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 著《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出版暨自序

书名：《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

作者：阎步克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编者按语】

为了聚焦学界经学研究的学术动态和分享经学研习过程的参考书目，《经学研究》公众号近期开设了新的推送栏目——“新书资讯”。本栏目主要介绍近年来经学相关文献的出版信息和内容概要，与诸位同道展开更加丰富的学术交流。每期介绍的书籍文献，源自近几年与经学相关的出版物，大体分为“学者新著”“学术辑刊”“新校古籍”等三类。

本期介绍的是阎步克教授新著《酒之爵与人之爵：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

【作者简介】

阎步克，1954年生，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任教，1993年任教授，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内容概要】

上古时代，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爵、尊这样的酒器之名，遂变成人的等级地位用词。“爵”是最重要的品位之名，“尊”是最基本的身份地位之词。酒爵（与酒尊）等级用于维系人之尊卑。经精细考辨，作者梳理了“爵”之概念变迁，揭示出“五爵”是一套“容量化器名”，遂将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诸于众，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此项研究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道在器中”，在奇异的饮酒器礼制背后，潜藏在礼学逻辑下的一套“体系”浮现出来，整齐清晰，高下有序，古人构建华夏礼乐的卓越能力得以呈现。

【目录】

自序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尊壶者面其鼻”辨──《礼记·少仪》一个文句的注译问题

由《三礼图》雀杯爵推论“爵名三迁，爵有四形”

《仪礼·士虞礼》所见废爵、足爵、繶爵辨

东周礼书所见玉爵辨

削觚·觚名·觚棱──先秦礼器觚片论

“觚不觚”与“削觚”──《论语郑氏注》札记一则

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

【自序】

（选摘）

这本论文集收有我近年写作的8篇文章。

这些文章，都围绕东周礼书所见的酒器等级礼制而展开。在传统时代，“爵”是饮酒器之名，同时“爵”又成了最古老、最富连续性的一种品位之名；“尊”是盛酒器之名，同时“尊”又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地位用词。“爵”“尊”二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存在了。在殷商的青铜礼器中，酒器竟占到了70％—80％。周代青铜器中，食器的比例虽然大增，但重大典礼如祭祀、飨宴、射侯等，献酒饮酒仍构成了其核心环节。而这一情况，就被记录于东周礼书之中了。不难推知，在先秦等级礼制中，酒器必曾占有过特殊重要地位，所以才使“爵”“尊”等酒器之名变成了最重要品级、地位用词。在凝聚了先秦礼乐精华的礼书之中，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各个爵级，在不同典礼的不同环节上使用着不同名称的酒器，其间的等级关系，就是本论文集的研究对象。讨论的焦点是酒爵（及酒尊）等级与人之爵级的对应关系，所以题名为“酒之爵与人之爵”。

我开设了一门很冷僻的课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课程的内容，就是把历代爵秩品阶之类，一样一样地讲给学生听。而“先秦爵制”这一讲排在最前面，每轮课都得从这儿讲起，没法绕行，所以在这一讲上花的精力就多一些。所见疑问、难点所引发的兴趣，与随之而来的检索推敲，也相应多了一些，结果就被拖进去了。

讲先秦爵制，就会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公侯伯子男”与“公卿大夫士”这两套品位，都名之为“爵”。“爵”不是饮酒器吗？为什么拿饮酒器的名称来为王朝品位命名呢？或谓“爵”的本义或起源，就是乡饮酒礼上的行爵次序与坐席次序。我觉得这观点很有洞见，就把它讲给学生听了。还在PPT中提供了几个青铜三足爵的图像，以收图文并茂之效。东周礼书又记，行礼时所用的饮酒器，计有爵、觚、觯、角、散（即斝）五种，合称“五爵”；《韩诗外传》还说，“五爵”的容量分别是一到五升。这个知识点，也在课堂上提供了。

然而随后又读到，青铜三足爵及觚、觯、角、斝，自西周中期就不再铸造了，在历史舞台上消歇了。那么我的PPT上的青铜三足爵及觚、觯、角、斝图像，就有问题了，因为礼书所反映的是春秋礼制，而春秋时代已不会有上述那些青铜酒器了。不过，《仪礼》《周礼》《礼记》的当代各种注译，以及各种经学辞典，众口一辞，仍用那些青铜器来解说“五爵”。又，商周初青铜三足爵、角、斝，考古文物学者认为是温酒器，并非用于饮酒，而礼书“五爵”全都是饮酒器。也就是说，在商周初的爵、觚、觯、角、斝这五种青铜器与礼书“五爵”之间，至少存在着时代不合、功能不合两大障碍。又，在宋代聂崇义的《三礼图》中，“五爵”全是筒形杯，与宋代金石家所定名的“五器”器形绝异，学者因谓礼家与金石家所述饮酒礼器，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不同体系”。那么其间的异同从何而来呢？仍是悬案。

