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著《阮刻〈毛诗注疏〉研究》出版暨序言、绪论

书名：《阮刻〈毛诗注疏〉研究》

作者：李慧玲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2-2

【作者简介】

李慧玲，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经学与学术史研究。先后主持过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古委会项目，著有《礼记译注》，校点整理《五子进思录发明》《朱子晚年全论》等多种朱子学文献。在《中华文史论丛》《孔子研究》《古汉语研究》等知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概要】

阮刻《毛诗注疏》是阮刻《十三经注疏》之一，自问世以来，沾惠学界良多，好评如潮。但随着时代进步和相关文献的相继发现，阮刻《毛诗注疏》的学术价值有进一步研究和评价的必要。本书在精研相关文本的基础上，破除迷信，从阮刻产生的学术背景、使用版本、校勘成果、引用诸家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客观研究，是其是，非其非，一切俱以事实为据进行评判，异于前人之说者颇多。同时，本书也是对享誉学界二百年的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个体研究的一种尝试。

【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阮刻《毛诗注疏》问世前的两部同类著作

第一节 独领风骚近二百年的汲古阁本《毛诗注疏》

第二节 养在深宫的武英殿本《毛诗注疏》

第二章  阮刻《毛诗注疏》得以问世的有利条件

第一节 阮刻《毛诗注疏》得以问世的天时

第二节 阮刻《毛诗注疏》得以问世的地利

第三节 阮刻《毛诗注疏》得以问世的人和

第三章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系统

第一节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系统简介

第二节 南昌府学本《毛诗注疏校勘记》优于文选楼本

第四章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定本”旧说发覆

第一节 “定本出自唐顔师古”说辨析

第二节 “定本出自齐、隋以前之旧疏”说辨析

第五章  阮刻《毛诗注疏》版本平议

第一节 阮刻《毛诗注疏》底本诸说之辨正

第二节 足利本《毛诗注疏》与阮刻底本之比较

第三节 单疏本《毛诗正义》及其校勘价值

第四节 单疏本《毛诗正义》阙卷的补救之法

第六章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平议（上）

第一节 经书校勘领域的诸多创举

第二节 首创初校、覆校、三校制度

第三节 “《正义》自爲文”——“疏不破注”校勘理论的重要突破

第四节 《毛诗注疏校勘记》中的经文、注文、疏文之例

第七章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平议（下）

第一节 阮元对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学术定位

第二节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理校之得失谈

第三节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之失校

第四节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之误校

第五节 阮刻《毛诗注疏校勘记》的其他瑕疵

第八章  阮刻《毛诗注疏》引用诸家平议

第一节《十三经注疏正字》的真正作者是浦镗

第二节 引用诸家补遗之一：臧琳与段玉裁

第三节 引用诸家补遗之二：卢文弨

第四节 遗珠之恨：王引之《经义述闻》

附录一 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附录二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毛诗正义》四十卷

附录三 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倂〈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

附录四 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序

附录五 段玉裁《〈十三经注疏〉倂〈释文〉校勘记序》

附录六 《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孔疏诸例释例之一

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序》一

朱杰人

李慧玲的大作《阮刻〈毛诗注疏〉研究》要出版了，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一个序。我知道，这事我是推脱不掉的。

《阮刻〈毛诗注疏〉研究》是由她的博士论文演化而来的。她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指出了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注疏》所据版本并不是宋本。我们共同完成了《毛诗注疏》的点校工作后，她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阮刻《毛诗注疏》的研究。我以为，她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研究方向。

