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刚 著《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 》出版暨导论、前言、后记

书名：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  （清华哲学文库丛书）

作者：赵金刚 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639220

时间：2023-10-01

内容简介

本书以“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为题，关切价值原则、伦理原则在现实世界的展现，以及价值原则本身的发展。在思想的实际发生脉络中，“原理”与“历史”始终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原理参与对世界的塑造，在世界的变化中，原理也实现了自我发展。同时，思想自身具有发展动力，这一动力内在于思想自身的张力。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发展，同样兼具原理与历史两个向度，如何在新的历史世界中，使思想获得活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是本书的核心关切。

作者简介

赵金刚，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宋明理学、春秋学。著有《朱熹的历史观》，整理古籍《春秋尊王发微》，发表《朱熹历史观中的“理势”问题》《孟子与诸侯》《主宰谓之帝》《朱子思想中的“鬼神”与“祭祀”》等多篇论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朱子理学中‘气’的思想”、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孟子：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荣获北京高校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

目录

上篇 儒学与历史世界

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以唐代维州事的评判为例 /3

儒学原理的具体化——读《与“汉道”》 /15 

从“有贬无褒”到“《春秋》尊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思想与注释手法 /23 

程颐《春秋传序》疏解及朱子对其的理解 /39 

“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哪吒”背后的古今人伦 /50 

《左传》中的“仁” /60

“明器”可能的义理诠释 /69

中篇 哲学与思想动力

体性与体用 /83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 /92 

《朱子语类》与朱子学 /103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118 

从生死考验到道德觉悟 /135 

万物一体与孔氏家——何心隐“友伦”诠释的哲学维度及其现代意义 /149 

从庄子的“混沌与知”出发——冯友兰先生对道家思想诠释的一个视角 /159 

张岱年先生的张载诠释 /169

下篇 传统与现代世界

列文森的“剃刀”——传统文化与普遍性 /181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 /195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挑战 /207

元亨之际的文化思考——陈来先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19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 /235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 哲学研究 /255

附录

从“赵氏孤儿”到“赵氏孤儿” /269

格物与天理——朱熹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277 

青年王阳明 /288 

互联网时代的存在物——《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现代重构 /293

后记 308

导言

一

晚近学界有所谓“哲学史”和“思想史”之争。从学科建制上讲，国内综合性大学往往有独立的哲学学科，而思想史研究则附属于历史或中文。如在大陆，很多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在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有思想史研究室；而在台湾，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往往被放置于中文系的思想史当中——当然,这背后还涉及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国内学界,哲学史与思想史之争，往往产生在哲学出身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与有历史、中文背景的思想史学者之间。当然，海外学界的论争情 况或许与我们有些不同。

其实，哲学史本身也属于思想史，与哲学史产生“争”的并不是思想史本身，而是“坏的思想史”，即用思想以外的内容解构了思想本身的所谓“思想史”研究。在这重意义上，“哲学史”更强调对思想概念本身的厘清、注重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但这样的哲学史也有可能导向“概念的游戏”，脱离作为概念、观念主体的活生生的思想者而“空转”。“好的思想史”应当注重思想本身而又能够用与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的其他要素丰富对思想的理解，“哲学史”也应当与“好的思想史”合作，更深层次地理解人的精神生活——或许哲学史研究本身就应该成为“好的思想史”当中的一个样板，既注重概念、观念的清晰化与逻辑性，又能在“背景”与“底色”中将概念、观念呈现出来，让读者透过这一呈现,把握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世界。

当然，哲学史也应当与思想史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哲学史从其自身特点来讲，会更加侧重“大传统”，关注所谓大人物的思想，强调大人物对于历史与社会的意义。而思想史则有一路，能够关注“社会思想”“社会思潮”，试图挖掘普罗大众的思想形态。这就涉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特别是二者的互动。当然，二者能形成“良性互动”是需要条件的。

