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岐周的考古发现与政治地位演变研究述评

作者：徐昭峰 王凯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1期

岐周，又称周原、岐邑，金文中称为“周”。中国古代有关岐周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该书收录了许多与岐周相关的材料，如《大雅·绵》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帝王世纪》记载“古公亶父是为太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遂杖策而去，逾梁山，止于岐山之阳，邑于周地，故始改国为周”。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因戎狄威胁，率领族人离开邠地，定居于周原。从此“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史记·周本纪》），周族因此发展壮大，周原也成为周人发迹之地。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元年古公亶父由“邠迁于岐周”。三年武乙“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此外，也有许多经学家对周原地望和周人活动的相关注解，为后世寻找岐周的位置所在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但在西周灭亡之后，后世文献关于岐周的记载仅寥寥数笔。

20世纪以来岐周的重要考古发现不断，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目前学界对岐周政治地位演变的研究还是观点不一。近年来，周原有了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西周晚期大型城址，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城址。故而在系统梳理周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基础上整合考古新发现，重新审视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演变，对进一步推动岐周乃至西周都城考古和西周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1930-1975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33年，徐炳昶、苏秉琦等人前往陕西调查了丰镐、犬丘等7处遗址（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拉开了陕西地区近代考古的惟幕。1942年，石璋如调查了周原遗址的岐山县岐阳堡一带（《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提出了此处就是太王所迁之周都的看法，此次调查是周原地区第一次真正的考古活动。

1953年3月，岐山县王家嘴子村农民挖出了6件铜器和1件陶器（关琳《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王家嘴子的原始社会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0期）。1957年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扶风和岐山两县的残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并对相关周墓进行了调查（《陕西岐山、扶风周墓清理记》，《考古》1960年第8期）。1960年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对周原一带进行了调查和发掘（《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年第12期），此次调查对墓葬进行了分期，确定了贺家遗址年代为西周早期。

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扶风考古队在扶风齐家村清理了10余座西周墓葬和一些建筑遗址，并进行了初步的分期（《一九六二年陕西扶风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考古发掘队在贺家村西清理发掘了一批先周、西周墓葬和1座车马坑，这是在周原第一次发现先周时期的墓葬（《岐山贺家村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1973年，陕西博物馆联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贺家村西壕发掘清理了10座周墓（《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1974年，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了包括师谻鼎、师臾钟、即簋在内的7件铜器（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1975年，在岐山县京当乡董家村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37件，其中30件有铭文，时代遍及穆王到宣王时期（庞怀靖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同年，陕西省文管会对扶风县庄白的1座西周墓葬进行了清理，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早期（《陕西扶风县召李村一号周墓清理简报》，《文物》1976年第6期）。

这一阶段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收罗了大量周原出土的青铜器，对青铜器的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岐周相关问题，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陈梦家关于西周都邑的论述（《西周金文中的都邑》，《西周铜器断代（下）》，中华书局，2004年）。陈梦家认为金文中的“宗周”并不是丰、镐二京，而是周人的旧都岐周，也是西周王朝的宗庙所在地。

二、1976—1997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76年，由陕西省文化局、文管会、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共同组成了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考古队最重要的工作成果莫过于岐山凤雏西周甲组建筑基址和扶风召陈建筑群的发现。简报认为凤雏甲组建筑是宗庙建筑，其始建年代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并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陕西岐山风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简报认为召陈建筑群下层的2座建于西周初期，废弃于西周早期偏晚；上层的13座建筑建于西周中期，废弃于西周晚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这是周原遗址第一次发现大型的西周建筑基址，它们的发现使西周宗庙宫室建筑及制度有了实物凭证，对岐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年，周原考古队在云塘村以南试掘了一处骨器作坊遗址（《扶风云塘西周骨器制造作坊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4期）。发掘者将遗址中的西周墓葬分为早晚两期。鉴于云塘骨器作坊的年代正好卡在早晚两期墓葬之间，因此发掘者判断作坊的兴盛期上限不超过昭穆王之世，下限约在夷厉之间。云塘骨器作坊对研究岐周的规模和布局有重要意义。

