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现代主义辩护

作者：帕特里克·韦斯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那些将觉醒派归咎于德里达和福柯者完全误解了他们的著作。

将觉醒派归咎于其所谓的哲学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常见的做法。标准的叙事大概是这个样子：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美大学里盛行的意识形态。它们谈到相对论、客观真理的缺乏、看不见的却又无所不在的权力幽灵，而且总体上是反西方的思潮。由此滋生出整整一代喝着后现代主义思想奶汁长大的教授、作家、急着和相当大一批积极分子。结果就是与觉醒派沆瀣一气的文化精英。

正如海伦·普拉克罗斯（Helen Pluckrose）和詹姆斯·A·琳赛（James Lindsay）在《犬儒理论》2020中所说，“应用性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支配性叙事，它已经站稳脚跟，被具体化---就像基于社会正义的真理被当成真实的 ---被激进主义者广泛传播（讽刺性地）。”在《电讯报》上个月的文章中，佐伊·斯特佩尔（Zoe Strimpel）重复了这个指控，尖刻地写到“后现代主义的真理嘲讽是觉醒派的理论基础。”

觉醒派的很多右翼批评家也谈到后现代主义是他们所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这方面，两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常常受到特别的攻击。一个是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宣称词汇的意义永远是不稳定的和模糊不清的。接着，还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其观点是压迫性的权力意识形态是看不见的和无所不在的，这已经成为觉醒派的核心思想，诸如“安全空间”和“微攻击”（microaggressions）等概念，还有“不知情的”“无意识的”和“可感知的”歧视。

正如道格拉斯·默雷（Douglas Murray）在《西方的战争》（2022）中所写，“福柯对任何东西都采取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这种痴迷将社会上的一切东西都简化为交易性的惩罚性的和毫无意义的反面乌托邦。”在其他地方，约旦·佩德森（Jordan Peterson）说德里达是个“骗子”，其“后现代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他还谈到他对福柯的“特别蔑视”。

对于这些觉醒派批评者来说，福柯的影响尤其出现在任何地方。按照默雷的说法，它是通过受福柯启发的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普及化的“反对殖民主义”哲学实现的，福柯和后现代主义已经过滤进入觉醒派哲学，他们认定西方社会是独特的种族主义社会，应该为当今存在的所有问题负责。同样，觉醒派的右翼批评家宣称变性运动源自后现代对抗性观念，性倾向和性别都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因而是人为塑造出来的，是可改变的。

如果福柯被认为是觉醒派之父，那么19世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则往往被认为是祖父。毕竟，福柯受尼采的影响很大，甚至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尼采的信徒。就像福柯一样，尼采也认为人类的行为源自权力欲望。他认为道德---善恶和是非不过是权力意志的表现而已。他在《快乐的科学》（1883）中谈及“知识的源头”时说，“渐渐地，人类大脑充斥着这样的判断和信念，在这种探戈舞蹈中形成了一种骚动、斗争和对权力的迫切渴望。在寻求“真理”的斗争中不仅是功利性和快乐而且是任何一种冲动都在选边站。人们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看到这种尼采式心态：‘权力产生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互相指涉的。” (第26页。)

因此，按照这种基本上属于右翼的叙事，觉醒派是20世纪对真理、客观性和西方的哲学攻击的产物。它受到尼采的启发，受到若干“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领导。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对后现代主义的误解

这种干脆的故事存在若干问题。第一个错误是使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谈论后现代主义或者觉醒派。这个术语其实说不通。马克思本人认为其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焦点集中在阶级和生产手段上而不是文化上。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有时候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兰克福学派某些思想家确实将焦点集中在文化而不是阶级上，但是正如乔安娜·威廉姆斯（Joanna Williams）在《觉醒派如何赢得胜利》（2022）中所写，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倒不如说是代表了与马克思决裂。”