首先是材料的丰富性，特别是“小传统”的材料，越是早期思想，小传统的材料可能越不易得，而越是靠近现代，“小传统”的材料越是汗牛充栋，甚至让研究者“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仿佛随便抓一点儿东西，就可以对“小传统”进行“侧写”；而“大传统”一方，对材料的解读往往容易套路化，某些大人物已经被研究得很多，“捡漏”甚至都变得困难了，就使得某些“大传统”研究难见新意——对于“大传统”研究，或许有时需要更多的范式、视角转换，一旦换了视角，或许就能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则是研究的深入性，研究者既需要对“大人物”有深刻的把握，也需要对“小传统”有细致的观察，而此两者往往不可得兼。或许这就需要哲学史学者与思想史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对“共同问题”展开“对话”。这就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现代学术在祛除神圣性、将一切历史拉平为世俗历史的同时，也在不同领域之间树立了高高的壁垒，似乎越是专业化，壁垒就越高，越是专家就越带着警惕的目光，审视进入自身领域的“外来者”。史华兹曾把思想史或比较思想史看成不同的思想家就共同关切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展开的跨时代或跨文化的对话。今天的“问题意识”很多，能否让不同学科的学者注意到“共同”，或许需要一些工夫。

最后，在“对话”的同时还需要避免“偏见”。有些“小传统”的研究者希望用“显微镜式”的研究解构“大传统”，特别是希望打掉大人物的神圣性，证明大人物的所谓创见，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早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殊不知“大传统”与“大人物”如何在历史当中沉淀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历史是有其选择机制的，而这一机制又往往不是“成王败寇”能解释得了的。其实，某些“大人物”也是后世“激活”的，但这些人何以能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并不是所有小人物都有被激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有些“大传统”研究者却又特别不在乎“小传统”，觉得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东西。在我看来,“小传统”值不值得观看、哪些东西值得观看，可以讨论，但一旦不去“看”，就有可能丧失很多思想的趣味，将思想史、哲学史的故事讲得干瘪——对于我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学者失去“讲故事”的能力，将学术仅仅变成学术术语的堆砌，此种学术生产很容易，但也容易成为死的学术。

要符合上述条件，先需要有人愿意尝试，而这在所谓现代学术中需要“打破” 很多东西，特别是走出一般学术生产的舒适区。或许某一方有人可以先试图迈出一步，让大家看看，看看“之间”是否存在可能——好在很多人都已经迈出了这 一步。

二

陈来先生认为:

我所使用的“思想史”概念，主要是在History of Ideas或History of Thought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史，是和学习“如何思想”互为一体的。因此，思想史要研究我们的前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人心、知识、信仰的理解，研究他们表达或构成这些理解的概念、命题、体验、论证，研究文化的经典、对于经典的诠释以及各代人经由与经典的对话而产生的思想，研究前人对理论、价值、信仰的建构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如何前进和增长，以便使我们今人在进行“思想”的时候能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站在前人思考的平台之上，在吸取前人思想的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我们面对的挑战，并推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研究这些思想内容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理论思维特点，理解核心概念和价值对于文明的规范性作用，理解文明整体和文化传统的特质。

具体到哲学研究，我将陈来先生此种研究称为“动力学的哲学研究”,或者直接称为“哲学动力学”。即关注哲学是如何发展的：前代哲学家的思想有哪些张力，推动了哲学自身的前进? 前代哲学有哪几片“乌云”，需要后代在清除乌云的过程中创造全新的蓝天? 贯穿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持续性的问题，促使一代 又一代哲学家不断地思考?

列文森认为“思想史是人们思考的历史,而不是思想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一表述特别有哲学兴味——思想的历史本身应当是人们思考的历史，而不应把人从思想当中泯除。而只要看到是活生生的人在思考，而不是上帝在思考，那或许就不会有颠扑不破的、终结的哲学体系。思想者总有其不愿接受的东西，总有其焦虑，或者说思想者都是有性格的人，这样的人思考出的思想或哲学，就不会是全知全能形态的。但大的思想家是可以经受得住检验的，是可以促进人类对于本源问题的理解的，哪怕他们的理解后代认为有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而否认他们的伟大。后代所谓的问题，有可能是后代没有理解伟大，也有可能是创造性的误读，还有可能是“制造问题”——后世大的哲学家往往是创造性的误读者和制造问题者，后世大的哲学家往往不会藐视、否定前代大的哲学家的伟大，或许嘴上会，但在心底前代对后代可能构成“影响的焦虑”,而这也可能本身就成为动力。

正是在问题的基础上，哲学才进一步前进——问题是动力产生的起点。没有颠扑不破的、终结的哲学体系，才是哲学本身的魅力，哲学就是哲学史，需要从哲学发展的动力角度去理解。但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的角度，还可以多说一句，促进哲学发展的问题，可能超越哲学本身，大哲学家的焦虑可能是全体社会共同的精神气质的反映。我总以为哲学家是内心敏感的人，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正因为敏感和在乎，才有问题。“人们思考”，人们总是带着自身及时代的问题不停地思考。能够让思考不停下来的，就是动力。