阮元的《毛诗注疏》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阮刻面世以后，研究《毛诗》几乎必须从阮刻再出发。阮元位高权重，又是学问大家，后学一般不敢轻议他的学术是非，所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了“十三经”之定本。阮元在经典整理上所作的贡献当然是不容否定的。他的《十三经注疏》也确实可以模板、范式立世。但这不等于他的整理本无瑕可击。尤其是因为时代的局限，他无法看到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诸多新材料、新版本、新研究成果，所以，差错、误判在所难免。《毛诗注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距今已有200余年。两个世纪以来，对这部巨著的研究不乏其人，论文不计其数。即以《毛诗注疏》而言，研究者、研究成果亦可谓蔚为大观。但是对这部巨著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依然乏力。其中原由，我以为是因为对十三部经典的专书研究尚欠深入。李慧玲的著作从整体上对《毛诗注疏》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缺憾。

李慧玲的研究从宏大的学术背景出发，论证了阮刻《毛诗注疏》产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指出了阮刻的学术贡献及其深远影响。同时她又客观地指出，阮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并非阮元个人学术水平的原因”。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今人既不能苛求于古人，也必须在古人的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

于是我们在李慧玲的书中看到了她再进一步的跋涉。

整理古籍，底本的选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时候它可以决定整理本的成败。作者用比勘、对校的方法比较分析了阮元时代的几种重要的刻本，发现了当时最佳的版本应该是汲古阁本。它“明显优于闽本和明监本，也优于阮本用作底本的十行本”。当然，阮元把十行本当作宋刻是他决定把十行本用作底本的决定性原因。如上所言，这不能苛求于阮氏，因为，他无法看到藏于日本的足利本。

李慧玲的“再进一步”从足利本开始。她不厌其烦地将足利本与单疏本、十行本进行对校，证实了足利本与单疏本的校勘价值，论证了将足利本作为《毛诗注疏》的底本、将单疏本作为通校本的合理性。为学术界不再迷信阮刻，为产生能够代表我们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毛诗注疏》的新版本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对于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人们使用的多，而对这种新出现的校勘方法并未引起理论上的重视。李著认为，阮元的“校勘记”开创了中国校勘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即从“雌黄法”到“考异法”而进入了“校勘记法”。作者对阮元的校勘记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阮氏提出的“《正义》自为文”命题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对“疏不破注校勘理论的重要突破。”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从《毛诗注疏》中归纳出《毛诗》之例、毛传之例、郑笺之例、孔疏之例。这些“例”大大裨益于读者的阅读理解。阮元的校勘有很多“理校”。这种校勘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议很大。一般人恐怕不敢或者也不该轻易使用此法。但阮元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在《十三经》的校勘中大量地使用了理校。如何评价阮氏的理校，阮氏的理校得失如何？李慧玲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她的结论建立在大量的比对与再校的基础之上，客观而实事求是。此外，本着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阮氏一家，她把阮刻放在清代朴学兴盛、校勘大家辈出的大环境之中，进行集中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当年我把李慧玲招来上海攻读博士，有一个“初衷”就是希望她能把程俊英先生的衣钵传承下去，以为我这个不肖之生补过。她默默无闻地在《诗经》这个领域耕耘，不争名利、不求闻达，终成正果。这本著作就是一个证明。厚积而薄发，我相信她会有更多令人眼睛一亮的成果面世，程先生地下有知，也应该放心了。今年是程先生诞辰120周年，也是她去世第28年，我的这篇序文，也算是对她的一个纪念吧。

2021年10月10日

《序》二

吕友仁

笔者将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研究》读之一过，敢借用古人韩愈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部书：“惟陈言之务去。”传统的结论或看法，在李书中都要受到严格的检验。前人从未谈到的，李书则谈到了，是所谓发前人所未发；前人虽然谈到了，但深度不够，李书则予以补充和完善；前人虽然谈到了，但结论片面，与事实有违，李书则探赜索隐，拨乱反正。空口无凭，这里姑且举出若干例：

（1）在绪论中，作者对包括《毛诗注疏》在内的阮刻《十三经注疏》是善本的传统旧说提出了质疑，首次提出了阮刻《毛诗注疏》是于经学大有功劳之本但并非善本的的观点。而之所以说阮刻《毛诗注疏》并非善本，主要理由有三：首先，底本选择不当；其次，最佳的通校本未能使用；再次，误校和失校甚多。作者论证充分，使笔者不由不颔首折服。

