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文化高度：与日月同辉

作者：王志民（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齐文化研究基地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五月十六日壬戌

          耶稣2023年7月3日

屈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又是思想文化的巨人，他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者、塑造者、导引者，他的伟大形象和高尚品格、他的精神和气质，尤其是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几千年来，感动、激励着历代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民族品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被称作与日月同辉者，首推孔子与屈原。《论语·子张》载子贡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日月，喻其至高。”说孔子之贤，如日月光辉，至高至亮，无人超越。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称颂屈原志洁行廉的精神和品格如日月一样放射着至高而无限的光芒。《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祇回留之，不能去。”《史记·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的“太史公曰”据信有120余篇，大多秉笔直评、画龙点睛，彰显客观公正的史学观。唯有对孔子和屈原则是带着浓烈的个人感情，以读其著、寻其迹、“想见其为人”的基本相同笔调，发出了触动人们心灵的赞叹。司马迁以伟大史学家纵览古今的高远眼光，盛赞屈原与孔子一样“与日月争光”，是对屈原历史影响的至高文化定位。

汉代以后，屈原的地位虽然可能难与孔子比肩，但屈原的“与日月同辉”仍是后人的共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反映了六朝时期人们对屈原的尊崇。唐代的李白《江上吟》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则以屈原与楚王对比的手法，彪炳屈原的伟大与永恒。南宋时期，朱熹《楚辞集注·序》称：“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词之哀，……读者其深味之，真可谓恸哭而流涕也。”《楚辞后语》又说：“屈子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乃千载而一人哉。”盛赞屈原的忠魂义魄。

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看，屈原和孔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其比的精神导师，他们以不同的途径与方式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做出了他人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创始儒学，继往开来，以其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道德标准和核心价值观。屈原，则是通过震古烁今的伟大诗篇，展示个人品格修为、精神意志和生命指向，为历代中国人树立了典范与榜样。没有孔子，中国人传统的“三观”就不是现在这个面貌；没有屈原，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就缺乏一个昭示日月的坐标。

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最大贡献，还是他伟大爱国者的形象屹立于民族精神之巅而影响了千秋万代。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里，也展示在我们所见他的所有修为中。他对祖国的热爱赋予他对楚国山水草木、世俗民情以炽热的爱恋之情；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与对祖国的热爱是高度一致的；他的命运乃至喜怒哀乐与国家兴衰、人民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处污泥而不染、敢于同恶势力斗争的高洁品格，是他爱国精神的不竭动力；他洞悉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政治风云，深刻透悉张仪之徒的权术把戏，从而主张联齐抗秦、进而统一天下。他在国都沦陷、山河破碎、报国无门的悲愤和痛苦中，毅然以投水自尽的壮烈结局诠释了他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屈原正是以不朽之作和刚毅的行为完美呈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产生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屈原的时代，文人士子，包括官吏，乃至国相、重臣，他们的国家观念并不强，普遍的风气是哪国重用，就到哪国去。所谓“六国之时，贤才为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王充《论衡·效力篇》）。但屈原却独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并一再表示至死不变。以至于百年后，贾谊写《吊屈原赋》，都难以理解他的忠贞和执着：“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屈原之爱国，也并非仅仅爱其姓族之国，他心里装着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他自称是高阳氏颛顼的后裔，而颛顼则是一直活跃于黄河流域政治舞台上的“五帝”之一。他在《天问》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时间上，自远古的三皇五帝，下迄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战国；地域上则遍及黄河、长江等广大区域。久远广阔的时、空，反映出屈原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和民族发展的未来。这种跨越时代局限、超越历史常规的博大爱国情怀，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一样，中华文明有赖于黄河、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孕育和滋养。在距今五千年左右，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稻作遗存、上游的三星堆文化遗址，都有惊人的文明发现。长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正是在与长江流域文明的充分交流和高度融合中，才造就了以黄河文明为主体、高度发达的三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进入被称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厚积薄发，焕发出奇异、绚丽的光彩。而其杰出的、唯一代表人物即是屈原。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战国时代中华文化的灿烂之景，多关注诸子百家争鸣。梁启超先生将其分为北派和南派，认为北派以孔子为正宗，南派则以老子为正宗，以屈原为支流。并描述争鸣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这段著名的论说，虽影响甚大，但深入分析，却大有可斟酌之处。其一，老子为陈人非楚人。虽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是楚苦县（今之河南鹿邑）人，但同篇记载“孔子适周，讲问礼于老子”的时候，苦县之地尚属陈国，距离楚灭陈，还有数十年，老子终其一生应是陈国人。其二，苦县不在长江流域，而在黄河流域，老子是北人不是南人。其三，从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在函谷关前著述《老子》一书，老子之子曾为魏国将军等记载看，老子一生活动于黄河流域，应该没到过长江。大致说来，孔东老西，应该都是北派。有人把庄子的浪漫主义也归为南方，并称“屈庄”，同样失之偏颇。庄子为宋人，隐身世外，钓于濮水（黄河支流），魏相惠施是其仅见的老朋友，除了拒绝楚王聘其为相的传说（钱穆力辩此事“不必信”，见《先秦诸子系年·庄周生卒考》）之外，与楚的交往也并不多，很难因其作品的浪漫主义而归于南方。事实上，是否浪漫主义，并非南北文化之根本差异，“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校定楚辞序》）才是南方（长江）文化的鲜明地域特征，屈原应是古代南方（长江）文化唯一杰出代表。

屈原生活的时代，已进入南北文化大交流时期，黄河流域诸子百家的理性精神，深深影响了屈原。在其诗作中，寄寓着丰富、深厚、系统的理性精神。《文心雕龙·辨骚》中说“楚辞者，体宪于三代”，指屈原作品取法于《诗》《书》《易》《礼》等三代的经典。事实上，屈原是一个以长江文化为底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诸子百家精华而形成的文化巨人，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荆州郭店楚简被认为出土于楚国太子之墓，其中有很多儒家思孟学派的竹简，屈原时代与郭店楚简相近，这就为屈原思想的形成找到了新的可靠注脚。屈原既是长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中华民族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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