今天对于中国哲学来讲，对经典文本、重要哲学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当代中国学人面对粗糙的哲学史叙事展开学科的自我成长，对于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理解中国哲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还是“静力学”研究，是以静力应对简单粗暴的动力学的一种方式。今天的中国哲学界是国内最具活力的人文学科之一，这突出表现在哲学的建构上，自陈来先生提出“仁学本体论”之后，各种哲学努力不断涌现。但在哲学建构的同时，能否同时推动“动力学的哲学研究”呢? 在静力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在哲学建构带来的哲学深入思考上，能否再次回归“哲学史”，看到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内在的前进动力呢? 其实无论是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还是丁耘教授的“道体学引论”，都潜藏着“动力学”，一种以“哲学”引领的动力学叙事。但或许在此之外，能够有更加“哲学史”的动力学研究，有结合了好的思想史的“哲学动力学”。张志强教授特别表彰章学诚“源流互质”的方法,他以为：

“源流互质”的方法论,就是历史性的、动态的把握历史的方法，它强调历史根源与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一方面历史发展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根源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对历史根源的认识又必须不断地将历史的发展统摄于自身的根源当中，使历史在根源与发展的互动当中赢得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不断从根源中创造出新的主体状态和新的历史局面来。

以“哲学史”的“动力学”来看，对于前代的不断诠释、深入的理解，正是在前代哲学问题推动哲学本身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对于前代的诠释与理解需要对“历史绵延中的当下”的思想问题有足够的把握，这本身也构成了当代的哲学。“原理”塑造“哲学史”，“哲学史”也不断地丰富、敞开“原理”，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把握并创造活生生的“哲学”。“哲学动力学”需要看到活生生的人拥有的活生生的问题，能够欣赏问题，理解问题——或许称得上完美的只有动力本身，只有生生不息的哲学史本身。

三

“史”不离开“经典”，而将“经典”置于脉络当中，在哲学史/思想史脉络中定位、把握思想家及经典文本，理解思想家与文本的“特征”，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理解思想展开的内在动力——斯所谓“哲学史”。对于中国哲学来讲，需要以史来“通古今之变”，以哲学来“究天人之际”，以自身学术训练来“成一家之言”。

我以为，贯穿中国哲学史的有四组问题，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动力。

首先是孔佛或三教问题。这涉及中国哲学史上三个主要流派之间的争衡与融合。儒家以仁爱为核心，道家以自然为境界，佛家以平等为追求，儒释道三教深入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样态。但哲学史上，这三家究竟如何影响具体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前进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特别需要好的、精致的叙事将其讲明白。讲明白三教问题，或许也就有了一种新的哲学叙事——当然对于其他三个问题亦然。对于我来讲，在三教问题上，我更关注经学、佛学、理学的“倒三角”关系，即佛教对汉唐经学到底提出了哪些挑战，使得儒家不得不回应? 理学是如何在保持儒家价值的基础上，应对佛教挑战的? 理学究竟是如何有机融合佛教的?

其次是朱陆问题。这涉及价值主体与外在知识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究竟如何平衡? 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自身往往容易偏向一边，而一个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往往容易在两者中间犹疑。章学诚以为，“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这一“千古”是包含当下的。

第三是汉宋问题。这涉及经典诠释与义理阐发的关系，而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其纷争不亚于历史时期，甚至构成了当下的热点问题。过分强调经典诠释，容易使得哲学变成某种技术活儿，而悬空的义理阐发又容易变成形式的正确。“礼义”与“人心”的平衡或许也在其中潜藏。

第四是经史问题。这涉及永恒原理与变动历史的关系，陈来先生以为，“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指出最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向，历史则提供了应付各种冲突的有效方法”。强调经或哲学的人，往往对永恒原理有独特偏爱，而研究历史者，往往喜欢事件的流变。过分地关注变动的历史，极端则会有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永恒原理，则有可能导向教条主义。二者之间的平衡，是我当下最大的思考焦虑，能否协调二者的关系，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最关注的一个点。