而且，后现代思想家普遍反对马克思主义。很多人或许在青年时期是签名了的共产党人（比如法国共产党当时占据左翼政治的支配地位），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高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了。他们抛弃了这个观点，即历史是在朝着共产主义未来或者“目的”“辩证地”取得进步的过程。他们常常对马克思主义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科学客观性和“启蒙”价值观持敌视的态度。福柯写到历史不是进步故事；而是一系列非线性的中断和偶然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在其影响力很大的著作《后现代状况》（1979）中宣称和推崇的“宏大叙事”已经终结，伴随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宏大叙事”的终结。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利奥塔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客观真理主张的断然反驳。

至于觉醒派本身，则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其核心焦点集中在种族和性别上，觉醒派积极分子对于社会的物质条件和阶级结构是完全盲目无知的。怪异的是，当今常常是保守派比觉醒派“积极分子”更关心工人阶级的悲惨困境。正如威廉姆斯所写，“坚持认为觉醒派是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大错特错了。”

更重要的是，那些将觉醒派归咎于后现代主义的人过分夸大了德里达和福柯之流的影响力。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低估了觉醒派盗用后现代思想的程度。我们通常合理地称后现代的伟大思想家比如尼采和福柯根本没有觉醒派人士常有的典型特征，如巧言令色又坚定不移，动辄惩罚他人，拥有摧毁异议观点的狂热激情。事实上，福柯们很可能反对觉醒派的不宽容态度和清教主义。

就拿福柯为例，他的思想和积极行动主义首先表现在它强调自由。正如梅基奥尔（JG Merquior）对这位法国人做的总结，“自由意志主义是福柯作为社会理论家的世界观的最佳标签。更准确地说，他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他没有用这个词）” (1)。福柯在1971年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那场著名的电视辩论中，坚定不移地相信自由，“无论一个现有体制多么凶神恶煞，总是存在抵抗、不服从和反对派群体的可能性。” 当今觉醒派的指责非难和强制性的一致性可能得到他的反抗而不是支持。

福柯的权力概念尤其是“看不见的权力”或许被当今许多觉醒派以及身份认同派思想家所接受。显然，它似乎也是“系统性种族主义”或者“异性恋霸权”权力关系等观念的思想基础。不过，若与当今觉醒派对它的滥用程度相比，这种观点可能更加有用和更能够说明问题。

这里，我们值得考察一下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中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概念。这个观点依据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指的是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和每个囚室里的人都是完全看得见的。边沁是19世纪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设想了全景敞视建筑作为监狱的设计方案，但是在福柯的手中它变成了现代社会的隐喻---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被其他人看得见，都感受到要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压力，要做出别人期待他所做之事。福柯写到，“全景敞视建筑范式注定要传播到整个社会机体身上。”在这方面，全景敞视建筑的寓言在当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警告，或许比奥威尔的极权主义噩梦《1984》中的警告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福柯提醒我们认识到压迫未必是残酷的和显而易见的。它可能默不做声、看不见、最终来说是自我主动实施的。

如果真有什么的话，福柯的思想给了觉醒派精英批判的工具，用以对付看不见的权力。想想人们在社交媒体时代感受到的压力，人人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不得不谨言慎行。人们担忧若不展现出“正确的”观点，就可能遭到指责、排挤或者抵制。因此，他们对真诚观点进行自我审查，转而提出冠冕堂皇、言不由衷的观点。这说明福柯的看不见的权力的观点是真实的。

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后现代主义与觉醒派

不是因为觉醒派而指责后现代主义，我们或许应该求助于后现代主义作为抗拒觉醒派的手段。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向后现代主义寻找灵感，找到治愈我们文明的种种不满的手段。

如果福柯的话在今天给我们耳边回响，尼采的说也是如此。他将警告在群体意识推动下的群体思维的风险，提醒我们认识到人类对权力的永不餍足的迫切渴望，他们常常幸灾乐祸地使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强加在他人身上。对于觉醒派惹人注目的狂热激情，口口声声宣扬的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友好更体贴关怀的说辞，他当然会犀利批判。尼采很清楚，那些以这种高调侃侃而谈者往往受到骄傲和权力欲望的驱使。正如他在《权力意志》中所说，“如果你仅仅出于爱而行善，你行善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邻居。”在社交媒体出现几百年之前，尼采就非常清楚为什么那些在推特上说“对人友好一些”的人常常做出最恶毒的行为：那些认定自己充满正义感和慈善爱心者总是最不宽容的人。

