正。（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Hamlet, I:V:210-211）。这是真正得到众神庇佑和赞许的人。他的死亡甚至赢得了正派敌人的赞许（V:II:399-400）。他深爱的伙伴赫瑞修（Horatio）总结说，“一颗高贵的心现在碎裂了！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们用歌唱抚慰你安息。”（朱生豪/译)（V:II:302-303）

哈姆莱特的处境并不是大部分人都羡慕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他的墓志铭是我们都应该渴望的东西，是我们在做出道德决策时应该竭力追求的东西。美德的最终目标是带来一种生活模式，其不受任何阻碍的想象力让人不由自主地承认它非常了不起。写进这里的还有一种“来生”概念——在希腊文化中指“来生”，在传说中指“长生不老”，在基督教思想中指“永恒的极乐（至福）”。

依据美德的要求生活将带来一种圆满和值得称赞的生活。如果体验者能够带着勇敢和诚信对环境做出回应，他是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过这样的生活的。环境本身并不能说明你是否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人们不能以任何方式生活在神灵的庇佑中，因为是否得到神灵的庇佑所依靠的不是偶然（可能以任何形式出现），而是此人的原则性承诺诸如义务、体面和使命等考虑。人人都能当英雄好汉：决定性因素不是环境本身而是他或她对环境做出的回应。

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能够感到幸福，如果他或她选择追求幸福的话——如果其品格最终证明足够应对人生的具体挑战。虽然生活中伴随着痛苦和磨难，但众神或许能够带着赞许的眼光回顾此人的生活历程。只要他的生活带着高贵的耐心遵循美德的原则，人们或许在生活中发现自己做得还不错，感到非常欣慰。所有这些都持续不断地处于个人的控制之下。我们不是对所处的环境做出选择而是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

“赫瑞修，只要人还没死，就别忙着下结论说他一生都很幸福。”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画作《哈姆莱特与赫瑞修》，1839年。

糟糕思维方式导致的自我破坏捣乱

不用说，这并不是后现代世界对幸福的常见认识。从一开始，很多人就不再认为上帝或者众神与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任何关系了。我们认为自己是猿猴的后代，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被抛入当下的处境，受到时间和物质法则的定义，最终会被根本不考虑我们利益的力量带往未知之地。与此同时，痛苦从来不是真正的“英雄壮举”或者字面意义上的“悲剧”（英雄行为最好落入悲惨和灾祸的结局）。相反，痛苦不过是生活在混乱宇宙中的不幸的副产品。它没有意义，没有更大背景或宏大叙事能让我们说拥有一个“目标”。就这么发生了，仅此而已，既然是偶然的玩物，我们又怎么能拥有幸福？

因此，我们做不到。相反，我们堆积起拥有的财富，增强我们的能力，扩展我们的选择范围，产生我们期待的持久快乐感受从来是不够的。从来不相信这里的痛苦能够意味着任何东西。我们在与自己的人生命运做斗争中除了损失什么都没有。就像哈代一样，我们渴望得到庇佑，但没有任何效果。我们总是觉得有资格获得比死亡更好的待遇，而不仅仅是在短暂的悲惨的人生之路尽头变成尘土。

但是，或许（per haps这个词本身再次包含偶然这一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考虑辜负我们的是我们的期待，而不是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或某种多神崇拜。具体来说，我们处在偶然驱动下的任意性世界，这使得我们的情感幸福捉摸不定。正如唯物主义者及其追随者试图说服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这种世界观是对现实主义的必要妥协，这并没有更令人失望和惋惜。想到我们并没有获得比间歇性地遭受痛苦更高程度的庇佑的可能性其实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安慰，我们必然频繁地遭遇痛苦，用鲜血满足冷漠无情宇宙的要求，死后成为虫子的美餐。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幸福为我们提供更多呼吸的空间。

如果我们说服自己相信参与到比自身更大的故事之中，或许开始相信死后不仅仅是埋入尘土了。但是，这样的故事必须大于我们碰巧拥有的社会理想（即不仅仅是某个时髦的事业）；它将成为我们真心相信的东西，没有任何玩世不恭的色彩。我们需要相信我们再次拥有目的——客观的目的——常常令人痛苦不堪的目标追求过程是值得的，无论现有快乐是否带来即刻的满足。

我们还能拥有目的吗？提出如下问题或许更好一些：“我们的生活真的能够没有任何目吗？”人类能够在缺乏超验性秩序的情况下兴旺发达并拥有成就感吗？正是这种秩序给我们提供了意义、道德、目的和希望赖以存在的客观性基础。当前，我们似乎做得并不好。我们在没有目的的情况下寻找幸福似乎比从前更困难了。转移注意力的短暂消遣、极度亢奋的娱乐、稍纵即逝的成就或者药物刺激下的快乐显然都难以充分抵消我们的痛苦。最糟糕环境的突然出现足以让所有这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认识到幸福总是要求更大的背景。在此，他呼应了基督教在“快乐”和“幸福”之间的传统区分——后者指的是康乐的持久状态，其持续存在并不依靠环境，而是依靠把人生计划屈服于永恒价值观的意识（在神学语境下就是确立自己与上帝的适当关系）。或许正是缺乏这样的更大背景才使我们当今很多人就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的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那样的感受，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渴望一种“美好的”和“难以捉摸”的幸福，但它“一年年地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

作者简介：

斯蒂芬·安德森（Stephen Anderson）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退休哲学老师。

译自：Hap & Happiness by Stephen Anderson

Hap & Happiness | Issue 155 | Philosophy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