这四组问题是我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切入，也是我试图理解中国哲学的哲学动力的着眼点。本书所收各篇文章，是我这一个时期以来“发散”的写作，但很多文章的根本关切都与这些问题以及我上面讲到的思考有关。本书题名为“从历史世界到思想世界”是对陈来先生《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书名的一个“颠倒”，书名的颠倒，并不意味着旨趣、方法的不同，只是在强调自己独特的兴味罢了，即我对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兴趣首先发生在历史世界。但进入历史世界之后，变动的历史背后的偶然性又使得我不得不进入思想世界，试图对必然性有所把握，而即使进入哲学研究当中，我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观照，更是我对很多问题思考的立足点。而这二者的结合，使得我更在乎“之间”，对于哲学的动力学发展有特殊的兴趣。这也是我逐渐强调上述问题作为推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动力的“心路历程”。

本书上篇题为“儒学与历史世界”，即是期待能在历史图景中理解儒学的原理。例如《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就特别关注经史问题，关注儒学原理在历史中的活生生样态；而《“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一文则从当代出发，关注儒学原理的现代命运。本书中篇题为“哲学与思想动力”，所收文章均含有“思想史”关切，关注思想史背景下的哲学诠释。如《“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特别关注上述经学、理学、佛学的关系问题；《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则关注朱陆问题,关注何以从朱子学而导向阳明学这样一种朱子学的反动。下篇“传统与现代世界”则特别关注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研究，也即现代历史世界中的传统思想。如《列文森的“剃刀”》一文关注列文森对于儒教中国的理解，并试图回应列文森的普遍性质疑，后面三篇文章虽然写作在此文之前，但当初的问题意识，却与我对列文森的阅读感受密不可分。附录所收，则是一种“印记”，代表了我在这条路上一些不成熟的“言说”。

本书不可能对“哲学动力学”给出满意的回答，只是试图以我的写作将之呈现出来。或许未来会有更多从动力学角度做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序言

金刚把这部书稿给我并嘱我作序已经快两年了。这是我第一次为人作序。迟迟未动笔的原因，除了忙于事务，更重要的是不知如何表达才能不辜负金刚的嘱托。

金刚这部书，结集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两个阶段的治学成果。金刚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哲学动力学”研究。他对“哲学动力学”是这样定义的：

“思想是活的、观念是活的，活生生的人赋予了思想鲜活的动力，哲学家的焦虑和哲学思想的内部张力最终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对于一个哲学史研究者来说，重要的就是发现‘动力’，并在动力的推动下促进哲学的前进。哲学或许没有终结，只要活生生的人还存在。”

我理解，他所说的哲学动力学，就是将哲学史研究视为激活哲学作为思想的活力的学术程序。哲学史的探寻让哲学重新活在当下、重新成为思想创造力的源泉。金刚的追求，本应该是哲学研究的本怀和使命。哲学本应该是一种人人具有的能力，一种与存在之整全发生应合的能力，一种从一切中发现一的智慧和激情。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知识领域，更是一种激发创造的潜能。这种创造是所有伟大人物的标志。这些伟大人物不仅包括那些追求真理的天才，更有在道德创制中开辟大群事业的圣贤。金刚将哲学史作为哲学动力学，不仅恢复了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本意，更为重要的是，也让哲学恢复了其应有的尊严。金刚的“哲学动力学”自觉，向我们展示的也正是他身上沛然莫之能御的知识创造和道德创造的激情。

金刚是我见过的最热诚的青年学者。他在工作上勇于任事、从不惜力，在学问上扎硬寨、下硬功，在生活中朋友遍天下，有求必应，就象一架永动机，时刻都奔涌着不竭的能量。支撑这种热诚的，我想正是他在“哲学动力学”中体现出来的不隔别、合内外的道德激情。学必求其应于身心，事必期其扩充胸怀，做人与做事、治学与应世，都是事上磨炼的为圣功夫。金刚的“哲学动力学”应该说也是他为人为学精神的集中呈现。

金刚书中一个核心的学术意图，就是打通思想史和哲学史。这种打通，实际上在他提出“哲学动力学”概念之际就已经实现。海德格尔为西方哲学史返本开新的结论，就是恢复哲学作为思想的本真面貌。不过，这种思想，不仅仅是沉思，还是孟子所谓“思诚”。因此，思想是一个动词。真正的思想者都是在他的时代开显天地之德、进行文明创造、开辟历史新局的人，而能够实现这种创造的人，无疑都是能够体征“一即一切”智慧的人。哲学是思想之为思想的根本，哲学是思想的思想。