（2）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中，针对学者普遍诟病的毛本，李书为独领风骚两个世纪的毛本作了实事求是的辩白。请看李书的下面一段论述：

笔者在核对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过程中，发现了70例十行本、闽本、明监本同误而毛本独是的例子。应该说，数量够大了。反过来说，十行本、闽本、明监本同是而毛本独误的例子，则绝无仅有。这么多的例子，至少表明毛本《毛诗注疏》不是如同上述诸家批评的那样，“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校勘亦不甚精”。特别是屈万里对毛本“其刻以北监本为祖本，既罕校正，又多新生之误脱，故上不逮闽监诸刻”的批评，就《毛诗注疏》来说，可以说是不实之辞了。

这是李书从实地考查中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3）在第三章《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两个版本系统》中，作者周密考查了《毛诗注疏校勘记》中带有〔补〕字标识的校勘记，对补校的功过作出了客观的、合乎实际的分析。作者驳正了严杰不无情绪化的、对补校全面否定的说法。作者也揭示了在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补校中确实也存在少量的“言行不一”现象，即校勘记的表述与《毛诗注疏》的正文不相吻合。作者的分析和揭示，不仅适用于《毛诗注疏校勘记》，而且对整个《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使用和研究，也具有导夫先路的警示意义。笔者认为，这一节文字是目前文献学界对补校研究深度最大的成果。

（4）在第五章中，李书针对阮元对于十行本的种种错误认识（这种种错误认识目前仍然广有市场），特地写了《阮刻〈毛诗注疏〉底本诸说之辨正》一节。根据文献记载和目验，李书指出：第一，阮刻《毛诗注疏》用作底本的十行本，并非宋本，而是元刻明修本；第二，探索了阮元之所以将十行本误作宋本的原因；第三，阮刻用作底本的十行本并非“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刻之祖是八行本；第四，对宋版十行本的问世时间作了大体的推定。以上四点，既有对前贤研究成果的继承，也有作者睿智的独特展现。本节文字曾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一期。

（5）还是在第五章中，作者鉴于单疏本《毛诗正义》虽是善本，但缺少前面七卷，造成遗憾。作者匠心独运，通过考查，提出了用魏了翁《毛诗要义》弥补阙卷的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案。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

（6）作者在第六章中的第一节“经书校勘领域的诸多创举”中，首先提出了经书校勘史的分期问题。作者将之分为三期：第一期，两汉至南宋，是谓萌芽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雌黄法”。第二期，南宋末年至明末，是谓过渡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考异法”。第三期，有清一代，是谓成熟期，其代表性校勘方法是“校勘记”。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独立思考，戛戛乎自成一家之言。

（7）在第六章的第二节，作者心细如发，通过周密考查，揭示出了中国出版史上“三校制”定稿的制度始于《毛诗注疏校勘记》，从而填补了我国出版史研究领域的短板。

（8）第六章第三节的标题是“《正义》自为文——‘疏不破注’校勘理论的重要突破”。这一节也是发前人所未发。学者之中，对于“疏不破注”，可以说无人不晓，而对于“《正义》自为文”，知道的恐怕就很少了。《易》注有云：“凡物，穷则思变。”“《正义》自为文”，正是“疏不破注”穷则思变的必然结果。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并加以论证，其影响不可小觑。窃以为校勘学、训诂学都会从这里受到启发。

（9）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作者针对阮元对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学术定位提出质疑。阮元将其《校勘记》定位作“大清朝的《经典释文》”。作者则认为，《经典释文》主要是注音之作，陆德明《经典释文序》的第一句就是：“夫书音之作，作者多矣。”可知《经典释文》和《校勘记》不是同类项，阮元那样作比，是拟非其伦。据笔者所知，李书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质疑。阮元对《经典释文》成书时间上的错误认识，李书也一并予以辩证。

