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黄以周思想研究综述

来源：“江南儒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三月初五日壬子

          耶稣2023年4月24日

编者按：“作为儒学的江南，正与江南本身一样，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我们以时间为维度展开，为了更好地在当下理解作为儒学的江南和江南的儒学，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她曾经的构成创化有真切的把握，更要通过这样的把握对其未来的可能流向进行前瞻。江南儒学公众号推出系列文章，对当下学界围绕江南儒学的研究动态进行整理总结。

近年来国内黄以周思想研究综述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黄式三季子。黄氏为学兼采汉宋，且尤邃“三礼”。他曾主掌江阴南菁书院达十五年，晚近如陈庆年、曹元弼、丁福保、冯一梅、林颐山、唐文治、吴稚晖、张锡恭等“江南诸高材皆出其门”（章炳麟语）。

2014年，詹亚园、韩伟表主编的《黄以周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发行。该书是黄以周作品的首次汇编，为深入研究黄以周乃至近代江南儒学史提供了翔实、充分的文献资料，并进而催生出一大批相关领域的高水平科研成果。职是之故，本文拟从“黄以周的礼学思想”、“黄以周的易学思想”、“黄以周的子学思想”、“黄以周的教育思想”四个方面入手，对近九年国内学术界关于黄以周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一整体上的回顾。当然，囿于笔者的学识与眼界，本文难免挂一漏万，亦祈方家恕之。

一、黄以周的礼学思想

在晚清学术界，黄以周以治礼著称，而其礼学代表作《礼书通故》更被时人誉为“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俞樾语）、“集清代礼学之大成”（梁启超语）。因此，如何以《礼书通故》为核心来考辨黄以周的礼学思想，是学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徐秋霞发表的《清末黄以周礼学思想初探——以〈礼书通故〉为基本考察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35-38页）一文，把黄以周的礼学思想归纳为四个要点，即“辨考《三礼》,探本溯源”、“详考礼制,不拘汉宋”、“会通诸经,旁征博引”、“礼学即理学,经学礼学化”。徐道彬发表的《“皖学”入浙：基于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116-123+159页）一文，则通过运用地域学术研究的方法，既考掘出《礼书通故》对“皖派”学术的继承与发展，又论证了晚清江南儒学“实事疾妄”和“通经致用”的学问品格。吴飞发表的《礼学即理学：儆居学派的思想脉络》（吴飞主编：《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47-89页）一文，不仅洞察了《礼书通故》与黄以周少作《经训比义》之间的内在逻辑，而且揭橥了《礼书通故》中的朱子学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余全介所撰写的《定海黄氏父子经学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可谓本时段内最有价值的定海黄氏研究专著。在该书的第五章《〈礼书通故〉研究》中，作者基于对《礼书通故》的系统梳理，全面、深入地阐释了《礼书通故》的思想内涵：第一，“《礼书通故》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研究成果的汇聚”；第二，“《礼书通故》是历代礼家考礼、议礼成果汇辑”，“还是黄氏父子经学思想的集结”；第三，“《礼书通故》也展现了黄氏父子经时济世的思想”；第四，“《礼书通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得到学界高度评价”；第五，“《礼书通故》是中国礼乐文化复兴发展的重要著作，黄以周系统地梳理中国几千年的礼乐文明，从制度、思想、风俗各个层面加以考证论述，为今人全面系统的了解中国礼乐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黄以周的易学思想

黄以周弟子唐文治尝谓：“先生承家学,最精于《易》”，然“近世学者但知先生礼学之精邃,未能知其易学之宏深也”。不过近年来，学者对黄以周易学思想的关注度正不断提高。毛朝晖发表的《黄以周的易学追求——兼论黄氏“汉宋兼采”的原则》（《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第70-77页）一文，切中肯綮地分析了黄以周“汉宋兼采”的治易原则、“回归孔子”的治易宗旨与“以传解经”、“以例明传”的治易要门。另外，余全介在《定海黄氏父子经学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第四章《〈十翼后录〉研究》中，借对“黄以周最重要的易学著作之一”的《十翼后录》的爬罗剔抉，展现了黄以周“尊《易传》”、“阐《易释》”、“驳《注疏》”的治易重点与“训诂治《易》”、“校勘治《易》”、“以礼治《易》”、“卦变治《易》”、“会通解《易》”的治易方法。

三、黄以周的子学思想

因治经而留意子书，乃清儒做考据的一大特质，黄以周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周秦诸子学的全面复兴，学者逐渐展开了对黄以周子学思想的研究。雷斌慧发表的《黄以周〈意林校注〉探微》（《诸子学刊》2019年第1期，第208-220页）一文，通过探讨黄以周对《意林》这部“现存收录晋以前子书最多的著作”的考据，总结了黄以周《意林校注》的三点文献学价值：“合参众本，重整篇次”；“博采众长，补订文本”；“长于校勘，精于考据”。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黄以周的子学研究亦映照了清代浙东学派子学思想之嬗变：“在子学研究态度方面，清代浙东子学研究逐渐加深，经历了由轻视到重视，由零散至全面的曲折过程”；“在子学研究重心方面，清代浙东学派子学研究经历了由探寻义理—辨章学术—辑佚经典的研究重心的变迁”；“在子学研究目的方面，清代浙东学派子学研究亦经历了推尊儒道—以子证经—通子经世的复杂嬗变”。张涅发表的《黄以周的子学著述四种》（吴飞主编：《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60-174页）一文，则扼要地介绍了黄以周所著的《意林校注》《子叙》《子思子辑解》《晏子春秋校勘》的理论意趣与文献学价值。

四、黄以周的教育思想

如所周知，黄以周在担任南菁书院山长期间，给近代江南儒学界培育了大量的人才。故而，黄以周的教育成就及教育思想至今仍为学者所津津乐道。程继红发表的《近代黄式三黄以周家族与浙东海岛儒学之崛起》（《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57-67页）一文，侧重从学术史的视角对定海黄氏及由此形成的儆居学派或曰“浙东海岛儒学”的传承谱系做一详细梳理。张叶发表的硕士论文《晚清南菁书院教育研究》（苏州大学，2019年），指出“主讲了书院长达十五年的黄以周奠定了书院‘实事求是’的风气”，并进一步塑造了书院“开明活泼”的教育氛围与“和乐融洽”的师生关系。

当然，国内学术界关于黄以周思想的研究在取得不菲成就的同时，仍有其欠缺。例如，若按章炳麟的说法，黄以周除了《礼书通故》之外，尚有《子思子辑解》《经训比义》《古文世本》《黄帝内经集注》《儆季杂著》五种著述“卓然可传世”。但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对黄以周思想的探讨基本只依靠《礼书通故》《子思子辑解》《经训比义》，而很少采用剩余三种著述，这就导致了目前的黄学研究有失整体性与客观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