德里达不应该被指责为满嘴屁话的商人。他提醒我们认识到任何善于思考的人都明白的不言自明的真理：词语的意义是不稳定、不明确的，是常常会发生变化的。任何一位重新读过自己最喜欢的书的人在第二次阅读时都会感受到稍微有些不同，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两次阅读肯定不一样。两个人对同一篇文章的解读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德里达只是敦促我们相信不要肤浅地，从字面意义上解读文本。他在告诫我们，而不是质疑和审讯语言，责问它为什么不说话。今天的抵制文化狂热分子虽然拥有自由主义观念，却试图禁止某些词语和文本，仅仅因为它们让人讨厌，他们往词语里灌输了邪恶的、超自然的和伏都教 (voodoo尤指在海地奉行的一种宗教,涉及魔法和巫术)的权力，听一听德里达，他们会做得更好些。德里达提醒我们认识到，词语的意义往往是模糊不定的、偶然性的、讽刺性的、挖苦嘲弄的、寓言性的、夸张的、隐喻性的，是受上下文影响的。

如今，甚至最杰出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也有一些话给我们启发。比如，他很欣赏电子屏幕在创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其他很少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他承认在当今媒体充斥的世界，真实之物和呈现之物已经合二为一，完成一个闭环。鲍德里亚可能痴迷于社交媒体，痴迷于因特网改变我们思维、说话、和写作的方式---彻底重新塑造现实本身。

甚至后现代相对主义当今也能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确质疑了客观性和真理，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觉醒派则对提出有关客观真理的问题并没有兴趣，它只是想强行塞给人们答案。正如哈里王子所说，它想谈论“我的真理”。尼采可能就无情地批判这种发展趋势。毕竟，他之所以谴责基督教恰恰就是因为它鼓吹确定性，尼采推崇的是质疑。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中说，“对真理来说，信念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当今的觉醒派之所以缺乏宽容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太多，自我质疑却太少。这些虔诚的、动辄审查他人的道德执行者恰恰就是尼采在著作中始终如一激烈抨击的“盲从者群体”。尼采可能辨认出他们的“苦毒的嫉妒、刻薄的报复心和暴徒般的骄傲。”

尼采也可能对觉醒派对身份认同的痴迷没有深刻印象。他说，我们表面上假定的身份认同实际上是由外部因素确定的。他称这个为“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人们开始将他或者她变成主体的方式”。当今那些吹嘘自己是“性别流动性的”或者“泛性恋的”人不过是把别人想出的概念、范畴和词语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已。福柯在《知识考古学》（1969年）中的反驳是：“不要问我是谁，我的身份和从前一样：让官僚和警察费心去保存看我们的身份证件吧。”

福柯拒绝身份认同政治并不令人吃惊。毕竟，他拒绝固定不变的、稳定的范畴观念。这和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们一样。就像福柯本人一样，将他们描述为“自由意志论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浪荡公子”可能更好些。毕竟，无论你认为福柯和德里达是什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家。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当今的觉醒派反应迟钝的、不宽恕的、狂热的信徒，安德鲁·道尔（Andrew Doyle）将其描述为“新清教徒”不是没有道理的。

后现代主义者激励我们质疑正统派思想。他们鼓吹怀疑主义、自主性和反对威权主义和自由开放。然而，今天的觉醒派斗士则一味鼓吹服从。如果遇到不同意见，只会寻求规训与惩罚。

注释：

(1) Foucault, by J G Merquior, Fontana, 1991, p154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韦斯特（Patrick West）《尖刺》专栏作家，最新著作《战胜自我：当今时代的尼采》（Societas出版社）。

译自： In defence of postmodernism by Patrick West

In defence of postmodernism - spiked (spiked-onl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