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 著《汉代〈洪范〉五行学》出版暨后记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23-05-19 18:27:56
标签:《汉代〈洪范〉五行学》、程苏东

程苏东 著《汉代〈洪范〉五行学》出版暨后记

 

 

 

书名:《汉代〈洪范〉五行学》

作者:程苏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3-01

 

【作者简介】

 

 

 

程苏东, 1986年11月生,江苏东台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传统文化研究》副主编、《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编委,主要从事汉唐经学史、经学文献学、先秦两汉文学、早期书写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著有《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曾获普隐人文学术奖、全球华人国学新秀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科学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内容概要】

 

《洪范》五行学是汉儒以《尚书·洪范》为基础,杂合阴阳、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种数术知识而构建的一种儒家灾异学说,它包括夏侯始昌所立师法、刘向说、刘歆说、班固说、郑玄说等不同形态,是相对独立于《尚书》学的别传之学,与《易》占侯学、齐诗翼氏学、《春秋》公羊学及纬学等共同构成汉代儒学的灾异论体系。本书将在全面辑佚汉代《洪范》五行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汉代《洪范》五行学的发展脉络,探讨汉儒如何通过一系列阐释手段,实现数术这一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目录】

 

引言: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

一、汉代经学“数术化”之说的回溯与反思

二、数术的公共化与汉儒知识体系的新变

三、作为个案的汉代《洪范》五行学

 

上编、汉代《洪范》五行学基础文献研究

第一章《洪范五行传》的成篇与作者问题

一、《洪范五行传》传本考略:通行本与别本

二、通行本的基本形态

三、伏生、夏侯始昌始作说献疑

四、基于岁始的成书年代判断

第二章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佚文考辨

一、刘向《传论》的成书与流传

二、刘向《传论》的基本形态

三、诸书征引《传论》体例辨识

四、诸书互见《传论》佚文的差异

五、《汉书·五行志》“说曰”的出处问题

第三章《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

一、学术史回顾

二、《汉书·五行志》八例

三、《汉书·五行志》体例失严之例

 

下编、汉代《洪范》五行学史

第四章《洪范五行传》的形成

一、作为“经传”的《洪范五行传》

二、时令类文献视域中的《洪范五行传》

三、归本阴阳:战国秦汉五行、时令文献的基本特点

四、《洪范五行传》对时令文献的因革

五、儒学灾异论个性的形成

第五章《洪范》五行学师法及其经学形态的建立

一、《尚书》“别传”之学

二、夏侯始昌所传《洪范》五行学师学谱系考

三、《洪范》五行学师说辑略

四、《洪范》五行学师说的思想特点

第六章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与经学灾异论体系的建构

一、刘向《洪范》五行学的系统性问题

二、《洪范》五行学学理体系的重建

三、援阴阳以说君臣大义

四、《洪范》五行学体系中的《春秋》三传

五、“六艺”知识体系的重构

第七章《左传》、历数与刘歆《洪范》五行说

一、别本《洪范五行传》的择用与论证

二、向、歆《春秋》《左传》灾异说异同

三、《左传》与历数知识的绾合与冲突

四、日食食日、分野说平议

五、两面性的刘歆及其困境

第八章《汉书·五行志》与汉儒天人学的经学化

一、为何是“五行志”?

二、天人学体系的重建

三、依经立传:《洪范五行传》的文本重构

四、援经解传:“说曰”的阐释风格

五、“《春秋》之占”:灾异行事的择取

六、以经驭传:《汉书·五行传》的编纂意图

第九章渐趋驳杂的东汉《洪范》五行说

一、西汉三家《洪范》五行说的流播

二、基于史志阅读的《洪范》五行说

三、“五行”“五事”关系的新构

第十章郑玄经学体系中的《洪范五行传》注

一、《尚书大传》郑注的散亡与辑佚

二、《五行传》郑注体例与系统化趋向

三、基于“六天说”的“神怒”与“变异”

四、“共御”之术的礼学化阐释

五、小结

 

结语: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

参考文献

一、基本古籍

二、出土文献

三、近代以来出版论著

四、学位论文

五、期刊论文

 

【后记】

 

程苏东

 

从2011年5月确立博士后选题至今,倏忽12年过去了,到这一刻才敲下“后记”两个字,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博士论文《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是对经目制度的历时性梳理,按照袁行霈先生“点、线、面三结合”的类型划分,属于“线”的研究;因此,在考虑博士后选题时,我的基本思路就是选一个专门的“点”加以深挖,从而与博士期间的训练形成互补。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我曾经利用《汉书·五行志》讨论刘歆《左氏》学“引传以解经”的特点,面对这篇《汉书》中篇幅最大、但研究基础最为薄弱的志书,感到其中还有不少经学材料可以发掘,因此,便有了对《汉书·五行志》做专题研究的想法。我在国学研究院修读过阎步克教授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研读”,深感《汉书》各表、志都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加上当时刚工作的建委师兄正兴致高昂地投身《汉书·艺文志》研究,这也给我很大鼓舞。其实当时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以日藏《孝经述议》为基础做有关域外中古义疏学文献的研究,当时我已经完成《孝经述议》残卷的校录,也积累了5万多字的论文稿;而《汉书·五行志》还没有认真读过,成文稿更是一个字也没有。不过,当我把这两个题目提交给合作导师王博教授时,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建议我选择《汉书·五行志》,并且提醒我要注意将经学文献和数术文献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尽管当时我对这一提示的理解还非常有限,但想到全志篇幅有限,《汉书》的整体研究基础也比较好,对于两年内完成这个课题,我还是很有信心。