最后，衷心期望金刚能在“哲学动力学”的道路上，不断创造，不断取得新成果。我们热切地期待，金刚能以他的“哲学动力学”开辟出一片哲学新事业。

是为序。

张志强

2023年8月27日

（序言作者张志强近照）

后记

本书所收的文章从我在北大读书起，包括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期间和在清华哲学系前三年的一些成果，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这些年的一些思考。曾经一度觉得自己这些年写的文章特别“散”，好像读到什么、想到什么、有什么会议的契机，于是就写了。但当把这些年的写作收集起来看时，却发现还是有自己一贯的问题意识在其中。这些年的研究，比较明显的三条线，是朱子学、孟子学和唐文治思想，但与之并行的则是对历史哲学、思想史的持续兴趣，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的思考，而贯穿其中的则是本书导言讲的“哲学动力学”。

其中对历史哲学的关注，和我当年对专业的选择有关。2005年我第二次高考，北大当年在河南只招哲学不招历史，于是我就没有纠结地选择了哲学，但读书期间，究竟在哲学里选择哪个二级学科，则经历了一番纠结。最终使我走向中国哲学道路的，是我遇见的那些老师，先是在大一上了张祥龙老师的“哲学导论”，大一下则是杨立华老师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就是陈来先生。其实最早听说陈老师是因为中文系的蒋绍愚老师，大一上学期上“古代汉语”时，我跟他说我对儒学感兴趣，他说你应该看陈来老师的书，之后的“西方哲学史”课上，吴增定老师跟我们讲，要做学问，就要好好看陈老师的书，特别是《古代宗教与伦理》。那时候还没有机会见陈老师，直到他从美国回来，才旁听了他给硕博开设的《朱子语类》读书班。关于这一机缘，我在《朱熹的历史观》的后记中曾经讲过。虽然选择“哲学”，但对历史的爱好却一直萦绕于心，在读中国哲学之余，历史是我最大的学术兴趣。当然，由于现代学科的壁垒，我不可能像历史学学者“那样”做历史，只能把历史当成关切，在历史与哲学之间寻找道路。这些年我经常开玩笑，我是在和做历史的比哲学，和做哲学的比历史，或许就是讲这“之间”的“无奈”。本科期间还上过吴增定老师的“历史哲学”，讲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就是在历史之上思考哲学，用哲学的方式讲好历史故事。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可以视作此种尝试。

对思想史的兴趣则和在哲学所的岁月有关，哲学所当时每周三返所一天，返所日是老师们敞开了交流聊天的日子，每位老师都会谈自己对学术的独特理解。当时发言最多的是张志强老师，他是中国哲学领域对思想史最为关注的学者，也注意用思想史丰富对哲学问题的了解，特别强调“源流互质”，而他的这些想法也影响了我对问题的思考模式。年轻人本就喜欢“大历史”叙事，如何在哲学概念分析的前提下，把那个思想底色的意义突显出来，看到活生生的思想者与活生生的概念，成了我那些年的一个思考点。当然对于志强老师的观点，我还没有很好地消化，这或许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段。

对传统文化当代命运的思考，似乎是一开始自觉从事传统文化研究时就有的，当然北大儒行社的支教实践促进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观察，特别是儒学如何在当代“活”并且“活生生”这样的问题，一直促使我不停地思考。我曾经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悲观过。化解悲观的首先是自己的家庭生活，让我在其中领会儒家的当下性，当然这只是个体的感受，每个人的个体感受不同，其实会导致他们对儒家的态度。槟城之行对化解我的悲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槟城我感受到了活生生的现代儒家社会，儒家的社会理念顽强地、“创造性”转化地与当地、当代社会融合，使得我对儒学的未来产生了神秘的信心。儒学的当代命运，对于当下中国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这一问题或许将要长时间持续下去，直到人们不再把他当成问题。

贯穿在上述问题中的，就是我一直想讲的“哲学动力学”——思想是活的、观念是活的，活生生的人赋予了思想鲜活的动力，哲学家的焦虑和哲学思想的内部张力最终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对于一个哲学史研究者来说，重要的就是发现“动力”，并在动力的推动下促进哲学的前进。哲学或许没有终结，只要活生生的人还存在。

三年疫情，或许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感觉——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产生大哲学家，这是一个会诞生大哲学家的时代。希望能用我微不足道的一点工作，为召唤大哲学家的到来贡献一分愿力。