（10）第七章的其他几节，作者分别对《毛诗注疏校勘记》的理校得失、失校、误校以及其他瑕疵进行了分类研究，我们知道，《毛诗注疏校勘记》的初校者是顾广圻，覆校者是段玉裁，主编是阮元。他们都是乾嘉时期的第一流学者。本书作者李慧玲，写此书初稿时不过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博士生，要对上述三位清代大学者写出的《校勘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谈何容易！

（11）第八章一共四节，节节新意扑面。相比之下，尤以“遗珠之恨之一——卢文弨”一节新意最多，值得先读。即以卢文弨而论，卢氏对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的完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即令把他置于“引用诸家”之中已经有点委屈他了，但竟然被阮元所遗漏，在“引用诸家”中一字不提卢文弨之名。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谜。从作者写的这一节文字中，我们看到作者辛苦地搜集、梳理文献，试图带领我们去解开这个谜，而作者也对“谜底”提出了自己如下的初步看法：

综合以上核查，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使用了卢文弨手校本的有八种，没有发现有使用痕迹的有五种。使用了的八种，是大经；尚未发现使用痕迹的五种，是小经。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方东树的话（按：方氏的话是：“抱经先生手校《十三经注疏》本，后入山东衍圣公府，又转入扬州阮氏文选楼。阮太傅作《校勘记》，实以此为蓝本。”），是基本可信的。由此又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中那些不提书名的“卢文弨曰”，当是出自卢文弨的《毛诗注疏》手校本。

（12）李书的附录也是阅读、研究《毛诗注疏》不可或缺的内容。拿“《毛诗正义》中《尚书大传》的异名辨析”来说，古今学者由于昧于孔疏的引经据典往往使用异名，因而或者误解或者不得其解者不乏其人。作者则以《尚书大传》为例，揭示了孔疏引经据典的使用异名之例，从而使学者在阅读、研究《毛诗正义》时又有了一条规律性的认识作指导。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李书是一部新意迭出之作，是阅读或研究《毛诗注疏》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此书的初稿是慧玲的博士论文，我爲杰人兄的悉心指导感到由衷钦佩，为慧玲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愿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21年10月15日

【绪论】

李慧玲

一、阮元及其经学成就

本书名《阮刻〈毛诗注疏〉研究》，其中的“阮”，谓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卒謚文达，《清史稿》有传。道光皇帝《御制晋加太傅衔致仕大学士阮元祭文》有“极三朝之宠遇，爲一代之完人”之语（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5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上栏。）《清史稿》本传说：“元博学淹通，早被知遇。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24页）。”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之语，窃以为阮元之所以被时人及后人念念不忘者，即在“立言”二字。具体地说，谈论清代经学的建树，如果就个人而言，恐怕首先要谈的就是阮元。这其实不难理解，试看今日研究经学的学者，谁人插架上没有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经籍籑诂》和《清经解》这三部大书？而这三部大书的主编不是别人，正是阮元。至于阮元在浙江办诂经精舍，在广东办学海堂，培育人才无数，姑且不论。晋代杜预自称自己有《左传》癖，同理，阮元可谓有经书癖。阮元一生研经、刻经，与经书有不解之缘。阮元不仅主编了上述三部大书，嘉惠学林，而且把自己的文集也命名《揅经室集》。其《揅经室集自序》云：“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室名揅经者，余幼学以经爲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道光三年，岁在癸未。阮元识（阮元：《揅经室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78册，第527页）。”非独此也，据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阮元之原配江夫人早逝，继室乃山东曲阜衍圣公宪增长女孔氏（《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一，第210页下栏），是直接与圣人后裔联姻也。而孔夫人在成婚之时，其妆奁别具一格，“压奁只用《十三经》（《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七，第302页下栏）”，诚可谓孔圣之后！阮元经学大儒，妻子则夫唱妇随，可成千古佳话。