虽然我不治先秦史，不治文物考古学，也不治经学礼学，但仍期望能在课上提供一个解释。在摸索、推敲之中，脑海中忽而电光一闪，在“五爵”的一到五升的五等容量中看到了一把钥匙，于是就形成了第一篇文章：《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我把商周初的青铜爵、觚、觯、角、斝称为“五器”，随即提出：这“五器”与礼书“五爵”之所以不能画等号，除了时代、功能两大障碍，更在于二者的“称谓原理”判然不同，“五器”是器形之别，而礼书“五爵”是容量概念，分别是一至五升的饮酒器之代称。即如：

一升之饮酒器便称之为“爵”；二升之饮酒器便称之为“觚”；三升之饮酒器便称之为“觯”；四升之饮酒器便称之为“角”；五升之饮酒器便称之为“散”。

赘言之，“五爵”跟器形无关，皆容量之辞。这种命名策略，我称为“容量化器名”。期望这个出人意表的新说，能让上述种种疑难涣然冰释，迎刃而解。

礼书中“五爵”的具体用法，证实了“爵必为五”“以小为贵”“五等容量”三点。换言之，“五爵”及其容量等差确系信史，而不是汉儒的向壁虚构。礼学家一直有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之说，而战国宴乐图中的宴乐场面，足以证明“凡诸觞皆形同”其说属实：图中的饮酒器全是觚形杯，三足器无影无踪。既然“五爵”爵、觚、觯、角、散其实都是觚形杯，则引礼书“五爵”以证商周“五器”、或拿商周“五器”释礼书“五爵”的各种既往做法，都属沙上建塔、空中楼阁，不妨考虑放弃。

古人采用“容量化器名”，用意有二。一是“业务考虑”，即这样可以为行礼提供便利；二是“政治考虑”，即可以利用容量之差区分身份地位。“五爵”使用原则是“以小为贵”，即令尊者长者使用小爵、卑者幼者使用大爵，一升之爵最尊贵，五升之散最卑下，余类推。由此，我把一套前所未知的“容量化”酒器，展示在读者眼前了。在行礼献酒时，须依一己或对方身份随时换用大小酒爵，酒爵大小与尊卑长幼浑然一体、水乳交融，这样一种奇特的饮酒礼俗，从世界史的范围看，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

不光是饮酒器，东周礼书所见盛酒礼器之名，我认为也是“容量化器名”。燕礼、大射礼上所见酒器计有三等：瓦甒（或瓦大），方壶，缶。它们的用法及称谓，大略如下：

容量五斗、供国君饮用的盛酒器，即称“瓦甒”（或瓦大）；容量一石、供卿大夫饮用的盛酒器，即称“方壶”；容量大于一石、供士饮用的盛酒器，即称“缶”。

可知这3种盛酒器，是根据容量及用途定器名的，至于其具体器形，须另行推求。我认为所谓“瓦甒”（或瓦大）与“方壶”，其器形实际是青铜罍。这一认识，是根据《礼记·少仪》所载的一个摆放酒尊的规矩，推论而来的。具体推论过程，请看下一篇《“尊壶者面其鼻”辨──〈礼记·少仪〉一个文句的注译问题》。

在燕礼及大射礼上，只有国君与酒尊能正面相对，这叫“唯君面尊”；酒尊的正面就是有鼻的一面，礼乐人员在陈设典礼时，就有了“尊壶者面其鼻”这个操作规范，提示在摆放酒尊时，尊鼻要向外、对着人。对这个“鼻”，当代注译或释为壶嘴，或说是人脸纹饰中的鼻，或说是壶肚上的兽面装饰。而我认为，青铜罍在下腹部有一个兽首形的有孔凸起物，这便是《礼记·少仪》所说的“尊鼻”；“尊壶者面其鼻”的“壶”，其实物是青铜罍。“唯尊面君”具体怎么“面”，涉及了酒尊、设尊人、酌酒人及宾主的不同朝向，传统学者在此众说纷纭，对之本文也有梳理评议。

宋人拿“五爵”为商西周“五器”命名，那“五爵”之名从何而来呢？我认为，“五爵”爵、觚、觯、角、散（斝）都是商代的器物旧名。在三足青铜爵及角、斝消歇后，这些器名被礼乐人员拿过来，为不同容量的漆木觚冠名了。由此“爵”名发生转移。而且“爵名转移”还不止这一次。《由〈三礼图〉雀杯爵推论“爵名三迁，爵有四形”》一文，首先明确了两点：

