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汉代士人普遍的情怀

作者：汪高鑫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5期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伴随着汉朝的建立、巩固以及国家统一给人们带来的休养生息，“大一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并受到士人的关切。士人们积极阐发“大一统”之义，颂扬“大一统”政治，描绘“大一统”愿景，为这一观念在后世深入人心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阐发“大一统”之义

经学是两汉的意识形态。随着西汉经学的兴起，作为社会心理集中表现的“大一统”思想开始由士人通过解经的方式予以阐发。其中，系统阐发者当属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派。《春秋》隐公元年开篇称：“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还认为：“王正月”之“王”，是指周文王；将“正月”系于“王”之后，是为表明采用的是周正，即周历。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诸侯国各自为政，使用的历法也不尽相同。在《公羊传》看来，《春秋》书“王正月”，蕴含了采用周正的思想，即是为了表达天下一统之意。这里的“大一统”之“大”当为动词，可以理解为“推崇”、“张大”、“肯定”等含义，而“一统”则是指从历法到政治的统一。

西汉公羊学宗师董仲舒依照《公羊传》的思路，由“王正月”推导出“大一统”，但在具体理解上与之存在较大差别。《公羊传》视“王”为周文王，董仲舒则认为“王”乃受命新王；《公羊传》的“王正月”是指奉周正，天下一统于周天子，董仲舒则以《春秋》作新王事，用夏正，进而认为天下一统于新王。此外，董仲舒还提出：新王受天命而王，需要通过改正朔、易服色，以报答于天命。董仲舒理解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天下一统于天子（新王），天子一统于天。他还认为《春秋》字无虚置，经文之所以首言“元年”，一定也蕴含深义，“《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又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即视“元”为天地万物之始。这进一步发展了其天下一统于王（新王）、王一统于天的思想，进而得出“天一统于元”的观点。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公羊传》砖  刘朔/供图

东汉公羊学集大成者何休对“大一统”之义的阐发，承继了《公羊传》和董仲舒的理路。不同的是，何休认为《春秋》经文开篇采用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句式，体现了“五始”之义，即“元年”为天地之始，“春”为四时之始，“王”为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何休赋予“元”以本体论意义，并明确它是“造起天地”之气。他还认为，“五始”之间存在着统属关系，以“元”统“春”、以“春”统“王”、以“王”统“正月”、以“正月”统“公即位”，五者各为一统，又“相须成体”，构成了天人一系的“大一统”宇宙图式。

颂扬“大一统”政治

在汉代士人看来，汉朝建立起统一政权的功业已超迈周朝，他们对“大一统”政治的积极颂扬，集中反映在正史和汉赋上。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正史，由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撰述而成。在司马谈看来，“论载”汉朝“海内一统”政治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是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司马迁则重申以颂扬汉代“大一统”政治为己任的思想：“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司马迁对汉兴以来的统一局面进行了描绘，同时明确指出如果不能对此盛世加以记述，而使当代君主“德不布闻”，是史家的过失。《史记》对汉朝的颂扬，主要表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上。《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明确指出藩臣的职责是承辅天子，并对汉武帝以推恩之法消除封国势力给予充分肯定。《史记》还对汉朝的富庶大加赞美，《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此外，《史记》对黄帝以来历代“大一统”政治也进行了颂扬。例如，《五帝本纪》对黄帝时期“万国和”的政治进行了描绘，《夏本纪》记述了禹迹九州说和“五服”制，虽然带有美化的成分，却也体现了作者对统一王朝的倾慕。尽管《史记》对秦朝实行酷法与暴政多有批评，却仍肯定其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秦始皇本纪》详载秦始皇刻石颂统一之经过，也蕴含了对秦朝统一事业的表彰。

以“宣汉”为撰述旨趣的《汉书》，更是高度重视彰显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兴盛局面。《刑法志》言：“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汉书》的本纪、列传详载西汉治下帝王将相和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各色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汉书》“十志”对历代特别是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作了系统梳理，展现出“大一统”时代典章制度的辉煌。