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开编纂此类工具书风气之先。杨树达《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建议今日应着手编纂之书有三种，其一爲编纂名物制度丛考。杨氏云：“章实斋尝有言：‘文字事物见于古书者，逐字逐事汇为一处，此其事中材优为之，而智者得此，可以融会贯通，其有助于学术甚大。’从文字方面言之，阮氏《经籍籑诂》即用此法编成，其沾溉士林，爲益无量（见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由武汉大学宗福先等学者主编的《故训汇纂》，就是《经籍籑诂》的后起之秀。清季王先谦主编的《清经解续编》，则是阮元《清经解》的补编。至于阮元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至今日，犹爲海峡两岸经学界视为阅读《十三经注疏》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阮刻《毛诗注疏》是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的一种。或曰：阮元爲什么要刊刻《十三经注疏》？阮元在《研经室三集》卷二《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揅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㝷览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于南昌学，使士林书坊，皆可就而印之。学中因书成，请序于元。元谓圣贤之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兹卷首，惟记刻书始末于目录之后，复敬录钦定《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各提要于各注疏之前，俾束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淸儒学，远轶前代，由此潜心敦品，博学笃行，以求古圣贤经传之本源，不爲虚浮、孤陋两途所误云尔（《续修四库全书》，第1479册，第204页）。”在这里，在士人如何读书的问题上，大匠示人以规矩：“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这个“注疏”，指的就是《十三经注疏》。而《十三经注疏》是汉魏晋学者作的注，唐宋学者作的疏，其注其疏，“亦有是有非”，不可全盘接受。那麽，学者又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问题？阮元给出的答案是还要检阅清儒的经学著作：“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教科书，读者很多，影响巨大，而《古代汉语》就不止一次地谈到阮刻《十三经注疏》。在谈到古书的注解时，该书载有中华书局影印的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影印件，影印件下附有详细的解说文字。在该书的624页，又论述清人的古籍校勘情况云：“除了爲古书做注解和考证工作之外，清代学者还作了许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爲《十三经注疏》所作的《校勘记》，就是一例。《校勘记》除校正十三经正文的错误之外，更多的是校正注疏中的错误。（《校勘记》附在《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我们阅读十三经时，应该参阅）（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校订重排本）”爲了强调阅读古书注解的重要性，该书的625页又完整地征引了阮元“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的著名论断，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这表明，阮元的经学成就及经学思想，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可。

二、本书所说的“阮刻《毛诗注疏》”之界定

阮刻《毛诗注疏》，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的一种。阮刻《毛诗注疏》的传世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初刻本，即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成的《毛诗注疏》；一个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重校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其中的《毛诗注疏》，就是道光六年重校本。由于这个影印本爲今天学术界所普遍使用，所以本文所说的《毛诗注疏》，除特别注明者外，即以中华书局影印本爲准。

三、本文对阮刻《毛诗注疏》的评价

本文对阮刻《毛诗注疏》的评价，既有同于传统说法之处，也有不同于传统说法之处。

先说同于传统说法之处。

阮刻《毛诗注疏》问世以后，迄今将近两个世纪，赞美之声，不绝如缕。例如焦循《雕菰楼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赞美阮刻《十三经注疏》云：“校以众本，审订独精。于说经者，馈以法程（焦循：《雕菰楼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164页）。”张之洞《书目答问》卷一著录的第一部书就是《十三经注疏》，其注文在罗列殿本、阮本、明监本、汲古阁本之后云：“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刘秉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序》：“仪征阮文达公巡抚浙江，遂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作。刊本既出，海内学者翕然景从。其书博综群籍，罗列同异，考辨论断，咸可依据。徒以经旨渊深，卷帙繁重，虽集衆长，以求一是，间有牴牾，犹虚改削（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83册，第547页）。”屈万里《十三经注疏版刻述略》：“近世校勘最精而流布最广者，莫如阮芸台刻本（屈万里：《书佣论学集》，台湾联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229页）。”对于上述赞美之辞，笔者表示完全同意。