1976年12月，周原考古队发掘了陕西扶风县庄白青铜器窖藏坑，共出土铜器103件（《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其中有铭文者74件，铭文最多者达284字，从铭文来看，这批青铜器属于微氏家族。1976年春到1978年夏，陕西周原考古队先后在岐山贺家村附近的三个地点发掘了西周墓葬57座、车马坑4座、灰坑2个（《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1986年，由国家文物局、陕西省考古所与陕西省地研所合作，对周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遥感、物探探测（谢辰生等《遥感物探新技术在周原考古中的应用试验研究》，载《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此次探测最重要的成果是发现了凤雏村南甲组西周建筑基址南、北向的两道城墙。

1976年微氏家族青铜器窖藏发掘之后，以尹盛平（《试论金文中的“周”》，《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和宗德生（《试论西周金文中的“周”》，《南开学报》1985年第2期）为代表的学者根据史墙盘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命周公将微氏家族先祖安置在“周”地一事，反对前文陈氏说法，提出了金文中的“周”应该指岐周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后来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诸多考古新发现促使一些学者对岐周性质提出了新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岐周是贵族的聚居地。陈全方认为文王作邑于沣以后，岐周就失去了都城地位，成了西周贵族的聚居地（《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上）》，《文博》1984年第1期《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下）》，《文博》1984年第2期）。曹玮认为周人在迁都建国以后，周原就变成了非姬姓贵族的聚居地，虢氏家族作为周王代理人管理这一区域（《周原的非姬姓家族与虢氏家族》，《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李学勤则认为文王迁沣以后，就将周原封给了周公，因此岐周在西周时期是周公采邑（《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岐周是西周的都邑，归周王室直接管辖。尹盛平根据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内出土的甲骨以及召陈建筑基址出土的带有“王”字的残陶器柄，认为这两处遗址均属于周王室。其中凤雏甲组建筑应是太庙，召陈建筑群则包括周王听政的路寝、休息的小寝以及太室（《周原西周宫室制度初探》，《文物》1981年第9期）。王恩田也认为凤雏建筑属于周王室的可能性更大，并从周代礼制的角度论证了这种猜测的可能性（《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文物》1981年第1期）。张光直则在《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中提出“圣都俗都制度”，他主张圣都是先祖宗庙所在地，主要行使祭祀功能；俗都则是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于西周而言，岐周就是王朝的“圣都”。张氏说法提出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

三、1999年至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组建的新的周原考古队对齐家遗址展开发掘工作，揭露遗址面积2954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94座、灰坑145个、小型房址3座（《1999年度周原遗址IA1区及IVA1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发掘所获的各类丰富遗物和诸多明确的层位关系，为建立周原遗址西周文化的谱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同时，云塘、齐镇的发掘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发掘面积达6000平方米，包括云塘5座建筑基址、齐镇4座建筑基址以及部分围墙、石片坑等。2002年，周原考古队对云塘、齐镇的建筑基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建筑基址1座、灰坑24个、水井1眼以及大量成片的夯土遗迹，为进一步了解和完善云塘一齐镇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结构和功能提供了资料（《陕西扶风云塘、齐镇建筑基址200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2001年，周原考古队在王家嘴村北及贺家村开展发掘工作（《2001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此次发掘面积达8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墓葬和陶窑，对先周文化的认识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同时，考古队利用工作的间隙，对眉县、岐山和扶风的13处遗址做了地面探查（《2001年度周原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2卷）。

2002年，周原考古队发掘了齐家制玦作坊遗址和礼村先周遗址（《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2003年春夏之际，周原考古队发掘了庄李铸铜作坊，清理了数十座西周墓葬及灰坑，发掘了一大批陶范和铸铜遗存（《陕西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与铸铜遗址》，《考古》2004年第1期）。同年秋，又发掘了李家村西的铸铜遗址，清理了一批灰坑、水井、墓葬、房址及灰沟（《2003年秋周原遗址（IVB2区与IVB3区）的发掘》，《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02年到2005年间，周原考古队相继开展了对七星河流域（《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2002年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美阳河流域（《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及周公庙（《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等地的考古调查，取得了包括甲骨文、西周最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围绕墓葬的夯土墙等重要发现。从此，周原考古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开启了“大周原考古”计划。

2011年，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与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云塘池塘遗迹CT1及与CT1相连的几条水渠，这是周原首次发现池塘遗迹，对认识周原的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周原遗址池渠遗存的钻探与发掘》，《周原》第1辑，三秦出版社，2013年）。2012年，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宝鸡市周原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整个周原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雷兴山、种建荣《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新识》，《大宗维翰—周原青铜器特展》，文物出版社，2014年）。调查面积近50平方千米，初步建立起“周原遗址田野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GIS系统”，动态揭示了商周时期周原的聚落发展及形态。2014年到2015年，考古队对凤雏、贺家、礼村及周边300多万平方米的区域做了重点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该区域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情况（《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2014～2015年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北距原凤维甲组基址约40米，占地面积达218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建筑遗址（《周原遗址风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2016年到2017年，考古队又对甲组基址东侧的六号

