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与文化力量：理解中华民族精神

作者：谢扬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三月初六日癸丑

          耶稣2023年4月25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只要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文精神就有延续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为什么中国文化得以长期延续？这就不能不谈及文化中国。中华文化与文化中国有密切的关联。文化中国的资源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独特的文化观以及中华物质、制度和精神文明等遗产，其本质内容无疑在于中华人文精神和中华文明理念及其赖以传承的心理基础。所谓心理基础，指的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抱有坚定而积极的认同信念。所谓认同，就是共同崇尚和热爱中华文化，也包括研究中华文化，维护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化。所谓中华文化，包括中国原创性的文化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产生的文化，其中有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文化不是僵死的名物制度和封存于博物馆中的文明，而是指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文化生命。

中国文化的多民族认同，有其历史来源和学说基础，这就是“文化中国”的理念。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发展是伴随着文化中国的历程形成和发展的。学界之所以提出“文化中国”理念，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据的。正是通过漫长的古代，“中国”的本质内涵逐渐定位在文化范畴、文化实体、文明为本之上。

根据历史文献，古代“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很大差异。“中国”称谓的产生，一开始可能与东西南北中的方位说有关，有居天下正中的意义，兼有中原人或者先入中原部落自我标榜的文化优越感的色彩。西周初年正式出现了“中国”一词的明文记载。1963年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上有一段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这说明，武王以治下为“中国”，包括他们原居的“西土”在内。而在殷周，“中国”一般指王朝的京畿或王城，即天子之国，属于国中之国。例如《诗经》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诗经·大雅·民劳》)。最重要的是，因为自三代以来中原有一以贯之的礼仪文明和德治传统，承继了一定程度上超越于王朝政治的先王之道，所以，从西周起，“中国”就不仅指政治实体、地理实体，更根本的意思指的是文化实体、文明象征和原理，其他界定和义项反而逐渐模糊、相对化了。

春秋战国时期，兼并势态加剧，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华夷之辨接踵而至，人们更多地用“中国”泛指与四夷、四方之民对举的中原地区和民族。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典型现象，即“中国”概念在用法上突出了华夏民族及其主体文化，而诸子百家的哲学、政治和伦理思想更强化了中国的文化实体性意义。秦汉、隋唐时期，执行文化开放、包容外来文化的政策，同时向近邻国家与地区传播中华文化，使文化中国的概念更加流行。通常人们称道的中国“大一统”，基础之一就是文化的中国，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结果。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掌握政权，在文化上却出现了融合的结局。明清时期，中国衰落的原因，与文化中国创造力的流失有关。明代统治者总想炫耀中华文明传统，而清朝统治者仍直指西方为“夷”，鄙夷他们的文化。这些其实是文化精神衰落与封闭的表征。