汉代文学以赋最负盛名，各家赋的创作旨趣不尽相同，却都对当时的“大一统”政治有所反映。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与《上林赋》，前后相距10年，虽寓意不同，却相互连贯。《子虚赋》叙述楚臣子虚与齐臣乌有竞相夸赞楚、齐之盛，作者虽为楚、齐共存于汉朝而感到欢欣，但更多的是对诸侯势力强大影响国家统一的担忧。《上林赋》一方面斥责藩王“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另一方面描绘了西汉辽阔的疆域、丰盛的物产、繁华的都市和华美的宫苑，颂扬西汉王朝的恢宏气象。扬雄《甘泉赋》表现的则是天子郊祀甘泉宫的盛况，以及甘泉宫建筑的豪华。即便赋中讽喻意味明显，却也颂扬了西汉王朝“同符三皇，录功五帝”的功业。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前者旨在颂扬，后者讽喻色彩浓厚，但都是通过对京畿环境、国都繁华、宫殿华丽以及游猎、节日盛况等的描绘，展现出汉朝国都长安与洛阳的繁华豪迈和国家的富足强盛，可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描绘“大一统”愿景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所谓“王者一统”，是建立王者独尊的“大一统”政权。董仲舒认为，“王者一统”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他在《春秋繁露》中进行了大力宣扬：《立元神》篇认为君主乃国家之“元”，万物之“枢机”；《深察名号》篇认为“君”号蕴含有大始、本原、权威、温暖、群首之义；《为人者天》篇明确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的主张。司马迁的《史记》从体裁体例到记述内容，无论以十二本纪论“王迹”作为全书大纲和主要记述对象，还是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分别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以及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为撰述旨趣，都宣扬了“王者一统”思想。《史记》重视表彰尊王：《自序》陈述作《越王勾践世家》因其能“灭强吴以尊周室”，作《田敬仲完世家》则因其能“嘉威、宣能拔浊世而独宗周”；在《西南夷列传》中，称赞滇王“置吏入朝”归附汉朝。同时，《史记》还抨击挑战君王权威、分裂国家的行为。如《东越列传》记越王余善反汉自立“至大逆”，最终“灭国迁众”；《吴王濞列传》说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是“卒亡其本”、“亲越谋宗”；《淮南衡山列传》指责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却“谋为畔逆”，结果落得个“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的下场。

所谓“思想一统”，就是要改变“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危害“一统”的思想局面。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作了系统论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司马迁也强调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是调和并统一“六经”经传的说法；“整齐百家杂语”，是统一诸子的说法。董仲舒与司马迁虽然分别从经学与史学立场出发，但目的都是要协调整合学术思想来维护西汉的“大一统”政治。

所谓“夷夏一体”，是推动民族融合。汉代公羊家有着丰富的以夏化夷理论。《公羊传》突出夷夏之别，却又强调“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将礼义文化作为划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辨别夷夏的观点，同时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要以仁爱之心对待尚未归化的“蛮夷”。何休以“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来解说《春秋》三世说，认为“所传闻之世”存在中国与诸夏之别，“所闻之世”开始有夷夏之辨，而“所见之世”时夷狄已融入华夏，“夷夏一体”的理想得以实现。汉代史家的“夷夏一体”思想也很丰富，司马迁《史记》纳“四夷传”于七十列传之中，即是在史书编纂体例上体现了“夷夏一体”。《史记》还提出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如《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诚如《吴太伯世家》所言，“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班固同样主张德化四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明确主张实行“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民族政策；《萧望之传》肯定汉天子待呼韩邪单于位在诸侯王上之礼的做法，认为有利于四夷乡风慕化。

综上可知，汉代士人积极参与到阐发“大一统”之义、颂扬“大一统”政治和描绘“大一统”愿景中，追求“大一统”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普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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