到十号基址及北城墙进行了发掘，其中F6年代最早，在商周之际；F10则晚达西周晚期（《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风雏六号至十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8期）。

2020—2021年，周原考古再度取得突破性进展，确认了周原西周大城与小城城址，并在王家嘴发掘了先周和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各1座（《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与西周城址周原遗址首次确认》，《中国文物报》2022年2月25日）。小城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城址四周有城壕，其中西面以王家沟为壕，其余三面为人工城壕。大城位于小城东南，基本囊括了周原遗址的核心地区，面积约52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城址。

大量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岐周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结构，学界也开始倾向于岐周是西周王朝的都城之一。一些学者对张光直“岐周是西周“圣都＇”的说法有进一步的阐释。潘明娟认为西周时期岐周、宗周和成周三都并存，其中岐周主要行使祭祀功能，是圣都；宗周则承担着主要的政治职能，是行政性都城；成周则以军事职能为主，负责保卫王朝东部的安全，并据此提出三座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认为在整个西周时期，宗周一直是主都，成周由于军事职能在西周中晚期重要性愈发突出，而岐周政治地位却一直在下降（《西周都城体系的演变与岐周的圣都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圣都与俗都：晋国都城体系的演变》，《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先秦多都并存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持相同意见的还有丁海斌（《中国古代陪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令福（《周秦都邑迁徙的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等人。但是随着周原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学者注意到周原遗址西周中晚期遗存较早期更为丰富，西周中晚期铭文中有“周”的青铜器也明显多于早期。因此，他们对岐周政治地位的变化提出了新的认识。尹盛平认为西周时期宗周、成周、岐周三都并存，其中西周早期的都城是宗周，到了西周中晚期，实际都城变成了岐周（《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赵庆淼对此也有相同的认识，并将其归纳为一种“王朝都城的回归”现象（《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张天恩认为到了西周中期，由于岐周地区经济的繁荣，周穆王将都城重新迁回岐周，周原成为西周中晚期的政治中心（《周原遗址商周聚落性质的观察》，《周原》第一辑）。李峰注意到了岐周在西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在《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提到周原地区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和行政基地。周宏伟则认为在整个西周时期，岐周都是最稳定的祭祀、政治、军事中心（《西周都城诸问题试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辑）。雷兴山、种建荣在梳理了周原遗址纵向的演变与横向的发展后，提出周原分别在先周时期和西周中晚期时发展成为周人的都邑聚落（《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新识》，《大宗维翰—周原青铜器特展》）。

四、共识与不足

综上所述，随着周原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关于岐周政治地位演变的相关问题形成了一些共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周原遗址在西周中晚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整体聚落向东扩张，出现了大规模的高等级建筑群和高等级墓地，晚期还出现了大型城址。聚落面积、遗址内涵都超过了丰镐与洛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时期城址。

2．岐周应属西周都城之一。自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发现以来，有诸多学者针对周原遗址的性质做了推断，主要有周王室说、周公封地说及贵族聚居地说三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与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逐渐趋向于岐周是都城的说法。

但与此同时，学界关于岐周政治地位的演变等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为以下两点。

其一，在对西周时期都城制度的研究中，学者更多聚焦于宗周与成周，对于岐周关注相对少了许多。在对岐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也多针对具体遗存展开，而忽视了从宏观层面对岐周政治地位的考察。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岐周在文献中记载过少，以往的考古发现也较为零碎，许多具体问题都没有定论，甚至对岐周是否是都城一说都有许多不同意见，自然难以上升到对岐周政治地位的探讨。

其二，研究表明，多都并存制度下的西周都城的政治地位是呈现动态变化的，这些变化与国家的发展重心及内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以往的研究，虽然梳理了岐周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地位变化，但是结论过于笼统，或将岐周简单定义为“圣都”，或将其简单定义为中晚期最重要的都城，缺少对细节的把握。要准确把握岐周政治地位的变化，就要准确把握西周王朝在每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时间细化到某一王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考古新发现视域下的先秦都城变迁与制度演进”（20BKG01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