1.东周礼书中的爵，不是青铜器，而是漆木器。

2.东周礼书中的爵，不是三足爵，而是筒形杯。

在这个基础上，进而揭举“爵名三迁，爵有四形”之论，即，“爵”这个器名，曾三次由一种器形迁移或扩展到另一器形上去，这个过程留下了4种不同形状的爵。即：

1.青铜三足爵最早称“爵”；

2.随后有柄斗形器称“爵”；

3.东周时筒形杯称“爵”。筒形杯又有觚形、卮形及“锐下有足”之形之别；

4.雀鸟背负杯盏的“雀杯爵”。这种爵大约是新莽发明的。

附带说，战国汉晋流行的椭圆形耳杯──或称“羽觞”，因其不是礼器，所以就没有纳入“爵”的行列。可见“爵是饮酒器通称”的说法，泛泛而言是可以的，若严格说来，则仅仅用作礼器的饮酒器，才能称“爵”。

在三足爵之后，便是斗形器称“爵”了。1976年，西周晚期的两件青铜斗形器、即伯公父器面世了。所谓“斗形”，很像今天之水舀子，体形较小而已，其器形可参看本书第90页图2-1。此器自名“金爵”，遂有学者提出，这种斗形器也是一种“爵”，东周礼书中的爵就是这种斗形爵。《仪礼·士虞礼》中的“废爵”“足爵”被用作证据，“足爵”被说成三足爵，“废爵”则是去掉了三足的斗形爵。然而不同意见随即出现了：伯公父器应自名为“瓒”，“金爵”实为“金瓒”，那个字其实不是“爵”。这样一来，“斗形器也是爵的论点”就有麻烦了：伯公父器的自名“金爵”是一个孤证，现在这个孤证动摇了，斗形器是否算是“爵”，堕入疑云了。

在《〈仪礼·士虞礼〉所见废爵、足爵、繶爵辨》一文之中，我对《仪礼·士虞礼》中的“废爵”“足爵”及“繶爵”这三爵，进行了新的辨析。这三爵都用于祭祖献尸。我在《礼记·祭统》中的“尸酢夫人执柄，夫人受尸执足”一语之中，找到了突破口，经辗转推理，得出了如下结论：尸酢夫人的那个爵，就是有足有柄的斗形爵，“废、足、繶”三爵都是这种有柄斗形爵。这就为“斗形器也是一种爵”之论点，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撑。三爵的装饰及用法，我排比如下：

废爵无足饰、无篆饰，用于主人初献；

足爵有足饰、无篆饰，用于主妇亚献；

繶爵有足饰、有篆饰，用于宾长三献。

对有司彻、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士虞礼四种礼典中三爵的三等用途，及其与“五爵”的等级衔接，文中提供了一份列表。比之文字陈述，列表之法，可以把饮酒器等级结构更好地展示出来。

在东周礼书中，实际存在着三组爵：

1.爵、觚、觯、角、散等“五爵”；

2.废爵、足爵、繶爵等三爵；

3.玉爵、瑶爵、散爵，璧散、璧角等“玉爵”。

《东周礼书所见玉爵辨》一文，就用于处理第三组爵，即“玉爵”。所谓“玉爵”，主要包括《礼记·明堂位》中的夏琖、殷斝、周爵及璧散、璧角，同书《祭统》篇中的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又见于《周礼》。它们名为“玉爵”，却不是通体玉质的爵，而是用玉装饰的漆木爵。在祭祖礼上，周王与王后、诸侯与夫人使用玉爵来献尸献宾。这样的祭祀仪式宏大、环节繁多，天子、上公多达“九献”，随后还有数次“加爵”，献尸之余还要穿插着献宾，即向公卿大夫士及群有司献酒。我对各个环节的用爵加以梳理排比，并利用列表来展示其间的等级关系。

因史料零碎、史阙有间，九献之礼及相关用爵，就成了“不定方程”，可以容纳不止一组解，历代学者众说纷纭。然而先秦礼家与后代礼家，都出于同一个礼乐传统的熏陶，各种异说所用来推理的，乃是一个共同的“礼学逻辑”，都利用了排列组合，都含有“数理逻辑”。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仅仅知道了几个饮酒器名及器形，那远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在那些饮酒器的背后，还潜藏着一整套“体系”呢。在那个“体系”之中，诸玉爵、“五爵”、“废、足、繶”三爵，与各色人等、各级身份、各种礼典及各个行礼环节无缝对接。那个“体系”整齐清晰，匀称和谐，高下有序，井然不紊，体现了周人构建等级礼制的卓越能力，那是同一时期的其他民族难以企及的，构成了华夏礼乐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样一来，我们所收获的，就不止是几个器名器形了。

《削觚·觚名·觚棱──先秦礼器觚片论》一文，由“觚”入手，继续探讨“五器”到“五爵”的器名转型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高本汉提出了一个论点：觚、爵、尊、卣等青铜器，自公元前947年起就不再铸造了，此后文献中的觚、尊、爵等器名已另有所指，而且所指的已不是铜器，而是木器与陶器了。这给了李济很大震撼，称之为一个“扫荡式的论断”。这等于说周中期以后曾发生过一场“器名大革命”了。而“五器到五爵发生了命名策略的变化”这一论点，可以把高本汉的“扫荡式的论断”推进很大一步。