次说不同于传统说法之处。

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标点本《十三经注疏序》云：“清代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有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曾有覆刻。但广泛流行、共称善本的，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通称阮本（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此说可谓传统说法的代表。对于“善本”之说，作者期期以爲不可。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原因如下：第一，阮刻《十三经注疏》是一种丛书，而《毛诗注疏》只是其中的一种。《毛诗注疏》的校刻情况，并不等同于整个《十三经注疏》的校刻情况。因此，我们在评价阮刻的优劣时，不宜笼而统之，应该就各经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举例来说，阮刻《十三经注疏》所使用的底本不尽相同，《仪礼注疏》和《尔雅注疏》，是以单疏本作底本；《左传注疏》，是以八行本作底本；包括《毛诗注疏》在内的十种注疏，则是以十行本作底本（参见阮元《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第一条、第二条，《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86页）。以上三种不同的底本，屈万里先生经过认真研究，认爲最好的是八行本，其次是单疏本，最下是十行本（屈万里《书佣论学集》，第216-225页）。而底本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刻本的优劣。第二，就阮刻《毛诗注疏》来说，我们认爲，在所有的《毛诗注疏》版本中，阮刻《毛诗注疏》是最好的，最有权威，最爲学者信赖。职此之故，阮刻《毛诗注疏》风靡将近两个世纪，霑惠数代学者，功德无量。本人的些许经学知识也是拜阮刻之赐。但是，我们仍然认爲，阮刻《毛诗注疏》难称善本。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阮元《十三经注疏》之《左传注疏》成公二年，中华书局，1980年，第1894页上栏）。”尽管我们对阮刻《毛诗注疏》十分感念并受益良多，但是“善本”之名，却不可轻给。由于时代的限制，首先，阮元没有把底本选好；其次，最好的通校本缺位。这两条加起来，就构成了影响阮刻《毛诗注疏》成爲善本的致命伤。我们业已知道，阮刻是以十行本作底本，而且是以元刻明修的十行本作底本，并非以真正的宋本十行本作底本。阮刻使用的通校本，可谓多矣，详见其《引据各本目录》，此不赘。但细数阮刻使用的通校本，偏偏缺少了最有校勘价值的单疏本《毛诗正义》。换言之，阮元没有使用最好的通校本。众所周知，一座建筑物，如果基础没有打好，那就不是好的建筑物。同样道理，一个底本不好的刻本，称其爲“善本”也难免觉得牵强，再加上最佳通校本的缺位，问题就显得更爲严重。这两种缺陷，一定影响到了阮刻的校勘质量。有关阮刻底本、通校本的问题，本书还将专门展开论述，详见下文。在此，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没有找到最好的版本作底本，没有找到最佳的通校本，这并不是阮元的过错，更不是阮元学术水平的问题，最关键的原因是阮刻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致。

四、《毛诗注疏》经、注、疏、《释文》的合并过程

阮刻《毛诗注疏》是《毛诗》经文、注文、疏文和《释文》的拼合本。东汉之前，经文、注文、疏文和《释文》，都是单行的。孔颖达《毛诗正义》在书前“郑氏笺”下有段话：

汉初爲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爲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爲《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爲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爲之。其郑之笺，当元在经传之下矣（阮元《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注疏》，第269页中栏）。

可知《毛诗》的经文与《毛诗》的最早的注文《毛诗故训传》是各自单行的。东汉时期，爲了省去读者的“两读”之劳，就把二者合并到一起。谁合并的，孔颖达说“未审是谁爲之”，而段玉裁《毛诗诂训传定本·小笺题辞》曰：“传之与经杂厕，昉于何时？盖郑君笺诗时所爲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第574页）。”不过是推断之辞罢了，并无确证。