 

可是,一旦进入实际研究,我很快就被中古五行文献纷繁的传抄关系所困扰。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辑佚,从而为《汉书·五行志》研究提供一个背景。《汉书·五行志》大量引用刘向之说,而《南齐书·五行志》《魏书·灵征志》《隋书·五行志》《开元占经》等文献中同样载录不少出自“刘向《洪范五行传》”的文献,他们之间明显存在传抄关系,但几乎没有一条是完全相同的,有些差异度还非常之大,让人怀疑是否真的源于一书。如何处理这些异文,让我感到非常棘手。2012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文学博士后论坛”,会上林晓光关于《艺文类聚》所见中古诗赋的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史志文献与类书在征引汉魏文献时存在的改笔现象具有相当大的共同点,对传统辑佚学、校勘学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了挑战。晓光兄机敏高才,率真耿介,每与之谈,必大快意。2014年,在刘跃进老师的推动下,我们成立了“周秦汉唐读书会”,最初的学术兴趣也集中在早期文本生成与传播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古史学界关于史料批判、历史叙事的研究方兴未艾,文史学科的青年学者经常举行跨学科工作坊,在此过程中,我进一步意识到中古文本生成与传播的复杂性在四部文献中普遍存在,而其起点就在西汉。汉儒要将单篇流传、形制散乱、思想多元的先秦文献整理为多篇卷的系统性文献,其编撰方式与后来的文学创作大不相同,既受制于既有文本的保存情况,也面临文本之间的各种矛盾。在反复阅读《汉书·五行志》的过程中,我不断发现班固的疏漏,也充分感受到班固工作的挑战性。一个很偶然的时机,我脑子里冒出“失控的文本”这个概念,我自觉这个说法既体现出“文本”自身的力量,也揭示出书写者试图掌控文本的努力。在原来的文学想象中,“作者”如同威严的将军,所有的文字都匍匐于他脚下,忠诚地履行他的意志;但早期“衍生型文本”的生成方式让我们认识到文本自身的力量,书写由此成为书写者与文本之间角力、博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会随着文本的完成而终结,反而会在一次次阅读中被重新激活。

 

显然这时我的研究兴趣已经离最初的想法很远了,但学术研究的魅力就在这里。最初我只是抱着“拿来主义”的功利想法,试图利用志文中的相关史料讨论经学史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汉书·五行志》自身的魅力终于凸显出来,并将我引向另一条充满趣味的学术道路。2014年11月,我在南京大学高研院的一次座谈中曾以“文本探险”为名介绍我研读《汉书·五行志》的历程,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真实的体验。博士后出站后,我将大量精力用于战国秦汉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研究,对《汉书·五行志》的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不过,在我自己看来,这段“弯路”是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需要计划,但有时个人兴趣、激情以及陈寅恪先生所谓“预流”同样不容错过。2018年博士论文出版后,我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博士后报告的重新修订中。彼时有关阴阳、五行等数术知识的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汉书·五行志》先后有两种校疏本问世,极大方便了我的研究。我对于研究课题的认识也有所深化,《洪范五行传》先后拥有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班固、郑玄等一流经师的阐释,是汉代经学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个案,应该通过系统性的梳理发抉出汉代经学演进的若干脉络。我把视野拓展到整个汉代《洪范》五行学,把问题集中到经学与数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经师如何通过自己的阐释,将数术融会到新的“六艺”知识体系中。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又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最终,我提炼出“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这一总括性命题,并据此重新撰写了班固、刘向、刘歆和郑玄的相关篇章。感谢《北京大学学报》《文学遗产》《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史语所集刊》《中国史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国学研究》《华中学术》《传统文化研究》等刊物慨允发表论文部分章节,审稿人的中肯意见与责编的精心编校都为拙文增色不少。

 

这篇论文的起点是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借此机会要特别感谢我的合作导师王博教授。他对于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掌握之精熟、理解之透彻,常让我惊叹;而他宽厚平正的人格、风趣睿智的谈吐,以及通达果决的处事方式,亦令我深深敬佩。感谢恩师袁行霈先生多年来的关爱,得幸随侍老师左右,实在是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唯一的遗憾是敬爱的师母杨老师于去年底离开了我们,她总是将优雅的风度和洒脱的性情那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慈祥的笑容,让我永远难忘。参加工作以来,我得到太多师友的帮助、提携,无论是春风化雨的鼓励,还是切中肯綮的批评,都让我深深受益,这里无法一一具名,但皆感铭在心!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对本研究的资助,论文在成果鉴定中侥幸获评“优秀”,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感谢家人、朋友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女儿出生后不久就遭遇疫情,生活不断被按下中止键、倒带键、复位键、快进键,以往平滑流畅的时空维度不断被折叠、挤压、翻转,书中不少篇章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完成的。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灾异,身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疫,也让我对灾害有了更真切的体会。感谢北大出版社马辛民编审和责任编辑魏奕元老师,他们给一个青年学者从事的冷门研究以大力支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学术的尊严。感谢北大,小书得以在留校工作的第十年出版,就算是我交给老师们一份迟到的作业吧。

 

2023年2月6日,癸卯月初圆

京西肖家河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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