哲学是活生生的，我对哲学的理解总逃不掉对自己生活的理解。

当责编梁斐让我返回本书遗留问题时，我突然想在扉页上加上一句话：“生命是永恒的共在——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对儒学有一个理解——复数的人，非个体的人，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在战斗，他总是在“世代中生成”，并体现着连绵的世代。我在，我的那些亲人也一起在。奶奶在我很小时去世，爷爷在我高考后离世，前年爱人姥爷离世，去年姥爷也离开了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中年人被夹在中间，但“老”似乎每天都可能跟我们告别。他们在世时，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记忆”，他们不在了，却常常想起些什么，常常想起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莫名其妙地感动。“永恒的共在”或许是我对自己的一种安慰，我能留下些什么，是他们在的一种证明。

但，生命毕竟是“生生”的，“下有小”则是另外一番感受，一晃那个丫头已经九岁了，她的成长带来的则是我对生命的另一种感悟，还是记忆的唤醒，越是面对她，越是感到父母把自己养大不容易。当然，对于我来讲，最不容易的是妻子，我总是处在“丧偶式抚养”的状态，有时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好像比跟孩子还久。她对孩子的成长付出的太多太多，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或许能够证明她辛苦的，是丫头未来的状态。感谢她以及父母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感谢我的父母、岳父岳母对于家庭的付出。

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师长们，他们对青椒的支持，是我成长的动力；感谢我的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吵架，往往能吵出思想灵感；感谢我的同事，包括哲学所的同事、人文学院的诸位，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学术支持，感谢两家单位所提供的良好的学术环境；同事也包括挂职绵阳的挂友与游仙区组织部的同仁，他们让我从另一个视角理解了当下中国，看到了最真实的基层；感谢我的学生们，教学相长，教学的确耗时间，但在一遍遍讲问题的过程中，在你们的提问中，总是能获得对问题新的理解。

本书的最终成书，特别感谢刘大钊、叶芳舟、王天煜、何明阳、刘健时几位同学，他们最终帮忙核对了引文和文章的内容，特别是叶芳舟，从头到尾通读了全书，对错误多有改正。

感谢责任编辑梁斐对本书的付出，也感谢各篇文章编辑和杂志社对我的支持。感谢清华文科出版基金和清华哲学系对本书的资助。

本书所收文章发表情况如下：

《义利之际：道德原则与历史判断》发表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9期；

《从“有贬无褒”到“〈春秋〉尊王”—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的思想与注释手法》发表于《哲学门》总第27辑；

《程颐<春秋传序>疏解及朱子对其的理解》发表于《二程与宋学——首届宋学暨程颢程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父子相敬”与“父子相亲”》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2期；

《<左传>中的“仁”》发表于《宜宾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明器”可能的义理诠释》发表于《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体性与体用》发表于《中国儒学》2020年辑；

《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4期；

《<朱子语类>与朱子学》以《类编与思想诠释——<朱子语类>与朱子学》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6期；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发表于《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

《从生死考验到道德觉悟》发表于《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万物一体与孔氏家》以《何心隐“友伦”诠释的哲学维度及其现代意义》为题发表于《哲学动态》2022年第4期；

《从庄子的“混沌与知”出发——冯友兰先生对道家思想诠释的一个视角》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张岱年先生的张载诠释》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列文森的“剃刀”》发表于《开放时代》2023年第5期；

《儒家伦理与社会儒学——儒学义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5期；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

《元亨之际的文化思考——陈来先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表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走向世界与未来的朱子学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年鉴（2015）》；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有些文章发表时有所修改，本书则尽量保持文章原貌。

本书附录所收则是自己学术路上的一些痕迹，不能算作学术文章。《互联网时代的存在物》是我2008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课上的习作，是自己最大胆的一次写作尝试，希望以拙劣的改写去理解本雅明的思想。《从“赵氏孤儿”到“赵氏孤儿”》《青年王阳明》《格物与穷理》则是三个普及性的讲座的整理稿。《从“赵氏孤儿”到“赵氏孤儿”》与电影有关，与当时对故事的阅读的体会有关。《青年王阳明》最早是应时任中山市团委书记丁凯同志邀请所作的一个讲座，内容大量参考了杜维明先生同名著作以及张志强老师的讲法，是我对阳明真正体会的一个开始。《格物与穷理》则是应干春松老师之约，在什刹海书院做的一个讲座，希望能对朱子学有一个普及，当然这个讲座背后潜藏着我一个野心，即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物”能做一个系统的思考。将这几个“东西”放在这里，是想留下些标记，或许他们将成为未来新的方向的“路标”。

赵金刚 

2023年8月18日夜于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203室