《毛诗》的注文是两家：先是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后是郑玄的笺。毛《传》曾经单行，而郑笺如何呢？《隋书·经籍志》著录《毛诗》二十卷，毛亨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隋书》误作“毛苌”，说详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通释》，《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765页）。孔颖达所谓“其郑之笺，当元在经传之下”之说，盖出于此。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进一步解释说：“郑玄作《笺》，则以笺文附于经传之下，又约卷爲二十。《隋志》著录二十卷，据郑氏本也。”这就是说，郑玄的笺，未曾单行，而是直接附于经文和《毛传》之后。由此可知，至少到了隋代，人们已经有了一个《毛诗》经文与《毛传》、郑笺三合一的本子了。

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学者又习称“孔疏”）作于唐初，《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皆作四十卷。这也是一个单行本。单行本的《毛诗正义》，刻于北宋太宗时（详屈万里《书佣论学集》，第216页）。今传世《毛诗正义》乃残本，缺前七卷。将单行本的《毛诗正义》散入到《毛诗》经注之下的是南宋的黄唐，时间是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此说是有案可查的。景宋本《礼记正义》黄唐跋：

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景宋本《礼记正义》，中国书店，1985年，第24册末）。

黄唐的头衔是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他所说的“六经疏义”，自然包括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在内。把《毛诗正义》和经注合并以后，起初人们把它叫作《毛诗兼义》，后来才叫作《毛诗注疏》。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序》云：“正义多附载经注之下，其始谓之兼义，其后直谓之某经注疏（阮刻《十三经注疏》，第1227页）。”。黄唐的这个《毛诗注疏》刻本，因爲每半页八行，人们习称之爲八行本。八行本是公认的善本。宋人刻的八行本凡六种，今天我们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可以看到的有《周易注疏》十三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礼疏》五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注正义》三十六卷，唯独没有《毛诗注疏》，盖佚失久矣，令人惋惜。

至于将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毛诗音义》也附载于经注之下，那是更后的事。据廖莹中《九经总义》，他刊刻九经时，用了二十三种校本。其中一种叫作“建本有音释注疏[学者引用此节时，习惯称此书为《九经三传沿革例》。实际上，溯其源，这是《九经总义》的文字。《沿革例》的主体部分就是原原本本的《九经总义》（说详吕友仁先生《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正误一则》，《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第186页）。此所谓“有音释”，就是有《经典释文》。这个有音释注疏的建本，屈万里说：“即后世所谓十行本者。是刻约当南宋晚年。刻者或非一家，迄今仅有数种，可知爲刘叔刚一经堂所刊而已（屈万里《书佣论学集》，第225页）。”这个十行本的《毛诗注疏》，就是阮刻《毛诗注疏》的底本。不过阮刻所用的十行本，不是宋本，是元刻明修本。详见下文，此不赘。

由上文可知，今本《毛诗注疏》，是一个经文、注文、疏文、《释文》四合一的本子。这样做的本意，是图方便，想省去两读、三读、四读的麻烦。孰料这样做的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去了旧麻烦，又来了新麻烦呢。阮元的《毛诗注疏校勘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处理好因合并而产生的纠葛。关于这一点，下文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五、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刻成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而汲古阁本《毛诗注疏》则刻成于崇祯三年（1630）。知者，《毛诗注疏》汲古阁本最后一页有一长方形牌记，上有篆文两行十六字：“皇明崇祯三年岁在上章敦牂古虞毛氏绣镌。”按《尔雅·释天》“太岁在庚曰上章。太岁在午曰敦牂。”可知“岁在上章敦牂”，亦即岁在庚午。而岁在庚午，亦即崇祯三年。从崇祯三年汲古阁本《毛诗注疏》的问世，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刻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的问世，汲古阁本《毛诗注疏》独领风骚将近两个世纪〔实爲186年〕。从阮刻南昌府学本的问世，截至今天，阮刻独领风骚也已两个世纪。而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无论是在文献资料的占有方面，还是在经学研究的成果方面，都远远超越了阮刻《毛诗注疏》问世的时代。有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促生一个新的、超越阮刻的、能够代表我们当代学术水平的《毛诗注疏》整理本呢？本书的写作意图，就是试图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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