在“中国”这个名称下，存在过众多“国号”（朝代称谓），如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在割据政权分裂对抗的若干乱世，例如战国、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但是它们在文化上却有超国家的联系和共通性。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常常被指为夷狄，他们与中国的界限在中国人眼里，不纯是民族、政权、疆域，而更主要的是文化，这就是所谓“夷夏之别”背后潜藏的文化信念在发生作用。中华民国之前，历代王朝、国家，没有一个朝代拿“中国”作为国号指示政权，间或混用，仍然是另有国号的。换句话说，朝代更迭来更迭去，朝代意义上的国家可以覆亡，但是“中国”是岿然不动的。这个“中国”意指“天下”，它始终存在着。非汉族、非中原的王朝，如元和清，掌握的是政权而最终归化的却是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中国”。这个文化实体是不同国号的王朝、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像清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当显著，融入可以说是全面的。所以，文化中国实际上是以华夏民族文化为主体，与各少数民族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天下始终意味着文化上的融合，在这个人文理想的驱动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天下”思维。例如，《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彖传》）。这样的表述展示出中国人有关文化创造的思维和原则。这里，“天下”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全人类”“全世界”，也泛指任何人及其共同精神家园，它是贯通天地人和作为类别的人共存于其间的文化实体，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在文化中国的天下观的语境中，“中国”之“中”表示的不是指地理位置，而是指“皇极大中”的“中”，意味着王道文化是无偏无颇、大中至正、通达天人之际的。于是，天下和国家拉开了距离：“天下”是普世概念，而“诸侯国”或“国”“邦”不过是“国中之国”。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冯先生说的并不周全，因为世界可以指没有统一性的各个国家，而“天下”虽然是世界，却不是分离的世界。还有，为什么不同的国和国之间可以交通？理据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天下——“天下”起到了一个范畴统摄的功能，“天下”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在文化上代表着统合、包容、文明进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和“天下”产生了奇特的融合，最终“天下”成了人文理想和超政权的文化存在。以老子五千言为例，“天下”共55见，涉及29章；“国”21见；“邦”5见；“国家”仅2见。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的政治视野是以全天下大局为范围的。荀子直接说：“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论篇》）。这里，“圣人”指的是“王”与“圣”统一的“圣王”。其特点是以王道、道德和文明为立政的大本大源。可见“天下”概念具有文化的本质。与之对应的“中国”是文化理想国的现实化。总之，在我国古代，整个国家的概念，是以“天下”“四海”“海内”来称呼。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在我国古代，“中国”指天子的国都，“天下”才是全国。而要统治全国必须有“仁”作为指导，这个概念使人的道德伦理扩大成为“文化”。归根到底，中华“文化”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心两岸文化对话的海外华人和大陆学者围绕“文化中国”展开了现代阐释。美籍华人杜维明先生指出，“中国不仅是经济实体、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理念”（【美】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东方》1986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强盛，中华民族和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加强。1994年，受美籍华人傅伟勋先生启发，萧萐父先生根据地区性思路提出了一种文化中国的建构，即：大陆母体的中华文化，这是文化中国的主干和根本；台港地区的中华文化，既注重保存传统，也注重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东南亚以及东北亚各国华人聚居地的中华文化，有变异有发展；散居世界各国的华人所拥有的中华文化；外国朋友的汉学研究中所弘扬的中华文化。他认为，这五个地区的中华文化对传统的保存、弘扬和认同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而又各有成就、各具特色。1996年，杜先生提出“文化中国”可以维系一个整体的意义世界，即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和新加坡；东亚、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地区以及北美、欧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华人；国际上汉学研究者以及关切中国文化的人们（杜维明：《文化中国初探》，《九十年代月刊》1996年第6期）。我们认为，从内涵上看，文化中国的本质主要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及其力量。

我们谈文化中国，主要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就是多元民族与文化成长的密切相关。它赋予“中国”和“中华民族”以独特内涵。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这是绝无仅有的。如何把握这样的内涵，是我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不仅如此，文化有奇迹般的力量，我们需要敞开文化心态，发展自己的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充实自己。文化发展了，中华民族纽带将更加紧密，中国精神会更加坚固，中国人的历史将重新大放异彩。

近百年来，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化学的学者及其成果层出不穷。他们创造性的劳动果实使我们有条件对中国文化的特质、历程及其精神达到本质上的把握。这种本质是文化中国昭示给我们的根本力量和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宋元明清时期，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其文化整合呈同步演进之势，以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为向心力的共存共荣的民族融合及其精神得到进一步强化巩固，文化的力量逐渐成为历史整合的首要精神。

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自有其特质。回顾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有三个特点尤为显著：中华民族的壮大不仅来自内部族群人口繁衍的增加，更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融合；文化结构整合的生成与民族认同同步发展，铸就了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有人论云中华民族是文化的民族、中国是文化中国，不为无据；中华民族统一与国家统一的概念趋向交叉会合，使得“民族大义”“民族气节”与“国家大局”“国格意识”成为国民的标志化信念与行为范式，这是中国典型的爱国主义特质的基点。

中华民族存在和持续的内在理念是“和”。“和”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枢纽，也是目的。“和”的价值原则构成了中华民族成员从思维到实践行动上的普遍准则，可以说，“和”是中华民族团结哲学的根本理念。当然，这是“和而不同”之和，是从多样性、差异性产生的高阶统一性和认同性所在，而不是无差别的机械同一性。中国思想史中不难勾画出一条以“和”为脉络的逻辑主线。“和”在诸子百家、历代思潮中都可以找到，它是中西思想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一大明显对照。

中华民族在存亡兴替斗争过程中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中华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之国家、民族、文化精神交融渗透、熔于一炉、凝为一体的精华所在。所谓“文化中国”的说法，很好地把握了这个特点，其中，中国思想史是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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