文章首先提出：爵、角、斝三个器名的转变，与饮酒礼俗变迁相关。三足铜爵最初是仿照三足陶爵而制造的，陶爵则起源于豫西豫北的龙山文化晚期，这里是夏族和商族居住区。“爵+觚组合”是商族最重要的酒器组合，其组合基础，就是爵以温酒、觚以饮酒之俗。而先周文化区中从未发现陶爵，这说明三足爵不是周人创造的，温酒也不是周族的原生礼俗。周人一度引入了温酒礼俗，铸造了铜爵，但只时髦了一阵，到周中期就放弃了。于是，青铜温酒器用不上了，不再铸造了。然则青铜爵、角、斝的消亡背后，是一种饮酒礼俗的消亡。随后这三个器名便被礼乐人员另作他用，与觚、觯搭配，转指五等容量了。

进而文章提出，从“五器”到“五爵”的转变中，“组合关系”决定了器名取舍，“相对容积”决定了大小排序。文章最后又提出，“觚”意为“棱”，“觚”这个器名得名于青铜觚夺目的扉棱；“觚”是“同”即筒形器的一种，是有棱青铜同的特称。那么“觚”与“同”并非“势不两立”，“觚”是“同”之一种。

在讨论青铜觚到漆木觚的变化时，我引用了《论语郑氏注》中的一条“孔子削觚”的史料，以旁证春秋时的觚是可削的木觚，而不是青铜觚了；把《论语》与礼书中的觚释为青铜觚，是不准确的。随后，我又想把“孔子削觚”这条史料的来历弄得更清楚一点，这时就发现不同来源的《论语郑氏注》中存在异文，异文会导致不同理解；汉晋南朝的经学家对“孔子削觚”这条史料，也存在着不同诠释。因而写成《“觚不觚”与“削觚”──〈论语郑氏注〉札记一则》，以供学人参考。

除了“爵”一词二义、兼指酒之爵与人之爵之外，作为盛酒礼器之通称的“尊”，居然也是一词二义的，同时用作身份地位之辞。这就是《一词二义：酒之尊与人之尊》一文的缘起。在这篇文章中，我揭举“原生性等级标识”概念，意谓在“前行政时代”、在成熟的爵秩品阶发展出来之前，身份地位的标识与区隔，更多地借助于“物品化”“空间化”等具有可视性的手段。

由“可视性”出发，此文首先提出，酒之“尊”之所以能引申为人之“尊”，首先在于酒尊外观高耸，器身华贵，代表了最高工艺成就与美术成就，故具有强大的身份标识能力，象征着拥有者的高贵与豪富。然而可视性等级标识之发挥功能，不仅仅以“线性”的方式，而且还会有各种曲折微妙的方式，比如说，酒器的使用又是“以小为贵”的，盛酒器的摆放又是“以下为贵”的。进而讨论“尊”的动词用法，“尊”有“陈设为尊”与“奉酒以献”二义，前者意在炫耀，后者意在致敬，二义都把“酒之尊”与“人之尊”密切联系起来了。随后把“卑”也纳入了思考。“尊”作为形容词，同“卑”构成两极。“尊”字若来源于高耸而华贵的盛酒容器，“卑”字是否来源于外观相反的某些容器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卑”有“扁圆”之意，这个涵义，可能是从扁圆的“椑榼”和扁圆的“卑㔸”抽象而来的。椑榼、卑㔸给人以低矮、低贱之感，由此与高耸、华贵的青铜尊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说来，在“先秦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这个论题上，本论文集做出了如下推进：

1.推进了“爵”之器名的认识。指出东周礼书所见、春秋礼典所用的爵，不是青铜器，而是漆木器；不是三足爵，而是筒形杯。进而揭举“爵名三迁，爵有四形”之论。

2.从“称谓原理”层面揭开了“五爵”真相，论定其为“容量化器名”，并对五等之差与“以小为贵”做出了具体阐述。一种独一无二的“容量化”等级酒器礼制，由此得见天日。

3.指出礼书所见酒器等级体制，由“五爵”、“废、足、繶”三爵及诸玉爵等三组饮酒器构成。系统考察了对这三组酒爵在不同典礼的不同环节中的具体用法，及其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各个爵级的对应关系，并诉诸图表。

传统礼制的研究成果相当之多，而且越来越多。然而“酒器等级礼制”这个细部，此前极少问津者，可以说是一片处女地。许多问题是我初次提出的，为此这部论文集题为“初探”。筚路蓝缕而已，其中难免错讹，期待后来者居上。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